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 

一九七零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曾轰动一时。受刑而死时才三十二岁。

那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之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长长的名单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国投敌”，判决是死刑。据这个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夹带机密文件；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企图请求政治避难。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事实无从核对。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挺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文化大革命”中让人讨论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本来就不是要大家发表意见，正是为了吓得大家不敢发表意见，起震慑作用。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一定是说对某人判得太轻，决不会说判得太重。对于判了死刑的，就不能再说判得太轻，因而没有什么可说了。我和历史系的一些与沈元有关系的人，尤其不能发表童见．弄不好会被指责为“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有话想说而又不能说是很痛苦的。一个星期之中，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干活没有劲，脑子里常常蹦出沈元的鲜活形象：一个瘦高挑，戴着眼镜，举止斯文，用他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一想到子弹将在他的身上穿孔，一个富有知识、勤干思考的大脑就此毁灭，心头阵阵绞痛。

听到沈元临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人们赞叹他的不凡的表现，作为他的老同学似乎稍觉宽慰。

不久，我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凡批斗对象，总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彻底交待，全面揭发。历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对我说：“沈元的问题，你不要提，我们也不提。”因为一九五七年我在历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学系的人不知道。历史系的朋友好意关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么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决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连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勋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后，取得了政权还要“继续革命”。一场极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了贪污腐败的共产党、镇压人民的解放军，这就是极端的“革命”走向反革命结出的苦果。

（一）

沈元告诉过我，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
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一九五五年，年方十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历史系。他意气风发，志趣高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三大权威人物。但那是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 “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自然招来异样的目光。那时我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斑，沈元在（一）班，我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我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的时候，（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我被调到（一）班。经就近观察，我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就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党员的妒忌。本来，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他对我却很“靠拢”，还说：“我们斑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他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大大地害了我。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i。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以乎颇为时髦。我们是翦门弟子，受他的影响，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又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以为这是史学之谜。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科学。何以不问：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短？可见，认为欧洲的封建社会是标准模式，才会以短论长。但一时之间，这个自寻烦恼的难题激励了研究，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说，他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他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的时候，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四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在怀仁堂向各界知识分子作报告。这样，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吃香。挤公共汽车，见了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先生，大家都自觉地让他先上。北大办公楼或大饭厅放电影，中间最好的位子总是留给老教授。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本来，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星期日是星期七。“向科学进军”以后，政治活动少了，我也可以像别人一样，晚饭后背着书包到图书馆占个座位，然后在未名湖散步一圈，再回到图书馆静心看书。那时，学习空气浓厚，科学研究盛行。北大各系都在制定规划、举办讨论。学生们也热情高涨，全校自发成立了一百多个学生科学研究小组。沈元组织了中国古代史科学研究小组，自任组长。

沈元学习勤奋。我记得他有一个生动的说法：“一进图书馆，好像老牛到了水草地。”

但也并非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少共产党员信仰破产，纷纷退党。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中国的老百姓却被蒙在鼓里。沈元在阅览室里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无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被杀了半数以上，军队中，五个元帅被杀了三个，十五个兵种元帅被杀了十三个，军长、师长也被杀了半数以上。连开国元勋伏罗希洛夫都担心：早上出门不知晚上能不能回家？
斯大林是可诅咒的。我又想到另一面，要是生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 冤魂？虽然一时没有想出成套的应对方案，仅此一念，使我在尔后中国的恐怖年代常怀警惕之心。

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现在我只记得两点。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我们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而且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强烈的拷问长久地在心中振荡。

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就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四月五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另广篇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认为，斯大林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不能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冲决了教条主义的堤坝，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思想混乱”。一九五七年学期开学之初，北大决定停课三天，学习上述两篇文章，澄清思想。我正在无锡老家过寒假，被提前召回，准备组织学习。二月十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到北大作学习动员报告，然后一连讨论了三天。当时我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自己的思想通不通，总是站在党的立场去说服群众。我暗自忖度，斯大林问题是一种历史现象，把它归结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吗？还没有说服自己，怎能说服别人？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

（二）

一九五七，是在几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历史的湍流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旋涡，多少人被卷入其中，遭灭顶之灾。

沈元的人生转折正是发生在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 而且是“极由”发配到北京沈元的人生转折正是发生在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发配到北京郊区斋堂劳动教养。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因不同意划沈元为右派，被指责为右倾。这一年，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进而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最后成了党外的反对派。

