青春女性的獨特情懷──「五四」女作家創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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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04-04-11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李玲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五四」女作家雖然廣泛關注社會現實，但其創作中表現最深刻、藝術創造最成功的，則是她們自己作為現代最先覺醒的青春女性的獨特情懷。本文以中國女性文學和「五四」文學為背景，從重返社會公共生活領域、母女親情、童心世界、女性情誼、性愛意識五個方面考察「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懷及其審美表現，從而探究「五四」女性文學開創中國現代女性文學新傳統的思想、藝術價值。認為「五四」女性文學雖然並非自覺的女性主義創作，但第一次全面展示現代女性初步走出男權藩籬時的獨特心聲，卻燭照出女性生活中許多始終不被注意的側面，開啟了女性文學的許多嶄新話題，激烈否定了封建男權傳統，是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珍貴源頭。


「五四」女作家主要有陳衡哲、冰心、馮沅君、廬隱、凌叔華、石評梅、蘇雪林、陳學昭、陸晶清、白薇、濮舜卿以及丁玲等。在中國文學史上，「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以群體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說女性心聲。她們在理性觀念上有自覺的婦女解放意識；而在深層心理上，其人生體驗又呈豐富複雜的狀態。她們雖然廣泛關注「五四」社會現實，但其表現最深刻、藝術創造最成功的，則是她們自己作為現代最先覺醒的青春女性的獨特情懷。本文從創作實踐入手，著重考察「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懷及其審美表現，從而探究「五四」女性文學開創中國現代女性文學新傳統的思想、藝術價值。

一

「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1]。是否介入社會公共生活，實際上是體現女性思想素質、決定女性歷史命運的一個婦女解放的根本問題。中國古代女性文學中的婦女生活和女性內心世界絕大多數都在家庭倫理關係、男女兩性關係以及日常生活瑣事中展開。只有到「五四」時代，婦女解放成為先進思想界的廣泛共識後，女性文學才第一次大量表現了婦女對社會生活的干預、思考，使婦女對社會生活的介入成為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文學母題。

「五四」女作家大多數是中高等學校的學生、教師，作家的生活視野決定了「五四」女性文學更著重於抒寫女性初步重返社會公共生活領域時的心路歷程，而較為忽略她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現實情形。「五四」女作家在直面廣闊的社會人生時，首先表達了覺醒女性把握自身命運的自覺意識、表達了她們服務社會的人生理想，同時也真實地袒露了她們追尋這個理想過程中的種種精神困惑。

　　女性要重返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爭得做人的權利，首先必須收回自己把握命運的權利。第一位以昂揚的氣度高唱把握命運之歌的現代女作家，是陳衡哲。「……世上的人對於命運有三種態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2]「造命」相對於「安命」和「怨命」而言，是主體對生命意義和生存方式的主動把握。這種蘊含著現代個性主義內涵的人生觀，徹底否定了卑弱順從的傳統女性意識，使陳衡哲的創作獲得了剛健豪邁的力度，有別於偏重婉約的傳統女性文學。在詩歌《鳥》、散文詩《老柏與野薔薇》、《運河與揚子江》以及童話《小雨點》中，陳衡哲通過童話思維和象徵手法的普遍運用，把激揚的浪漫主義情感外化為一系列具有高度生命自覺的擬人化動植物形象，達到了藝術地表現情感的審美基本要求。但簡單的類比對照和隨意的擬人化處理，也使其中多數藝術形象仍然跳不出作者思想情感傳聲筒的窠臼，顯得單一、平面化。因而陳衡哲高唱「造命」之歌的創作難免質勝於文。

重新建構主動把握命運的現代心理範式，女性才可能以人的自覺去參與廣闊的社會生活。冰心、石評梅、陳學昭等「五四」女作家，都在自己的創作中正面抒發了肩負社會責任的主人翁情感，徹底反叛了女性「從父」、「從夫」、「從子」的封建禮教。冰心將青年「犧牲自己服務社會」[3]的崇高理想凝聚成「燈台守」[4]的詩意形象，並由此昇華出一種普泛的人生追求，認為「清靜偉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燈台守，人生寬廣的很！」

無論是冰心的形象化表達還是石評梅、陳學昭的直抒胸臆，「五四」女性文學對婦女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思考大都偏於詩意和空泛。她們以女性剛剛浮出歷史地表的激情關注社會，但對女性應該如何投身民族解放、社會改造與人民革命的時代主潮還無法作出任何具體的設想。與此相應，她們表達理想的創作往往向抒情、議論文體傾斜，在激情、議論的自由表達中迴避事件、細節的描摹、想像。這點與後來「左聯」和解放區文學對女性參與社會生活的敘事性描寫形成鮮明對比。

「五四」女性一旦把服務社會的滿腔熱忱落實到具體的生活中，往往陷入無法擺脫的苦悶。「五四」女性文學真實地袒露了覺醒女性的這一精神困境。這種困境首先是「五四」女性生存處境對其人生理想的抑制。初步覺醒的女性環顧週遭世界，發現至少有兩道難以逾越的關坎阻止女性踏上社會公共領域。一道關坎是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另一道關坎是黑暗的社會現實。

