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公共衛生人才至今仍無法獲得政府應有的專業資格認定，未來恐將造成國內公共衛生人力實質短缺，品質堪慮，更顯示國內長期重醫療輕公衛，預防勝於治療淪為口號，政府應重視此項議題，讓國內的公共衛生人才可以獲得國家專業證照的保障。

 

 

Bach - Complete Flute Sonatas - Emmanuel Pahud / Trevor Pin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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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8.1.蘋果】（公衛學會與10校系主任）他山之石，可以攻錯，20年前的國內公共衛生學系大學生，現今已有當上公共衛生學系教授、系主任繼續培養人才，也可能早已升格為父母，小孩即將進入大學就讀。遺憾的是，台灣的公共衛生人才至今仍無法獲得政府應有的專業資格認定，未來恐將造成國內公共衛生人力實質短缺，品質堪慮，更顯示國內長期重醫療輕公衛，預防勝於治療淪為口號，公共衛生體系將無法應付全球人口、社會、環境、科技快速變遷的挑戰，

因此我們鄭重呼籲政府重視此項議題，與國際接軌，讓國內的公共衛生人才可以獲得國家專業證照的保障。

現在人類早已邁入全球化時代，近來新興傳染病如伊波拉病毒、禽流感等肆虐造成多人死亡，食品安全與氣候變遷問題層出不窮，劇烈天氣與地震造成的災後重建與環境衛生問題也需要更多專業人才投入。

為了改善上述公共衛生問題，美國預估現有的公共衛生人力仍不足以應付實際需求，美國在過去20年內，以哈佛大學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為首，共培養了近25萬名公共衛生碩、博士畢業生，2016年的公共衛生碩、博士畢業生數量相較於1992年，成長超過4倍以上。

同時，美國打破過去只有碩、博士才能做公共衛生領域研究的慣例，於大學部增設公共衛生學系，2004年開始公共衛生大學部畢業生數量急速成長，相較於2003年只有1430位畢業生，2015年美國一年共培養超過1萬900位公共衛生系的畢業生。 

在培養大量公共衛生專業人才的同時，美國公共衛生學會（APHA）及美國公共衛生學院及學程學會（ASPPH）共同推動美國公共衛生教育委員會（CEPH）認證，至今已認證62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121所大學公共衛生學程及13所大學獨立公共衛生學系，而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緊跟上腳步也取得認證，創下北美以外唯一獲得該認證的學校首例。 

獲得該認證學校的畢業生即可參加由國家公共衛生審查委員會（NBPHE）舉辦的美國公共衛生師CPH考試，自2008年第一次辦理考試通過500多位公共衛生師，至今已有5600位以上的公共衛生師取得專業認證，並投入政府相關單位、醫療機構、事業單位、NGO組織及各級學校服務。 

反觀國內公共衛生師的推動歷程，2000年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會員大會中首度通過「公共衛生師法草案」，2003年SARS爆發，造成國內公共衛生的重大危機，厚生會連署草案送立法院，「公共衛生師法」曾一讀通過交付委員會，2004年衛生署發函行政院提送「公共衛生師法」行政院版，並於2011年獲得歷任衛生署署長簽署支持，2014年考試院院會通過認定「公共衛生師」屬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範疇。 

2015年以後，「公共衛生師法」草案每年都在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之間不停徘徊打轉，2018年11月13日，草案第4次被行政院退回衛福部，就不曾再進入立法院審議程序，延宕至今。也許大家早已遺忘SARS造成的群眾恐慌，病毒步步進逼威脅國人生命的恐懼，但國內近年來新興公共衛生議題如食品安全、空氣及環境污染問題、登革熱、腸病毒及禽流感等傳染病流行亦接連發生，對全民健康危害影響甚鉅。 

這正是台灣可以借鏡美國經驗的時機，相較於現有各類醫事人員如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助產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醫事放射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等，提供個人診斷、治療、醫療照護、個人健康管理的精準醫療，公共衛生師的工作內容涵蓋任何與「健康」相關的範圍，提供以群體疾病預防、健康促進、環境或行為介入、群體健康管理的精準公共衛生，