一九五六年的“多事之秋”，迎来一九五七年的“不平常的春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起伏之际，中国共产党尚能稳坐钓鱼船。到了一九五七年春天，终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接连不断。报刊上和各种会议上大谈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关子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公开发表，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时称“三害”）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借以缓解社会矛盾。

此次整风，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的整风不同，那一次是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这一次是解决共产党与外部的矛盾。故强调“开门整风”，号召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帮助共产党整风。从五月八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从五月十五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工商界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各级地方党委也纷纷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到会者向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有些是十分尖锐的。报纸上大量报道帮助党整风的言论。人们兴高采烈，把这种畅所欲言的举动叫做“大鸣大放”。五月十七、十八日以后，报纸上的报道越来越激烈，带有明显的煽动性。后来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引蛇出洞”。

北京大学历来开风气之先。学生们没有受到邀请也起来“大鸣大放”了，各系学生要求党组织召开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我们党支部习惯于按上面的指示行事，上面没有让“大鸣大放”，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但学生们在大气候的热身中自发地行动起来了。我们宿舍的走廊里出现了一条大标语：“春风不度三十斋”。这是套用王之涣《凉州词》中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三十斋是历史系的学生宿舍。用意很明显，像盼望春风那样呼唤共产党的整风。

接着又出现一份墙报，名曰《准风月谈》，这是借用鲁迅的语言。墙报的内容根本不是谈“风月”，完全是谈政治。除了一般地批评“三害”之外，主要是针对党支部和党员，特别是批评作为支部书记的我“压制鸣放”。其实，我并没有压制，只是不主动而已，而且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不能自行其是。但同学们迫不及待地要求“鸣放”，在他们看来，不主动组织“鸣放”就是压制。这些大标语和墙报，都是我们历史系二年级（一）班沈元领头的423号房间的同学们搞出来的。沈元的毛病就出在政治热情太高了。

“大鸣大放”事过境迁之后，我曾把（准风月谈》墙报整个儿揭下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保存材料的习惯。保存了几十年，不料在我出国后，南京的家人把它当作一卷烂纸扔掉了。我在电话中大声责备：“你们毁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五月十六日，北大党委下达一个整风计划。说是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校一级机构的党组织；暑假中才开始第二批，系一级的党组织；作为第三批学生党员的整风，还没有确定时间。这个慢腾腾的计划完全脱离了形势。大学生的行动一下子打乱了党委的计划。经上级同意，我们班立即开始“大鸣大放”，也是连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甚为尖锐，批评有些党员的操行“简直不像话”，特别是针对宗派主义，认为党员具有特殊的优越感，高人一等。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党员和群众之间有墙、有沟，甚至是高墙、深沟，群众普遍希望“拆墙填沟”。这些意见对我触动很大。回想在地下斗争年代入党时，党员和群众之间是没有墙、没有沟的；如果有墙、有沟，我们就不能生存。料想在解放区和解放军中也不会有墙、有沟；如果有墙、有沟，我们就不能胜利。为什么党掌权没多久一切都变了？这是我后来几十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大鸣大放”中，有些党支部的干部转过身来，与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我不赞成。我认为，作为党员对党的错误和缺点也是有责任的，作为党支部书记更有责任代表党来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是站在党之外去向党提章见。也有一些党支部的干部对群众的童见进行反击。我更不赞成。

前一类人，往往被打成“右派”；后一类人，则是坚定的“左派”。像我一样，既没有向党提意见，也不作反击，而是认真听取群众批评的，后来却被指责为“右倾”。

五月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是新青团的老团干，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党就派我做团的工作，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团委书记等职务。我从前工作过的地方——无锡市来参加团代大会的，有的是我的老同事，有的还是我的老部下，其中有一位是我初恋的女友。他们邀请我于五月十九日（星期日）到北海公园聚会。这一天又正好是我的生日，为我庆生。我渴望相见，却去不能，写了一封信回绝，说：“我正陷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不得脱身。”这一天的上午，我们班还在继续开整风座谈会。下午，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北侧，出现了一张写在绿色油光纸上的大字报。

五十年代的大字报运动起源于北大。开始是“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工具，后来又成为反击右派、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武器。但第一张大字报两者都不是，题目是《质问北大团委》，内容很简单：“谁是参加团代大会的北大团员代表？团员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广大团员怎么不知道？”署名：“历史系55级（二）班部分团员和群众”。这张大字报起了点火的作用，虽然它本身毫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味，后来发起人张学仁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年级下学期，55级党支部一分为二，我们（一）班的党员人数多，单独成立一个支部，（二）（三）班合成一个支部。（二）班究竟以什么理由把张学仁打成右派分子，我一无所知。