集中思考女性由於不合理的家庭生活方式而陷入社會困境的女作家是冰心、廬隱、陳衡哲、凌叔華。冰心是站在覺醒男女相一致的立場上質問封建舊家庭的。巴金、曹禺、路翎等在揭露舊家庭中所傾瀉的青春的熱情和苦痛，均可在冰心的《秋風秋雨愁煞人》中找到其最初的現代源頭。廬隱、陳衡哲、凌叔華則更多地單獨從女性角度，思考婦女家庭生活與社會事業的矛盾。由於缺少究根尋底的深層理性批判，她們都和筆下主人公一樣，無力進一步溯本探源去質疑傳統的家庭分工模式，只能或於痛苦的漩渦中漸漸憔悴下去，或在有所迴避中尋找慰藉。但正是她們這不免幼稚的思考開創了中國女性文學的一個嶄新傳統，為新時期文學對女性生存處境的深入探尋奠定了基礎。

「五四」女性文學不僅表現了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阻礙女性踏上社會公共領域，也表明了黑暗的「五四」社會現實根本沒有提供女性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可能。廬隱、石評梅、陳學昭、丁玲等都以大量的書信體、日記體創作傾訴對社會黑暗的痛切感受。她們筆下受挫青年─無論男女─的心態都明顯地傾向於柔弱憂鬱，而沒有魯迅、郁達夫等同時期男作家筆下主人公─如魏連殳、於質夫—的絕望、冷峻。這是因為，無論從覺醒者成長的歷史看，還是從個人成長的歷史看，這些女作家都不免年輕稚嫩。

覺醒女性在現實中受到家庭和社會的重重圍困，難以踏上社會公共生活領地。現實中的不自由感必然會更深一層引起女性對生命不自由的形而上感受。「五四」女作家常常借描述人物心理在作品中展開大段的人生哲理討論，這進一步形成了「五四」女性文學普遍的議論化、抒情化傾向。廬隱的《或人的悲哀》、《麗石的日記》、《海濱故人》便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大量抒寫生命不自由的形而上感受，充分證明了中國女性在受封建男權壓抑數千年後已經漸漸甦醒，並初步獲得了獨立的主體人格，能夠以人的自覺來審視自身存在了。但另一方面，初步覺醒時期的青春稚嫩往往又限制了「五四」女作家的思想力度，使她們和筆下主人公普遍都無法將充滿靈性的生命感悟當作理性思辨的起點，由此出發建構起自己的人生哲學。無論在正視絕望的深度上還是在反抗絕望的力度上，這些女作家都沒能達到魯迅等優秀思想家的理性高度。

在面對人生哲理的困惑上，冰心是女作家中的例外，也是「五四」文學中的一個獨特存在。她接受了東方哲學的影響，從宇宙萬物—無論其形態如何變化—精神上都是相結合的的感悟中尋找到了心靈歸宿，認為「萬全的愛」[5]是世界的本質。冰心把精神看作是超時空的存在，具有明顯的唯心主義色彩，但她作品中所流露的廣博愛心和樂觀精神卻默默地溫暖了在黑暗中上下求索的青年的心，她莊嚴靜穆的詩性情感和優美純淨的語言風格也使其創作在藝術提煉上遠遠高於同時期的女作家。

從把握命運自我意識的覺醒到滿懷豪情地要為社會服務，再到受困於家庭和社會的層層阻礙，以至於感受到生命不自由的苦痛，而去探尋人生的哲理，現代女性初次踏上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這一征程中的豪情與怯懼、覺悟與沉迷在「五四」女性文學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對女性重返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過程中內心經歷的抒寫可謂源遠流長。

二

「五四」女性要爭回做人的權利，還必須必須擺脫父權專制，向父母要回自己處理個人生活問題的權力。這樣，父母作為壓制青年愛情幸福的力量，必然處於被審問的位置。但由於天然的親情聯繫，和初步覺醒者的稚嫩心態，父母同時又是「五四」青年無法割捨的心靈依靠。兩類矛盾對立的情感互相牽扯，「五四」女作家暫時還無力從中整合出完整統一而又複雜多層的父親形象，一般總是對青年與父親的關係保持沉默，從而迴避自己反叛父權與渴望父愛的心理矛盾。

與此相反，母親形象、母女深情頻頻出現在「五四」女性文學中，成為創作的一個聚焦點。這是因為在實際生活中，「五四」女性與母親之間的事務聯繫和情感聯繫都遠遠大於她們與父親之間的聯繫，她們對女性處境的認識最初更是通過對母親生存境遇的觀照而產生。「五四」女作家雖然同樣難以在心中整合出富有典型意義的母親形象，但這並沒有造成創作中母親形象的失落，而是使得她們把創作的重心放在表現「五四」青年──尤其是女兒──對母親的複雜情感上。

