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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滲透法》和台灣「恐共症」的起源
2020/08/12 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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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民進黨在九合一地方選舉中高舉「改革」旗幟,卻不敵「韓流」的崛起慘遭滑鐵盧,2019年在面對即將到來的2020年總統與立委大選,民進黨放棄改革牌的訴求,轉向重拾「恐共牌」,在外部因素的刺激與內部意識型態的交互作用下,原本支持度被打趴在地的現任總統蔡英文,卻在短短的半年內逐步大逆轉,甚至所有的民調都大幅超越國民黨提名的韓國瑜10%以上,為何兩岸交流超過30年的時間,台灣內部的「恐共症」還是高燒不退,讓民進黨還有機會一直做為操作選戰的萬靈丹,這還是值得再三探究的議題。
 

「恐共症」的起源
 
要探討台灣內部「恐共症」的起源,還是有必要從早期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談起。從1949年蔣介石政權撤退到台灣初期,國民黨就以政治與經濟的兩手策略,成功的藉由土地改革、政黨改造與地方派系的制衡,把政府的權力從上到下建構成一個可以完全支配台灣社會的「外部性政權」,讓國民黨的政權得以在台灣浴火重生。
   
所謂「外部性政權」,它所建構的基礎原本是為了反共抗俄任務而形成的支配性結構,整個政權是獨立於社會需求之上,它的正當性基礎僅是基於領袖所界定的政治理念。這樣一個外部性政權所要求於市民社會的,在開始時是一種管教式政治,等到冷戰氛圍降低以後,經濟發展逐漸取代領袖的意志,成為外部性政權的正當性基礎。這種以發展為重點的新意識型態,一方面促進追求私利的經濟性市民社會的崛起,另一方面又將此社會的政治影響進行嚴格控制,以繼續維持外部性政權對市民社會的支配性地位。
   
外部性政權為了維持統治的穩定性,在意識型態的供給方面,除了宣揚實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作為施政的藍圖之外,內、外部也必須再營造一種恐懼的氛圍,以駕馭人民接受威權式的統治。畢竟,就像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說,專制政體主要是依靠「恐懼」讓人民服從,所以國民黨外部性政權也利用「白色恐怖」所營造出來的「恐共症」,在社會中製造人民恐懼的「文化霸權」。
   
事實上,「白色恐怖」一詞源自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政府進行大規模鎮壓、槍殺革命黨與革命份子進行恐怖統治,被稱為「白色恐怖」。另一說法則是法國第三共和政府軍與巴黎公社政權對抗時,公社以紅色為代表色;政府軍以白色為代表色。法國政府軍以鎮壓行動懲治公社,後來就被稱為「白色恐怖」。
   
而國共在大陸鬥爭時期,中共使用「白色恐怖」一詞來形容國民黨在國內各大城市中,由軍統和中統執行的秘密反共行為,這類行為包括暗殺、屠殺及迫害共產黨員,城市以上海、廣州和重慶為主,中共也將國府所統治的少數城市稱為「白區」,將共產黨控制區域稱為「紅區」。
   
至於撤退來台的國民黨外部性政權,則是從1950年代至1980年代在台灣實施戒嚴和威權統治,為了防止中共人員在台灣內部擴散,而制定《懲治叛亂條例》,結果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縱容情治單位限制人民政治活動,在台灣造成不少的冤死與冤獄。
   
除了台灣內部因實行白色恐怖造成「恐共症」之外,在1950至1960年代世界各國也發生不少的白色恐怖,主因是在美蘇冷戰的局勢下,民主國家出現的過度恐共行為,當中有不少獲得美國支持的民主國家,對內進行打壓政治異己,長期維持反民主的高壓統治,這也是在全球發生不少白色恐怖之因。
   
另外,1950年在美國由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發動一場清除美國國內共產主義者的運動,被稱為「麥卡錫主義」。這期間很多著名好萊塢藝術家、作家等因為表示對共產主義的同情,被反共勢力批判和迫害,這就在美國內部製造一股強烈的「紅色恐慌」。
   
