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台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
2026/09/03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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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台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
文／陳映真
一、陳芳明的台灣社會性質論之欺罔
如果陳芳明先生〈以下禮稱略〉自始就只以一般論的歷史編年去劃分他所要「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則任他隨性自流地去「書寫」，我們也不會加以理睬。問題在於他偏偏顧盼自雄，強以不知為知，宣稱要依「台灣社會性質」嬗變的「三大歷史階段、亦即日據的殖民時期，戰後的再殖民期，以及解嚴迄今的後殖民期」去「書寫」他的「台灣新文學史」，這就關係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以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推移說明歷史─人類物質生活和相連繫的精神生活的歷史─演化的學說了。而陳芳明的所謂「三大歷史階段」論也就是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說，是和台灣社會經濟史中相應於各階段生產力發展的生產方式論毫不相符、毫不相干的瞎說，因此引發了我們的批判和質問。
現在陳芳明改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力說他的台灣社會「三大階段」、即三個「社會性質」論與馬克思的社會性質理論無關。但是，陳芳明多年以來在他的《謝雪紅評傳》和《台灣共產黨的一九二八年綱領與一九三一年綱領》中，一貫裝出一派充分理解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生產方式理論的架式，對台共政治綱領妄發謬論，錯誤叢出，不堪卒讀，我在〈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以下略稱〈災難〉，《聯合文學》一八九期〉中已經加以痛烈的批判，是陳芳明至今所一個字也不能回答的。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歷史演化的理論，是說隨著不斷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產生與之相應的、一定階段的生產關係〈即財產、分配、階級等諸關係〉。這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體、的總和，便是這一歷史階段的「生產方式」。「社會性質」，說的就是生產方式的性質，又作「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另說「社會構造體」。於是不同的生產方式有其不同的社會性質─即不同的社會形態或社會構造體。然而，生產關係一旦形成，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例如在農業、手工業生產力條件下，產生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佃農體制、宗法關係、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等等。這些封建的生產關係一旦形成，就有其抗拒改變的、相對地求穩定鞏固的特性。然而生產力卻在不斷地進步。蒸汽機、自動紡織機的發明，使新的生產力和固有的、封建的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矛盾不斷深化，使原來的生產關係成為新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終就爆發社會革命，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以與新的生產力相適應。
馬克思以這歷史的和辯證的唯物主義解釋向來人類的歷史，從而據以概括地依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和與之相應的不同的生產關係分為原始氏族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等四個「生產方式」、即四個社會性質的推移，來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原理。也正因為這樣，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綱領，莫不對其當面社會的社會性質〈即生產方式〉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即分析生產力發展水平，分析其財產所有關係、分配關係及相應的階級支配構造，而後決定革命改造的方針。以最概括的方式言之，列如下表：
社會性質
〈生產方式〉 階級矛盾 革命的目標 革命的領導階級 革命的性質
封建社會 新生資產階級與封建的地主僧侶官僚階級間的矛盾 打倒封建社會，建立新生資產階級政權 新生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即舊的民主主義革命
資本主義社會 新生工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打倒資本主義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現代工人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十九世紀中後，帝國主義向東方前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甚至前封建社會〉擴張，進行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使這些還停留在封建的社會生產方式〈社會性質〉的社會外鑠地發生了變化，成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些社會的工人政黨，也依照歷史唯物主義，對變化後的東方社會進行了社會生產方式的本質〈社會性質〉的分析，從而規定了獨自的革命和改造的方針：
社會性質 階級矛盾 革命的目標 領導階級 革命的性質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帝國主義外族獨占資產階級‧本地半封建大地主階級‧中小地主‧地主性質資產階級‧城市民‧地主以下各農民層‧現代產業工人 打倒殖民統治‧打倒封建地主‧發展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 以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的同盟為中心，聯合其他革命的階級 工農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新的民主主義革命
這是我國三○年代一個用功的中學生都能講清楚的基本的社會科學常識，對此，陳芳明竟一竅不通，卻膽大之極地胡說瞎扯，在他的《謝雪紅評傳》和《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和一九三一年綱領》及其他相關的宏論中，說什麼台灣黨認定了當時的台灣社會是一個「殖民地社會」，從而主張了台灣革命的性質是什麼「殖民地革命」！又說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主張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於是陳芳明發明了這樣一種離奇的理論：台灣人／謝雪紅／非上大派／日共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堅持「殖民地」社會的「殖民地革命」，但中國人／翁澤生／上大派的／中共領導的中共黨，必欲將其「社會革命」路線強加於台灣的黨。陳芳明於是這樣地讓台灣的黨與中國的黨在他自己腦袋裡鬥得不亦樂乎。事實上，縱觀台灣黨的兩個綱領，從來沒有主張過什麼日據台灣社會是「殖民地社會」，從而也從來沒有因而規定過台灣革命是什麼「殖民地革命」。遍查文獻，也絕不可能找到中共黨曾經主張因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從而規定過中國革命的方針是什麼「社會革命」。陳芳明的相關議論，毫無根據，一派胡言。關於這些，我們在小論〈災難〉中已經評判得很詳細，是陳芳明至今所不能答覆的。因此，絕不能說陳芳明自始就以與馬克思的社會〈生產方式〉生質理論不同的、獨自的方法展開他的台灣歷史「三大階段」說，只能說他從來不曾懂得馬克思的社會〈生產方式〉性質論，卻大膽地利用台灣學界不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條件，把自己打扮成能夠以社會性質論對台共綱領和台灣社會史恣意大發議論的「左翼」，發表成籮成筐的錯誤論說，很有招搖撞騙之嫌。
因此，陳芳明以台灣社會性質為言的台灣新文學史「三大歷史階段」論的第個嚴重破綻，是他根本不懂得社會生產方式之性質，即所稱社會性質理論！
二、陳芳明有關「殖民地」概念的錯誤與混亂
陳芳明以「殖民地社會」的概念概括一八九五年以迄於今日的台灣社會歷史，並且頗自以為創見。然而他卻在「殖民地」這個基礎概念上犯了致命的錯誤，自然使他的日據「殖民地」社會→戰後「再殖民」社會→八七年解嚴後「後殖民」社會的「理論」不能不全盤皆墨，土崩瓦解。
帝國主義、殖民地等概念，是政治經濟學概念；是社會經濟性質的概念。資本對利潤永不休止的飢餓，即其永不休止的生產與再生產、積累與集聚的運動，終至突破民族國家的限界，尋找新的原料基地、新的市場、新的投資地，於是在十九世紀中後，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爭向對外擴張，對遼闊的東方各個前資本主義社會施加殖民地統治。因此，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對外擴張，掠取原料、市場、投資地的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客觀存在，是一個社會被殖民地化的先決條件。其次，被殖民地化的各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失去自己的經濟社會主體性。被殖民地化社會的經濟在強權下被迫成為宗主國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循環與積累的工貝。本地自發的資本主義自然的萌芽與發展被破壞，傳統、反動的本地封建關係與帝國主義經濟茍合而延長其落後的存在。異民族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又稱「獨占資本」〉的殘酷、強權剝削，和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的本地半封建資本苛烈的搾取，使殖民地廣泛農民和工人以及其他被壓迫階級淪落貧困化的深淵。而警察、軍隊的暴力統治，政治和法權上的歧視與壓迫，強制性同化、土著語言和文化的剝奪，歷史解釋和歷史記憶的專政管理、種族和階級的構造性歧視，思想意識形態的殖民地化改造......都是為了強化相應於殖民地社會經濟壓迫和剝削機制的上層建築。離開殖民統治的物質的、經濟的壓迫和宰制結構，光以政治、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強權統治，就無法科學地分辨殖民地社會和其他非殖民地社會。因為自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一切國家政權就成了社會經濟的統治階級、即政治上的統治階級進行階級壓迫、階級專政的工具；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也必然成為那個社會的統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形成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霸權」，透過教育、宣傳體制進行對於廣泛被統治各階級精神與思想的支配。
但陳芳明不明白這個道理。他界定日據「殖民地社會」的內容是：「漢文思考」的「式微和沒落」；「現代化知識的崛起」；大和民族主義的強權統治，等等。在經濟方面，他片面誇大殖民地台灣從「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封建社會」「急劇轉化成為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台灣的資本主義於是發生「擴張與再擴張」。今天，對美國懷抱著無限憧憬、移民北美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必然和已經經歷了母語「思考」的「沒落」和「式微」，但我們總不能據此而云美國把美籍原台灣人的整代殖民化吧。明治維新，以西學〈自荷蘭傳入的西學，日人稱「蘭學」〉為中心的「現代知識」和思想觀念也在日本大為「崛起」；宣傳新生民族國家尊皇愛國主義的「大和民族主義」也「統治」明治日本，但人們卻不好據此而謂日本明治國家政權對日本自己進行「殖民地」統治。至於思想、創作、歷史解釋的強權管理，一切亞洲、中南美洲親美反共獨裁國家莫不以類如國家安全法、反共法、治安維持法進行對於思想、言論、創作等的冷酷壓迫，但人們也不能據此而謂九○年代前的南韓、八○年代的菲律賓，六○到八○年代的廣泛中南美和中近東的一些親美反共獨裁政府對自己的人民施加「殖民地統治。
對此，陳芳明的辯解，竟而是說非殖民社會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語言的壓迫，不是殖民地壓迫，只有殖民地社會的思想文化壓迫，才是殖民地壓迫。陳芳明始則以文化、創作、歷史、思想的壓迫來證明一個社會的殖民地性。然後又以一個社會是不是殖民地社會為先決前提，來說明某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壓迫是不是殖民地性的壓迫。到底是一個社會之思想意識形態壓迫的有無是判斷一個社會是不是殖民地社會的標準，還是先〈用什麼標準？〉判定〈如何判定？〉一個社會是不是一個殖民地社會之後，才分辨那個社會存在的思想意識形態壓迫是不是「殖民地性」？而客觀上，任何階級社會，當然包括任何獨立自主的階級社會，又必然存在著那個社會的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在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壓迫。陳芳明的殖民地論於是不能不陷於這滑稽的循環證明中，不能自拔。
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一樣。陳芳明列舉了「〈中華〉民族思想教育」、「戒嚴」體制、「對〈台灣〉本土意識的歧視與排斥」、「〈台灣〉歷史記憶的扭曲與擦拭」作為國民黨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七年在台進行「再殖民」統治的證據。在小論〈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以下簡稱〈討論〉，《聯合文學》一九○期〉中已有多方面的批判。我舉過韓國慶尚道系的長期執政下對全羅道系的「本土」意識也存在長時期「歧視」與壓迫。至於戒嚴，韓國、菲律賓、中南美反共軍事獨裁政權雖沒有施行若台灣之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但時而戒嚴，又時而解嚴，而後又再戒嚴，直如家常便飯。但總不能說戒嚴了就是「〈再〉殖民化」，解嚴了就「後殖民化」〈！〉，結果不能不把人家的社會說成是「〈再〉殖民」與「後殖民」兒戲似的循環反覆了。
因此，如果不從政治經濟學去界定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概念，就一定會陷入陳芳明這種知識上錯誤、邏輯上混亂的泥淖而不可自拔了。不懂得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概念，是陳芳明台灣「後殖民史觀」、台灣殖民地社會論、台灣新文學即殖民地文學論、連帶地他的「歷史三大階段」說的第二個嚴重破綻。
三、陳芳明「後殖民」論的虛妄
陳芳明把一九八七年國民黨解除戒嚴以後以迄於今日的歷史，稱為「後殖民」時代。他說，在日本和國民黨統治下，台灣新文學分別是「相對於日本殖民體制」和「相對於戒嚴體制」「而存在」，沒有文學自己的主體性，只有到了解嚴之後形成族群、性別、階級等「多元主體」，而又都神秘地「屬於」一個稱為台灣的「主體」。於是「凡是在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文學」，「不論族群歸屬為何、階級認同為何、性別取向為何」，一概是「台灣文學主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陳芳明把戒嚴與解嚴當作台灣被「中華民國」，「再殖民」和殖民地解放的分界，為什麼殖民者自己宣布解嚴？解嚴後「再殖民」如何重編改造為「後殖民」社會？經濟下層建築和社會階級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二○○○年陳水扁政權登台，國民黨「再殖民」而後又自我「後殖民」化的集團下台要怎麼理解？陳氏政權可以叫「後．後殖民」嗎？凡此，莫不是陳芳明要答覆的。
我們在〈災難〉中早已指出，「後殖民」是一個文化思想批判的概念，是對於殖民地歷史殘留於今日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傾向的清算，也是對於今日西方新殖民主義對前殖民地所施加的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後殖民」的文化思想概念根本不是一個關於社會性質的、社會經濟概念。我們對陳芳明這一知識的混亂的批判，陳芳明至今仍沉默以對。「後殖民」另有社會經濟概念，指的是二戰後殖民地獨立後的社會〈post-independent society即「獨立後社會」，或post-colonial society，即「殖民地後社會」〉，這種沒有一個特定生產方式，而包含駁雜的不同生產方式，從擬似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到從屬性資本主義，光譜較大；政治上涵蓋左翼、中間到極右派，外交上從中立不結盟到親美親蘇〈中〉各殊。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台灣社會經濟、階級構造是過去的延續而不是斷裂，不存在從「再殖民」到所謂「後殖民」的革命性變化。從台灣在經濟、政治、外交上對美附庸化而言，台灣的新殖民地化應始於一九五○年而不是一九八七年，但這自然不是陳芳明所能分析的。對於這樣的批評，陳芳明至今裝聾作啞，無從回應。
陳芳明接著把他的「後殖民」時期，同九○年代以後台灣學舌的西方後現代文學現象結合起來，作為台灣新文學在八七年後「後殖民」時代的特徵。
台灣的「後現代」文論和文學作品，不是台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到「晚期資本主義」階段之所產，而是與一九五○年代一樣，是台灣新殖民地文化現象的表現：學舌、模仿、媚俗，是西方文化、意識形態帝國主義對台灣之支配的表現。「後現代」文學在台灣一般地文論〈其中又生吞活剝、亂套硬搬為多〉多於文學作品。文論主要是留學教師、媒體、留學體制和以洋文獨占學術材料等所形成的巨大的新殖民主義構造的產物。這些西方文化、文學、文論在台灣的新殖民主義浸透之所產的理論。和時間短、數量少、評價有待估價的所謂「少數民族文學」、「同志文學」、「性取向文學」．…‥的總和，在陳芳明看來，竟「浮現」出「日據時代」和「戰後」「戒嚴時代」所沒有的「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寧非奇譚！
九○年代以後，西方來台的「後」學勃發，「後現代」、「後殖民」之說「崛起」，有一些玲瓏媚俗的學者爭相唱和，其中就不乏一知半解、媚俗取巧的人。陳芳明說「後殖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便是作家已自覺到要避開權力中心的操控」是毫無根據的。後殖民論主要地是一種文化批判的理論，一種文學批評理論。這文化批判和文學批評又集中焦點於對於過去的殖民主義和當前的新殖民主義對被殖民者造成的心靈、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和自我認同所造成的被害、壓抑、和損毀的揭破、反省與糾彈。事實上。這樣的批判，絕不符薩依德的《東方論》以後才有。二十世紀初共產國際展開的反帝民族解放鬥爭，二戰以後亞非拉廣泛的反對新老殖民主義戰線上的理論家和文學家，都有過深刻的理論和文學作品。以台灣文學而論，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刻劃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為台灣人民帶來的精神、心靈損害的作品。六○年代末到七○年代初，台灣文學中也出現省視在美國侵越戰爭中的台灣人民的定位、討論美國侵越戰爭的士兵來台休假與台灣生活的葛藤、凝視在台跨國資本下人的處境、自我認同與回應的小說作品。如果以今日舶來的後殖民文化批判或文學評論，對這些早在「後殖民論」尚未為台灣所知時就存在的作品進行解析，為了討論的方便，或許可以用「後殖民文學」名之。陳芳明所說台灣在九○年代以降少數一些「同志文學」、「性取向文學」、「眷村文學」或「少數民族文學」，基本上和後殖民論毫無干係。後殖民論以脫殖民批判和分析為核心，離不開世界史上的帝國主義．殖民化．新的文化帝國主義這些特定的範疇。陳芳明移花接木，把後現代主義的虛無主義、反宏大論述、分殊多元這些「主體解構」的概念，僅僅為了他那先驗的台灣「後殖民」歷史階段的烏托邦對「台灣主體」理論的需要，硬生生派給這些〈學舌的〉後現代產物一個「主體重構」的任務，莫名其妙地裝扮成本質上完全矛盾的「後殖民文學」。正如我們在〈討論〉中說過，陳芳明對後現代論和後殖民論的認識混亂，不知道後殖民論自始就是對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文化、意識形態施行霸權支配的反撥；自始就反對被迫以西方霸權文化的涵餘來描寫自己。後殖民論的重要思想家就把林林總總的後現代論看成是當前新的「帝國主義構造」的「延續」。對薩依德而言，今天對抗西方中心主義的鬥爭，就是「反後現代論的鬥爭」！但天才的陳芳明卻夸夸然想把這兩個對立鬥爭的概念硬生生地嫁接到一起。
以這荒唐的「殖民地社會」、「再殖民社會」而「後殖民社會」論，陳芳明竟不無得色地宣告他的「後殖民史觀的成立」！然而，陳芳明對於「後殖民」理論的無知與混亂，使他的「後殖民史觀」在知識與邏輯上連根瓦解，成為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論的第三個嚴重的破綻。
四、陳芳明不能回答的問題
在小論〈災難〉中，開宗明義，我就說和陳芳明討論的「目的，只限於審視和批評陳芳明據以為台灣新文學『分期』之基礎的『台灣社會性質論』。至於陳芳明依其台灣社會性質說所造成關於台灣新文學史論的全面誤謬，則等待以後的機會加以批評」。至今陳芳明和我之間兩個來回的論爭，都白紙黑字訴於公議，無遮掩地呈現了陳芳明的認識、理論水平和論說風格。我們整理出陳芳明所表現的三大理論上的破綻，等待陳芳明的嚴肅對待，做出答覆。
在討論過程中，陳芳明對許多他所無力答覆的問題採取胡說一通、裝聾作啞的逃遁態度：