在冰心、馮沅君、蘇雪林等「五四」女作家眼裡，母親首先是養育女兒、摯愛女兒的恩者。這些女作家很少去設置人生的緊要關頭讓母親在自己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與兒女的利益之間作出抉擇，她們年輕的心也還未曾注意到母親在孕育、分娩這些特殊時刻的艱辛困苦，而更側重於從日常生活的平凡瑣事中細膩地體察母親對女兒的關懷。她們固然也通過描寫聚散離合中的一些典型細節來表現母愛，但她們對母愛激盪自己心靈的抒寫遠遠多於對母親具體行為的描述。冰心創作在這點上最為典型。在大量的散文、小說、詩歌作品中，除悼亡散文《南歸》一篇外，冰心極少涉及體現母親愛心的生活細節，卻在別後的思念中恣情歌唱母愛的超功利性和永恆性。

「五四」女作家不僅歌唱了母女之間誠摯的天然親情，還把這種質樸的情感昇華為抵擋人生風雨的精神庇護所。「母親呵！天上的風雨來了，鳥兒躲到它的巢裡；心中的風雨來了，我只躲到你的懷裡。」[6]冰心、石評梅、陳學昭等一般都習慣於在精神苦悶的時候直接向母親傾訴痛苦。儘管作為傳統女性的母親們一般都無法真正理解女兒的內心世界，更不具備引導女兒人生之路的思想素質，但親密無私的母女之情遮蓋過了思想上的巨大鴻溝，使慈母襟懷成為「五四」女兒最安全的心靈港灣。這與後來革命文學中，母女親情常常通向人物思想覺悟的提高截然不同。由於思想上的差距，「五四」女作家向慈母傾訴痛苦的創作表面上是對話，實際上往往是獨語。

冰心感受到母愛對女兒的心靈庇護，還推而廣之把母愛看作是整個世界走向光明的精神動力。其推理邏輯雖然幼稚勉強，但把照耀歷史的神聖光輝奉獻給只有女性才具有的母愛上，卻是對男性中心主義的大膽反撥，是對女性生命價值的熱忱肯定。對母愛執著不倦的謳歌使冰心成為最富有代表性的母愛作家。

作為長期被困於舊家庭的傳統女性，母親不僅是女兒的庇護者，同時又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是無法反抗命運的弱者。「五四」女作家還以現代女性的覺悟去審視母親作為家庭女奴的人生境遇，悲憫母輩的苦難。在蘇雪林的小說《棘心》中，婆婆的外部壓迫和自己的內心蒙昧把母親釘在形同奴隸的位置上不得動彈，也不想動彈。對母親苦難的認識，在蘇雪林的創作中並沒有指向對男權力量的直接抨擊，沒有指向對女性覺醒的熱切呼喚，而是與同情、敬愛母親的情感緊密相連。這說明此時蘇雪林對封建男權的否定主要還是一種自發的行為，而不是一種自覺的行動。凌叔華的短篇小說《一件喜事》則從一個六歲小女孩的視角揭示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真相：男權絞索勒在母親輩女性的脖子上，逼迫她們在受傷害的時候還要作出欣喜的姿態，以掩飾一夫多妻制度的罪惡。另一篇小說《八月節》中，凌叔華則從家族傳宗接代的角度再次揭示了母親輩女性生命貶值的狀況和女性人格異化的現象。

母輩女性在男權桎梏中含辛茹苦地過著家庭女奴的生活，她們從小就在禮教規範的熏陶中成長，很容易把這種奴隸教條視為天經地義。當「五四」女兒要擺脫「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自行處理戀愛婚姻問題時，多數母親，無論她們怎麼摯愛女兒，常常會把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當作不可違逆的原則，以父權代言人的身份來反對女兒爭取幸福的舉動。覺醒的「五四」女兒由此常常陷入反叛封建父權與維護母女親情的矛盾痛苦中。

馮沅君筆下爭取婚姻自由的女青年，往往無法將母愛與母親所堅持的封建立場區別開來對待，從而陷入要麼辜負慈母、要麼向封建父權妥協的兩難境地中。馮沅君在《隔絕之後》中只好讓死神來調和母愛與男女之愛的矛盾，使得覺醒的「五四」女兒得以逃避審判母親的情感劫難；但避開了這一道關坎，「五四」女兒也就擦肩失卻了一個進一步走向成熟的精神斷乳時機。同是迴避矛盾，蘇雪林在《棘心》中是以鴕鳥式的自欺欺人，讓女青年醒秋在父母安排的婚姻內臆想愛情幸福。敘述者、作者與主人公立場一致，共同沉醉於矛盾妥協調和的夢想中。這表明蘇雪林對封建禮教比馮沅君多一份怯懼、也多一份幻想。

出於初步走上社會人生之路的女兒心態，「五四」女作家一般都是從女兒角度抒發自己對母愛、對母親生活的感受，陳衡哲則是一個例外。在對母愛與兩性愛衝突的思考中，她獨樹一幟地把目光投注在一個異域母親身上，在小說《一隻扣針的故事》中，塑造了一個為了對兒女的愛而犧牲兩性愛的高尚母親—西剋夫人的形象。敘述者「我」完全是以朋友般的平等態度與西剋夫人交往，也是從平視的角度來敘述她的生活的。這表明陳衡哲在擺脫小兒女心態這點上明顯地比她的「五四」姊妹們成熟。