可以說,台灣內部「恐共症」的起源,除了蔣介石的外部性政權實施威權的白色恐怖統治之外,外部世界還有美國的「麥卡錫主義」與全球反共熱潮所形塑出來的反共意識形態,在全球公共領域塑造出一種共同的統治性基礎,由內而外連結一氣的「恐共症」,便在台灣內部久久不消退。
 
當然,台灣的「恐共症」之所以持續高燒不退,正如2019年在台灣被拍成電影造成風潮的「返校」遊戲製作者姚舜庭所說:「遊戲的背景雖然是設定在戒嚴時代,但是並沒有強調故事發生的地點就是在台灣,更沒有明確寫出時間點,主要是凸顯這是在任何有政治壓迫的時代,都有可能發生的故事」。對民進黨來說,中共不放棄武力對台,不讓台灣人民有獨立的選擇,甚至拒絕跟民進黨交往,這些都是對台灣人民的一種政治壓迫,民進黨只要稍加操作,就可以輕易挑起人民的「恐共症」。
 
「恐共症」結構的生成與轉化
 
從蔣介石建構外部性政權之後,他利用「白色恐怖」所形成的「恐共症」塑造統治的正當性手法,逐漸讓「恐共症」在台灣也變成一個新的意識型態結構。這可以簡單的劃分為「左統」、「右統」、「左獨」、「右獨」等4種結構。
 
左統vs.右統結構
 
台灣的左統人物不必然就是共產黨員,但確實有許多是醉心於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菁英,在1970年以前的台灣戒嚴時代,蔣介石所施行的「白色恐怖」,讓許多對他有異議的知識菁英變成政治犯,很多人都被抓到綠島去關過幾年。當時台灣內部台獨的主張還不明顯,有的只是從大陸過來,因為對馬克思主義嚮往或心向「祖國」的知識份子,所以白色恐怖所施行的對象,大多是跟著蔣介石遷移到台灣來的外省籍菁英居多,台灣本土菁英在二二八事件時很多已經被清除殆盡。
   
雖然外在有白色恐怖的統治,但在大專院校的校園裡,還是有一股「左翼意識」存在,特別是1970年代台灣從退出聯合國、中壢事件,再到台美斷交,使得社會瀰漫一股強烈的挫折感,整個台灣社會在左翼意識的影響下,包括鄉土文學、校園民歌、雲門舞集等,這些對社會與傳統抱持反省與擁抱台灣本土的藝術,幾乎佔據了當時社會討論話語權的空間。
   
在這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之下,台灣內部逐漸孕育出一股強烈擁抱社會主義的「左統意識」,這是跟蔣介石在台灣建立與資本家聯盟的「右統意識」相對立的一種意識型態,蔣介石的「右統意識」其實就是「戒嚴體制+黨國資本主義」的產物,把台灣所有的資源全部囊刮作為他一再宣示要進行「反攻大陸」的軍事後盾。「左統意識」雖然也是以統一的意識型作基礎,但因為被蔣介石懷疑是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化身,是要顛覆他的黨國體制,所以當時「左統意識」一直被他視為大敵,蔣介石無不想方設法的壓制與清除,不想讓他們有萌芽的機會。
   
儘管如此,從1977年「中壢事件」發生以後,由於「左統意識」仍是一個大禁忌,於是一些左統人士開始與敢於反對蔣介石政權的「黨外人士」合流,所以民進黨的前身「黨外人士」其實是「左統與右獨意識」合流的時代,在民進黨的創黨人士中許多外省籍人士都是「左統」的化身。
   
只是受到大陸文革的影響,民進黨內的左統人士害怕蔣介石,更怕毛澤東,所以他們不像真正醉心於社會主義的「夏潮雜誌」與「勞動黨」人士,在當前還會奉五星旗為「國旗」,他們變成「黨外人士」跟一些本土的反對蔣介石人士一起擁抱台灣,形成一股「親台左統意識」,並在後來成立的民進黨內形成「雞兔同籠」的現象。
 