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把大饭厅东墙定名为“民主墙”，帮助党整风。二十年后的“西单民主墙”，就是从北大移植过去的。

（三）

五月十九日晚上，大饭厅周围贴出不少大字报， “大鸣大放”上了墙。学生们从教室、图书馆、阅览室跑出来，打着电筒、拿着蜡烛，昂首看大字报，人头钻动，情绪亢奋。有的地方，围着一群人，一个人在前面大声朗读，其他人侧耳细听。最引人注意的是大饭厅东墙南侧写在红色油光纸上的长诗，题为《是时候了！》，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长诗共两首，第一首为沈泽宜所写。第二首为张元勋所写。

第一首的开头是这样的：

是时候了，
青年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其中，被人们传诵的警句是：“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第二首的开头是这样的：
是时候了，
向着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张元勋后来成了大右派。张元勋的同年级女同学林昭，为他辩护而自己也成了右派。沈泽宜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发言。作为检讨标兵，一度得到团委的表扬。最终仍未获宽恕，还是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此以后，北大大饭厅东墙成了大字报的前哨阵地。连续几十年，凡是有影响的大字报——全校影响、全市影响以至全国影响的大字报，都在这里面世。九年以后，也是不安分的五月，这里冒出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当时有一句套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在熊熊烈火中贴了一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离开北大二十多年了，据说大饭厅已经被拆除，历史的遗迹难寻了。）

五月十九日晚上，党委紧急召开全校团员大会，党委副书记崔雄昆讲话，回答第一张大字报提出的团员代表选举问题。有人递条子，问：“党委对民主墙是什么态度？”崔雄昆代表党委欢迎同学们帮助党整风，但劝说大家回到班级的整风座谈会。至于大字报，他谨慎地：表态：“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表示不满。他讲错了一句话：“全校八千团员”应如何如何。当时全校学生总数才八千。第二天早上出现一幅漫画，龇牙裂嘴的崔雄昆闭着眼睛做“八”的手势，题目是“团员八千！”一向受人恭维的党委负责人成了讽刺的对象，气候变了。大字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从大饭厅附近扩大开来。《文汇报》的报道《北京大学的民主墙》中引了两句唐诗来形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用的纸五颜六色，作品的形式有政论、杂文、诗歌、寓言、标语、漫画等等不一而足。

又有一份大字报围观者众，道路为之堵塞。它贴在大饭厅东墙马路对面的灰墙上，题为《一株毒草》，署名“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他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大字报有一个别致的开头：

你凝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紧锁双眉，
你咬牙切齿，
你点一点头。

这是一幅谭天荣自画象，好像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的笔法，不过比高行健早了二三十年。

大字报中说：“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把它都归结为‘人们的思想状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批评《再论》的“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就是批评党中央。谭天荣的大字报比《是时候了！》具有更多的理性的思考。

在另一篇大字报中，他说：“我曾经痛苦地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了。”什么“眉目”？那就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和中国的教条主义，来一次否定的否定，用马克思主义否定教条主义。

谭天荣的大字报最后高呼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当时向党提意见的人，都是自以为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万岁”，看来是谭天荣发自内心的。将自由、民主通向人权，表明谭天荣的思想的深刻性。在谭天荣之前三十多年的一九一九年， “五四”时代，将民主作为救国、爱国的手段，只是热衷于民主的工具性，不理解民主的终极价值是追求人权，因而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在谭天荣之后三十多年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争民主的人们，依然停留在“爱国民主运动，而没有通向人权。将民主屈从于爱国，这是中国人在观念上的误导，也是民主不得实现的思想根源。谭天荣以及其他呼唤人权、民主的“右派分子”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者，不为时所容也，不足为奇。

北大的“大鸣大放”与民主党派的座谈会不同，没有利益的纠缠，没有权位的纷争，议论富有思想性、理论性。谈得最多的是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有一份也是贴在大饭厅东墙大字报，题为《我看民主》，主要内容是：
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

几百年来，“民主”一直是先进的社会理想。资产阶级唤醒了民主精神，无产阶级又宣布自己是新的民主旗手。但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却显得很保守。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

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权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质基础。人们第一次有可能获得发展个性、自由竞赛的平等地位。但是这种巨大的潜能，迄今远没有充分展现。