在男權意識為中心的古代社會裡，女性是不具備獨立人格的男性附屬品，母女之間的天然親情因為女性生命價值的匱乏，在現實生活中一般都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在文學創作中也難以得到正面的表現。「五四」女作家在大量的創作中，從平凡人生的點點滴滴中確認母愛的神聖性。這種母愛頌歌的集體大合唱是中國文學中的第一次。它燭照出了女性生活中一個極為溫暖而又始終不被注意的側面。「五四」女性文學對母親家庭女奴地位的揭示，則是現代女性對傳統女性險惡生存境遇的第一次觀照。「五四」女性文學展示「五四」女兒面對慈母愛心與封建父權聯盟時的束手無策，則表現了女性踏上現代人生征途的艱巨性。

　　儘管真實地展示了女兒在母親的父權立場面前無路可走的痛苦，「五四」女作家卻從未曾把母親塑造成真正的反面形象。就總體而言，母親在「五四」女性文學中是慈愛無私且又苦難深重的正面形象。這種母親形象固然未免單一平面，但也只有走過這一段仰視母親的女兒路，現代女作家才可能逐漸成長為真正成熟的女人，從而進一步去塑造母親豐富多面的立體形象。正是從「五四」開始，母親才成為女性文學中一個書寫不盡的重要形象，對母女親情的的揭示才成為一個被廣泛詠唱的永恆主題。「五四」女性文學中閃動著眷眷女兒心的青春風貌是現代女性文學無法重複的珍貴源頭。

三

青春女性在心理上有依戀母親的心理需求，同時也自然地有留戀童心、關心兒童世界的傾向。古代女性文學創作有不少都是青春女性的作品，其中卻少有對自我童心的抒寫、少有對兒童世界的描述。這是因為在封建父權文化中，兒童沒有獨立於封建家長之外的人格價值，有別於成年世故的童真世界都被當作應該以三綱五常迅速替代的荒蠻領地。生長於這種文化氛圍中的女性作家，受主流思想意識的引導，在現實生活中一般都會極力壓抑自己的童心，在文學創作中更是盡量隱匿起成長過程中未曾完全消失的童真。她們對兒童的關心往往也會轉化成以禮教規範約束兒童，而很少去體察、表現兒童不同於成年人的內心活動。

「五四」時代的「兒童的發現」，掃除了阻隔在青春女性與童真世界之間的文化障礙。「五四」女作家首先從成年人的身份反顧兒童世界，從哲理和詩意的角度發出了深深的讚美之詞。冰心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哲理詩《繁星》、《春水》與小說《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愛的實現》中，她用混沌無知、純淨光明的兒童世界否定、感染精細複雜的成人世界。這顯然受到老子、李贄、泰戈爾等的影響。所不同的是，在哲理思考中，冰心的童心範圍要比老子的嬰兒境界、李贄的「童心」世界窄。它是純粹屬於兒童的真性情，並不包括成年人身上的童真之心。而且，冰心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也與他們不同。老子思考的主要是統治策略問題，李贄考慮的主要是人格修養問題，而冰心關懷的則主要是青年的精神解救問題。冰心認為拒絕知識、智慧可以摒棄煩惱，顯然又更接近莊子的思維方式。所不同的是冰心把摒棄知識、智慧的態度確實地限定在兒童身上，在兒童總歸要長成大人的客觀規律面前就顯得比推崇「坐忘」、「見獨」的莊子更為無力了。冰心與泰戈爾的不同則在於，泰戈爾讚美兒童純粹出於成年人對兒童的喜愛之心，並沒有為成年人尋找精神解脫的直接功利性。思想上，冰心是綜合繼承東方文化傳統而面對「五四」現實進行獨立思考的。藝術上，冰心對兒童的哲理讚美又更多地受到《聖經》文學的影響。在哲理性的領悟中，她總賦予兒童以宗教般聖潔的氣息，雖然她讚揚的並非上帝之子的自我犧牲精神。

「五四」女作家不僅從哲理和詩意的角度肯定兒童世界的純淨美好，而且還興致勃勃地去深入探究兒童拙稚的內心世界、捕捉兒童生活中的天真童趣。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品主要有冰心的短篇小說《離家的一年》、《寂寞》，散文《寄小讀者》、《山中雜記》，陳衡哲的短篇小說《孟哥哥》。