一、我們說社會性質論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論，並據以指出陳芳明社會性質說的隨意性和唯心主義性質。陳芳明說社會性質〈例如「殖民地社會」〉是「客觀事實」，「為什麼必須根據馬克思來定義」〈！〉。但他明明說過他要把究明「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何種性質」的工作當成他寫台灣新文學史的「一個重要議題」，但面對質問，他竟說他寫文學史「並不是在探討台灣社會性質的演變史」。我們說「殖民地社會」不是一個人類社會演化過程中一個普遍必由的生產方式，他說我們之所以說日據台灣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是「殖民地社會」，是出於我們的「統派立場」，必欲使台灣「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近似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似此妙論胡纏，其是不勝枚舉，卻至今提不出他自己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據有理論系統性，至少可以以一個方法論統一解釋他的日據「殖民地」論、戰後「再殖民」論和解嚴後「後殖民」論的社會性質理論來。
二、我們詳細地透過分析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和《台灣共產黨的一九二八年綱領和一九三一年綱領》，指出他以他完全不懂的社會性質論評說台共「殖民地革命」論的瞎說，陳芳明至今對此悶不吭聲，沒有任何辯解。陳芳明說我關於殖民地的理論只限於馬克思，不知道列寧，彷彿他對列寧關於殖民地理論非常熟悉。我們回應了列寧關於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理論形成過程，陳芳明又裝聾作啞了。關於我們提出中國長期停滯的地主制封建社會論，陳芳明說我們不知道「唐宋之間的歷史變化」、不知道「明清之間的社會演變」，彷彿他精通有關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但當我們提出最概括的關於我國唐宋明清的社會史材料，說明中國特有的地主、士大夫、官僚封建制時，他又一聲不吭了。陳芳明說戰後台灣不被容許「重建日據時代的歷史記憶」，不被容許「對日本殖民文化的批判」。我們依據具體史料舉出了一九四五年至四九年間，台灣前進的知識分子宋斐如、王白淵、蘇新、賴明弘和楊逵等人的脫殖民反思的結論是「中國〈人〉的復歸」，陳芳明又不吱聲了。我們也多次提到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間新生報《橋》副刊上關於重建台灣新文學的大論議中以中國復歸為核心、聯繫著去殖民清算的台灣新文學重建論，陳芳明都默不作聲。似此種種，不勝例舉。
陳芳明的討論風格與策略，自始缺乏知識的真誠。如果他以為飾偽、機會主義、媚俗可以保證他在台灣學界繼續廝混，恐怕是錯誤的估計。在我們已經舉出的他的論說的三大嚴重的破綻問題上，他恐怕終於必須作出合於知識與邏輯的回答，同天下士林交代。否則，就只能宣告他據以「建構」其台灣新文學史的台灣社會性質歷史「三大階段」論的破滅，從而預告了他的正在「建構」與「書寫」的台灣新文學史的破產。
三、餘論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社會根源
事實證明，完全不懂得即使是馬克思主義最淺顯的知識的陳芳明，在〈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以下簡稱〈面具〉，《聯合文學》一九二期〉照例把自己粧點得像一個轉了向的前馬克思主義者。他說他「年少時期」「在海外的左傾歲月」裡，「涉獵過馬克思主義書籍」，還「旁及列寧、毛澤東的思想」。但這個自稱在文革結束、四人幫垮台之前「涉獵」過唯物史觀的陳芳明，居然在他的社會性質論中大大暴露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極端無知之餘，發出這驚天動地的質問：「陳映真的意識形態是由怎樣的『社會存在』來決定，又是由怎樣的『生產方式』來決定」？他又問，陳映真的馬克思主義思考是由「現階段中國生產方式決定」，還是由「台灣的生產方式來決定」......。
陳芳明這問題的本身暴露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根源的無知。
在十九世紀中葉，西歐資本主義有相當高度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的情況愈益突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財產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不斷擴大和顯著化，而經濟關係終究決定社會關係的現象，即使在生活感性領域中也愈見明顯。另一方面，龐大的現代工人無產階級登上了世界史的舞台，在殘酷血腥的資本之原始積累下，陷入絕境，從而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歐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武裝〉烽起。工人從生活中認識到資本和私有制的暴力，逐漸認識了做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工人的力量。十九世紀三○年代和四○年代，分別在美國和全歐的嚴重經濟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體制中潛藏的矛盾與危機。加上當時歐洲各派空想社會主義在指導反資本主義鬥爭中的失敗，都客觀地提出科學性社會主義理論的需要。而馬克思主義正是這客觀歷史和社會條件的所產。
進入二十世紀，世界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又發展為所謂晚期資本主義階段。但這些變化基本上沒有改變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上述的根本性矛盾。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蘇聯的登台，戰後，社會主義在東歐各國、中國和其他亞洲、中美洲的國家的勝利，都使馬克思主義在理論開拓、實踐鬥爭上有實質的發展。九○年以後，蘇東社會瓦解，在無原則的資本主義化狂潮中陷於衰破。中國從極「左」路線的撤出，以多種所有制進行成功的民族積累。世界資產階級於是春風滿面地宣告「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勝利」，「歷史停止，意識形態時代終結，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已成普世的價值」。
九○年代以後的變化，當然是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一次挫折。反共反動一派為此發出歡呼，矢言和平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是理所當然的。陳芳明對中國的轉變眉飛色舞和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憎恨是互相連繫的。但福山和他在台灣皮相的追隨者陳芳明怕是高興得太早了。世界壟斷資本的全球化，固然使各別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取得又一步新的發展，但資本主義無可解決的內在矛盾也向全球擴大。強大國和弱小國的兩極分化擴大。國際壟斷資本因超出國界面超出一切世上的有關投資、金融、福利和環保的法律的監督，並以空前快速的資本運動劫貧自肥......正如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基礎存在於十九世紀西歐資本主義的破綻，今天，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基礎無他，正是今日存在的世界資本主義所呈現的、勢必爆發於異日的嚴重內在矛盾。在今天，各個領域中的馬克思主義者知道，馬克思主義不僅僅對過去社會的運動、發展和變化有無法挑戰的洞見，即使對於分析和掌握未來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仍然擁有很高的威信。而在書齋、在勞動運動、在黨的組織者中，在菲律賓和墨西哥的農民游擊隊中，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一面鮮明而有指導性的旗幟。在極「左」經濟和當前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大陸，以及資本主義的台灣，都存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條件。陳芳明問今日的馬克思主義有什麼社會經濟基礎，生動地說明了他對思想和知識的社會學之無知。
一百多年來，世界的反共派和反動派早就無數次宣告過馬克思主義的過時、死亡，也迭次斷言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歷史名詞」。我就在政治監獄裡的洗腦課上見識過好幾個老老少少教「匪黨理論批判」的特務教官和政戰官，無不說馬克思主義過時，說歷史的本質是心物、天人的合一，歷史唯物主義是「左傾幼稚病」的偏激，也莫不說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是「老掉牙的、落伍的」語言。年紀大一些的教官也會說年輕時代鑽研過、相信過馬克思主義，後來因為看見共產黨的邪惡，幡然改悟，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回想起來，那嘴臉、口氣和今之陳芳明其是維妙維肖。但那些教官中有人估計可能還真是搞過馬列主義。而陳芳明，從他一系列文章看，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懂馬克思主義，卻兀自裝模作樣，大搞其知識詐欺。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變化
上個〈十〉月底，我去北京開了一個有關「經濟全球化和中國文化的未來」為主題的研討會。在我提到會議上的論文中，有這一段：
商品經濟和商市場在文革後大陸的恢復和強有力的發展，在現實上和思想上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造成強大的衝擊、挑戰和改變：十分接近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造成資本和人對於利潤、利益的強烈飢餓。農產品和工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擴大，農業收入下降，農民的階級分化進展快速，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商品化迅速發展。
這些變化不可諱言地終至帶來大陸社會階級構造的巨大轉化。也帶來中共黨的社會階級性質的變化，也強大地影響「工農聯盟」在政治、經濟上的領導地位。對外經濟開放，可能一定程度內銷蝕了「自立更生」、「以找為主」的發展原則，也一定程度上對中國民族工業、巨型國有資本造成衝擊。
這些變化，當然是大陸在開放改革後一系列公有制向半私有制轉化、私有制經濟相對蓬勃成長等經濟基礎的轉變帶來的結果。伴隨這些變化，新生資產階級湧現，而與新的階級和經濟社會變化相應，在經濟學和其他學術領域，在社會思潮和文學藝術領域出現自由主義、自利主義、消費主義是自然不過的事。然而，新生資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在大陸上力量還十分薄弱。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領導權在中共領導集團手中而不是資產階級手中。公有制在相對削弱、私有制在相對增長，但截至當前，在總體經濟中公有制仍然佔著上風。在意識形態領域，馬列著作仍定期修訂隆重出版。馬列毛和世界著名馬克思主義著作仍然公開出售。一股和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言的保守派、自由主義派相抗衡的新的進步知識分子在成長。大陸到海外留學的一部份學生在外國環境下重新認識了馬列主義和帝國主義，他們的思想他在影響大陸內部一部份好學深思的青年。
我的手上就有一本書：《清算改革開放二十年》，大陸學者梅岩，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從農業、工業、商業、金融、上層建築等領域實證地清理改革二十年來所湧現的問題。四百六十頁的書的結尾，作者猶說：
「社會主義制度必定要替代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任何巨大的歷史逆流都不能改變的歷史發展」。和一切反動派一樣，陳芳明帶著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輕蔑與憎惡，對於開放改革以後大陸「擁抱資本主義」、「當權者享受革命果實之餘開始腐化、墮落化」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勝利的得色，興高采烈，口沫橫飛。然而，經歷過大革命的中國對社會主義選擇的傳統及其力量，是陳芳明之流所不能理解的。當敵人對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和蛻變歡天喜地，當敵人對中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發出詛咒，我們就深刻地認識到了社會主義強大的、令一切資產階級反動派喪膽的力量。
■存在與意識的關係問題
裝模作樣地把自已粧扮成「前左派」的陳芳明，提出了存在與意識的關係問題。陳芳明說「人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說「人的心理結構、人本身是自己的歷史的創造者」。這些完全沒有陳芳明自己的申論的話，只不過是歷史唯心主義者的「老掉牙」的一般論。
我們提出作為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上層建築之一環的文學，是同一歷史發展階段經濟下層建築的反映，是因為我們認識到一時代的文學藝術，是一時代生產方式〈即社會經濟基礎亦即「社會性質」〉的反映，能夠在一時代的生產方式＝經濟基礎中找到關於文學藝術的形式、內容、思想、感情、階級、意識等等內容的根源。我們提出這淺顯的道理，主要是因為在陳芳明的「三大社會性質」分期論中，絲毫看不到他以他那「三大社會性質階段」去連繫各該階段台灣新文學形式、內容的科學性分析、從而對陳芳明的社會性質論提出駁論，因此也就沒有必要、也不曾進一步提到有關意識與存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間的關係的進一步討論經過幾億萬年的演化，生活和勞動鬥爭使人猿變成了人。於是在萬古洪荒中出現了人的社會。在勞動過程中，經歷漫長的時間，人猿的腦演化成人腦；動物性的心理發展為人的意識。於是世界上除去物質的存在，開始出現了意識。意識依附於勞動、語言和文字而發展。意識在它的起源就被賦予社會性，意識往社會實踐中發展和形成。在意識與存在關係上，物質、社會存在是第一性的，而精神、社會意識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物質和社會存在決定精神和社會意識。封建的生產關係決定了在封建時代的建築、文學、思想和文化滲透著帝王將相、忠孝貞烈、福祿子壽等封建宗法主義內容。
但社會意識＝上層建築一經形成，便帶有相對自主性〈relativeautonomy〉，而且在物質決定精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礎上，在一定條件下，能施反作用〈而不是「決定」〉於社會下層建築。封建的政治、法律、思想對封建的經濟關係〈如地主佃農的階級支配〉能起到鞏固、促進、發展的作用，忠孝節義思想有助封建地主佃農關係的固定化，有助鎮壓農奴階級的反抗。當手工業、商品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取得進一步發展，固有的封建的法律、政治、思想就起到遏制商業資本經濟發展、進而向資本主義經濟移行的反作用。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有條件的，是以物質最終、歸根結底決定意識為前提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機械唯物論之把意識看成存在的機械而一比一的反映。馬克思主義自始就承認，在存在最終決定意識的條件下，意識和文學藝術一經形成，就有其幽微的「相對自主性」，並在一定條件下能對存在發生「反作用」〈而不是「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也是辯證法的，充份認識在存在最終決定意識條件下，存在與意識的辯證關係：「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又反作用於存在，但歸根結底又是存在決定意識。」
一九九八年七月五日到七日，在《聯合副刊》上發表了題為〈近親憎惡與皇民主義：答覆彭歌先生〉的小論中就說過：
......普列哈諾夫......認為，文藝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產物。然而…社會經濟生活同文藝的關係絕不是直接的，其間經常有一些「媒介物」即政治、哲學、心理、道德等在其中起到微妙的作用。而這「媒介作用論」適當地批判了當時氾濫一時的「左」的、教條主義的反映論。......德國的新馬克思主義者著重研究社會的階級構成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但他們認為藝術作品中表現的社會真實並不直接反映社會。他們強調要研究文學藝術本身的「內在規律」，重視「文藝自身的、相對的自主性」。
這些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存在與意識關係三原則─即存在決定意識；在這個基礎上，存在以其相對自主性反作用於意識；而物質最終決定意識─基礎上的展開。陳芳明完全不明白這個理論，大談沒有物質最終決定意識論的基礎上的「人們的意識也能決定社會存在」；大談沒有意識形態相對自主性認識上的「文學與社會不是一對一的相應」；大談不懂得經濟基礎的最終決定性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滲透」，看來就很像是「匪黨理論批判」一類的垃圾裡抄來的片段。
■關於人和歷史的關係
陳芳明說人們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說「人的心理結構、人本身是歷史的創造者」，看似豪壯，卻沒有任何申論。歷史唯心主義的歷史中，不乏主張人的「精神」、「意志」、客觀存在的「絕對精神」改變物質世界、創造歷史發展之說，但都有一套繁瑣精緻的申論。但陳芳明的宏論卻要僅僅以兩三句話去解決人與歷史關係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其中，社會經濟的條件是決定性的。恩格斯就說，人創造歷史，「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結底是決定性的。」恩格斯接著說，在同時，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腦中的傳統」，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雖然並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致布洛赫》，一八九○〉。
一部人類的歷史，是社會生產方式新陳代謝運動的歷史。從這史的唯物論出發，人類歷史，當然是物質生產者─即生產關係中能動的環節＝生產力〈勞動者十生產工具十生產對象〉─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在勞動生產者的勞動過程中，取得了生產工具的發展。生產工具的進步，帶動生產力的進步，又從而帶動新的生產關係的形成，又從而造成政治、法律、科技、宗教......這些上層建築的進展。即使歷史上有個別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或科學家對歷史發展做出重要影響，也首先是他們個別人對特定歷史社會等決定條件的回應。沒有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的呈露的矛盾、沒有工人階級和他們的鬥爭、沒有工人階級的覺醒，沒有改變世界的客觀要求，沒有社會主義先行者即諸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產生及其在革命實踐中的挫折，就沒有馬克思天才的、科學性體系的產生。
陳芳明依照歷史唯心論，認為作家能主動地「回應」時代，能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創作力法。這是沒有文藝社會學起碼知識的說法。
前面說過，文藝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因此，文學的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等等〉，也深深地打上一時代社會生活、社會存在的烙印。另一方面，在認識到文藝受制約於社會存在的同時，絕不忽視在藝術文學的創作領域中存在著極馮細緻、幽微的、相對自主的領域。馬克思就在他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說過，「藝術......絕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正比例」，因而也「絕不是同......物質基礎之一般發展成正比例」。
然而，曰「不成正比例」，從另一面意味著不是正比關係的一定比例關係的具體存在。馬克思在那一段討論希臘神話之歷史社會條件的著名論述中，深刻地說明了只有在人類社會經濟的幼兒時代，才能產生現代機械化生產所永遠不能產生的塊麗、天頁爛漫和完美的希臘史詩。現代科技和生產方式必然扼殺古典時代的人以鮮活形象去認識、征服自然的偉大想像。但這樣的分析，畢竟還是生動地說明了生產方式最終對於文藝的曲折的制約性。
因此、研究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和文藝創作方法的演變，就成了各家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的重要課題。我在九八年七月前引批評彭歌先生的心論中就提過，梅林在一八九三年發表的《萊辛辯偽》指出代表普魯士資產階級的詩人萊辛是德國封建主義的批判者。拉法格一八九六年發表的《浪漫主義的源起》把浪漫主義這個創作方法，依馬克思主義，與當時西歐資本主義之社會的、經濟的、階級的諸條件連繫起來分析。今天，一般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對於西方文藝思潮〈創作方法〉與西方社會的關係，以最概括的方式，有這樣的理解：
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手工業基礎上的紡織作坊有所發展。航海技術和航海事業的發展，手工業商品基礎上的商貿，促成重商主義的商業資本主義擴張，對外進行掠奪奴隸勞動和珍奇資源的殖民主義。早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英國爆發了商業市民資產階級的革命，自由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甚囂塵世。新興富裕商人。銀行家登上了歷史舞台。但這些市儈無文的新爆發的商人資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遂依附沒落中貴族的風雅，以古典希臘羅馬的文藝為尚，發展出講究理性、均衡、優雅、嚴守格律的藝術文學，是為「擬古典主義」的思潮和創作方法。但從十八世紀初到同世紀七○年代，法國有擬古典主義的悲劇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似乎部不曾像陳芳明所說「自主」地脫離一時代的社會條件去「回應」時代，各持各的創作方法。至於同時代英國在這擬古典時代發展出來的西歐第一代現實主義小說家群〈狄弗、史威夫特、阿迪遜、費爾丁〉，我在小論〈災難〉中表示過，問題是這些作家似乎不能看成「自主」地一致以現實主義、散文、小說的創作方法和敘述題材「回應」了時代，而是受到一定階段的社會、階級條件所制約。