民主化问题上的保守倾向

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存在这种偏向（目前已着手纠正），表现在人民群众不能确有把握地监督国家工作，法制不够健全，言论、出版、集会、结杜等自由权利没有彻底实行等方面。这种情况大大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威望。

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不健全、不严格，公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但是我们现有的政治理论、国家制度、领导方法尚未能体现这种要求。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并表现为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

为了消除“三害”，发挥全民的积极性，单有党的整风是不够的，必须在这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建设。

大字报的作者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叶于泩，后来他被打成“极右派”。他主张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提倡改革的先锋。

提倡改革的先锋，决不止叶于泩一人。中文系三年级的王国乡，也在大字报中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民主，不能是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个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 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目的。ii

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了一年多，有人就看出毛病来了。在北大的大字报运动中，发出改革呼吁的，不是一两个人。毛泽东把一九五七年的形势说成“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是将改革的“朝霞”错当压城的“黑云”。主张改革的人们，被打成“右派”，而反对改革的人们却是“左派”。一九五七年以后，“左”和“右”在中国完全搞颠倒了。本来，主张变革现状，态度进取的，是“左派”；主张维护现状，态度保守的，是“右派”。从此开始，维护现存制度的叫“左派”，推动变革现状的叫“右派”，一直颠倒到如今。思想僵化，反对改革的如邓力群之流，叫做“老左”；思想自由化，力图革新的人们却被称之为“老右”。

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不得不重提改革，已经丧失了二十多年的宝贵时光。

倡导改革的“总设计师”，竟是当年反右派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镇压右派的人，又继承了右派的遗志。历史强迫他做本来不情愿做的事情，当然，做起来一定很别扭。iii

五十年代的大字报是新鲜事。北京人都跑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校园里非常热闹，有人说： “北大简直像东安市场！”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七六年的揭批“四人帮”。“到北大看大字报”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各种车辆从北大南校门一直排到白石桥，绵延几公里，每天多达几万人。

来北大看大字报的，有我的朋友。他们总要问：“北大党委对形势怎么看？”我说： “党委没有反对，那就是默认。”我在无锡工作的同事虞耀麟，当时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他听我这么一说，回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在地的海运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毛泽东曾赞扬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但各单位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成了“右派”。

大字报铺天盖地，多得来不及看，有的贴出不到一天就被新的大字报盖上了。为了便于保存，张元勋等人发起创办一个刊物，名《广场》（实际上是大字报选），只出了一期。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广场》周围，叫做“广场派”。“广场派”的活跃分子又成立了一个“百花学社”，“百花学社”的组织原则是“既无领导又无被领导”。 “广场派”将五月十九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称作“五一九运动”，自称“五一九战士”，认为“五一九运动”的性质是“新时代的民主运动”。哲学系龙英华的大字报中说：“五一九运动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五四启蒙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启蒙运动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的新型思想运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提法。龙英华是共产党员，故得知党内精神。

大字报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不同观点的对立。围绕《是时候了！》，有人赞扬，有人指责： “是什么时候了？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吗？”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讲了几句话，最后一句是：“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立即有人用大字高高地写在面对广场的十六斋北墙上。那就是把它当作张天师的符咒，用来镇住北大的妖魔。“广场派”把批评他们的人称作“教条主义者”、“卫道者”。而反对“广场派”的人们干脆成立了一个“卫道者联络处”。大字报、大标语常常针锋相对。二十八斋北门的门楣上出现了一条大标语：“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不一回儿，后面长出一条尾巴：“有！”。有人在“有”字前面加一个字，变成“没有！”。第三个人又在“没有”后面加个字，把惊叹号弄弯，成了反问：“没有吗？”倏忽之间，这里的标语翻来复去变换了几次：

“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
“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有！”
“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没有！”
“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没有吗？”

大字报也有走题的。理发室的墙上贴了一幅漫画，理过发的头上黑一块白一块，题目是 “狗啃式”，重在讽刺理发粗糙。不料引起理发室的师傅罢工。他们认为，把理发比作“狗啃”，是侮辱人格。北大学生会代表同学们向他们道歉，才告平息。