　　這一類創作中，冰心、陳衡哲並不帶多少教育兒童的功利目的，而是把兒童心靈看作是一個自有其存在價值的獨特世界，在細膩的描述中體驗著兒童那一顆顆小小的心靈中的波瀾。她們並未設置激烈的矛盾衝突來表現兒童心理，而是通過揭示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心理反應來展示兒童性格。她們把握兒童心理的獨到之處也不在於對其某一特點作深入挖掘，而在於對兒童心態整體把握上的適度、逼真。顯然，冰心更擅長於在相對單純的背景上以清靈的筆觸捕捉兒童生活中的詩意美，從而創造出清朗純淨的藝術境界；陳衡哲則並不迴避兒童世界中的陰影，她更擅長於把兒童心理放在一個相對複雜的社會關係中考察，進而創造出悠遠深邃的意境。冰心的兒童小說是詩化小說，陳衡哲的兒童小說則是散文化的小說。

「五四」女作家尊重兒童天真的思維，同時也不忘教育兒童的職責。她們不是「拿『聖賢經傳』盡量的灌下去」[7]，去製造封建禮教的衛道士；而側重於愛的啟迪、美的熏陶，智力的開發，著力於把他們培養成為心靈健康、學識豐富的現代文明人。著意於這方面創作的「五四」女作家仍然是冰心、陳衡哲。
在散文《寄小讀者》、《山中雜記》中，冰心以平等的態度、熱情誠懇的心，把自己感受到的母愛、童真、自然美這些美好的東西敘說出來與小朋友共享，也推心置腹地向小朋友懺悔自己的過失，在對兒童的敘說中淨化、昇華自己的靈魂，滿足自己渴望人類同情友愛、真誠相處的心靈渴求。其愛的教育、美的啟迪點點滴滴都化作作者的真性情，通過打動兒童的情感而產生作用，與各種以師長面目出現的教訓文字有天壤之別。

冰心以現代思想陶冶兒童的性情，陳衡哲的知識童話《小雨點》則把著重點放在開發兒童智力、幫助兒童認識客觀世界上。《小雨點》是中國第一篇由作家創作的童話[8]。生動曲折的情節與心理描寫相結合，知識性、趣味性與擬人化主人公形象的生動性相統一，顯示了《小雨點》藝術上的成熟。這表明中國由作家創作的藝術童話雖然起步很晚，卻是從較高的起點上開始發展的。

「五四」女作家不僅懷著真摯的愛心歌唱兒童、表現兒童世界、教育引導兒童；而且還刻意捕捉成年女性心靈中不曾泯滅的童真，著意表現點綴、滲透著童心的女性世界。致力於表現這一內容的女作家主要有冰心、蘇雪林、凌叔華。

冰心在創作中回味自己童心來復時的所感所行，表露的是心靈健康的青春少女在成長過程中也會眷戀童年生活的內心隱秘。童年在冰心的心靈中，代表著超越性別限制、超越社會俗規的率性而行。自我童心的流露表明冰心端莊靜穆的少女情懷中原也蘊含著激越豪爽的性情。蘇雪林的童心則表現為以童話思維改造女性世界。在散文集《綠天》中，她把一對青年夫妻比擬成相互逗趣、鬧氣的貓、鴿兒、蝴蝶、蜜蜂等，既保留了夫妻生活中和諧相愛的內涵，又濾去了性的色彩，顯得純真無邪。這並非從禮教出發否定人的食色本性，而是青春女性羞澀心理的自然體現。自敘性主人公恰是通過向童話世界的逃遁，否定了封建禮教對夫妻關係的限定、保留了女性的生命熱忱。以童心滲透女性世界，也造成其散文情感單純而任性的特點，由此產生特別豐富的想像，使得文章跌蕩起伏、搖曳生姿，鑄就了一種活潑單純的藝術風格。

　　「五四」女作家和新文學的第一代男作家一起，第一次在超越家族傳宗接代的意義上讚美、關懷、表現兒童世界，有力地反叛了封建父權文化，為中國兒童文學的開創工作和最初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五四」女性文學第一次在創作中大量展示女性的童真之心，則展示了青春女性成長過程中的一段心靈真實，反抗了封建女性規範。無論是表現兒童世界，還是展示女性童真，「五四」女性文學都側重於表現其美好純潔的一面，而很少去揭示兒童心靈中醜惡的東西，很少去表現女性成長過程中的心理障礙，更沒有用階級概念來侵蝕童真世界。這使得「五四」女性文學獨具純淨美。「五四」女作家敏銳感受美好事物、熱情憧憬未來的本真性情是令人羨慕的，雖然在洞察黑暗的深度上，她們難以與同時期的男作家、後代的女作家相比。

四

中國古代，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在實際生活中是被否定的，在文學創作中是被隱匿的。這是因為在男性中心主義的眼光中，沒有男人介入的女性生活側面是沒有意義的。「五四」女作家第一次在創作中大量抒寫了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以同性結盟的姿態反叛了封建禮教對女性角色的限定，開拓了文學表現生活的一個嶄新領域。五四」女作家筆下的女性情誼主要有三種形態，一是青年女子之間的真摯友情；二是女性同性戀；三是受男權傷害的女性之間相互同情。

