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自得地認為“我家是標准的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的家庭，我搞文學研究，我妻修地球”，互不侵擾，樂過“唱隨”。可到底有些“隔行如隔山”，難免“話不投機”，為了多找點共同語言，提高她的文化素養，就訂了許多報刊讓她看，可想不到報刊卻成為她反對我的武器倉庫。

　　她常常看到報紙上與我立身行事相悖的，就拿來叫我讀，甚至將報紙湊到我鼻尖上，尤其是報刊上發表我的文章，再加上另有文章談到感激賢內助的，就更振振有詞了：“你看，你朋友……親戚、小貓、小狗、花花草草，都寫了，偏偏不寫我，提到我，也是為貓、狗作襯托。人家將太太寫得多好，你看看，看看。”

　　日常的衣食住行更是常跟我唱反調。

　　我既不信佛，也不是胎裏素，但卻喜歡吃素菜，又不願傷害生命。可她偏偏每頓總要弄點葷菜，而且不斷朝我碗裏夾，並且說：“你太瘦了，報上說葷菜營養好。”家裏養的好多雞，那么聽話，一喚就直蹦直跳來了，有時真是飛回來，雙翅一展，白鶴亮翅般淩空而來，好可愛，將它們作刀下鬼、盤中餐，實在於心不忍。吃它的蛋還說得過去，一位著名的得道高僧就為能吃雞蛋說過：“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可我妻偏偏常叨念報上講的雞肉比豬肉營養好，一定殺雞給我吃，而且習慣用她裁衣服的剪刀，看她用剪刀剪雞嗓子，利索得很，一點也不心慈手軟。

　　每晚催我洗臉、洗腳更心狠，一邊說報上講的臨睡洗洗，有利健康，一邊就端來水盆，不管我在奮筆疾書也好，凝神構思也罷，水盆一放，不由分說，像《水滸》裏的董超、薛霸給林沖洗腳一樣，抓住我的腳朝水盆裏直按。至此，我只能唯命是從了。

　　對小貓鑽被窩，睡電視機上，我總是笑著贊賞，她總要趕走它們，我不讓，她就搬出報上的話：“貓會傳染病的，灰塵弄到電視機裏要爆炸的。”

　　成天在我耳邊聒噪的是關於抽煙。我雖不像魯迅般每天只用三根火柴，香煙不離嘴，但寫文章時，銜根煙構思、行文更順當些。可她一見我叼著煙就絮叨：報上天天宣傳戒煙，你偏要抽，口是心非，又不甜，又不鹹，害人害己，抽它幹什么!可是當我停筆摸煙，碰巧煙盒裏空了。請她去買時，她雖延宕好半天，還是去買了來。一次一位“有求於我也”的朋友送我一條高級進口煙，我要將去換成平時抽的，一條可換幾條，她堅決反對，連忙親自拆封，點火給我，並說報上講的實在要抽就抽好一點的。

　　一次報上登載一位曆盡艱辛萬裏探親的歸僑事跡，她想起了她的姐姐。她姐姐嫁在遠方，像林黛玉一樣多愁多病，現在幾乎常年躺在床上。她要去看，我勸她：你又不是醫生，去了反而增加姐姐忙碌，何況我家不是“萬元戶”，並不寬裕，去一次至少要化費我一個月的工資，你不是常說春秋衫、褲子都破得不能穿了嗎，我將路費給你去買衣服吧，別去了。她同意了，可拿了錢卻去買了車票看姐姐了，去了一個多星期，害得我手忙腳亂，茶飯顛倒過了十幾天下了云端，茶却种上了云端，种植面积扩大后，行销省内外。 。

　　我是個“夜貓子”。日間有時忙得腳不點地，“爬格子”主要在晚上，夜深人靜，文思泉湧，一發不可收，有時要到淩晨完稿方休。而她卻是每晚十點就上床，又是報上講的早睡早起身體好，不過這事她卻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並不強拉我上床，而是常常半夜三更爬起來，弄夜宵給我吃，只是一邊弄一邊說：“我不在這裏，你怎么辦?”

　　我大哥從海外歸來，為了徹底改善我家生活，力勸她當“個體戶”，我也很動心，可她不同意。她說：“我不會做，買一塊錢，怎么能賣一塊多，我寧可掃廁所，不做生意。”我只好還是讓她種地、做家務，幫我抄稿子。在幫我抄文章時，對那些針砭時弊、觸及權貴的感情色彩強烈的詞句，不管是否是“文眼”、“警句”，她一律刪去，我校讀時，發現了，抗議她這種自作主張，她就說：“你好了瘡疤忘了痛，‘文化大革命’苦頭還沒吃夠?那時我們沒孩子，現在安穩點吧，你看報上不總是講要安定團結嗎?”

　　其實她又不是總相信報紙。

　　我和她一齊外出，不論是在路上，還是在車站、碼頭，一碰到乞丐，即使是身強力壯，毫無病容的，只要向她伸手，“哀鳴”幾聲，不管我怎么說，報上登了多次，可憐相是裝出來的，“乞丐萬元戶”多得很，可她還是毫不猶豫地掏錢給他們。好在她一貫不掌家庭經濟大權，大票子總是在我身邊。

　　跟我“反調”唱得最凶的是我想出版一本詩集，為了避免商品經濟的沖擊，擴大點讀者面，盡選的是關於愛情的，出版了。我家世代業農，竟有子孫寫書出版，而且在這樣的出版“低穀”時期，真是天大喜事。可對我來說卻像公布了罪行錄，她幾乎天天翻看，一會兒指著這首說：“這事與我無關，是寫給誰的?”考證不休，拷問不停，有時還讓孩子參加盤查，幸虧孩子都受過高等教育，只是笑笑，唱著“也有你的一半……”我呢，只是用“這是文藝作品，不能這樣索隱”來抵擋。她哪裏聽，老是重複一通報上的話：“丈夫，丈夫，一丈以內是夫，一丈以外就不是夫。”這時，我唯一的護身符就是指著牆上的“五好家庭”獎狀說：“你去找它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