（四）

全校都在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鸣大放”，班上的“鸣放”座谈会就不用开了，即使开也不会有人来参加，都忙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写大字报去了。一天下午，我们班上的党员正在开会，研究整风怎么继续进行。沈元冲进来说：“你们还在开会？全校都乱起来了！谭天荣在发表演说，快去听。”我们跟着他走到大饭厅和小饭厅之间的广场，果然看到靠近十六斋的地方谭天荣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梁从诫（我们历史系的研究生）仰着头在同他辩论。围着一大群人，有的为谭天荣叫好，有的附和梁从诫的诘难。我们刚到时，只听得谭天荣说：“不要扣帽子嘛！”不知别人对他扣了什么帽子。梁从诫说：“帽子人人都有，只是牌号、尺寸不同。”

谭天荣颇有儒雅风度，总是对人微笑，用他那略带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不论别人如何咆哮，他始终不失斯文。“五一九”后，他一连贴出许多大字报，居然要求党委给他一间屋子，展览他的作品。其中四份大字报，自称为“四株毒草”。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喜爱辩证法；有时玩弄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诡辩论。他很欣赏黑格尔、恩格斯的著作，把《自然辩证法》读得烂熟，发起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会”。他扬言：杨振宁、李政道（不久前得诺贝尔物理奖）算什么！我的物理学理论被采纳的话，制造原子弹、氢弹就像做玩具一样。他的狂妄，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后来，谭天荣被打成“极右派”，而且是北大天字第一号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在南阁“隔离审查”。南阁曾是物理系的办公室。我在一堆垃圾中发现一份谭天荣的手迹（从大字报上识得他的“谭体”），一看，那是他二年级时给系主任的报告：要求不上课，只参加考试，而且把物理系的课程如何乏味奚落了一番。我暗自慨叹，谭天荣是个天才学生，说不定真是得诺贝尔奖的材料。我在心中呼喊； “谭天荣，你在哪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不知磨灭了多少书生意气。

谭天荣的演讲又创造了除座谈会、大字报之外的另一种“鸣放”形式——大辩论。后来，有人把饭厅的桌子搬出来，两个人站在桌子上辩论。广场上围成了一个一个圆圈。为了让大辩论的人们施展身手，校方在小饭厅前面搭了一个台。这就成了擂台，不同观点的人们都在这里跳上跳下。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她仰慕当时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大出风头的两位年轻人李希凡、兰翎，改名林希翎）。看来是有内线把她引来的，那个擂台上事先准备了扩音器。扩音器一响，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广场上、马路上都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大片，足有好几千。林希翎的开场白是：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她首先为胡风辩护，认为他不是反革命。胡风问题是当时极为敏感的话题，她的演讲一开始就很有挑战性。

她又谈论斯大林问题，批评赫鲁晓夫很蠢，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她从苏联谈到中国，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认为整风只是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她的基本论点是：“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iv她还认为，苏联和中国有共同之处，都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她的讲话富有煽动性。

林希翎讲话时，大家专心聆听，寂静一片。当她的讲话告一段落，台下就起哄，有人冲着她大喊大叫，有人跳上台去抢话筒。人群中赞成的和反对的在台下当场展开辩论，闹得不可开交，谁也听不清谁说了什么。看那架势，还是反对的人占多数。当她重新开讲，才恢复平静。讲了一段，又像开了锅。如此反复数次。

有人在人群中发现了江隆基。江隆基是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是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他不大管事，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是江隆基。“大鸣大放”时，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马寅初反对，他说：“党委制不能取消。什么事情都来找校长，我爬山、锻炼身体的时间也没有了。”后来批判马寅初，故念他反对“取消党委制”有功，只是当了“内定右派”，没有正式戴上“帽子”。其实，他反对“取消党委制”的出发点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而是为了“爬山、锻炼身体”。那天晚上，赞成林希翎的和反对林希翎的，顿时分成了两派，两派的人表情都很激动，都希望江隆基表态，说：“江校长，您上去讲一讲！”江隆基比谁都平静，说：“今天晚上我是来听你们大家讲的，我就不讲了。”后来江隆基被彭真指责为“右倾”批了一通，调离北大，“文革”中在兰州大学离奇死亡。老北大人很怀念他，像这样在“闹事”的时刻不带秘书、没有警卫，只身来到群众中间听取意见，不是一般的领导人所能做到的。“文革”中的当权派，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

五月二十七日晚上，林希翎又来。反对林希翎的人已准备好论点，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林希翎讲得不多。