左獨vs.右獨結構
 
事實上,在民進黨成立之前,「黨外人士」為了讓反對力量能夠凝聚,他們創辦許多雜誌作為凝聚力量的場所,其中比較有名的兩本,一本是「美麗島雜誌」,一本是「新潮流雜誌」,他們以雜誌為據點,後來再變成構成民進黨派系的組成因素。「美麗島雜誌」是以黃信介為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黃天福、呂秀蓮為副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他們偏向老成持重,主張走「議會路線」跟國民黨在議會內進行抗爭,一些外省籍為主的左統人士也大多投入「美麗島雜誌」的麾下,這是「親台左統意識」的成因。
   
而「新潮流雜誌」當時的代表人物則有邱義仁、吳乃仁、洪奇昌、林濁水等少壯派人士。他們從海外引入台獨意識,主張走街頭的群眾運動和社會民主路線,並努力與勞動階層、社運團體結合,這是民進黨能夠抓住社會脈動,並且能夠讓民進黨跟底層社會結合的最大因素。所以新潮流人士早期都是以「左獨」的面貌出現,他們跟以「左統」為主的「美麗島人士」結合成新的民進黨,讓民進黨早期只有「左統」、「左獨」之分,並沒有「右獨」和「右統」人士存在。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許多美麗島系的菁英被抓,讓美麗島系出現人才空缺,於是以陳水扁、謝長廷和蘇貞昌為主的辯護律師遂取而代之,後來雖然「美麗島事件」中被關的舊美麗島人士陸續被釋放,但派系的權力已經被移轉到辯護律師一代的手中,他們也只能以「先輩之士」回到美麗島系。
 
1990年在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之後,許多堅持走統一路線的民進黨人士不是主動退黨,就是被掃地出門,於是原本以左右共構為基礎的民進黨內部結構,也逐漸轉向只有獨立意識,不再分左右意識。這也是中共會把民進黨歸類為台獨黨,在民進黨不放棄台獨黨綱之下,絕不願意跟民進黨交往之因。
   
在2000年陳水扁執政以後,民進黨有機會掌握國家機器,在國民黨右統人士逐漸轉向親中以後,民進黨派系為了共同的利益,黨內已經少有左獨、右獨的意識型態之爭,只有派系利益不同所產生的權力爭奪。這時民進黨所要面對的是國共聯合的大敵,而非黨內派系的小敵。因此,儘管民進黨內派系之爭還是常會殺得刀刀見骨,但是在面對共同的國共大敵,還是會勉強的先團結打敗敵人再說。
 
從「恐共症」意識型態的結構來看,日本研究台灣的學者若林正丈說台灣沒有左右意識,只有統獨意識,這個說法有對,也有不對之處,台灣的社經結構其實還是存在著左右意識,只是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下,大家不敢彰顯左右意識型態,所以左右意識便只能附身在統獨意識之上,無法像西方國家可以割離來看。
 
這也是為何在台灣,許多知識菁英不喜歡人家稱他左派、右派之因,因為這很容易被歸類為支持中共或支持台獨的標籤,所以在討論台灣的意識型態時,大多會使用「左統、右統、左獨、右獨」的結構作為區分,意思是指左右意識只能依附在統獨意識之上,這就像毛澤東所說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樣,台灣的知識菁英不敢表露自己的意識型態,把思想依附在政治人物的統獨意識之上,才讓「左統、右統、左獨、右獨」的名稱過去得以存在。
 
如今在藍營內雖然還有一批左統人士,但是在右統也轉向親中以後,其間的界線已經模糊化,所以2020年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會出現左、右統,甚至被稱為「紅統」的更親中人士共存的現象,就是這個因果。而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卻只有派系名額分配,跟主要派系無法結合的獨派人士,幾乎已經另外成立政黨,變成是「反英派」,而非是以左獨、右獨作為分野。
 
在長期分化成統、獨對立的兩大意識型態結構下,民進黨以「國安五法」、「反滲透法」和假共諜等手法,在台灣內部操作「紅色恐慌」,這種「紅色恐慌」其實就是「恐共症」的再發酵。所以「白色恐怖」是產生「恐共症」的源頭,而這種不分時代、不分地域、不分人種隨時可能存在的白色恐怖,在中共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以及國民黨的親中政策不變下,還是會成為民進黨操作選戰的重要武器。
 
(本文刊登於多維月刊tw,2020年3月號,https://blog.dwnews.com/post-1316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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