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生產工貝〈機器〉、能源動力，交通工貝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機械化、大規模、工廠制生產登上了舞台。西歐各國相繼發生工業革命。新生資本主義帶著自由競爭的性質在西歐展開。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西歐各國先後爆發了資產階級市民革命，西歐傳統封建社會瓦解，現代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
於是在西歐，一個全新、獨立的市民階級從封建宗法關係和宗教戒律中解放，帶來資產階級的個人和自我的覺醒。他們以詫奇的眼光、以作為個人的思想與感情看見瑰麗的大自然，任個人解放後的感情恣情流洩，想像、感傷、憂悒、孤獨、激動的感情澎湃。在文學上，摒棄一切古典格律、矜持、禁抑，而縱情謳歌湖光山色，馳騁個人想像、熱情與激情的浪漫主義成為十八世紀七○年代迄十九世紀三○年代六十年間，英國和西歐的詩人率皆以浪漫主義的創作方式留下了璀璨的詩篇的根源。但看來其中也沒有人獨立自主地以另外的創作方式去「回應」。
十九世紀中後，法國巴黎公社革命和經濟危機，標誌著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了壟斷〈或作獨占〉階段。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日著，科學的發展、理性主義哲學的咄台，在十八世紀英國寫實主義小說成就的基礎上，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成熟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移行時期的新的文學創作方式現實主義小說，求客觀如實地描寫資本主義下人的生活的實體和生活中的矛盾，時而寓意抗議和改造。而後極端的科學與理性崇拜，使激進的現實主義發展為細緻、宿命而冷酷的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的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自然主義的左拉、哈代等大師輩出。另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現代主義，更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末期的創作力式，至二○年代達於高峰，表現了高度資本化社會下的人的極端異化和虛無化，影響及於全歐。這都不是陳芳明的主體「回應」論所可解釋的。至於國家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另作「晚期資本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藝、文化現象問的連繫，論評者已多，茲不贅及。總之，一種創作方式受一時代的社會經濟所制約，社會經濟透過同時代的哲學思潮，而形成一種文藝思潮，發展馮相應的創作方法，影響一整代的文藝風格與思想，此豈是個人主觀「回應」論所能解釋！
■關於現代主義
陳芳明說台灣的現代主義是國民黨和美國「相互勾結」引進台灣發展起來的。我在小論〈討論〉中說過，國民黨在五○年代以權力發動「反共抗俄文學」的同時，有人同時提倡現代派繪畫，但不旋踵因為畢加索的共產黨背景把現代派壓得噤如寒蟬。六○年代初，有第一次現代詩批判，是國民黨文藝協會─陳芳明所說「官方文學」派對現代詩加以撻伐。現代畫也受到新國粹派的批評。應該說，在一個時期中，台灣現代派很受到國民黨的疑忌。六○年代中後，由於我們尚不知道的原因，現代派不但與國民黨團結了，而且和軍中政戰方面有友好關係。我在獄中時，《青年戰士報》每周有一個全版的現代詩周刊，說國民黨自始和美國聯手支持現代主義，不合事實。
陳芳明說「現代主義是帝國主義文化的延伸」，是一知半解的妄話。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對於人和社會產生更大的腐蝕和傷害，使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客觀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他的自我的關係發生嚴重、深刻的異化。從這巨大社會經濟變化對人心所造成的創傷出發，加上同時代唯心主義的、反理性主義哲學與思想的影響，產生了描繪上述四個方面嚴重異化的文學思潮與創作方法，即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而因為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正值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的時代，所以一般以現代主義為帝國主義時代─即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和文學現象。但從內容上說，現代主義極端的反社會、虛無主義、極端自我主義和反資產階級的性質，和吉卜林一類百接謳歌宗主帝國的權力、為帝國主大唱讚歌、睥睨殖民地土著的帝國主義文學是兩碼子事。說現代主義是「帝國主義文化」很不準確。
陳芳明說，台灣接受了現代主義之後，就由作家進行了「改造、擴充和本土化」，用現代主義來對國民黨統治表示曲折的反抗，為台灣文學建設了「新技巧」、「新感覺」......，總之，台灣現代主義好，做了賈獻！然而陳芳明才說過現代主義是「〈美〉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為了更有效的支配殖民地土著文化，往往就要進行「改造、擴充和本土化」。日帝炮製「滿州國」，就宣稱要建設一個「王道」的樂土。當年出席日帝大東亞文學會議的太平洋各日本佔領區的代表，很多穿著民族衣服出席，示「人紘一宇」之盛。
陳芳明迭次說台灣現代主義對台灣文學有貢獻。對於現代主義的估價，最好要講一點實事求是，講「一分為二」。從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看，從其較好、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看，的確深刻、生動地反映了西方現代人在高度發達而非人化的資本主義下所遭受的心靈的創傷與愴痛，也確實表現出西方人在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下非人化、物化和異化，表現了現代生活中深在的矛盾。在一定意義下，現代主義對於發展創作技巧、形式，開拓和表現新的感覺和感性，有一定限度上的貢獻。但是，我們也要同時看到現代主義遮掩生活中的矛盾、誤導現代生活帶來痛苦的社會本質，而將矛盾與痛苦抽象化、絕對化為人宿命的、本質的傷痛、絕望、沉緬其中；現代主義放縱極端的個人主義、自我中心、悲觀和虛無，耽溺在瘋狂、倒錯的肉慾，而現代主義的極端化，往往達到了反文化、反創造，內含著虛無主義的破壞與毀滅性。除了畢加索、聶魯達、阿拉買、托勒等以現代主義形式表現了對資本主義法西斯的批判，表現了對於解放秈改造的憧憬，現代主義文藝一般地以逃避、自瀆、虛無去回答壟斷資本主義對人類社會的壓迫與傷害。
台灣現代主義的物質基礎，不是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而是外鑠的、新殖民性的美國援助經濟帶來的，做為世界冷戰意識形態、與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相鬥爭的創作形式，帶有鮮明的文化帝國主義性質。這是我們對台灣現代主義的一般抱持批評態度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陳芳明說台灣現代派藉現代主義與政治疏離、「挖掘」「心理空間」，「從事內心世界的經營」，「避開敏感的政治議題」，說來也像是面從腹背的曲折的抵抗。在日本進行瘋狂的天皇崇拜和侵略戰爭時，幾乎全部的日本大作家、知識分子宣布「轉向」，為戰爭大唱頌歌時，唯獨大唯美主義者谷崎潤一郎始終不理會、不寫作，以獨特的風格買徹了抵抗，保全了人格。但台灣現代派和國民黨權力的貼合，在殘酷打擊鄉土文學時的蜂湧而上的人，絕不是陳芳明說的「少數」。則與谷崎相比，「曲折抵抗」的真偽高低，雲泥立辨了。更何況，在台灣的法西斯統治最烈、現代主義最昌榮約五口一七○年代，仍儼然地存在著以鍾理和為代表的素樸現實主義、存在著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白先勇、蔣勳、吳晟、詹澈和後來的施善繼以及許多其他以現實主義刻畫台灣生活的作品。和現代派作品比較，這些現實主義作家和作品才頁正迎向了人民和生活，表現了生活，而這其實就是表現了政治，絲毫沒有被嚴酷的法西斯體制嚇著，以致需要千方百計去「避開敏感的政治」，懦弱逃遁，和敵人苟好，甚至朋比為奸。
對於台灣現代主義採取消極評價的第三個原因，是自日帝統治以來，刻畫生活、表現生活本質而呼喚改造的現實主義，是台灣新文學重要而偉大的傳統。這個傳統在五○年代初反共肅清中遭到慘絕的鎮壓，台灣喪失了簡國賢、朱點人、呂赫若、徐淵琛、藍明谷這些勇敢而優秀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戰士，楊逵遭長期囚禁。現代主義正是在這血染的土地上由外人栽培出來的鬼魅蒼白的花朵。討論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在台灣，應該對這段兩種創作方法交替的歷史進行反思。反思之餘，對台灣現代主義的評價才能功過分明，實事求是。
■關於孟代爾．詹明遜．馬庫色
陳芳明常常玩不懂裝懂、虛晃一招的把戲。他不懂列寧關於中國社會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主張，卻說別人不懂列寧，裝作他很懂的樣子。關於「唐宋明清」的中國封鐵社會問題也一樣。現在他又在他所完全不懂的孟代爾、詹明遜和馬庫色上玩虛晃一招的障眼把戲。
陳芳明說「詹明信的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歷史三階段論法，乃是受到孟代爾有關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三階段論的散發」。這是沒有讀孟代爾的一派胡言。
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應用唯物辯證法去說明一個社會生產方式向另一個生產方式轉變與發展，也說明在同一個生產方式內部的辯證的演化。隨著生產力不斷的進步與發展，即使在同一個生產方式內部，也產生相應的生產諸關係的變化，從而對廣泛的社會經濟關係發生影響，在同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史中，就形成不同形態、不同階段、不同特質的資本主義。不是什麼「歷史的三階段」，而是指世界資本主義內部發展的三個時期。
其次，三個階段的探索，不是由一個思想家一次提出的理論系統。馬克思據以對資本主義做出天才的、經典分析的社會，正是自由競爭期的資本主義，表現為相對地中小規模的生產條件，表現馮市場上比較「自由」、比較少受限制的競爭。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同十九世紀世界資本主義具體條件結合起來，分析了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隨資本主義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同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表現為資本積累與集聚的進一步發展，企業規模擴大，使其在某些部門或整個國家工業總產值、雇用工人數和動力設備等方面占有很高比重。大企業以卡特爾、辛迪加、康釆恩、托拉斯等巨大獨占形式，壟斷市場、產品、原料秈價格，達到獲取最大利潤的目的。列寧並指出，資本不間斷的積累與集聚，使大壟斷體對社會造成統治。壟斷體的統治，就是帝國主義經濟的貿質。生產的壟斷化，促成資本對外擴張，成為帝國主義的基礎。發展列寧的壟斷資本論的重要思想家，還有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巴蘭〈P. Baran〉和斯威濟〈P. M. Sweezy〉等。
列寧也看到了壟斷資本向國家壟斷資本演化的勢頭。區別於壟斷資本論的國家壟斷資本論，是五○年代蘇聯與東歐馬克思主義者比較明確提出的概念。迨七○年代，鮑．傑索普〈B. Jesop〉和恩．孟代爾〈雖然他寧以「晚期資本主義」而不是國家壟斷資本一詞來概括〉都對這一階段資本主義作了深刻的分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表現為壟斷資本體與國家政權的結合，實現資本投入、生產組織、規模和資本集中的擴大，以鎮壓社會的抵抗，力求利潤的最大化。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三個階段論〈不是什麼「歷史發展」約三階段論〉，足歷經馬克思、列寧、斯威濟、巴蘭、勃加哈〈P. Boccara〉、孟代爾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依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歷經百餘年發展出來的。從細部看，三階段的分期在各家論述中有微細的差別。不少學者不同意從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再分出一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孟代爾、斯威濟、巴蘭、波蘭查斯〈N. Polantsas〉就不十分同意「國家獨占資本」的概念〉。但一般而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三階段」說，很多時候是漏了討論的方便所作的分期。再說孟代爾著名的《晚期資本主義論》。
孟代爾在這本書中要對二次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比較快速、長期的成長，做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解釋。研究的結果，他預言戰後資本主義的持久、快速發展和相對充份就業的神話勢將破滅，繼之而預見世界資本主義要進入長期低成長時代，孕育著社會經濟的危機。《晚期資產主義論》的要旨，在分析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展開的過程，思考「一般資本」在戰後期中運動的法則。在本書的第五章以前，孟代爾審視了戰前勞資間階級鬥爭、世界貿易結構的功能，「剩餘利潤」主要形式之演變、無產階級運動在法西斯主義興起和二戰中遭逢的失敗等等。按著，這本書開始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論及新技術的登場，剩餘利潤之形式的改變，冷戰結構下持久的軍火工業資本的擴大，以及以跨國企業形式所體現國際壟斷資本的積累與集中。第十一章以後，則討論國際貿易中的不平等交換、持久性通脹和相應的信用擴張與收縮等等。
因此，說什麼孟代爾有一套「有關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三階段發展理論」，純粹是陳芳明又一個瞞騙打混的瞎說。大學教授的名器不是小事，做學問還是以老實嚴肅為好。
陳芳明為了遮掩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幾次拉著也是他所不懂的「新馬」、「西馬」壯膽。從幾次往返討論，陳芳明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之低下，一覽無遺。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幾乎一無所知的人，奢談「新馬」、「西馬」，是不老實嚴肅的另一個證據。
形形色色的所謂「新馬」，是要將馬克思主義與現代西方既有各派哲學與思想—例如弗洛依德、黑格爾、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等等結合起來的論述。顯而易見，有不少的努力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同與它相矛盾的唯心主義哲學結合起來的。雖然，這些形形色色的「新馬」思想中，自有一定成份的、有益的思想材料，協助人們探索西方現代社會的本質和變革改造之路。但，人所共知，「新馬」絕不是一個完整統一的體系，彼此間相互矛盾，不少還互相指責對方「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像一切科學性的理論，應該隨著時代與實踐發展。但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就只能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方法和原則，審度新情況、新問題，在實踐的總結中發展。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孟代爾就強調，「晚期資本主義」概念的提出，絕不意味著對於馬克思《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之任何「革命性的修正與擴充」。孟代爾自許晚期資本主義論是列寧有關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其他斯威濟秈巴蘭、勃加哈都可作如是觀，而被看成馬克思主義關於當前資本主義本質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者。
但馬庫色就不一樣了。在不同的階段，馬庫色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嘗試讓弗洛依德、海德格和黑格爾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秈弗洛依德相結合的馬庫色的「馬克思主義」，就會倡言解放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的解放，也包括將性與本能從階級社會的禁錮中解放。這類說法固聊備一格，但也就沒有人會認真將他歸為嚴格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但馬庫色的思想中強調一條：尊重思想和文化領域的相對自主性，從而反對因黨或運動的需要犧牲「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倒是對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意識、上層建築的柑對獨自性的有意義的發展。
而詹明遜和馬庫色並不在一個範疇或領域。他的思想營為集中在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原理原則去做文化批評秈文學批評而卓有影響力。他以獨占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說明西方現代主義文藝和文化；以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探索相對應的「後現代主義」文化和文學現象而著聲於世。他以馬克思主義分析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過程的方法，去分析當前文化的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從而更深地剖析和批判文化、意識形態工業的本質。他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賦予歷史以具體內容，讓人們從而得以掌握歷史運動的法則。他論證，從馬克思和列寧出發，我們得以從文藝作品的「微觀世界」〈或作「世界的縮影」〉去「認識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各個方面」。
因而從學術專門領域、從方法論、從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立場，把馬庫色與詹明遜相提並論，就是又一個一知半解，虛晃一招的、不老實認真的證據。
■殖民地和現代化問題
前文說過，陳芳明以他獨自的殖民地社會論終始其沒人理解的「後殖民史觀」，卻對於「殖民地」這個概念完全沒有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的理解，以至於無法區別殖民地社會與一個非殖民地社會的文化、語言、人格、心靈諸方面的殘害。他竟不知道，人類自有階級和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以來，壓迫階級不但對被壓迫階級進行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也對被壓迫階級施加心靈、人格、語言、文化的損害。被壓迫階層在勞動現場、在消費和社會生活受到日常性的歧視，自卑自怨。下層階級的語言和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古今中外，莫非如此。只有陳芳明才說「只有花殖民地」，語言等「文化！問題才會變成政治問題......」，糾纏不清。
最近，他在他的〈面具〉一文中忽然說台灣是「島嶼上的殖民」和「西方殖民」的「雙重殖民」來說明他的「再殖民」說，這是他在〈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這個展開他的宏論之序章中有關「再殖民」部份所沒有的說法，明顯是因應論爭，作勢「進步」的臨時拼湊。國民黨和美國自一九四五年以後如何雙雙對可憐的台灣進行了「雙重」殖民統治，其政治經濟和文化語言的雙重性殖民壓迫怎樣分析，陳芳明一語帶過，也沒有交代。前文說過，美國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是美國為了它在東亞冷戰戰略利益，對台灣進行新殖民主義支配的總構造中的關係。而新殖民主義支配總是要透過當地的、與其合作的扈從政權〈Clientregime〉達到目的。國民黨政府─從兩聘到李登輝一至於陳水扁政權─和美國勢力範圍下一切親美反共政權，即與朴正熙、蘇慕薩、皮諾契特政權一個樣是美國新殖民統治的代理人。國民黨集團對台統治，不存在政治經濟麼美國和皮諾契特法西斯軍政集團的「雙重學意義上的殖民統治，正如當年智利不是什麼殖民統治」那樣，台灣的情況也不是。從理論普遍性說，陳芳明不否定「雙重殖民'論」，軌不能解釋何以一九四五年「再殖民」化後二十多年間只看到以中國認同為主題的類如《江山萬里》、《流雲》這一類的作品。在陳芳明的文學史裡，難道要將鍾肇政先生和許多和他同輩同調的台灣作家，全劃歸「認同中華民族、宣傳中華民族主義」的「官方文學家」，從而讓這位台灣老作家戴上「中華沙文主義」的「台奸」文學家的帽子不成？
陳芳明關於殖民地概念的混亂，也表現在殖民地化和現代化的關係問題上。在〈面具〉一文中，陳芳明說「理性」驅動了西方「重商主義的崛起」、「現代國家的塑造」、「民主法治的建立」和「工業革命的誕生」。而且台灣人知道「理性」，竟還是日本人統治台灣時帶來的！這自然是陳芳明一貫的歷史唯心論。但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告訴了我們，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上半，英國的手工業基礎上的紡織業有所發展，另航海科技發展，發現了新航路，展開了對殖民地奴隸勞動和珍奇資源如金銀礦的掠奪，使重主義的搶掠加貿易興盛起來。在商貿中累致巨大財富的商人和銀行家等新興商業資產階級登場，對傳統的封建貴族和君王形成挑戰。從英國開始的市民資產階級革命，宣揚新興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議會制度的思想成為一時代的新思潮。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西歐各國相繼發生新興資產階級革命，形成現代資產階級的國民國家。客觀的歷史事實是：生產工其的進一步發展、航海技術、航海事業的進步、新航路的發現，以及對殖民地奴隸勞動的殘酷而血腥的掠奪，對殖民地黃金和白銀最貪慾的搶掠，對殖民地奴工最非人化的役使─而不是什麼「理性」，驅動著現代資本主義歐洲的展開，而後生產力又因新能源、新動力、新的機械化大規模工廠生產，促動了科學與技術的進步，斯而後發展為崇尚敵蒙、進步、科學和「理性」的哲學與思想。
主張日本在台殖民使台灣現代化，主張「殖民地台灣住民對於理性的認識與理解，是通過日本殖民體制的建立而接觸到」之類的歷史認識，是陳芳明和他那一夥人以至於台灣教育當局今日的霸權論述。但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先行的刻板的、「政治正確」的爛言，不符合事實。