散场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沈元。我问他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是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但没有详细谈过。我有点疑惑，谭天荣、林希翎的许多观点同他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发表的看法差不多，为什么反对？他说，上次听了林希翎的演讲，当时也很气愤。仔细一想，好像又没有什么大错。她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错了吗？没错；她要民主，错了吗？也没错。谭天荣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否定教条主义，更是没错。但听他们的讲话总是不舒服，使人难以接受。谭天荣、林希翎他们是错在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沈元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五一九战士”的“大鸣大放”所遭到的反对有两种：一种，反对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卫道者”；另一种，反对他们的做法，认为不应当大轰大嗡，作情绪化的暄泄。我们班本来矛盾很尖锐，全校“大鸣大放”后，反而团结一致了。423号房间的人们受沈元的影响，都站在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一边。大家认为，这样搞法，书都念不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念完？希望赶快收场，恢复平静。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比较僵化的。“大鸣大放”中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我都没有想过，既然别人提出来了，我就认真去想，我不是“卫道者”。因为我对共产党从夺权到掌权的转变和党内生活的弊病，比一般学生知道得多。进北大前，我是无锡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后来叫做“外办”）的党组织负责人，官拜局长级。我的工资是每月八十九元五角，上了大学虽然我能享受比别人较高的调干助学金，也只有二十九元（一般的调干助学金是二十五元，大学生的全额助学金是十五元）。许多同事、朋友都说我傻，他们不能理解我的举动。我是为了保持自由的心灵，不受压制，免遭污染。在官场只论权力大小，不问真理多少，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久有去意。一九五五年终于脱离官场，转到学府。但我的头上有一道紧箍咒，历来被人称作“好党员、好干部”，思想上、行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冲开物质的枷锁，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做到了。冲开精神的枷锁，抛却已有的好名声，就很难做到了。“大鸣大放”中才看到，在我停步的地方，别人已经前进得很远了。

一九五七年是我的启蒙年。从此走向自由化，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共产党领导人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

我和沈元一样，不喜欢“大民主”，所以一九五七年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既没有写 “大鸣大放”的大字报，也没有写“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到了美国，我的认识又进了一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一系列问题上观点不同以至根本对立，但他们能够和谐相处，通过讨论和辩论来解决分歧、调和矛盾。这是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就不是这样。观点不同往往导致严重冲突。邓小平说“右派分子杀气腾腾”，那是言过其实。但“大鸣大放”中的对抗性和紧张气氛确实存在。北大有一张大字报，作者严仲强写道： “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从每个裂缝中进发出来，‘五四’的火已将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一本镇静（正经），但是掩饰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v还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你要我发抖，我就要你发抖：你要吃掉我，我就要吃掉你。已经搞得誓不两立，所以一声反击，才会到处抓“右派”。“文革”中更为明显，因观点不同就挥舞拳头，最后竟动刀动枪。一个不能用讨论和妥协的办法来消化政治异见以及调和利益冲突的社会是无法实行民主的。

五一九以后，开始还能勉强上课，虽然学生们心不在焉。林希翎演讲后，礼崩乐坏，校方并没有宣布停课，但大家都不去上课了。这个学期末，考试也无法进
行了。

自五月十九日晚上崔雄昆讲话后，党委一直沉默。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总是要党委表态，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跑到党委办公室，问党委是什么态度？党委就是不表态。有一天晚上，在未名湖边的员工食堂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为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北大的食堂，开始时桌子、凳子是齐全的，到后来只有桌子没有凳子了。江隆基就站在桌子上讲话，大家都立在那里听，不准记笔记。他讲的最要紧的几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根据上面的指示，党委就是不表态，要看看共产党的天下到底乱到什么程度。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到大海里去游泳，自己辨别方向。”这就是毛泽东部署下来的“阳谋”。后来从《毛泽东选集》上看到，他是这样说的：“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vi江隆基虽说：“党委就是不表态”，其实已经可以听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北大的“大鸣大放”与民主党派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已如上述；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常常有人发出呼吁：走出校门，推向全国。北大人首先向近邻清华推广。不料在清华受到围攻，被赶出校门。回来后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虎口余生记》。可见蒋南翔当校长的清华和北大的气氛完全不同。北大也向人民大学推广。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规定不得和外校联系。林希翎起来驳，说：我校同学们没有得流感，为什么要隔离？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间，北大大面积地漫延流感，以至不得不停课一周，封锁校门，与外界隔离。故林希翎有此一说。谭天荣等五人又跑到天津去推广。还有人将“民主接力棒”传到了上海。

《人民日报》一直不报道北大的消息。“广场派”兴问罪之师，几十个人跑到王府井，向《人民日报》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报道北大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