青年女子之間的真摯友情在冰心與廬隱、石評梅、陸晶清筆下具有迥然相異的內質和表現形態。獲益於得天獨厚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經歷，冰心明朗健全的心靈中沒有受過封建男權的傷害，她對女性友情的呼喚不是舊營壘裡的反戈一擊，而是女性健康人性的自然流露，所以既沒有由於週遭荒蕪而產生的蒼涼、孤寂，也沒有清算歷史、批判現實的冷峻、犀利，而具有令人羨慕的單純、明亮。在小說《最後的安息》、散文《六一姊》中，冰心歌詠超越貧富界限的女性友誼，表現出可貴的現代人道主義思想；在小說《秋風秋雨愁煞人》、散文《好夢》、《寄小讀者》、《往事》、《山中雜記》中，冰心又賦予女學生之間的友誼以「服務社會」、維繫國際和平的理想基礎。冰心正面發掘女性美好品格、表現女性之間真摯友情的熱忱，壓倒了展現女性與封建男權肉搏的熱忱。即使是懷想與閏土處境相似的童年夥伴六一姊，冰心仍是側重於讚美勞動婦女受禮教殘害之餘仍然保留著的人性美，而不是對受害者的精神病痛進行剖析、療救。這種偏好固然使冰心對女性情誼的書寫難以獲得歷史的縱深感，但那一道沒有陰影的青春光彩卻充分昭示了女性人性中的真善美，將永遠滋潤人心。

　　與此相對，廬隱、石評梅、陸晶清筆下的女性友誼卻總瀰漫著濃重的悲哀。這是因為「五四」初期，大學校園這個允許女性與男性一樣求學、結友的地方還只是男權汪洋中的孤島。覺醒的「五四」女性不能不強烈感受到夢醒後無路可走的悲哀、孤獨。她們年輕稚嫩的心還無力與強大的男權力量相抗衡，同性友情，除體現女性擺脫女奴地位後的健康心理需求外，還是她們藉以抵禦週遭寒氣的弱者同盟。而異性愛和婚姻又時時威脅著這個緊緊相抱的弱者同盟，使得這些代表歷史正面力量、但暫時還處於弱勢的女子面臨著今後可能更加孤單無援的險惡處境。弱者面對無物之陣的怯懼使她們無力以更深的理性內省自己的心態、分析自己的處境，只能把情緒宣洩到女性弱者同盟的表面障礙上。這樣，哀歎異性情愛、婚姻對女性友誼的侵害就成為廬隱等女作家反覆詠歎的固定話題，使《海濱故人》等一系列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品成為典型的宣洩性文本。這裡，同性情誼實際上承載了「五四」女兒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壓力。

女性弱者同盟發展的極端便是女性同性戀。「五四」時代，多數第一批衝出家庭牢籠的女性只是走到女子學校中，並沒有立即走到一個男女可以完全自然交往的社會裡，由於異性交往的相對匱乏和同性交往的相對自由，再加上對女性事業與婚姻難以兩全處境的恐懼，有一部分女性的青春衝動就可能指向同性夥伴。廬隱的中篇小說《麗石的日記》、石評梅的散文《玉薇》、凌叔華的短篇小說《說有這麼一回事》均以細膩的感情描寫寬容地表現了女性之間的同性戀情。她們固然把女性同性戀擺在不為社會所容的位置上，但並沒有把它當作一種變態心理來揭示，而是把它作為青春女性在特定條件下可能產生的一種正常的特殊心態來表現，寫出它在異性愛面前的無力，並把它的最終失敗當作女性的一種人生痛苦來同情。它的不為社會所容是異性情愛、婚姻對它的自然瓦解，而不是新舊道德輿論的譴責、強制。這種寬容的態度既源於價值重建時代的思想自由，也源於作家對特定時代生活真相的忠實。此前、此後的中國文學中都沒有對該主題作如此集中的表現。女性同性戀是「五四」女性文學中的一道特殊景觀。它從一個層面表現了女性剛剛踏上解放之途時的特殊心態，同時也在對她們精神痛苦的理解中批判了從現實處境和內在精神兩方面壓抑女性的不合理社會。

　　女性弱者同盟的另一種形式是受男性侮弄的女子之間的精神同盟。在廬隱的小說《蘭田的悵悔錄》、《時代的犧牲者》中，受男子朝三暮四行為侮弄的女性蘭田、李秀貞、何仁夫人等，以人的眼光審視其他女子與自己戀人、丈夫的關係，已經不會再把自己的苦難遷怒於女性同類，而是自覺地與同受傷害的女性同胞結成精神同盟，相互慰藉。儘管這種受害女性間的弱者同盟，相對於猖獗的男權勢力來說，還顯得十分無力，根本不足以形成改變女性處境的現實力量。但其中所包含的現代思想內涵卻是以往女性文學所不可能達到的。妻妾相安、共同服侍一個男子是女性的徹底奴化；妻對丈夫其他配偶的妒嫉是女性作為人的自我意識未曾泯滅的自然反映；而受害女性之間相互同情則是女性人的意識完全覺醒之後的自覺行為，其中包含著對女性受男權奴役處境的明晰觀照、包含著對女性作為人的尊嚴的共同維護。受害女性同盟的軟弱無力狀態並不意味著女性對男權的妥協，而是由於社會總體思想意識的落後，它包含著對把女性作為人的新時代的急切呼喚。作者無以慰藉作為悲劇角色的女性，只能說「唉，你誠然是時代的犧牲者，但是你不要忘了悲哀有更大的意義呵」[9]，並且把悲哀昇華為最高形式的美。這實際上是作者面對女性人生困境時的無奈。