出於防衛受到日本和法國覬覦的台灣之痛切需要，早在一八七四年沈葆楨渡台後，就開始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工程。據研究資料台灣的現代化始於建省的前後，在清廷著名洋務派中堅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主持下，二十年的經營，台灣出現了全中國最早的自辦電報和新式郵政事業，出現了全國最早投產的新式大規模煤礦。鐵路的舖設、電話電燈的建設，新式學堂的開設，新式貿易船隊的組成，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登場，也鄱在這十九世紀九○年代之前發生。和稍早大陸洋務建設之注重封建的官督秈官辦，台灣相對地鼓勵台灣民間資本和僑商的投資經營，有相對進步性。此外。不同於大陸封建地主豪紳階級之阻嘵改革建設，當時台灣的紳商對現代化工程則表現為積極的捐資和投資，使現代化事業在台灣開展得比較順利。儘管格於歷史的各種極限，台灣在清末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免也有個別弊病。但總體看，日據前在台灣的現代化的績效仍然相當可觀，使台灣成為全中國少數最先進的省份之一。說台灣人認識「理性」是拜日本殖民之賜，是妄自菲薄，是民族劣等主義，美化了日本帝國主義。
陳芳明基本土是強調殖民主義在最終之正面的、文明化作用。所謂「晚到的」現代化，「早熟的現代化」，歸根到底，還是「現代化」了。陳芳明一再強調日本對台灣的殖民使「現代化知識崛起」、使「資本主義」「擴張與再擴張」，說明了他的殖民主義有益論。
看待殖民統治和殖民地「現代化」之間的聯繫，應該依據世界史中長達五百年的殖民史，根據台灣殖民地歷史經驗，實事求是，講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一分為二。
馬克思關於殖民主義一開始就看見其相互辯證約兩面性。他首先以憤怒之情，看見殖民主義的野蠻和破壞。他指出帝國主義以「自由貿易」，對殖民地進行不等價交換的「殘酷的、敲骨吸髓的過程」。總結西方漫長的殖民史，殖民統治為了在殖民地掠奪財富、繼續暴力統治，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用盡了最殘暴的犯罪手段。其歷史遺留的為害，今日前殖民地廣闊的第三世界之積弱、經濟依附化和不發達，社會發展畸型化、文化衰敗、教派與種族紛爭和內戰不息，相當程度士都是幾百年殖民統治的結果。做為曾經被殖民民族的知識分子，尤其要充份地、清醒地、批判地評價殖民地的野蠻性和破壞性。
在充份認識殖民主義的殘酷和破壞性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也認識到殖民主義的、一定程度和意義上的「文明」與「建設」作用。為了遂行殖民地剝削，殖民主義必須先把被剝削者納入資本主義運作的體系，使之進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領域，甚至有時還使殖民地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資本主義改造，以利帝國主義的工業、商業和金融資本得以在殖民地順利運行，進行掠奪。另一方面，殖民統治在掠奪殖民地財富的機制中，伴隨著對殖民地人民人格的百般蹂躪，文化的破壞，血腥甚至滅族的屠殺，一方面又為了培養被其同化的、充當殖民統治下層職員幹部而推廣限於殖民地需要的現代教化。殖民者在殖民地社會中一切的變革，如鐵道的敷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商品的引入，現代教育和衛生施設，改革若干傳統習俗，甚至極有限的參議權，都是為了殖民統治和剝奪的效益，無不是為了鞏固殖民體制，為了殖民地剝削的最大化。殖民主義客觀上摧毀了殖民地傳統落後的生產方式，但這種對舊體制的破壞有一定的限界，例如保留殖民地半封建構造，和半封建勢力柑溫存，使殖民主義帶來先進的生產力遭到扭曲，不能充份發展。馬克思在論及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時說，「〈英國〉殖民主義統治所能做的，只是為建立新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奠定物質基礎」。但「印度人民若要頁正收穫殖民統治播種的新社會因素的果實，就要靠自己起來革命，推翻殖民統治」〈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几。殖民主義一切野蠻、破壞的作用都出於殖民者的自覺。而殖民主義造成的「文明化」、「建設性」作用，無不出於殖民者不自覺的結果，「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在上述殖民主義「雙重作用」的認識前提上去看陳芳明在〈而其〉中關於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間殖民地台灣的現代化論，就顯出其片面性的破綻。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年日帝推動的土地山林調查、幣制和度量衡統一化，外資驅逐和海關職權的獨占，只能算是馮日本壟斷資本入侵台灣前的「基礎工程」。一九○○年日本三井系設立「台灣製糖」以後，新式製糖工業迅猛發展，在糖廠數、產量、生產能力士都有巨大發展。台灣「在來米」的蓬萊米改造，帶來米作生產的進步。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土地山林調查」的過程也是對台灣抗日游擊勢力的血腥鎮壓的過程。土地山林調查的「現代化基礎工程」，實際土是依照日本壟斷資本的需要對台灣殖民地社會經濟進行構造改革，以與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的邏輯相磨合。新的資本主義糖業之發展，足日本製糖資本的排他性壟斷，台灣本地資本主義製糖資本被強權壓抑和排除、和消滅台灣本地傳統製糖資本〈糖廓資本〉的過程。而原料蔗與蓬萊米的農業栽培過程，是以半封建小農制地主佃農關係為其基礎，這就遏制了台灣農業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從而把半封建地主佃農制對廣泛農民的壓迫體制固定下來，與日帝對台統治相終始，使廣泛農民淪於貧困的深淵。這是經濟社會方面。
據統計，一九二二年台灣人小學以上程度的受教育者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五年，士職業學校的台灣學生只有一六人人，一九○○年，接受師範教育的台灣人一九五人，一九○五年，士中學的台灣學生一三六人。這是日本人把「理性」帶結台灣人的實際情況。當然，儘管殖民地台灣人接受新式教育者不多，但相對說，開始有人受現代教育，也是一個進步。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知道日帝殖民教育中存在著嚴重的民族歧視。一九二○年，台灣學齡兒童就學率是百分之二十五點一〈相對於日童約百分之九十八〉，一九二八年，就讀經濟專門學校約合生七十人〈相對於日籍生的三百三十八人〉。甚至到了一九四一年，台中農林學校約合籍生只有一人〈相對於日籍生的一百六十人〉。此外，小學校與「公學校」間師資、學制、課程、教材的雙軌歧視，日台籍教員在待遇、人格上的不平等十分普遍。這是在日帝據台約二十年中藉現代教育把「理性知識與進步文明傳播」到台灣的其體情形。日本藉現代糖業壟斷資本與半封建的地主佃農體制並存的殖民地台灣，是台共兩個綱領所科學地分析了的「先進資本主義和封建殘留結合起來的社會」，也就是通稱「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根本不是陳芳明所說接受了什麼「晚到的現代性」的「早熟現代化」社會。正如著名台灣經濟史學者劉進慶所說，日據時代的台灣，是「日本早熟的資本主義與充份成熟約台灣封建經濟」互相結合碰撞的結果。
於是順便說到偉大的台灣作家賴和的敬蒙論。
陳芳明說「賴和主張台灣人應該接觸現代知識以達到敏蒙的目的」。但賴和又「知道民眾接受現代知識之餘會被滲透殖民化思想」。因此賴和「在某種程度上」「不願見到台灣民眾接受日本人的現代教育」！對於畢生以文學創作、以時論和社會實踐從事反日敵蒙運動不遺餘力的賴和的關於敵蒙的思想，做出這樣離譜的概括，其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論及賴和關於殖民地下的敬蒙和現代教育的思想，不由得想起他的一篇其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的隨筆〈無聊的回憶〉。
在指出新式教育中存在的相對合理性〈學童較不受拘束，有遊戲時間〉，賴和敏銳地指出了殖民地教育的目的在養成中介於殖民者和本地人之間的下層幹部，即廣泛的「保甲長」和「位極巡查」，「世稱大人」的人物，以及「青年壯丁團」團員和「通譯」一類的人，而不是真正受「理性」與「現代知識」培育的現代人。賴和看到，所謂殖民地新教育的內容，無非是日本語和「修身」，皆日帝對學童的語言與思想強制同化教育。
賴和回到自己幼小時代的視角，表達了貧困庶民對殖民地下新式教育的階級歧視的忿怒。賴和借稚子之口詰問，既人皆應以讀書為要，但現實上窮人又上不了學，難道窮人就不是人了嗎？為什麼讀書要錢？難道錢比做人、比讀書還重要嗎？稍後，賴和又說，漠然地上學讀書，實不若在思想認識上頁正的敬蒙。賴和談到日據下現代教育中台灣教師和學生遭受民族歧視。因此賴和不只對殖民地教育存在的民族矛盾有認識，也深刻認識到其中相伴隨的階級矛盾。賴和指出了殖民地的貧困庶民對日本新式教育的民族反感。人民群眾痛感到殖民地新式教育製造出離脫自己民族，充當假日本人已讀日本書做什麼，我們不要作日本仔，也沒有褊氣做大人，我們周不著讀書。」〉的反感。這種反感，其體地來自他們平時受到「保甲長」、「位極巡查」的「大人」、「青年壯丁團」團員秈「通譯」等假日本人的威暴是分不開的。
賴和也清醒地看到殖民地的雙重作用。在談到廣大台籍學生因民族歧視被排除在現代教育門外之不幸時，賴和說，「時代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反〉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賴和看到殖民地現代化和人民的不幸是相互連繫在一起的。
最後，賴和對日據下新教育提出了一個具有十分深刻的後殖民論的批評。在殖民機制下，大多數殖民地知識分子是為了充當介於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間的，「賺錢」比商人還多的保甲長、通譯、巡查和壯丁團員，所以和殖民地人民群眾間自然有對立性。因此受殖民地新式教育「出身」的人和「畢業生」，現實上和他的同民族人剝離了。同族人民視「出身」者和「畢業生」為必欲脫離本民族去「做日本仔」，做幫助日本人鎮壓同族人的「大人」的人。這些人於是荏現實生活中受到人民嘲笑，高不成低不就，終日遊手在家。賴和以自己的體認道盡了殖民地知識分子一方面被從同族分離出去，一方面又絕難被殖民者平等接納的苦悶。法．范葭所說「白面具．黑皮膚」的愴痛與尷尬類之。
但賴和不以分析殖民地知識分子的矛盾馮已足。受到日本殖民地新式教育的他終於決心拋棄了殖民地新式教育給他戴上的「白面具」，即「出身」者、「畢業生」、候補「大人」的白面具，「還我本來」，回到同族的人民中去，甘於回到「農人子弟」、「戴上笠子挑著糞」的本來身分。
這如何能解讀為賴和「在某種裎度上不願見到台灣民眾接受日本人的現代教育」，使他在「敵蒙與反敵蒙之間顯示了」「兩難心境」！
〈無聊的回憶〉是賴和揭發殖民地新式教育的帝國主義本質，分析新式教育的民族與階級歧視，分析新式教育造成殖民地精英與本族民眾分離，分析了殖民地民眾對殖民地教育約民族與階級忿懣，最後呼喚殖民地現代知識分子回到自己的民眾中去。在啟蒙問題上，賴和反對殖民地的制式的、漠然的讀書，而強調「人的認識」的敵蒙〈「......，重要的是在用[的]這一邊，不是在讀的方面。所謂重要乃在人的認識，不是書的本身」〉賴和馮反日反帝的敏蒙運動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世所共知。揭破殖民地教育的帝國主義本質，強調形式知識之上的「人的認識」，號召回到人民中去！在殖民地下，世上有比這更為敵人心志，發人深省、強而有力的敢蒙嗎？陳芳明對賴和散蒙論的詮解，不能不含人對他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書寫」捏一把冷汗。
■關於語言問題
陳芳明和他那一派人總是喜歡強調殖民地台灣的文學，自始就白話文、日文和閩南語並用，藉以強調台灣殖民地化以後在語言與文化上與中國殊途，台灣自主性形成。但歷史事實不支持他們的說法。
一九二○年，台人反日敵蒙雜誌《台灣青年》在東京約台灣留日學生中發行，語言是漢語白話和日語幾乎各半。花日本統治二十五年之後，一整代〈雖然人數在人口中占很小比率〉能讀寫日文的新知識分子出台的條件下，在宗主國的東京發刊的雜誌，一開始漢語白話就佔□半篇幅，是有堅持民族種性的重大意義的。一九二二年改刊《台灣》，語言篇幅也日中各半。但到了一九二三年改刊《台灣民報》，自其一期至七期全部使用漢語白話，原因在「專用平易漢文，滿戴民眾的知識，宗旨不外散發我島文化，振起同胞民氣」。台灣陷日二十八年的當時，志士仁人為了「散發我島文化」、「振起同胞民氣」，竟全面使用漢語白話，「漢文」使用是隨殖民支配時間而擴大，不是縮小。第八期以後，為了照顧在東京較年輕的讀者，把被迫休刊的《台灣》中日語部分併入民報，至一九二七年《台灣民報》遷台，仍維持中日語各半、漢語稍多的比率。一九三二年，日刊《台灣新民報》在台發刊，改以中文為主體〈三分之二篇幅〉日文為副〈占三分一篇幅〉的語言比率，迨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才被強迫全版改為日語，中文全面在出版物上被禁絕。自一九二○年到一九三七年長達十七年間，即日本據台四十二年間，中文在殖民地台灣表現為印刷品上的文章〈包括文學創作與評論〉書寫語。今日翻閱舊帙，中文語言之流暢通達，令人印象極深。民族語文丫國家語文的成立，一個重要條件，是能普遍使用於印刷傳播物而受到廣泛接受，其次是能產生文學〈和論說〉作品。台獨學者好以日據下日語使用來「稀釋」殖民地台灣文化的中國抵抗性，是行不通的。
至於賴和在作品中使用台灣土白和少數一些有漢字表現的日語，考慮到賴和完全有能力寫完整優美的白話文，他的採用台灣土白和漢字日語，應該理解為他實踐「大眾文學」路線的語言方針而不是另立「台灣主體」。賴和在〈一個同志的批信〉後停止了用台灣土白寫作，也很能說明事情。把台灣土白，中文白話、日本語分立並論，甚至還把台灣土白再分漳泉和四九年後來台的「外省」語紛立並陳，罔顧語言學知識〈閩南語的漳、泉、廈語以及客語中的海豐陸豐，「外省人」語中廣泛的北方官話系、吳語系、閩語系、西南官話系等廣泛的語言，全是中國的方言，文字、文法相同，辭語也大率相同，只有語音因歷史變遷，有些部分甚至不能相通〉。
對於國民黨的強權性語言政策，陳芳明抓不到問題的核心，卻吹吹不休。我們指出語言的強制本身不能據以區分異族殖民主義的語言，統治和民族國家建設國家語的強制的區別。十八世紀的法國對使用「不純正法語者」科以反革命極刑之罪。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殖民者都一定強要被殖民者拋棄母語、強學殖民者的語言。在殖民主義早期階段〈十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統治者在殖民地印度的文明教化上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英國統治印度的前半個世紀，沒有花印度設立任何一所英語學校。最早的印度買辦階級，是從傳教士那兒學到了破碎的英語。荷蘭人也對在東南亞各殖民地教荷語毫無興趣。在一個時期，殖民者不把自己的語文教給被殖民者，避免殖民地人通過英語、葡語、荷語接觸現代知識，引發殖民地人的反叛。殖民地與非殖民地的判準，基本上在強大民族對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經濟社會支配構造。至於殖民地文化、語言、政治的迫害，是這個支配構造派生的結果。
關於國民黨推行國語時為眼前一般論所詬病的強橫，曾健民先生在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有重要的發現，足以推翻不憑材料憑空臆想的論說。當年「國語推行委員會」指導者何容先生和當時省府機關報《新生報》主張國語的推行與〈台灣〉方言的保存應並行不悖，並主張台灣話是申國方言之一種，保存了更多古漢語的要素，不可加以訕笑秈歧視。學會國語是應該的，但不特別光榮，而沒學會國語，也並不可恥。重要的是要把台語從日語支配中解放出來，「恢復其作為中國方言的地位」。光復後國民黨的國府官僚認為，推行國語不應禁台語而應禁日語。因為鼓勵台語即所以推行國語。這樣的眼界和襟懷，自然為陳芳明們所不能理解了。
■關於一些雞毛和蒜皮
陳芳明在面對他的所謂台灣「社會性質」和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書寫」的本論上受到難以招架的批判之餘，喜歡轉移目標，節外生枝，扯上一些雞毛蒜皮，糾纏一番。
先說出版周明〈古端雲〉先生的《台中的風雷》〈原名《在追隨謝雪紅的日子裡》〉的經過。周明先生將書稿首先在我的朋友葉芸芸女士在美國出版的《台灣與世界》月刊上連載。連載後周先生表示希望能夠在台成書出版，葉女士來信問我的人間出版社有無出版機會，並將周先生已連載書稿寄給我看。當時我與周先生尚未認識，在葉女士受周先生之託代理洽商出版事宜情況下，葉女士全權代表了周先生商定由我在台出版。不料周先生又在上海與陳芳明洽商同書的版權，事先事後皆末與葉女士連繫，葉女士對於這突然的變化也感到驚訝。本來出版協約既末簽定，作者自然可以改變出版社的選擇。無如當時我對於四○年代末奔赴大陸的台籍前輩中部份人士間複雜的政治和歷史糾葛毫無所知，更不知現實上存在著擁謝〈雪紅〉與反謝的矛盾，連帶地對極「左」時代的中共也有一些切身的怨恚。同先生固然可以給任何別人出版，但我當時天頁地擔心周先生在大陸不知道陳芳明人盡皆知的政治色彩，一旦出書，會使不知情的周先生在大陸為難，因此才請在上海的朋友轉告情況，不料引起周先生的誤會，以為我挾人事強迫他答應出版，此其間周先生寫了幾封信給陳芳明，把由此事引起他對中共的不滿也和盤託出。及至陳芳明在〈冷戰體制下的告密文化笞出版商陳映真〉發表，我才對這幾件事實感到震驚：一是周叫對陳芳明的深深的信賴，到可以將身在人陸的自己內心政治上的傾向幾無遮掩地透露的地步。二是這樣深受信賴的陳芳明居然為了打擊陳映真而不惜將周先生寫給他的私密信件在台灣公開披露，完全不必考慮到周先生的處境。手段狠毒，今人瞠目。至於周先生寫給陳芳明的書信內容，陳芳明在上揭文章中有不少引述，可以覆按。對這件事，後來周先生在來信中表示了遺憾，並和我簽定了出版協約，我兩次到上海的醫院去看望過療養中的周先生，親致微薄的版稅，相談甚歡。現在周明先生應該在台灣，其中種種，同先生最為清楚。但陳芳明決然不顧周先生的處境秈周先生對陳芳明最深的信託和友誼，公開周先生不方便公開的私人信函，這是不是才是一種公開的告密呢？
關於余光中問題，本來就與陳芳明沒有百接關係。我長期隱而不發，主要是要恪遵今已物故的鄭學稼先生和一些長輩的好意勸戒。事隔多年，陳芳明把我對台灣現代主義的批評說成我與現代派一些個人私下的恩怨，說成當年現丫栩底給鄉士文學派扣帽子，是因為我先愛說人家足「買辦知識分子」〈事實上我從沒有這樣做過〉，刻意把鄉土文學論戰中，現代派裡一部份人依恃法西斯權力，對鄉土派施加反共法西斯的、必欲致人死命的打擊之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卑劣行徑，加以稀釋淡化。我長久以來知道當時深得余光中信賴的陳芳明握有余光中向他透露的最邪惡的毒計的私信，而煉芳明至今猶一副事不干己、若無其事的表情，而且一度為了在台獨派中洗清他和余光中的關係，陳芳明重施故技，把余光中的私信悍然公諸於世。余光中給陳芳明的那一封「長信」秈「附寄」給他的「幾份」深文周內的「影印文件」聯繫起來的政治和道德意義，決定了收件人陳芳明與這件黑暗的陰謀的關係和責任。收到過余光中這駭人聽聞的密告信的陳芳明，至今還在說審美與政治應該分開。余光中的文學評價和「文學造詣」可以見人見智。但歷史終將告發的是余光中的人格與人品，和為罪行刻意緩頰掩飾的共犯者。
陳芳明說我在台灣「享患了台灣自由主義傳統的好處」，「享有島嶼內部的言論自由」卻利用這自由去「肯定中國毛氏的新民主主義」云云。這讓人想起戒嚴時代王昇將軍一類人對當時台灣自由主義者、黨外運動家之對時政批評所做忿怒的斥責與威嚇，不值一駁。但有兩點要說一說：其一、台灣的民主運動史不能只寫五○年代末以後從「自由中國」運動以迄黨外運動的過程。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台灣學生、作家、知識分子、工晨和大陸上反對國民黨統治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鬥爭互相連繫的民主運動，也應包括進去。在四○年代台灣的民主主義鬥爭，表現為一九三七年元月台灣學生響應沈崇事件的反美運動，表現為二二八爭取和平建國、民主自治的鬥爭，表現為事變後蓬勃發展的地下黨的鬥箏，表現為一九四九年鎮壓台大和師院進步學生與進步作家〈楊逵〉和編輯人〈歌蕾〉的「四人事件」。台灣的民主主義鬥爭，絕不是陳芳明台獨一派可以一手遮天，獨家包辦的。
一九六八年我的投獄、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遭情治機關留置三十六小時，雖然在台灣新民主主義運動史上算是芝麻小事，但許我謙卑地說，對於反對台灣反法西斯的民主主義鬥爭，我是有棉薄貢獻的，至少比起機會主義地「流亡」在沒有警備總部的海外的「在地左派」和「革命家」們，貞獻應該大一些吧。有一點貞獻，我就有權利發言。雖然我們追求的民主自由並不止於資產階級票選制的民主自由，而是廣泛生產者討論和決定共同命運的那種民主與自由。
我一貫主張民族的分裂使民族殘缺化和畸形化。反對外國干涉，促進民族的統一和富強，是台灣左派為之鬥爭的歷史旗幟；增進民族團結，共同建設新的中國，是四○年代楊逵先生以來台灣前進的知識分子的重責大任。對這主張，我至今沒有動搖過，沒有掩飾過。
至於我的「中華民族主義」立場，我自少及今，立場一貫，不曾動搖。有些人，到了三十多歲的一九七八年還在說：「第一，《龍族》同人能肯定地把握住此時此地的中國風格；第二，誠誠懇懇地運用中國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還熱情洋溢地吶喊過：「龍，意味著一個深遠的傳說，一個永恆的生命，一個崇敬的形象。想起龍，總想起這個民族，想起中國的光榮和屈辱。如果以它做為我們的名字，不也象徵著我們任重道遠的使命嗎？」今日，當陳芳明回看在他而立之年的「中華沙文主義」的「病態民族主義」之「虛偽」、「落空」的話語，不知如何自處？在台灣新文學史上，有一條任何意識形態所不能抹殺的傳統，即偉大的中華民族主義傳統，表現為日據台灣新文學大部份堅持漢語白話作品和一部份似日語寫成的文學作品中光輝磅礡的反帝中華民族主義，表現為賴和、楊逵孜孜不倦，堅毅不拔的反日愛國主義鬥爭，表現為簡國貿、朱點人、呂赫若、藍明谷、徐淵琛的地下鬥爭和英雄的犧牲，表現為楊逵在戰後奮不顧身的合法鬥爭和長期投獄，表現為以中華民族認同批判外來現代主義文學要求建立民族和大眾文學的鄉土文學論爭。我自覺地以忝為台灣文學這愛國主義、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傳統中微小的一員，感到自豪。以戒嚴時代的、腐朽反動的辭語拉我通北京、通共產黨的帽子，隨著大陸崛起的不可遏止的形勢，隨著大陸發展的實相漸為反動派所不能遮天，陳芳明的反共煽動終竟是徒勞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發生了含親者深痛、仇者大快的「天安門事件」。全世界資產階級反動派自然要牢牢地抓住這絕好的機會，進駐北京，把事件細節二十四小時向全世界播送，製造全球性反共反華輿論，把事件定名為「天安門屠殺」，事後並對中共施加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國際性敵對措施。陳芳明秈一些反共反華派從而對於我在九○年春率「中國統一聯盟」訪問北京之事和天安門不幸事件聯繫在一起，說我「如此仇視〈台灣〉民主運動，如此憎惡台灣人民，為了中國民族主義，他完全站在北京統治者的立場」。
但陳芳明們的反共攀誣是禁不起檢驗的。從天安門事件開始階段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一直到今人沉痛約六月四日，我所主編的〈人間〉雜誌就派了三、四個記者在北京現場進行深入的採訪。可以驕傲地說，我們是唯一的媒體，不受任何反共國際大媒體的壟斷，自己深入北京現場秈民眾中，透過自己的視景窗拍攝大量的現場照片，訪問過無數現場中的大陸人民，以自已的視角寫深度的報導，在事件的第二個月即八九年七月號上以特集方式發表。組織起來的文章有劉瀨的〈黨中央為什麼怕群眾？〉，報導了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人民向大陸官倒系統宣戰的「北京人民公
