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個例子是余英時的經驗，他回憶自己在九〇年代初期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講演，正值中共最大的氫彈試爆成功，余英時在明大校園遇見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他的興奮簡直到了手舞足蹈的境界，這個深刻的印象使我至今不能忘記。」

余英時認為這種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羨憎交織」－即企羨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的心態，是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地表達出來，一種落後民族對於先進民族的典型心理反應；前者認為自己地位應該與後者平等，但現實中卻高下懸殊，因而滋長出憎恨先進的情緒而想打倒他。與梁漱溟所處的時代相比，這種「羨憎交織」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到21世紀仍沒有稍歇，而台灣更成為這種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下最重要的標的物。

余英時分析，在中共不斷地煽動下，整個台灣被民族主義（包括左派與新左派）視為「西方」的象徵，因而成為中國的「異己」。這個觀點一旦流行，台灣現代化的一切成就如自由、民主、人權等變只有負面的意義。其邏輯推理是這樣的：台灣的「現代化」即是進入「西方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軌道，因而越來越背棄「中國」，最後將無可避免地變成「中國」的對立面。這正是今天中共政權最需要的論點：對外可以理直氣壯地抵制西方的人權壓力，對內可以壓制民主的要求。

余英時的分析寫於1996年台灣首度總統直選前，距今已經26年；不過，相關文章卻精準地預測中國民族主義在過去20多年的發展、兩岸關係的撞擊，甚至也對台灣當下的政治分歧提出解釋：一個台灣移民何以對同樣來自台灣的社群有如此巨大的憎惡，非得以取人性命甚至同歸於盡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政治訴求？關鍵就在於這種「羨憎交織」、扭曲惡質的中國民族主義；當民族主義一旦與暴力結合，終成為一種可怕的毀滅力量。

周文偉是怎麼鍊成的？他的養分取自於中國共產黨「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大一統主張，也模仿自藝人方芳那種「打它（台灣）兩巴掌才知厲害」的君父思想，甚至從一天到晚「鄙視台灣民主卻稱羨中國強大」的言論當中得到啟發。長期放任這些恃強凌弱、攻訐民主的仇恨言論到處流傳，最終成為鑄鍊周文偉這種變態人格的溫床。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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