「五四」女作家表現女性同性情誼，是出於創作主體健全的愛心，出於對現代女性共同人生追求、共同尷尬處境的確認，她們的悲哀也是對現實和歷史不合理性的否定，不是對人性本身的失望，因而總蘊含著理想和青春的熱度，並沒有世紀末的頹廢、絕望。她們常常把對女性情誼的書寫作為宣洩情緒、慰藉心靈的手段，由此造成創作總體上濃郁的抒情傾向，也帶來概念化、人物性格模糊等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缺點，只有《六一姊》等少數篇章能克服這種缺憾。這使得她們的人道主義和個性主義思想難以達到一個更深的審美層次。儘管有種種不足，「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以現代眼光集中表現女性之間的相互情誼，開創了現代文學、女性文學中的一個嶄新傳統，其歷史功績仍然不可低估。

五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女性主要是作為男人傳宗接代的工具和和洩慾的玩物而存在。古代女性在暫時作穩女奴時，只能小心翼翼地用「三從四德」規範自己，做詩屬文往往總是單方面向夫主頻頻傳遞愛意；在作不成女奴時，她們的創作一般也只限於在低徊中哀歎命運，不可能以平視乃至於俯視的姿態對男子作出道德審判。女奴的女性生存真相決定了中國古代女性文學根本無力從平等的人的立場出發來審視兩性關係，不可能產生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現代性愛意識。「五四」女性覺醒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女性性愛意識的現代覺醒。

　　女性性愛意識的覺醒首先表現在對自身性愛權利的確認上。馮沅君的《隔絕》、《隔絕之後》，廬隱的《海濱故人》、白薇的《蘇斐》等「五四」早期作品中，作為女主人公戀愛對象的男子，往往都是感傷憂鬱的同學師友，而被否定的都是父母指定的權貴、富家子弟。在對小姐違抗父母之命、與書生私訂終身這個古典戀愛模式的套用、改寫中，「五四」早期女性文學通過直接的議論抒情，通過對大團圓結局的突破，從理性層面確立了愛情的神聖性，把它昇華到追求生命自由意志的高度上來認識，由此超越了以往才子佳人對性愛的自發嚮往，反叛了封建禮教對女性性愛權力的剝奪，表現出可貴的人的自覺。

　　除白薇外，早期的「五四」女作家一般並未著力去表現作為自由戀愛對象的書生與作為婚姻對象的權貴、富家子弟在思想氣質方面的對峙，沒有凸現書生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先進特質，同時也對戀愛男女內部的精神差異視而不見。與新時期女性文學尋找男子漢的傾向相反，馮沅君、廬隱沒有讓筆下女主人公雋華、露沙等對戀愛對像值不值得愛展開思考，一旦確立愛情，就讓她們義無返顧地以母性情懷慰藉愛人。這一方面既表明「五四」早期女作家在初步確立現代女性特質時，首先是從傳統母性的堅定頑強中汲取靈感的。另一方面，也說明早期「五四」女性文學中的神聖愛情是帶著一定的盲目性的。愛情內部可能有的種種危機，男子在現代知識分子身份下可能掩藏著的佳人慰藉才子的封建遺毒，都沒有引起早期「五四」女作家的警覺。新式婚姻生活的具體模式也不在她們的思辨範圍中。早期「五四」女作家在反抗父權、確立愛情神聖性的激情中，還無暇顧及愛情的內部問題。由於對戀愛男女的個性缺少具體構設，這一類文學往往存在人物形象模糊的缺點。

　　與確認愛情的神聖性相對，早期的「五四」女性文學還認同地表現了女性對異性求愛行為的恐懼。在廬隱的《或人的悲哀》、《海濱故人》等作品中，女主人公面對自己不愛的男子，總把他們的求愛理解為算計，認為「他們是要搶著釣我的漁夫」[10]，由此感到生存之不易，而無法以每一個人都有愛、被愛和不愛的權利坦然相對。這一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仍有許多男子視女性為獵物的社會景況，也折射出女性剛剛掙脫男權鐐銬、仍然懼怕受到傷害的弱者心態。這表明早期的「五四」女作家實際上還無力完全從平等的人的立場出發來把握兩性關係。