文／陳映真
一、陳芳明的台灣社會性質論之欺罔
如果陳芳明先生〈以下禮稱略〉自始就只以一般論的歷史編年去劃分他所要「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則任他隨性自流地去「書寫」，我們也不會加以理睬。問題在於他偏偏顧盼自雄，強以不知為知，宣稱要依「台灣社會性質」嬗變的「三大歷史階段、亦即日據的殖民時期，戰後的再殖民期，以及解嚴迄今的後殖民期」去「書寫」他的「台灣新文學史」，這就關係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以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推移說明歷史─人類物質生活和相連繫的精神生活的歷史─演化的學說了。而陳芳明的所謂「三大歷史階段」論也就是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說，是和台灣社會經濟史中相應於各階段生產力發展的生產方式論毫不相符、毫不相干的瞎說，因此引發了我們的批判和質問。
現在陳芳明改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力說他的台灣社會「三大階段」、即三個「社會性質」論與馬克思的社會性質理論無關。但是，陳芳明多年以來在他的《謝雪紅評傳》和《台灣共產黨的一九二八年綱領與一九三一年綱領》中，一貫裝出一派充分理解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生產方式理論的架式，對台共政治綱領妄發謬論，錯誤叢出，不堪卒讀，我在〈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以下略稱〈災難〉，《聯合文學》一八九期〉中已經加以痛烈的批判，是陳芳明至今所一個字也不能回答的。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歷史演化的理論，是說隨著不斷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產生與之相應的、一定階段的生產關係〈即財產、分配、階級等諸關係〉。這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體、的總和，便是這一歷史階段的「生產方式」。「社會性質」，說的就是生產方式的性質，又作「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另說「社會構造體」。於是不同的生產方式有其不同的社會性質─即不同的社會形態或社會構造體。然而，生產關係一旦形成，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例如在農業、手工業生產力條件下，產生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佃農體制、宗法關係、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等等。這些封建的生產關係一旦形成，就有其抗拒改變的、相對地求穩定鞏固的特性。然而生產力卻在不斷地進步。蒸汽機、自動紡織機的發明，使新的生產力和固有的、封建的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矛盾不斷深化，使原來的生產關係成為新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終就爆發社會革命，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以與新的生產力相適應。
馬克思以這歷史的和辯證的唯物主義解釋向來人類的歷史，從而據以概括地依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和與之相應的不同的生產關係分為原始氏族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等四個「生產方式」、即四個社會性質的推移，來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原理。也正因為這樣，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綱領，莫不對其當面社會的社會性質〈即生產方式〉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即分析生產力發展水平，分析其財產所有關係、分配關係及相應的階級支配構造，而後決定革命改造的方針。以最概括的方式言之，列如下表：
社會性質
〈生產方式〉 階級矛盾 革命的目標 革命的領導階級 革命的性質
封建社會 新生資產階級與封建的地主僧侶官僚階級間的矛盾 打倒封建社會，建立新生資產階級政權 新生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即舊的民主主義革命
資本主義社會 新生工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打倒資本主義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現代工人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十九世紀中後，帝國主義向東方前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甚至前封建社會〉擴張，進行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使這些還停留在封建的社會生產方式〈社會性質〉的社會外鑠地發生了變化，成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些社會的工人政黨，也依照歷史唯物主義，對變化後的東方社會進行了社會生產方式的本質〈社會性質〉的分析，從而規定了獨自的革命和改造的方針：
社會性質 階級矛盾 革命的目標 領導階級 革命的性質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帝國主義外族獨占資產階級‧本地半封建大地主階級‧中小地主‧地主性質資產階級‧城市民‧地主以下各農民層‧現代產業工人 打倒殖民統治‧打倒封建地主‧發展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 以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的同盟為中心，聯合其他革命的階級 工農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新的民主主義革命
這是我國三○年代一個用功的中學生都能講清楚的基本的社會科學常識，對此，陳芳明竟一竅不通，卻膽大之極地胡說瞎扯，在他的《謝雪紅評傳》和《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和一九三一年綱領》及其他相關的宏論中，說什麼台灣黨認定了當時的台灣社會是一個「殖民地社會」，從而主張了台灣革命的性質是什麼「殖民地革命」！又說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主張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於是陳芳明發明了這樣一種離奇的理論：台灣人／謝雪紅／非上大派／日共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堅持「殖民地」社會的「殖民地革命」，但中國人／翁澤生／上大派的／中共領導的中共黨，必欲將其「社會革命」路線強加於台灣的黨。陳芳明於是這樣地讓台灣的黨與中國的黨在他自己腦袋裡鬥得不亦樂乎。事實上，縱觀台灣黨的兩個綱領，從來沒有主張過什麼日據台灣社會是「殖民地社會」，從而也從來沒有因而規定過台灣革命是什麼「殖民地革命」。遍查文獻，也絕不可能找到中共黨曾經主張因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從而規定過中國革命的方針是什麼「社會革命」。陳芳明的相關議論，毫無根據，一派胡言。關於這些，我們在小論〈災難〉中已經評判得很詳細，是陳芳明至今所不能答覆的。因此，絕不能說陳芳明自始就以與馬克思的社會〈生產方式〉生質理論不同的、獨自的方法展開他的台灣歷史「三大階段」說，只能說他從來不曾懂得馬克思的社會〈生產方式〉性質論，卻大膽地利用台灣學界不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條件，把自己打扮成能夠以社會性質論對台共綱領和台灣社會史恣意大發議論的「左翼」，發表成籮成筐的錯誤論說，很有招搖撞騙之嫌。
因此，陳芳明以台灣社會性質為言的台灣新文學史「三大歷史階段」論的第個嚴重破綻，是他根本不懂得社會生產方式之性質，即所稱社會性質理論！
二、陳芳明有關「殖民地」概念的錯誤與混亂
陳芳明以「殖民地社會」的概念概括一八九五年以迄於今日的台灣社會歷史，並且頗自以為創見。然而他卻在「殖民地」這個基礎概念上犯了致命的錯誤，自然使他的日據「殖民地」社會→戰後「再殖民」社會→八七年解嚴後「後殖民」社會的「理論」不能不全盤皆墨，土崩瓦解。
帝國主義、殖民地等概念，是政治經濟學概念；是社會經濟性質的概念。資本對利潤永不休止的飢餓，即其永不休止的生產與再生產、積累與集聚的運動，終至突破民族國家的限界，尋找新的原料基地、新的市場、新的投資地，於是在十九世紀中後，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爭向對外擴張，對遼闊的東方各個前資本主義社會施加殖民地統治。因此，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對外擴張，掠取原料、市場、投資地的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客觀存在，是一個社會被殖民地化的先決條件。其次，被殖民地化的各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失去自己的經濟社會主體性。被殖民地化社會的經濟在強權下被迫成為宗主國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循環與積累的工貝。本地自發的資本主義自然的萌芽與發展被破壞，傳統、反動的本地封建關係與帝國主義經濟茍合而延長其落後的存在。異民族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又稱「獨占資本」〉的殘酷、強權剝削，和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的本地半封建資本苛烈的搾取，使殖民地廣泛農民和工人以及其他被壓迫階級淪落貧困化的深淵。而警察、軍隊的暴力統治，政治和法權上的歧視與壓迫，強制性同化、土著語言和文化的剝奪，歷史解釋和歷史記憶的專政管理、種族和階級的構造性歧視，思想意識形態的殖民地化改造......都是為了強化相應於殖民地社會經濟壓迫和剝削機制的上層建築。離開殖民統治的物質的、經濟的壓迫和宰制結構，光以政治、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強權統治，就無法科學地分辨殖民地社會和其他非殖民地社會。因為自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一切國家政權就成了社會經濟的統治階級、即政治上的統治階級進行階級壓迫、階級專政的工具；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也必然成為那個社會的統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形成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霸權」，透過教育、宣傳體制進行對於廣泛被統治各階級精神與思想的支配。
但陳芳明不明白這個道理。他界定日據「殖民地社會」的內容是：「漢文思考」的「式微和沒落」；「現代化知識的崛起」；大和民族主義的強權統治，等等。在經濟方面，他片面誇大殖民地台灣從「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封建社會」「急劇轉化成為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台灣的資本主義於是發生「擴張與再擴張」。今天，對美國懷抱著無限憧憬、移民北美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必然和已經經歷了母語「思考」的「沒落」和「式微」，但我們總不能據此而云美國把美籍原台灣人的整代殖民化吧。明治維新，以西學〈自荷蘭傳入的西學，日人稱「蘭學」〉為中心的「現代知識」和思想觀念也在日本大為「崛起」；宣傳新生民族國家尊皇愛國主義的「大和民族主義」也「統治」明治日本，但人們卻不好據此而謂日本明治國家政權對日本自己進行「殖民地」統治。至於思想、創作、歷史解釋的強權管理，一切亞洲、中南美洲親美反共獨裁國家莫不以類如國家安全法、反共法、治安維持法進行對於思想、言論、創作等的冷酷壓迫，但人們也不能據此而謂九○年代前的南韓、八○年代的菲律賓，六○到八○年代的廣泛中南美和中近東的一些親美反共獨裁政府對自己的人民施加「殖民地統治。
對此，陳芳明的辯解，竟而是說非殖民社會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語言的壓迫，不是殖民地壓迫，只有殖民地社會的思想文化壓迫，才是殖民地壓迫。陳芳明始則以文化、創作、歷史、思想的壓迫來證明一個社會的殖民地性。然後又以一個社會是不是殖民地社會為先決前提，來說明某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壓迫是不是殖民地性的壓迫。到底是一個社會之思想意識形態壓迫的有無是判斷一個社會是不是殖民地社會的標準，還是先〈用什麼標準？〉判定〈如何判定？〉一個社會是不是一個殖民地社會之後，才分辨那個社會存在的思想意識形態壓迫是不是「殖民地性」？而客觀上，任何階級社會，當然包括任何獨立自主的階級社會，又必然存在著那個社會的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在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壓迫。陳芳明的殖民地論於是不能不陷於這滑稽的循環證明中，不能自拔。
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一樣。陳芳明列舉了「〈中華〉民族思想教育」、「戒嚴」體制、「對〈台灣〉本土意識的歧視與排斥」、「〈台灣〉歷史記憶的扭曲與擦拭」作為國民黨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七年在台進行「再殖民」統治的證據。在小論〈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以下簡稱〈討論〉，《聯合文學》一九○期〉中已有多方面的批判。我舉過韓國慶尚道系的長期執政下對全羅道系的「本土」意識也存在長時期「歧視」與壓迫。至於戒嚴，韓國、菲律賓、中南美反共軍事獨裁政權雖沒有施行若台灣之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但時而戒嚴，又時而解嚴，而後又再戒嚴，直如家常便飯。但總不能說戒嚴了就是「〈再〉殖民化」，解嚴了就「後殖民化」〈！〉，結果不能不把人家的社會說成是「〈再〉殖民」與「後殖民」兒戲似的循環反覆了。
因此，如果不從政治經濟學去界定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概念，就一定會陷入陳芳明這種知識上錯誤、邏輯上混亂的泥淖而不可自拔了。不懂得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概念，是陳芳明台灣「後殖民史觀」、台灣殖民地社會論、台灣新文學即殖民地文學論、連帶地他的「歷史三大階段」說的第二個嚴重破綻。
三、陳芳明「後殖民」論的虛妄
陳芳明把一九八七年國民黨解除戒嚴以後以迄於今日的歷史，稱為「後殖民」時代。他說，在日本和國民黨統治下，台灣新文學分別是「相對於日本殖民體制」和「相對於戒嚴體制」「而存在」，沒有文學自己的主體性，只有到了解嚴之後形成族群、性別、階級等「多元主體」，而又都神秘地「屬於」一個稱為台灣的「主體」。於是「凡是在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文學」，「不論族群歸屬為何、階級認同為何、性別取向為何」，一概是「台灣文學主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陳芳明把戒嚴與解嚴當作台灣被「中華民國」，「再殖民」和殖民地解放的分界，為什麼殖民者自己宣布解嚴？解嚴後「再殖民」如何重編改造為「後殖民」社會？經濟下層建築和社會階級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二○○○年陳水扁政權登台，國民黨「再殖民」而後又自我「後殖民」化的集團下台要怎麼理解？陳氏政權可以叫「後．後殖民」嗎？凡此，莫不是陳芳明要答覆的。
我們在〈災難〉中早已指出，「後殖民」是一個文化思想批判的概念，是對於殖民地歷史殘留於今日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傾向的清算，也是對於今日西方新殖民主義對前殖民地所施加的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後殖民」的文化思想概念根本不是一個關於社會性質的、社會經濟概念。我們對陳芳明這一知識的混亂的批判，陳芳明至今仍沉默以對。「後殖民」另有社會經濟概念，指的是二戰後殖民地獨立後的社會〈post-independent society即「獨立後社會」，或post-colonial society，即「殖民地後社會」〉，這種沒有一個特定生產方式，而包含駁雜的不同生產方式，從擬似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到從屬性資本主義，光譜較大；政治上涵蓋左翼、中間到極右派，外交上從中立不結盟到親美親蘇〈中〉各殊。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台灣社會經濟、階級構造是過去的延續而不是斷裂，不存在從「再殖民」到所謂「後殖民」的革命性變化。從台灣在經濟、政治、外交上對美附庸化而言，台灣的新殖民地化應始於一九五○年而不是一九八七年，但這自然不是陳芳明所能分析的。對於這樣的批評，陳芳明至今裝聾作啞，無從回應。
陳芳明接著把他的「後殖民」時期，同九○年代以後台灣學舌的西方後現代文學現象結合起來，作為台灣新文學在八七年後「後殖民」時代的特徵。
台灣的「後現代」文論和文學作品，不是台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到「晚期資本主義」階段之所產，而是與一九五○年代一樣，是台灣新殖民地文化現象的表現：學舌、模仿、媚俗，是西方文化、意識形態帝國主義對台灣之支配的表現。「後現代」文學在台灣一般地文論〈其中又生吞活剝、亂套硬搬為多〉多於文學作品。文論主要是留學教師、媒體、留學體制和以洋文獨占學術材料等所形成的巨大的新殖民主義構造的產物。這些西方文化、文學、文論在台灣的新殖民主義浸透之所產的理論。和時間短、數量少、評價有待估價的所謂「少數民族文學」、「同志文學」、「性取向文學」．…‥的總和，在陳芳明看來，竟「浮現」出「日據時代」和「戰後」「戒嚴時代」所沒有的「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寧非奇譚！
九○年代以後，西方來台的「後」學勃發，「後現代」、「後殖民」之說「崛起」，有一些玲瓏媚俗的學者爭相唱和，其中就不乏一知半解、媚俗取巧的人。陳芳明說「後殖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便是作家已自覺到要避開權力中心的操控」是毫無根據的。後殖民論主要地是一種文化批判的理論，一種文學批評理論。這文化批判和文學批評又集中焦點於對於過去的殖民主義和當前的新殖民主義對被殖民者造成的心靈、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和自我認同所造成的被害、壓抑、和損毀的揭破、反省與糾彈。事實上。這樣的批判，絕不符薩依德的《東方論》以後才有。二十世紀初共產國際展開的反帝民族解放鬥爭，二戰以後亞非拉廣泛的反對新老殖民主義戰線上的理論家和文學家，都有過深刻的理論和文學作品。以台灣文學而論，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刻劃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為台灣人民帶來的精神、心靈損害的作品。六○年代末到七○年代初，台灣文學中也出現省視在美國侵越戰爭中的台灣人民的定位、討論美國侵越戰爭的士兵來台休假與台灣生活的葛藤、凝視在台跨國資本下人的處境、自我認同與回應的小說作品。如果以今日舶來的後殖民文化批判或文學評論，對這些早在「後殖民論」尚未為台灣所知時就存在的作品進行解析，為了討論的方便，或許可以用「後殖民文學」名之。陳芳明所說台灣在九○年代以降少數一些「同志文學」、「性取向文學」、「眷村文學」或「少數民族文學」，基本上和後殖民論毫無干係。後殖民論以脫殖民批判和分析為核心，離不開世界史上的帝國主義．殖民化．新的文化帝國主義這些特定的範疇。陳芳明移花接木，把後現代主義的虛無主義、反宏大論述、分殊多元這些「主體解構」的概念，僅僅為了他那先驗的台灣「後殖民」歷史階段的烏托邦對「台灣主體」理論的需要，硬生生派給這些〈學舌的〉後現代產物一個「主體重構」的任務，莫名其妙地裝扮成本質上完全矛盾的「後殖民文學」。正如我們在〈討論〉中說過，陳芳明對後現代論和後殖民論的認識混亂，不知道後殖民論自始就是對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文化、意識形態施行霸權支配的反撥；自始就反對被迫以西方霸權文化的涵餘來描寫自己。後殖民論的重要思想家就把林林總總的後現代論看成是當前新的「帝國主義構造」的「延續」。對薩依德而言，今天對抗西方中心主義的鬥爭，就是「反後現代論的鬥爭」！但天才的陳芳明卻夸夸然想把這兩個對立鬥爭的概念硬生生地嫁接到一起。
以這荒唐的「殖民地社會」、「再殖民社會」而「後殖民社會」論，陳芳明竟不無得色地宣告他的「後殖民史觀的成立」！然而，陳芳明對於「後殖民」理論的無知與混亂，使他的「後殖民史觀」在知識與邏輯上連根瓦解，成為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論的第三個嚴重的破綻。
四、陳芳明不能回答的問題
在小論〈災難〉中，開宗明義，我就說和陳芳明討論的「目的，只限於審視和批評陳芳明據以為台灣新文學『分期』之基礎的『台灣社會性質論』。至於陳芳明依其台灣社會性質說所造成關於台灣新文學史論的全面誤謬，則等待以後的機會加以批評」。至今陳芳明和我之間兩個來回的論爭，都白紙黑字訴於公議，無遮掩地呈現了陳芳明的認識、理論水平和論說風格。我們整理出陳芳明所表現的三大理論上的破綻，等待陳芳明的嚴肅對待，做出答覆。
在討論過程中，陳芳明對許多他所無力答覆的問題採取胡說一通、裝聾作啞的逃遁態度：
一、我們說社會性質論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論，並據以指出陳芳明社會性質說的隨意性和唯心主義性質。陳芳明說社會性質〈例如「殖民地社會」〉是「客觀事實」，「為什麼必須根據馬克思來定義」〈！〉。但他明明說過他要把究明「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何種性質」的工作當成他寫台灣新文學史的「一個重要議題」，但面對質問，他竟說他寫文學史「並不是在探討台灣社會性質的演變史」。我們說「殖民地社會」不是一個人類社會演化過程中一個普遍必由的生產方式，他說我們之所以說日據台灣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是「殖民地社會」，是出於我們的「統派立場」，必欲使台灣「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近似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似此妙論胡纏，其是不勝枚舉，卻至今提不出他自己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據有理論系統性，至少可以以一個方法論統一解釋他的日據「殖民地」論、戰後「再殖民」論和解嚴後「後殖民」論的社會性質理論來。
二、我們詳細地透過分析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和《台灣共產黨的一九二八年綱領和一九三一年綱領》，指出他以他完全不懂的社會性質論評說台共「殖民地革命」論的瞎說，陳芳明至今對此悶不吭聲，沒有任何辯解。陳芳明說我關於殖民地的理論只限於馬克思，不知道列寧，彷彿他對列寧關於殖民地理論非常熟悉。我們回應了列寧關於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理論形成過程，陳芳明又裝聾作啞了。關於我們提出中國長期停滯的地主制封建社會論，陳芳明說我們不知道「唐宋之間的歷史變化」、不知道「明清之間的社會演變」，彷彿他精通有關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但當我們提出最概括的關於我國唐宋明清的社會史材料，說明中國特有的地主、士大夫、官僚封建制時，他又一聲不吭了。陳芳明說戰後台灣不被容許「重建日據時代的歷史記憶」，不被容許「對日本殖民文化的批判」。我們依據具體史料舉出了一九四五年至四九年間，台灣前進的知識分子宋斐如、王白淵、蘇新、賴明弘和楊逵等人的脫殖民反思的結論是「中國〈人〉的復歸」，陳芳明又不吱聲了。我們也多次提到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間新生報《橋》副刊上關於重建台灣新文學的大論議中以中國復歸為核心、聯繫著去殖民清算的台灣新文學重建論，陳芳明都默不作聲。似此種種，不勝例舉。
陳芳明的討論風格與策略，自始缺乏知識的真誠。如果他以為飾偽、機會主義、媚俗可以保證他在台灣學界繼續廝混，恐怕是錯誤的估計。在我們已經舉出的他的論說的三大嚴重的破綻問題上，他恐怕終於必須作出合於知識與邏輯的回答，同天下士林交代。否則，就只能宣告他據以「建構」其台灣新文學史的台灣社會性質歷史「三大階段」論的破滅，從而預告了他的正在「建構」與「書寫」的台灣新文學史的破產。
三、餘論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社會根源
事實證明，完全不懂得即使是馬克思主義最淺顯的知識的陳芳明，在〈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以下簡稱〈面具〉，《聯合文學》一九二期〉照例把自己粧點得像一個轉了向的前馬克思主義者。他說他「年少時期」「在海外的左傾歲月」裡，「涉獵過馬克思主義書籍」，還「旁及列寧、毛澤東的思想」。但這個自稱在文革結束、四人幫垮台之前「涉獵」過唯物史觀的陳芳明，居然在他的社會性質論中大大暴露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極端無知之餘，發出這驚天動地的質問：「陳映真的意識形態是由怎樣的『社會存在』來決定，又是由怎樣的『生產方式』來決定」？他又問，陳映真的馬克思主義思考是由「現階段中國生產方式決定」，還是由「台灣的生產方式來決定」......。
陳芳明這問題的本身暴露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根源的無知。
在十九世紀中葉，西歐資本主義有相當高度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的情況愈益突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財產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不斷擴大和顯著化，而經濟關係終究決定社會關係的現象，即使在生活感性領域中也愈見明顯。另一方面，龐大的現代工人無產階級登上了世界史的舞台，在殘酷血腥的資本之原始積累下，陷入絕境，從而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歐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武裝〉烽起。工人從生活中認識到資本和私有制的暴力，逐漸認識了做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工人的力量。十九世紀三○年代和四○年代，分別在美國和全歐的嚴重經濟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體制中潛藏的矛盾與危機。加上當時歐洲各派空想社會主義在指導反資本主義鬥爭中的失敗，都客觀地提出科學性社會主義理論的需要。而馬克思主義正是這客觀歷史和社會條件的所產。
進入二十世紀，世界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又發展為所謂晚期資本主義階段。但這些變化基本上沒有改變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上述的根本性矛盾。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蘇聯的登台，戰後，社會主義在東歐各國、中國和其他亞洲、中美洲的國家的勝利，都使馬克思主義在理論開拓、實踐鬥爭上有實質的發展。九○年以後，蘇東社會瓦解，在無原則的資本主義化狂潮中陷於衰破。中國從極「左」路線的撤出，以多種所有制進行成功的民族積累。世界資產階級於是春風滿面地宣告「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勝利」，「歷史停止，意識形態時代終結，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已成普世的價值」。
九○年代以後的變化，當然是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一次挫折。反共反動一派為此發出歡呼，矢言和平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是理所當然的。陳芳明對中國的轉變眉飛色舞和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憎恨是互相連繫的。但福山和他在台灣皮相的追隨者陳芳明怕是高興得太早了。世界壟斷資本的全球化，固然使各別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取得又一步新的發展，但資本主義無可解決的內在矛盾也向全球擴大。強大國和弱小國的兩極分化擴大。國際壟斷資本因超出國界面超出一切世上的有關投資、金融、福利和環保的法律的監督，並以空前快速的資本運動劫貧自肥......正如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基礎存在於十九世紀西歐資本主義的破綻，今天，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基礎無他，正是今日存在的世界資本主義所呈現的、勢必爆發於異日的嚴重內在矛盾。在今天，各個領域中的馬克思主義者知道，馬克思主義不僅僅對過去社會的運動、發展和變化有無法挑戰的洞見，即使對於分析和掌握未來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仍然擁有很高的威信。而在書齋、在勞動運動、在黨的組織者中，在菲律賓和墨西哥的農民游擊隊中，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一面鮮明而有指導性的旗幟。在極「左」經濟和當前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大陸，以及資本主義的台灣，都存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社會條件。陳芳明問今日的馬克思主義有什麼社會經濟基礎，生動地說明了他對思想和知識的社會學之無知。
一百多年來，世界的反共派和反動派早就無數次宣告過馬克思主義的過時、死亡，也迭次斷言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歷史名詞」。我就在政治監獄裡的洗腦課上見識過好幾個老老少少教「匪黨理論批判」的特務教官和政戰官，無不說馬克思主義過時，說歷史的本質是心物、天人的合一，歷史唯物主義是「左傾幼稚病」的偏激，也莫不說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是「老掉牙的、落伍的」語言。年紀大一些的教官也會說年輕時代鑽研過、相信過馬克思主義，後來因為看見共產黨的邪惡，幡然改悟，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回想起來，那嘴臉、口氣和今之陳芳明其是維妙維肖。但那些教官中有人估計可能還真是搞過馬列主義。而陳芳明，從他一系列文章看，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懂馬克思主義，卻兀自裝模作樣，大搞其知識詐欺。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變化
上個〈十〉月底，我去北京開了一個有關「經濟全球化和中國文化的未來」為主題的研討會。在我提到會議上的論文中，有這一段：
商品經濟和商市場在文革後大陸的恢復和強有力的發展，在現實上和思想上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造成強大的衝擊、挑戰和改變：十分接近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造成資本和人對於利潤、利益的強烈飢餓。農產品和工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擴大，農業收入下降，農民的階級分化進展快速，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商品化迅速發展。
這些變化不可諱言地終至帶來大陸社會階級構造的巨大轉化。也帶來中共黨的社會階級性質的變化，也強大地影響「工農聯盟」在政治、經濟上的領導地位。對外經濟開放，可能一定程度內銷蝕了「自立更生」、「以找為主」的發展原則，也一定程度上對中國民族工業、巨型國有資本造成衝擊。
這些變化，當然是大陸在開放改革後一系列公有制向半私有制轉化、私有制經濟相對蓬勃成長等經濟基礎的轉變帶來的結果。伴隨這些變化，新生資產階級湧現，而與新的階級和經濟社會變化相應，在經濟學和其他學術領域，在社會思潮和文學藝術領域出現自由主義、自利主義、消費主義是自然不過的事。然而，新生資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在大陸上力量還十分薄弱。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領導權在中共領導集團手中而不是資產階級手中。公有制在相對削弱、私有制在相對增長，但截至當前，在總體經濟中公有制仍然佔著上風。在意識形態領域，馬列著作仍定期修訂隆重出版。馬列毛和世界著名馬克思主義著作仍然公開出售。一股和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言的保守派、自由主義派相抗衡的新的進步知識分子在成長。大陸到海外留學的一部份學生在外國環境下重新認識了馬列主義和帝國主義，他們的思想他在影響大陸內部一部份好學深思的青年。
我的手上就有一本書：《清算改革開放二十年》，大陸學者梅岩，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從農業、工業、商業、金融、上層建築等領域實證地清理改革二十年來所湧現的問題。四百六十頁的書的結尾，作者猶說：
「社會主義制度必定要替代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任何巨大的歷史逆流都不能改變的歷史發展」。和一切反動派一樣，陳芳明帶著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輕蔑與憎惡，對於開放改革以後大陸「擁抱資本主義」、「當權者享受革命果實之餘開始腐化、墮落化」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勝利的得色，興高采烈，口沫橫飛。然而，經歷過大革命的中國對社會主義選擇的傳統及其力量，是陳芳明之流所不能理解的。當敵人對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和蛻變歡天喜地，當敵人對中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發出詛咒，我們就深刻地認識到了社會主義強大的、令一切資產階級反動派喪膽的力量。
■存在與意識的關係問題
裝模作樣地把自已粧扮成「前左派」的陳芳明，提出了存在與意識的關係問題。陳芳明說「人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說「人的心理結構、人本身是自己的歷史的創造者」。這些完全沒有陳芳明自己的申論的話，只不過是歷史唯心主義者的「老掉牙」的一般論。
我們提出作為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上層建築之一環的文學，是同一歷史發展階段經濟下層建築的反映，是因為我們認識到一時代的文學藝術，是一時代生產方式〈即社會經濟基礎亦即「社會性質」〉的反映，能夠在一時代的生產方式＝經濟基礎中找到關於文學藝術的形式、內容、思想、感情、階級、意識等等內容的根源。我們提出這淺顯的道理，主要是因為在陳芳明的「三大社會性質」分期論中，絲毫看不到他以他那「三大社會性質階段」去連繫各該階段台灣新文學形式、內容的科學性分析、從而對陳芳明的社會性質論提出駁論，因此也就沒有必要、也不曾進一步提到有關意識與存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間的關係的進一步討論經過幾億萬年的演化，生活和勞動鬥爭使人猿變成了人。於是在萬古洪荒中出現了人的社會。在勞動過程中，經歷漫長的時間，人猿的腦演化成人腦；動物性的心理發展為人的意識。於是世界上除去物質的存在，開始出現了意識。意識依附於勞動、語言和文字而發展。意識在它的起源就被賦予社會性，意識往社會實踐中發展和形成。在意識與存在關係上，物質、社會存在是第一性的，而精神、社會意識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物質和社會存在決定精神和社會意識。封建的生產關係決定了在封建時代的建築、文學、思想和文化滲透著帝王將相、忠孝貞烈、福祿子壽等封建宗法主義內容。
但社會意識＝上層建築一經形成，便帶有相對自主性〈relativeautonomy〉，而且在物質決定精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礎上，在一定條件下，能施反作用〈而不是「決定」〉於社會下層建築。封建的政治、法律、思想對封建的經濟關係〈如地主佃農的階級支配〉能起到鞏固、促進、發展的作用，忠孝節義思想有助封建地主佃農關係的固定化，有助鎮壓農奴階級的反抗。當手工業、商品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取得進一步發展，固有的封建的法律、政治、思想就起到遏制商業資本經濟發展、進而向資本主義經濟移行的反作用。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有條件的，是以物質最終、歸根結底決定意識為前提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機械唯物論之把意識看成存在的機械而一比一的反映。馬克思主義自始就承認，在存在最終決定意識的條件下，意識和文學藝術一經形成，就有其幽微的「相對自主性」，並在一定條件下能對存在發生「反作用」〈而不是「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也是辯證法的，充份認識在存在最終決定意識條件下，存在與意識的辯證關係：「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又反作用於存在，但歸根結底又是存在決定意識。」
一九九八年七月五日到七日，在《聯合副刊》上發表了題為〈近親憎惡與皇民主義：答覆彭歌先生〉的小論中就說過：
......普列哈諾夫......認為，文藝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產物。然而…社會經濟生活同文藝的關係絕不是直接的，其間經常有一些「媒介物」即政治、哲學、心理、道德等在其中起到微妙的作用。而這「媒介作用論」適當地批判了當時氾濫一時的「左」的、教條主義的反映論。......德國的新馬克思主義者著重研究社會的階級構成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但他們認為藝術作品中表現的社會真實並不直接反映社會。他們強調要研究文學藝術本身的「內在規律」，重視「文藝自身的、相對的自主性」。
這些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存在與意識關係三原則─即存在決定意識；在這個基礎上，存在以其相對自主性反作用於意識；而物質最終決定意識─基礎上的展開。陳芳明完全不明白這個理論，大談沒有物質最終決定意識論的基礎上的「人們的意識也能決定社會存在」；大談沒有意識形態相對自主性認識上的「文學與社會不是一對一的相應」；大談不懂得經濟基礎的最終決定性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滲透」，看來就很像是「匪黨理論批判」一類的垃圾裡抄來的片段。
■關於人和歷史的關係
陳芳明說人們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說「人的心理結構、人本身是歷史的創造者」，看似豪壯，卻沒有任何申論。歷史唯心主義的歷史中，不乏主張人的「精神」、「意志」、客觀存在的「絕對精神」改變物質世界、創造歷史發展之說，但都有一套繁瑣精緻的申論。但陳芳明的宏論卻要僅僅以兩三句話去解決人與歷史關係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其中，社會經濟的條件是決定性的。恩格斯就說，人創造歷史，「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結底是決定性的。」恩格斯接著說，在同時，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腦中的傳統」，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雖然並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致布洛赫》，一八九○〉。
一部人類的歷史，是社會生產方式新陳代謝運動的歷史。從這史的唯物論出發，人類歷史，當然是物質生產者─即生產關係中能動的環節＝生產力〈勞動者十生產工具十生產對象〉─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在勞動生產者的勞動過程中，取得了生產工具的發展。生產工具的進步，帶動生產力的進步，又從而帶動新的生產關係的形成，又從而造成政治、法律、科技、宗教......這些上層建築的進展。即使歷史上有個別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或科學家對歷史發展做出重要影響，也首先是他們個別人對特定歷史社會等決定條件的回應。沒有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的呈露的矛盾、沒有工人階級和他們的鬥爭、沒有工人階級的覺醒，沒有改變世界的客觀要求，沒有社會主義先行者即諸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產生及其在革命實踐中的挫折，就沒有馬克思天才的、科學性體系的產生。
陳芳明依照歷史唯心論，認為作家能主動地「回應」時代，能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創作力法。這是沒有文藝社會學起碼知識的說法。
前面說過，文藝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因此，文學的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等等〉，也深深地打上一時代社會生活、社會存在的烙印。另一方面，在認識到文藝受制約於社會存在的同時，絕不忽視在藝術文學的創作領域中存在著極馮細緻、幽微的、相對自主的領域。馬克思就在他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說過，「藝術......絕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正比例」，因而也「絕不是同......物質基礎之一般發展成正比例」。
然而，曰「不成正比例」，從另一面意味著不是正比關係的一定比例關係的具體存在。馬克思在那一段討論希臘神話之歷史社會條件的著名論述中，深刻地說明了只有在人類社會經濟的幼兒時代，才能產生現代機械化生產所永遠不能產生的塊麗、天頁爛漫和完美的希臘史詩。現代科技和生產方式必然扼殺古典時代的人以鮮活形象去認識、征服自然的偉大想像。但這樣的分析，畢竟還是生動地說明了生產方式最終對於文藝的曲折的制約性。
因此、研究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和文藝創作方法的演變，就成了各家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的重要課題。我在九八年七月前引批評彭歌先生的心論中就提過，梅林在一八九三年發表的《萊辛辯偽》指出代表普魯士資產階級的詩人萊辛是德國封建主義的批判者。拉法格一八九六年發表的《浪漫主義的源起》把浪漫主義這個創作方法，依馬克思主義，與當時西歐資本主義之社會的、經濟的、階級的諸條件連繫起來分析。今天，一般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對於西方文藝思潮〈創作方法〉與西方社會的關係，以最概括的方式，有這樣的理解：
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手工業基礎上的紡織作坊有所發展。航海技術和航海事業的發展，手工業商品基礎上的商貿，促成重商主義的商業資本主義擴張，對外進行掠奪奴隸勞動和珍奇資源的殖民主義。早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英國爆發了商業市民資產階級的革命，自由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甚囂塵世。新興富裕商人。銀行家登上了歷史舞台。但這些市儈無文的新爆發的商人資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遂依附沒落中貴族的風雅，以古典希臘羅馬的文藝為尚，發展出講究理性、均衡、優雅、嚴守格律的藝術文學，是為「擬古典主義」的思潮和創作方法。但從十八世紀初到同世紀七○年代，法國有擬古典主義的悲劇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似乎部不曾像陳芳明所說「自主」地脫離一時代的社會條件去「回應」時代，各持各的創作方法。至於同時代英國在這擬古典時代發展出來的西歐第一代現實主義小說家群〈狄弗、史威夫特、阿迪遜、費爾丁〉，我在小論〈災難〉中表示過，問題是這些作家似乎不能看成「自主」地一致以現實主義、散文、小說的創作方法和敘述題材「回應」了時代，而是受到一定階段的社會、階級條件所制約。
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生產工貝〈機器〉、能源動力，交通工貝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機械化、大規模、工廠制生產登上了舞台。西歐各國相繼發生工業革命。新生資本主義帶著自由競爭的性質在西歐展開。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西歐各國先後爆發了資產階級市民革命，西歐傳統封建社會瓦解，現代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