　　到「五四」後期，隨著對愛情問題的深入辨析，凌叔華的短篇小說《再見》把書生—權貴相對立的性愛標準，從對子輩—父輩矛盾的附屬關係中獨立出來，賦予人格氣質方面的具體內涵。超越知識分子與官僚的粗線條對立，從心靈、外表多方面綜合思考女性性愛標準的是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丁玲既否定了徒有儀表美的凌吉士，也否定了一味忠厚可靠的葦弟。這二人都是高等院校的學生，但現代書生的名分已經不具備「五四」早期女性文學所賦予的神聖光環了。「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瞭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莎菲的這一段內心獨白表明，現代女性對精神共鳴的要求也已經由戀愛立場的一致而發展為整個心靈的相知。女性呼喚男性的理解，只有在女性真正擺脫女奴的心靈陰影時才成為可能。它徹底改變了女性成為男性附屬品的歷史，充分高揚了女性作為人的主體意識。

　　清晰地審視異性對象，必然會瓦解愛情永恆的神話。「五四」後期的女性文學開始思考愛情保持的問題。凌叔華在小說《花之寺》中以溫婉輕靈的筆墨對男子「同外邊女子講戀愛，就覺得有意思」的現象表示憂慮。《莎菲女士的日記》中，丁玲通過蘊姊的死，對愛情不能持久的男子表示厭憎。白薇的詩劇《琳麗》則以豐富奇特的想像抒寫女性愛情受挫時的心靈哀痛，鞭撻了「泛愛」的男子。儘管初次涉及這個問題，「五四」女作家還無法去作深入的人性探尋，卻為後來的女性文學開啟了一個說不盡的話題。

　　性愛意識包含對性愛權利的確認，對異性對象的審視，還包含對愛情中靈與肉關係的思考。受封建「性不潔」觀念的影響，「五四」初期的現代女作家，把愛情中靈的因素高揚到無比神聖的位置上，卻不敢確認女性的感性慾望。甚至在郁達夫勇敢地叫出「性的苦悶」後，馮沅君的小說《隔絕》、《旅行》等，仍然把戀愛雙方的禁慾視為愛情高尚純潔的要素而引以為自豪。丁玲是第一個大膽正視女性的感性慾望、把靈與肉的統一確認為女性合理的性愛要求的女作家。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她理直氣壯地表現了女性內心靈、肉相衝突的情形。主人公莎菲在精神上鄙夷凌吉士，又為凌吉士的美豐儀所吸引，渴望他的紅唇。莎菲最後離開俊美的凌吉士並不包含對女性感性慾望的排斥，而只是拒絕了靈、肉相分裂的的殘缺的性愛。對女性感性慾望與深層精神共鳴要求的大膽張揚，從性愛意識的角度說明，現代女性只有到丁玲筆下才真正成長為成熟、完整的女人。中國女性文學至此才真正顛覆了封建男權文化對女性人性的異化。基於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多方位觀照，莎菲也成為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人物典型。

　　從大膽肯定愛情的合理性，到逐步展開性愛標準的思考；從禁慾的愛情觀到建立靈肉相統一的性愛觀念，「五四」女性文學在發展中漸漸培養出健全的女性性愛意識。以此健全的性愛心理為基礎，後來的女性文學才可能進一步去燭照女性性愛生活中的合理性與異化現象。

　　「五四」女性懷著「不僅僅作個女人，還要作人」[11]的理想，走向社會。封建男權傳統、黑暗的社會現實阻礙著她們的腳步。她們以初步覺醒的青春女性情懷，關注社會人生，感受母女親情，觀照童心世界，體會同性情誼，追求現代愛情。她們歌唱理想，憧憬未來，也撫摸自身傷痛。對女性情懷的忠實抒寫，使得「五四」女性文學別具純真、熱烈、柔美的青春特質，也時時瀰漫著悲哀的時代氣息。執著於青春女性情懷的自我表現，固然使它不具備深刻的理性力度，但第一次全面展示女性心跡，卻是對封建男權傳統的激烈否定，是對女性價值的熱忱肯定，具有同時代男作家創作無法替代的思想、藝術價值。它總屬於「五四」人的文學的範疇，具有鮮明的女性特色，但並非自覺的女性主義創作。在此基礎上，中國現當代女性文學對女性人性的進一步探討才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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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捲上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71頁。
[2] 陳衡哲：《我幼時求學的經過》，見《衡哲散文集·下》，開明書店1938年第一版。
[3] 冰心：《秋風秋雨愁煞人》，原載北京《晨報》1919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第七版，轉摘自《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39頁。
[4] 冰心：《往事（二）之八》，原載《小說月報》1924年7月第15卷第七號，轉摘自《冰心全集·第二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77－180頁。
[5] 冰心：《「無限之生」的界線》，原載北京《晨報》1920年4月30日，見《冰心全集·第二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93頁。
[6] 冰心：《繁星·一五九》，見《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279頁。
[7]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載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號。
[8] 《小雨點》載於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8號，而一般被誤認為是中國第一篇作家創作的童話《小白船》（葉聖陶著）首次發表於1922年3月4日《兒童世界》週刊第1卷第9期上。
[9] 廬隱：《時代的犧牲者》，《廬隱選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324頁。
[10] 廬隱：《或人的悲哀》，《廬隱選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176頁。
[11] 廬隱：《今後婦女的出路》，《廬隱選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31頁。

編輯員：china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