於是在西歐，一個全新、獨立的市民階級從封建宗法關係和宗教戒律中解放，帶來資產階級的個人和自我的覺醒。他們以詫奇的眼光、以作為個人的思想與感情看見瑰麗的大自然，任個人解放後的感情恣情流洩，想像、感傷、憂悒、孤獨、激動的感情澎湃。在文學上，摒棄一切古典格律、矜持、禁抑，而縱情謳歌湖光山色，馳騁個人想像、熱情與激情的浪漫主義成為十八世紀七○年代迄十九世紀三○年代六十年間，英國和西歐的詩人率皆以浪漫主義的創作方式留下了璀璨的詩篇的根源。但看來其中也沒有人獨立自主地以另外的創作方式去「回應」。
十九世紀中後，法國巴黎公社革命和經濟危機，標誌著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了壟斷〈或作獨占〉階段。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日著，科學的發展、理性主義哲學的咄台，在十八世紀英國寫實主義小說成就的基礎上，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成熟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移行時期的新的文學創作方式現實主義小說，求客觀如實地描寫資本主義下人的生活的實體和生活中的矛盾，時而寓意抗議和改造。而後極端的科學與理性崇拜，使激進的現實主義發展為細緻、宿命而冷酷的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的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自然主義的左拉、哈代等大師輩出。另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現代主義，更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末期的創作力式，至二○年代達於高峰，表現了高度資本化社會下的人的極端異化和虛無化，影響及於全歐。這都不是陳芳明的主體「回應」論所可解釋的。至於國家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另作「晚期資本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藝、文化現象問的連繫，論評者已多，茲不贅及。總之，一種創作方式受一時代的社會經濟所制約，社會經濟透過同時代的哲學思潮，而形成一種文藝思潮，發展馮相應的創作方法，影響一整代的文藝風格與思想，此豈是個人主觀「回應」論所能解釋！
■關於現代主義
陳芳明說台灣的現代主義是國民黨和美國「相互勾結」引進台灣發展起來的。我在小論〈討論〉中說過，國民黨在五○年代以權力發動「反共抗俄文學」的同時，有人同時提倡現代派繪畫，但不旋踵因為畢加索的共產黨背景把現代派壓得噤如寒蟬。六○年代初，有第一次現代詩批判，是國民黨文藝協會─陳芳明所說「官方文學」派對現代詩加以撻伐。現代畫也受到新國粹派的批評。應該說，在一個時期中，台灣現代派很受到國民黨的疑忌。六○年代中後，由於我們尚不知道的原因，現代派不但與國民黨團結了，而且和軍中政戰方面有友好關係。我在獄中時，《青年戰士報》每周有一個全版的現代詩周刊，說國民黨自始和美國聯手支持現代主義，不合事實。
陳芳明說「現代主義是帝國主義文化的延伸」，是一知半解的妄話。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對於人和社會產生更大的腐蝕和傷害，使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客觀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他的自我的關係發生嚴重、深刻的異化。從這巨大社會經濟變化對人心所造成的創傷出發，加上同時代唯心主義的、反理性主義哲學與思想的影響，產生了描繪上述四個方面嚴重異化的文學思潮與創作方法，即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而因為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正值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的時代，所以一般以現代主義為帝國主義時代─即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和文學現象。但從內容上說，現代主義極端的反社會、虛無主義、極端自我主義和反資產階級的性質，和吉卜林一類百接謳歌宗主帝國的權力、為帝國主大唱讚歌、睥睨殖民地土著的帝國主義文學是兩碼子事。說現代主義是「帝國主義文化」很不準確。
陳芳明說，台灣接受了現代主義之後，就由作家進行了「改造、擴充和本土化」，用現代主義來對國民黨統治表示曲折的反抗，為台灣文學建設了「新技巧」、「新感覺」......，總之，台灣現代主義好，做了賈獻！然而陳芳明才說過現代主義是「〈美〉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為了更有效的支配殖民地土著文化，往往就要進行「改造、擴充和本土化」。日帝炮製「滿州國」，就宣稱要建設一個「王道」的樂土。當年出席日帝大東亞文學會議的太平洋各日本佔領區的代表，很多穿著民族衣服出席，示「人紘一宇」之盛。
陳芳明迭次說台灣現代主義對台灣文學有貢獻。對於現代主義的估價，最好要講一點實事求是，講「一分為二」。從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看，從其較好、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看，的確深刻、生動地反映了西方現代人在高度發達而非人化的資本主義下所遭受的心靈的創傷與愴痛，也確實表現出西方人在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下非人化、物化和異化，表現了現代生活中深在的矛盾。在一定意義下，現代主義對於發展創作技巧、形式，開拓和表現新的感覺和感性，有一定限度上的貢獻。但是，我們也要同時看到現代主義遮掩生活中的矛盾、誤導現代生活帶來痛苦的社會本質，而將矛盾與痛苦抽象化、絕對化為人宿命的、本質的傷痛、絕望、沉緬其中；現代主義放縱極端的個人主義、自我中心、悲觀和虛無，耽溺在瘋狂、倒錯的肉慾，而現代主義的極端化，往往達到了反文化、反創造，內含著虛無主義的破壞與毀滅性。除了畢加索、聶魯達、阿拉買、托勒等以現代主義形式表現了對資本主義法西斯的批判，表現了對於解放秈改造的憧憬，現代主義文藝一般地以逃避、自瀆、虛無去回答壟斷資本主義對人類社會的壓迫與傷害。
台灣現代主義的物質基礎，不是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而是外鑠的、新殖民性的美國援助經濟帶來的，做為世界冷戰意識形態、與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相鬥爭的創作形式，帶有鮮明的文化帝國主義性質。這是我們對台灣現代主義的一般抱持批評態度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陳芳明說台灣現代派藉現代主義與政治疏離、「挖掘」「心理空間」，「從事內心世界的經營」，「避開敏感的政治議題」，說來也像是面從腹背的曲折的抵抗。在日本進行瘋狂的天皇崇拜和侵略戰爭時，幾乎全部的日本大作家、知識分子宣布「轉向」，為戰爭大唱頌歌時，唯獨大唯美主義者谷崎潤一郎始終不理會、不寫作，以獨特的風格買徹了抵抗，保全了人格。但台灣現代派和國民黨權力的貼合，在殘酷打擊鄉土文學時的蜂湧而上的人，絕不是陳芳明說的「少數」。則與谷崎相比，「曲折抵抗」的真偽高低，雲泥立辨了。更何況，在台灣的法西斯統治最烈、現代主義最昌榮約五口一七○年代，仍儼然地存在著以鍾理和為代表的素樸現實主義、存在著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白先勇、蔣勳、吳晟、詹澈和後來的施善繼以及許多其他以現實主義刻畫台灣生活的作品。和現代派作品比較，這些現實主義作家和作品才頁正迎向了人民和生活，表現了生活，而這其實就是表現了政治，絲毫沒有被嚴酷的法西斯體制嚇著，以致需要千方百計去「避開敏感的政治」，懦弱逃遁，和敵人苟好，甚至朋比為奸。
對於台灣現代主義採取消極評價的第三個原因，是自日帝統治以來，刻畫生活、表現生活本質而呼喚改造的現實主義，是台灣新文學重要而偉大的傳統。這個傳統在五○年代初反共肅清中遭到慘絕的鎮壓，台灣喪失了簡國賢、朱點人、呂赫若、徐淵琛、藍明谷這些勇敢而優秀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戰士，楊逵遭長期囚禁。現代主義正是在這血染的土地上由外人栽培出來的鬼魅蒼白的花朵。討論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在台灣，應該對這段兩種創作方法交替的歷史進行反思。反思之餘，對台灣現代主義的評價才能功過分明，實事求是。
■關於孟代爾．詹明遜．馬庫色
陳芳明常常玩不懂裝懂、虛晃一招的把戲。他不懂列寧關於中國社會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主張，卻說別人不懂列寧，裝作他很懂的樣子。關於「唐宋明清」的中國封鐵社會問題也一樣。現在他又在他所完全不懂的孟代爾、詹明遜和馬庫色上玩虛晃一招的障眼把戲。
陳芳明說「詹明信的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歷史三階段論法，乃是受到孟代爾有關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三階段論的散發」。這是沒有讀孟代爾的一派胡言。
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應用唯物辯證法去說明一個社會生產方式向另一個生產方式轉變與發展，也說明在同一個生產方式內部的辯證的演化。隨著生產力不斷的進步與發展，即使在同一個生產方式內部，也產生相應的生產諸關係的變化，從而對廣泛的社會經濟關係發生影響，在同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史中，就形成不同形態、不同階段、不同特質的資本主義。不是什麼「歷史的三階段」，而是指世界資本主義內部發展的三個時期。
其次，三個階段的探索，不是由一個思想家一次提出的理論系統。馬克思據以對資本主義做出天才的、經典分析的社會，正是自由競爭期的資本主義，表現為相對地中小規模的生產條件，表現馮市場上比較「自由」、比較少受限制的競爭。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同十九世紀世界資本主義具體條件結合起來，分析了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隨資本主義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同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表現為資本積累與集聚的進一步發展，企業規模擴大，使其在某些部門或整個國家工業總產值、雇用工人數和動力設備等方面占有很高比重。大企業以卡特爾、辛迪加、康釆恩、托拉斯等巨大獨占形式，壟斷市場、產品、原料秈價格，達到獲取最大利潤的目的。列寧並指出，資本不間斷的積累與集聚，使大壟斷體對社會造成統治。壟斷體的統治，就是帝國主義經濟的貿質。生產的壟斷化，促成資本對外擴張，成為帝國主義的基礎。發展列寧的壟斷資本論的重要思想家，還有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巴蘭〈P. Baran〉和斯威濟〈P. M. Sweezy〉等。
列寧也看到了壟斷資本向國家壟斷資本演化的勢頭。區別於壟斷資本論的國家壟斷資本論，是五○年代蘇聯與東歐馬克思主義者比較明確提出的概念。迨七○年代，鮑．傑索普〈B. Jesop〉和恩．孟代爾〈雖然他寧以「晚期資本主義」而不是國家壟斷資本一詞來概括〉都對這一階段資本主義作了深刻的分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表現為壟斷資本體與國家政權的結合，實現資本投入、生產組織、規模和資本集中的擴大，以鎮壓社會的抵抗，力求利潤的最大化。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三個階段論〈不是什麼「歷史發展」約三階段論〉，足歷經馬克思、列寧、斯威濟、巴蘭、勃加哈〈P. Boccara〉、孟代爾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依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歷經百餘年發展出來的。從細部看，三階段的分期在各家論述中有微細的差別。不少學者不同意從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再分出一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孟代爾、斯威濟、巴蘭、波蘭查斯〈N. Polantsas〉就不十分同意「國家獨占資本」的概念〉。但一般而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三階段」說，很多時候是漏了討論的方便所作的分期。再說孟代爾著名的《晚期資本主義論》。
孟代爾在這本書中要對二次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比較快速、長期的成長，做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解釋。研究的結果，他預言戰後資本主義的持久、快速發展和相對充份就業的神話勢將破滅，繼之而預見世界資本主義要進入長期低成長時代，孕育著社會經濟的危機。《晚期資產主義論》的要旨，在分析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展開的過程，思考「一般資本」在戰後期中運動的法則。在本書的第五章以前，孟代爾審視了戰前勞資間階級鬥爭、世界貿易結構的功能，「剩餘利潤」主要形式之演變、無產階級運動在法西斯主義興起和二戰中遭逢的失敗等等。按著，這本書開始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論及新技術的登場，剩餘利潤之形式的改變，冷戰結構下持久的軍火工業資本的擴大，以及以跨國企業形式所體現國際壟斷資本的積累與集中。第十一章以後，則討論國際貿易中的不平等交換、持久性通脹和相應的信用擴張與收縮等等。
因此，說什麼孟代爾有一套「有關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三階段發展理論」，純粹是陳芳明又一個瞞騙打混的瞎說。大學教授的名器不是小事，做學問還是以老實嚴肅為好。
陳芳明為了遮掩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幾次拉著也是他所不懂的「新馬」、「西馬」壯膽。從幾次往返討論，陳芳明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之低下，一覽無遺。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幾乎一無所知的人，奢談「新馬」、「西馬」，是不老實嚴肅的另一個證據。
形形色色的所謂「新馬」，是要將馬克思主義與現代西方既有各派哲學與思想—例如弗洛依德、黑格爾、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等等結合起來的論述。顯而易見，有不少的努力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同與它相矛盾的唯心主義哲學結合起來的。雖然，這些形形色色的「新馬」思想中，自有一定成份的、有益的思想材料，協助人們探索西方現代社會的本質和變革改造之路。但，人所共知，「新馬」絕不是一個完整統一的體系，彼此間相互矛盾，不少還互相指責對方「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像一切科學性的理論，應該隨著時代與實踐發展。但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就只能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方法和原則，審度新情況、新問題，在實踐的總結中發展。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孟代爾就強調，「晚期資本主義」概念的提出，絕不意味著對於馬克思《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之任何「革命性的修正與擴充」。孟代爾自許晚期資本主義論是列寧有關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其他斯威濟秈巴蘭、勃加哈都可作如是觀，而被看成馬克思主義關於當前資本主義本質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者。
但馬庫色就不一樣了。在不同的階段，馬庫色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嘗試讓弗洛依德、海德格和黑格爾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秈弗洛依德相結合的馬庫色的「馬克思主義」，就會倡言解放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的解放，也包括將性與本能從階級社會的禁錮中解放。這類說法固聊備一格，但也就沒有人會認真將他歸為嚴格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但馬庫色的思想中強調一條：尊重思想和文化領域的相對自主性，從而反對因黨或運動的需要犧牲「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倒是對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意識、上層建築的柑對獨自性的有意義的發展。
而詹明遜和馬庫色並不在一個範疇或領域。他的思想營為集中在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原理原則去做文化批評秈文學批評而卓有影響力。他以獨占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說明西方現代主義文藝和文化；以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探索相對應的「後現代主義」文化和文學現象而著聲於世。他以馬克思主義分析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過程的方法，去分析當前文化的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從而更深地剖析和批判文化、意識形態工業的本質。他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賦予歷史以具體內容，讓人們從而得以掌握歷史運動的法則。他論證，從馬克思和列寧出發，我們得以從文藝作品的「微觀世界」〈或作「世界的縮影」〉去「認識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各個方面」。
因而從學術專門領域、從方法論、從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立場，把馬庫色與詹明遜相提並論，就是又一個一知半解，虛晃一招的、不老實認真的證據。
■殖民地和現代化問題
前文說過，陳芳明以他獨自的殖民地社會論終始其沒人理解的「後殖民史觀」，卻對於「殖民地」這個概念完全沒有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的理解，以至於無法區別殖民地社會與一個非殖民地社會的文化、語言、人格、心靈諸方面的殘害。他竟不知道，人類自有階級和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以來，壓迫階級不但對被壓迫階級進行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也對被壓迫階級施加心靈、人格、語言、文化的損害。被壓迫階層在勞動現場、在消費和社會生活受到日常性的歧視，自卑自怨。下層階級的語言和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古今中外，莫非如此。只有陳芳明才說「只有花殖民地」，語言等「文化！問題才會變成政治問題......」，糾纏不清。
最近，他在他的〈面具〉一文中忽然說台灣是「島嶼上的殖民」和「西方殖民」的「雙重殖民」來說明他的「再殖民」說，這是他在〈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這個展開他的宏論之序章中有關「再殖民」部份所沒有的說法，明顯是因應論爭，作勢「進步」的臨時拼湊。國民黨和美國自一九四五年以後如何雙雙對可憐的台灣進行了「雙重」殖民統治，其政治經濟和文化語言的雙重性殖民壓迫怎樣分析，陳芳明一語帶過，也沒有交代。前文說過，美國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是美國為了它在東亞冷戰戰略利益，對台灣進行新殖民主義支配的總構造中的關係。而新殖民主義支配總是要透過當地的、與其合作的扈從政權〈Clientregime〉達到目的。國民黨政府─從兩聘到李登輝一至於陳水扁政權─和美國勢力範圍下一切親美反共政權，即與朴正熙、蘇慕薩、皮諾契特政權一個樣是美國新殖民統治的代理人。國民黨集團對台統治，不存在政治經濟麼美國和皮諾契特法西斯軍政集團的「雙重學意義上的殖民統治，正如當年智利不是什麼殖民統治」那樣，台灣的情況也不是。從理論普遍性說，陳芳明不否定「雙重殖民'論」，軌不能解釋何以一九四五年「再殖民」化後二十多年間只看到以中國認同為主題的類如《江山萬里》、《流雲》這一類的作品。在陳芳明的文學史裡，難道要將鍾肇政先生和許多和他同輩同調的台灣作家，全劃歸「認同中華民族、宣傳中華民族主義」的「官方文學家」，從而讓這位台灣老作家戴上「中華沙文主義」的「台奸」文學家的帽子不成？
陳芳明關於殖民地概念的混亂，也表現在殖民地化和現代化的關係問題上。在〈面具〉一文中，陳芳明說「理性」驅動了西方「重商主義的崛起」、「現代國家的塑造」、「民主法治的建立」和「工業革命的誕生」。而且台灣人知道「理性」，竟還是日本人統治台灣時帶來的！這自然是陳芳明一貫的歷史唯心論。但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告訴了我們，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上半，英國的手工業基礎上的紡織業有所發展，另航海科技發展，發現了新航路，展開了對殖民地奴隸勞動和珍奇資源如金銀礦的掠奪，使重主義的搶掠加貿易興盛起來。在商貿中累致巨大財富的商人和銀行家等新興商業資產階級登場，對傳統的封建貴族和君王形成挑戰。從英國開始的市民資產階級革命，宣揚新興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議會制度的思想成為一時代的新思潮。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西歐各國相繼發生新興資產階級革命，形成現代資產階級的國民國家。客觀的歷史事實是：生產工其的進一步發展、航海技術、航海事業的進步、新航路的發現，以及對殖民地奴隸勞動的殘酷而血腥的掠奪，對殖民地黃金和白銀最貪慾的搶掠，對殖民地奴工最非人化的役使─而不是什麼「理性」，驅動著現代資本主義歐洲的展開，而後生產力又因新能源、新動力、新的機械化大規模工廠生產，促動了科學與技術的進步，斯而後發展為崇尚敵蒙、進步、科學和「理性」的哲學與思想。
主張日本在台殖民使台灣現代化，主張「殖民地台灣住民對於理性的認識與理解，是通過日本殖民體制的建立而接觸到」之類的歷史認識，是陳芳明和他那一夥人以至於台灣教育當局今日的霸權論述。但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先行的刻板的、「政治正確」的爛言，不符合事實。
出於防衛受到日本和法國覬覦的台灣之痛切需要，早在一八七四年沈葆楨渡台後，就開始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工程。據研究資料台灣的現代化始於建省的前後，在清廷著名洋務派中堅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主持下，二十年的經營，台灣出現了全中國最早的自辦電報和新式郵政事業，出現了全國最早投產的新式大規模煤礦。鐵路的舖設、電話電燈的建設，新式學堂的開設，新式貿易船隊的組成，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登場，也鄱在這十九世紀九○年代之前發生。和稍早大陸洋務建設之注重封建的官督秈官辦，台灣相對地鼓勵台灣民間資本和僑商的投資經營，有相對進步性。此外。不同於大陸封建地主豪紳階級之阻嘵改革建設，當時台灣的紳商對現代化工程則表現為積極的捐資和投資，使現代化事業在台灣開展得比較順利。儘管格於歷史的各種極限，台灣在清末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免也有個別弊病。但總體看，日據前在台灣的現代化的績效仍然相當可觀，使台灣成為全中國少數最先進的省份之一。說台灣人認識「理性」是拜日本殖民之賜，是妄自菲薄，是民族劣等主義，美化了日本帝國主義。
陳芳明基本土是強調殖民主義在最終之正面的、文明化作用。所謂「晚到的」現代化，「早熟的現代化」，歸根到底，還是「現代化」了。陳芳明一再強調日本對台灣的殖民使「現代化知識崛起」、使「資本主義」「擴張與再擴張」，說明了他的殖民主義有益論。
看待殖民統治和殖民地「現代化」之間的聯繫，應該依據世界史中長達五百年的殖民史，根據台灣殖民地歷史經驗，實事求是，講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一分為二。
馬克思關於殖民主義一開始就看見其相互辯證約兩面性。他首先以憤怒之情，看見殖民主義的野蠻和破壞。他指出帝國主義以「自由貿易」，對殖民地進行不等價交換的「殘酷的、敲骨吸髓的過程」。總結西方漫長的殖民史，殖民統治為了在殖民地掠奪財富、繼續暴力統治，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用盡了最殘暴的犯罪手段。其歷史遺留的為害，今日前殖民地廣闊的第三世界之積弱、經濟依附化和不發達，社會發展畸型化、文化衰敗、教派與種族紛爭和內戰不息，相當程度士都是幾百年殖民統治的結果。做為曾經被殖民民族的知識分子，尤其要充份地、清醒地、批判地評價殖民地的野蠻性和破壞性。
在充份認識殖民主義的殘酷和破壞性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也認識到殖民主義的、一定程度和意義上的「文明」與「建設」作用。為了遂行殖民地剝削，殖民主義必須先把被剝削者納入資本主義運作的體系，使之進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領域，甚至有時還使殖民地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資本主義改造，以利帝國主義的工業、商業和金融資本得以在殖民地順利運行，進行掠奪。另一方面，殖民統治在掠奪殖民地財富的機制中，伴隨著對殖民地人民人格的百般蹂躪，文化的破壞，血腥甚至滅族的屠殺，一方面又為了培養被其同化的、充當殖民統治下層職員幹部而推廣限於殖民地需要的現代教化。殖民者在殖民地社會中一切的變革，如鐵道的敷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商品的引入，現代教育和衛生施設，改革若干傳統習俗，甚至極有限的參議權，都是為了殖民統治和剝奪的效益，無不是為了鞏固殖民體制，為了殖民地剝削的最大化。殖民主義客觀上摧毀了殖民地傳統落後的生產方式，但這種對舊體制的破壞有一定的限界，例如保留殖民地半封建構造，和半封建勢力柑溫存，使殖民主義帶來先進的生產力遭到扭曲，不能充份發展。馬克思在論及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時說，「〈英國〉殖民主義統治所能做的，只是為建立新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奠定物質基礎」。但「印度人民若要頁正收穫殖民統治播種的新社會因素的果實，就要靠自己起來革命，推翻殖民統治」〈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几。殖民主義一切野蠻、破壞的作用都出於殖民者的自覺。而殖民主義造成的「文明化」、「建設性」作用，無不出於殖民者不自覺的結果，「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在上述殖民主義「雙重作用」的認識前提上去看陳芳明在〈而其〉中關於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間殖民地台灣的現代化論，就顯出其片面性的破綻。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年日帝推動的土地山林調查、幣制和度量衡統一化，外資驅逐和海關職權的獨占，只能算是馮日本壟斷資本入侵台灣前的「基礎工程」。一九○○年日本三井系設立「台灣製糖」以後，新式製糖工業迅猛發展，在糖廠數、產量、生產能力士都有巨大發展。台灣「在來米」的蓬萊米改造，帶來米作生產的進步。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土地山林調查」的過程也是對台灣抗日游擊勢力的血腥鎮壓的過程。土地山林調查的「現代化基礎工程」，實際土是依照日本壟斷資本的需要對台灣殖民地社會經濟進行構造改革，以與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的邏輯相磨合。新的資本主義糖業之發展，足日本製糖資本的排他性壟斷，台灣本地資本主義製糖資本被強權壓抑和排除、和消滅台灣本地傳統製糖資本〈糖廓資本〉的過程。而原料蔗與蓬萊米的農業栽培過程，是以半封建小農制地主佃農關係為其基礎，這就遏制了台灣農業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從而把半封建地主佃農制對廣泛農民的壓迫體制固定下來，與日帝對台統治相終始，使廣泛農民淪於貧困的深淵。這是經濟社會方面。
據統計，一九二二年台灣人小學以上程度的受教育者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五年，士職業學校的台灣學生只有一六人人，一九○○年，接受師範教育的台灣人一九五人，一九○五年，士中學的台灣學生一三六人。這是日本人把「理性」帶結台灣人的實際情況。當然，儘管殖民地台灣人接受新式教育者不多，但相對說，開始有人受現代教育，也是一個進步。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知道日帝殖民教育中存在著嚴重的民族歧視。一九二○年，台灣學齡兒童就學率是百分之二十五點一〈相對於日童約百分之九十八〉，一九二八年，就讀經濟專門學校約合生七十人〈相對於日籍生的三百三十八人〉。甚至到了一九四一年，台中農林學校約合籍生只有一人〈相對於日籍生的一百六十人〉。此外，小學校與「公學校」間師資、學制、課程、教材的雙軌歧視，日台籍教員在待遇、人格上的不平等十分普遍。這是在日帝據台約二十年中藉現代教育把「理性知識與進步文明傳播」到台灣的其體情形。日本藉現代糖業壟斷資本與半封建的地主佃農體制並存的殖民地台灣，是台共兩個綱領所科學地分析了的「先進資本主義和封建殘留結合起來的社會」，也就是通稱「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根本不是陳芳明所說接受了什麼「晚到的現代性」的「早熟現代化」社會。正如著名台灣經濟史學者劉進慶所說，日據時代的台灣，是「日本早熟的資本主義與充份成熟約台灣封建經濟」互相結合碰撞的結果。
於是順便說到偉大的台灣作家賴和的敬蒙論。
陳芳明說「賴和主張台灣人應該接觸現代知識以達到敏蒙的目的」。但賴和又「知道民眾接受現代知識之餘會被滲透殖民化思想」。因此賴和「在某種程度上」「不願見到台灣民眾接受日本人的現代教育」！對於畢生以文學創作、以時論和社會實踐從事反日敵蒙運動不遺餘力的賴和的關於敵蒙的思想，做出這樣離譜的概括，其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論及賴和關於殖民地下的敬蒙和現代教育的思想，不由得想起他的一篇其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的隨筆〈無聊的回憶〉。
在指出新式教育中存在的相對合理性〈學童較不受拘束，有遊戲時間〉，賴和敏銳地指出了殖民地教育的目的在養成中介於殖民者和本地人之間的下層幹部，即廣泛的「保甲長」和「位極巡查」，「世稱大人」的人物，以及「青年壯丁團」團員和「通譯」一類的人，而不是真正受「理性」與「現代知識」培育的現代人。賴和看到，所謂殖民地新教育的內容，無非是日本語和「修身」，皆日帝對學童的語言與思想強制同化教育。
賴和回到自己幼小時代的視角，表達了貧困庶民對殖民地下新式教育的階級歧視的忿怒。賴和借稚子之口詰問，既人皆應以讀書為要，但現實上窮人又上不了學，難道窮人就不是人了嗎？為什麼讀書要錢？難道錢比做人、比讀書還重要嗎？稍後，賴和又說，漠然地上學讀書，實不若在思想認識上頁正的敬蒙。賴和談到日據下現代教育中台灣教師和學生遭受民族歧視。因此賴和不只對殖民地教育存在的民族矛盾有認識，也深刻認識到其中相伴隨的階級矛盾。賴和指出了殖民地的貧困庶民對日本新式教育的民族反感。人民群眾痛感到殖民地新式教育製造出離脫自己民族，充當假日本人已讀日本書做什麼，我們不要作日本仔，也沒有褊氣做大人，我們周不著讀書。」〉的反感。這種反感，其體地來自他們平時受到「保甲長」、「位極巡查」的「大人」、「青年壯丁團」團員秈「通譯」等假日本人的威暴是分不開的。
賴和也清醒地看到殖民地的雙重作用。在談到廣大台籍學生因民族歧視被排除在現代教育門外之不幸時，賴和說，「時代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反〉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賴和看到殖民地現代化和人民的不幸是相互連繫在一起的。
最後，賴和對日據下新教育提出了一個具有十分深刻的後殖民論的批評。在殖民機制下，大多數殖民地知識分子是為了充當介於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間的，「賺錢」比商人還多的保甲長、通譯、巡查和壯丁團員，所以和殖民地人民群眾間自然有對立性。因此受殖民地新式教育「出身」的人和「畢業生」，現實上和他的同民族人剝離了。同族人民視「出身」者和「畢業生」為必欲脫離本民族去「做日本仔」，做幫助日本人鎮壓同族人的「大人」的人。這些人於是荏現實生活中受到人民嘲笑，高不成低不就，終日遊手在家。賴和以自己的體認道盡了殖民地知識分子一方面被從同族分離出去，一方面又絕難被殖民者平等接納的苦悶。法．范葭所說「白面具．黑皮膚」的愴痛與尷尬類之。
但賴和不以分析殖民地知識分子的矛盾馮已足。受到日本殖民地新式教育的他終於決心拋棄了殖民地新式教育給他戴上的「白面具」，即「出身」者、「畢業生」、候補「大人」的白面具，「還我本來」，回到同族的人民中去，甘於回到「農人子弟」、「戴上笠子挑著糞」的本來身分。
這如何能解讀為賴和「在某種裎度上不願見到台灣民眾接受日本人的現代教育」，使他在「敵蒙與反敵蒙之間顯示了」「兩難心境」！
〈無聊的回憶〉是賴和揭發殖民地新式教育的帝國主義本質，分析新式教育的民族與階級歧視，分析新式教育造成殖民地精英與本族民眾分離，分析了殖民地民眾對殖民地教育約民族與階級忿懣，最後呼喚殖民地現代知識分子回到自己的民眾中去。在啟蒙問題上，賴和反對殖民地的制式的、漠然的讀書，而強調「人的認識」的敵蒙〈「......，重要的是在用[的]這一邊，不是在讀的方面。所謂重要乃在人的認識，不是書的本身」〉賴和馮反日反帝的敏蒙運動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世所共知。揭破殖民地教育的帝國主義本質，強調形式知識之上的「人的認識」，號召回到人民中去！在殖民地下，世上有比這更為敵人心志，發人深省、強而有力的敢蒙嗎？陳芳明對賴和散蒙論的詮解，不能不含人對他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書寫」捏一把冷汗。
■關於語言問題
陳芳明和他那一派人總是喜歡強調殖民地台灣的文學，自始就白話文、日文和閩南語並用，藉以強調台灣殖民地化以後在語言與文化上與中國殊途，台灣自主性形成。但歷史事實不支持他們的說法。
一九二○年，台人反日敵蒙雜誌《台灣青年》在東京約台灣留日學生中發行，語言是漢語白話和日語幾乎各半。花日本統治二十五年之後，一整代〈雖然人數在人口中占很小比率〉能讀寫日文的新知識分子出台的條件下，在宗主國的東京發刊的雜誌，一開始漢語白話就佔□半篇幅，是有堅持民族種性的重大意義的。一九二二年改刊《台灣》，語言篇幅也日中各半。但到了一九二三年改刊《台灣民報》，自其一期至七期全部使用漢語白話，原因在「專用平易漢文，滿戴民眾的知識，宗旨不外散發我島文化，振起同胞民氣」。台灣陷日二十八年的當時，志士仁人為了「散發我島文化」、「振起同胞民氣」，竟全面使用漢語白話，「漢文」使用是隨殖民支配時間而擴大，不是縮小。第八期以後，為了照顧在東京較年輕的讀者，把被迫休刊的《台灣》中日語部分併入民報，至一九二七年《台灣民報》遷台，仍維持中日語各半、漢語稍多的比率。一九三二年，日刊《台灣新民報》在台發刊，改以中文為主體〈三分之二篇幅〉日文為副〈占三分一篇幅〉的語言比率，迨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才被強迫全版改為日語，中文全面在出版物上被禁絕。自一九二○年到一九三七年長達十七年間，即日本據台四十二年間，中文在殖民地台灣表現為印刷品上的文章〈包括文學創作與評論〉書寫語。今日翻閱舊帙，中文語言之流暢通達，令人印象極深。民族語文丫國家語文的成立，一個重要條件，是能普遍使用於印刷傳播物而受到廣泛接受，其次是能產生文學〈和論說〉作品。台獨學者好以日據下日語使用來「稀釋」殖民地台灣文化的中國抵抗性，是行不通的。
至於賴和在作品中使用台灣土白和少數一些有漢字表現的日語，考慮到賴和完全有能力寫完整優美的白話文，他的採用台灣土白和漢字日語，應該理解為他實踐「大眾文學」路線的語言方針而不是另立「台灣主體」。賴和在〈一個同志的批信〉後停止了用台灣土白寫作，也很能說明事情。把台灣土白，中文白話、日本語分立並論，甚至還把台灣土白再分漳泉和四九年後來台的「外省」語紛立並陳，罔顧語言學知識〈閩南語的漳、泉、廈語以及客語中的海豐陸豐，「外省人」語中廣泛的北方官話系、吳語系、閩語系、西南官話系等廣泛的語言，全是中國的方言，文字、文法相同，辭語也大率相同，只有語音因歷史變遷，有些部分甚至不能相通〉。
對於國民黨的強權性語言政策，陳芳明抓不到問題的核心，卻吹吹不休。我們指出語言的強制本身不能據以區分異族殖民主義的語言，統治和民族國家建設國家語的強制的區別。十八世紀的法國對使用「不純正法語者」科以反革命極刑之罪。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殖民者都一定強要被殖民者拋棄母語、強學殖民者的語言。在殖民主義早期階段〈十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統治者在殖民地印度的文明教化上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英國統治印度的前半個世紀，沒有花印度設立任何一所英語學校。最早的印度買辦階級，是從傳教士那兒學到了破碎的英語。荷蘭人也對在東南亞各殖民地教荷語毫無興趣。在一個時期，殖民者不把自己的語文教給被殖民者，避免殖民地人通過英語、葡語、荷語接觸現代知識，引發殖民地人的反叛。殖民地與非殖民地的判準，基本上在強大民族對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經濟社會支配構造。至於殖民地文化、語言、政治的迫害，是這個支配構造派生的結果。
關於國民黨推行國語時為眼前一般論所詬病的強橫，曾健民先生在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有重要的發現，足以推翻不憑材料憑空臆想的論說。當年「國語推行委員會」指導者何容先生和當時省府機關報《新生報》主張國語的推行與〈台灣〉方言的保存應並行不悖，並主張台灣話是申國方言之一種，保存了更多古漢語的要素，不可加以訕笑秈歧視。學會國語是應該的，但不特別光榮，而沒學會國語，也並不可恥。重要的是要把台語從日語支配中解放出來，「恢復其作為中國方言的地位」。光復後國民黨的國府官僚認為，推行國語不應禁台語而應禁日語。因為鼓勵台語即所以推行國語。這樣的眼界和襟懷，自然為陳芳明們所不能理解了。
■關於一些雞毛和蒜皮
陳芳明在面對他的所謂台灣「社會性質」和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書寫」的本論上受到難以招架的批判之餘，喜歡轉移目標，節外生枝，扯上一些雞毛蒜皮，糾纏一番。
先說出版周明〈古端雲〉先生的《台中的風雷》〈原名《在追隨謝雪紅的日子裡》〉的經過。周明先生將書稿首先在我的朋友葉芸芸女士在美國出版的《台灣與世界》月刊上連載。連載後周先生表示希望能夠在台成書出版，葉女士來信問我的人間出版社有無出版機會，並將周先生已連載書稿寄給我看。當時我與周先生尚未認識，在葉女士受周先生之託代理洽商出版事宜情況下，葉女士全權代表了周先生商定由我在台出版。不料周先生又在上海與陳芳明洽商同書的版權，事先事後皆末與葉女士連繫，葉女士對於這突然的變化也感到驚訝。本來出版協約既末簽定，作者自然可以改變出版社的選擇。無如當時我對於四○年代末奔赴大陸的台籍前輩中部份人士間複雜的政治和歷史糾葛毫無所知，更不知現實上存在著擁謝〈雪紅〉與反謝的矛盾，連帶地對極「左」時代的中共也有一些切身的怨恚。同先生固然可以給任何別人出版，但我當時天頁地擔心周先生在大陸不知道陳芳明人盡皆知的政治色彩，一旦出書，會使不知情的周先生在大陸為難，因此才請在上海的朋友轉告情況，不料引起周先生的誤會，以為我挾人事強迫他答應出版，此其間周先生寫了幾封信給陳芳明，把由此事引起他對中共的不滿也和盤託出。及至陳芳明在〈冷戰體制下的告密文化笞出版商陳映真〉發表，我才對這幾件事實感到震驚：一是周叫對陳芳明的深深的信賴，到可以將身在人陸的自己內心政治上的傾向幾無遮掩地透露的地步。二是這樣深受信賴的陳芳明居然為了打擊陳映真而不惜將周先生寫給他的私密信件在台灣公開披露，完全不必考慮到周先生的處境。手段狠毒，今人瞠目。至於周先生寫給陳芳明的書信內容，陳芳明在上揭文章中有不少引述，可以覆按。對這件事，後來周先生在來信中表示了遺憾，並和我簽定了出版協約，我兩次到上海的醫院去看望過療養中的周先生，親致微薄的版稅，相談甚歡。現在周明先生應該在台灣，其中種種，同先生最為清楚。但陳芳明決然不顧周先生的處境秈周先生對陳芳明最深的信託和友誼，公開周先生不方便公開的私人信函，這是不是才是一種公開的告密呢？
關於余光中問題，本來就與陳芳明沒有百接關係。我長期隱而不發，主要是要恪遵今已物故的鄭學稼先生和一些長輩的好意勸戒。事隔多年，陳芳明把我對台灣現代主義的批評說成我與現代派一些個人私下的恩怨，說成當年現丫栩底給鄉士文學派扣帽子，是因為我先愛說人家足「買辦知識分子」〈事實上我從沒有這樣做過〉，刻意把鄉土文學論戰中，現代派裡一部份人依恃法西斯權力，對鄉土派施加反共法西斯的、必欲致人死命的打擊之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卑劣行徑，加以稀釋淡化。我長久以來知道當時深得余光中信賴的陳芳明握有余光中向他透露的最邪惡的毒計的私信，而煉芳明至今猶一副事不干己、若無其事的表情，而且一度為了在台獨派中洗清他和余光中的關係，陳芳明重施故技，把余光中的私信悍然公諸於世。余光中給陳芳明的那一封「長信」秈「附寄」給他的「幾份」深文周內的「影印文件」聯繫起來的政治和道德意義，決定了收件人陳芳明與這件黑暗的陰謀的關係和責任。收到過余光中這駭人聽聞的密告信的陳芳明，至今還在說審美與政治應該分開。余光中的文學評價和「文學造詣」可以見人見智。但歷史終將告發的是余光中的人格與人品，和為罪行刻意緩頰掩飾的共犯者。
陳芳明說我在台灣「享患了台灣自由主義傳統的好處」，「享有島嶼內部的言論自由」卻利用這自由去「肯定中國毛氏的新民主主義」云云。這讓人想起戒嚴時代王昇將軍一類人對當時台灣自由主義者、黨外運動家之對時政批評所做忿怒的斥責與威嚇，不值一駁。但有兩點要說一說：其一、台灣的民主運動史不能只寫五○年代末以後從「自由中國」運動以迄黨外運動的過程。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台灣學生、作家、知識分子、工晨和大陸上反對國民黨統治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鬥爭互相連繫的民主運動，也應包括進去。在四○年代台灣的民主主義鬥爭，表現為一九三七年元月台灣學生響應沈崇事件的反美運動，表現為二二八爭取和平建國、民主自治的鬥爭，表現為事變後蓬勃發展的地下黨的鬥箏，表現為一九四九年鎮壓台大和師院進步學生與進步作家〈楊逵〉和編輯人〈歌蕾〉的「四人事件」。台灣的民主主義鬥爭，絕不是陳芳明台獨一派可以一手遮天，獨家包辦的。
一九六八年我的投獄、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遭情治機關留置三十六小時，雖然在台灣新民主主義運動史上算是芝麻小事，但許我謙卑地說，對於反對台灣反法西斯的民主主義鬥爭，我是有棉薄貢獻的，至少比起機會主義地「流亡」在沒有警備總部的海外的「在地左派」和「革命家」們，貞獻應該大一些吧。有一點貞獻，我就有權利發言。雖然我們追求的民主自由並不止於資產階級票選制的民主自由，而是廣泛生產者討論和決定共同命運的那種民主與自由。
我一貫主張民族的分裂使民族殘缺化和畸形化。反對外國干涉，促進民族的統一和富強，是台灣左派為之鬥爭的歷史旗幟；增進民族團結，共同建設新的中國，是四○年代楊逵先生以來台灣前進的知識分子的重責大任。對這主張，我至今沒有動搖過，沒有掩飾過。
至於我的「中華民族主義」立場，我自少及今，立場一貫，不曾動搖。有些人，到了三十多歲的一九七八年還在說：「第一，《龍族》同人能肯定地把握住此時此地的中國風格；第二，誠誠懇懇地運用中國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還熱情洋溢地吶喊過：「龍，意味著一個深遠的傳說，一個永恆的生命，一個崇敬的形象。想起龍，總想起這個民族，想起中國的光榮和屈辱。如果以它做為我們的名字，不也象徵著我們任重道遠的使命嗎？」今日，當陳芳明回看在他而立之年的「中華沙文主義」的「病態民族主義」之「虛偽」、「落空」的話語，不知如何自處？在台灣新文學史上，有一條任何意識形態所不能抹殺的傳統，即偉大的中華民族主義傳統，表現為日據台灣新文學大部份堅持漢語白話作品和一部份似日語寫成的文學作品中光輝磅礡的反帝中華民族主義，表現為賴和、楊逵孜孜不倦，堅毅不拔的反日愛國主義鬥爭，表現為簡國貿、朱點人、呂赫若、藍明谷、徐淵琛的地下鬥爭和英雄的犧牲，表現為楊逵在戰後奮不顧身的合法鬥爭和長期投獄，表現為以中華民族認同批判外來現代主義文學要求建立民族和大眾文學的鄉土文學論爭。我自覺地以忝為台灣文學這愛國主義、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傳統中微小的一員，感到自豪。以戒嚴時代的、腐朽反動的辭語拉我通北京、通共產黨的帽子，隨著大陸崛起的不可遏止的形勢，隨著大陸發展的實相漸為反動派所不能遮天，陳芳明的反共煽動終竟是徒勞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發生了含親者深痛、仇者大快的「天安門事件」。全世界資產階級反動派自然要牢牢地抓住這絕好的機會，進駐北京，把事件細節二十四小時向全世界播送，製造全球性反共反華輿論，把事件定名為「天安門屠殺」，事後並對中共施加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國際性敵對措施。陳芳明秈一些反共反華派從而對於我在九○年春率「中國統一聯盟」訪問北京之事和天安門不幸事件聯繫在一起，說我「如此仇視〈台灣〉民主運動，如此憎惡台灣人民，為了中國民族主義，他完全站在北京統治者的立場」。
但陳芳明們的反共攀誣是禁不起檢驗的。從天安門事件開始階段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一直到今人沉痛約六月四日，我所主編的〈人間〉雜誌就派了三、四個記者在北京現場進行深入的採訪。可以驕傲地說，我們是唯一的媒體，不受任何反共國際大媒體的壟斷，自己深入北京現場秈民眾中，透過自己的視景窗拍攝大量的現場照片，訪問過無數現場中的大陸人民，以自已的視角寫深度的報導，在事件的第二個月即八九年七月號上以特集方式發表。組織起來的文章有劉瀨的〈黨中央為什麼怕群眾？〉，報導了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人民向大陸官倒系統宣戰的「北京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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