應用生物統計、流行病學、衛生行政與管理、環境職業衛生及社會行為科學五大核心專業能力，扮演健康照護團隊的一份子，協助批判和策略分析、生物及環境應用、領導和系統思考、管理、財務及政策、方案規劃、合作和夥伴關係、溝通、倡議、倫理、以及多樣性和文化能力等跨領域整合服務工作，共同為提升全民健康，善盡公共衛生人才的職責與心力。 

 

台灣資安危機！6成網路攻擊來自中國 59萬筆文官資料外洩只是一角【摘要2019.8.1.自由 今周刊編輯團隊】坐落在中國上海市浦東新區大同路上一棟12層高、外牆有紅星標誌的白色大樓，一直被西方世界懷疑是中國網路駭客的大本營。

美國網路安全公司麥迪安（Mandiant）2013年反追蹤141起駭客入侵事件後，指控隸屬於中國解放軍網路系統部的「61398部隊」，自06年就以這棟大樓為基地，不斷潛入美國大型機構與企業資訊系統，從事間諜行動、竊取商業機密。

儘管中國政府堅決否認這項指控，也沒有國際媒體得以親眼目睹解放軍駭客，但資訊安全專家普遍相信，一系列來自中國的網路攻擊事件，背後是由國家操控的駭客團隊所主導。

「我們天天都在網路上打仗。」一位長年從事資訊戰的退役軍官，對《今周刊》透露自己與中國網軍對抗多年的經驗。「每當遇到雙十節這種有政治意義的日子，或逢年過節對方覺得我們可能鬆懈的時候，各種攻擊更是多到不行。」在台灣，無論政府機關或民間企業，最大的資安威脅來源，都是中國。

以色列網路安全廠商Check Point公布19年六月的統計數字，結果顯示，台灣企業受惡意軟體攻擊的比率，可達全球的四倍到數十倍不等；尤其是貿易戰開打後，來自中國的攻擊明顯增加。

兼任行政院資安長的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也指出，台灣目前每月平均面對3億次的駭客掃描（攻擊前的探勘）、3千萬次攻擊；對政府的攻擊多數來自中國。

當資訊系統遭到惡意攻擊，情況大概就像家裡遭竊或工廠被斷電，「主人」很快就能在短時間內發現異狀；但隨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網路攻擊的手法也快速演進，一種被稱為「進階持續性滲透威脅」（APT）的攻擊手段，近年日益盛行。

「APT的重點，就是希望對方不要知道系統被入侵了。」台灣駭客年會首任理事長、TeamT5杜浦數位安全有限公司執行長蔡松廷解釋，所謂進階持續性滲透威脅，可以看作是入侵者到建築物裡安裝了針孔或竊聽器，在屋主渾然不覺下，側錄屋內的一舉一動。

今年六月下旬，59萬筆台灣公務人員個資，包括身分證字號、姓名、服務機關、職務編號、職稱，被不明人士公布在國外網站上，銓敘部就是直到接獲外國通報才發現。

一位已轉往民間的前執法人員無奈地說，「如果今天不是有人把它整包放在網站上求售，你覺得會有人發現嗎？」在這場看不見硝煙、卻從不間斷的網路戰爭中，台灣當然不會只是被動挨打。

「放在暗網上交易的台灣資料，大部分是從民間機構撈出來的，裡面又以信用卡號最值錢。來自政府單位的資料也有，但是不多。不是政府個資沒有商業價值，而是中國駭客如果本來就是接政府的案、受政府指揮，當然不需要把東西拿出來賣錢。」一位長期在各大暗網社群活動的白帽駭客分析。

因為間諜活動竊取而來的資料通常不會公開求售，因此前執法人員才會推測，近年來實際流向中國的政府資訊，遠比浮上枱面的要多。但他也強調，涉及國安、國防、情報人員身分這類機敏資訊，政府一定會採用實體隔離（不能連結外部網路）等高強度防護措施，再怎麼神通廣大的駭客也不容易接觸得到，遭竊風險較高的，其實是非機密的公文資料。

「資安不只是做安全技術，而是戰略層面議題，這是情報戰、資訊戰、心理戰。」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處長簡宏偉，隨手拿起桌上由國防部印製的《中共的全球資源戰》，「我們要先了解對手思惟，才能預判可能的攻擊模式。」

當資訊價值隨著網路戰模式進化而全面提升，政府勢必也得投入更多心力，強化資訊安全防護。面對中國強力威脅的台灣，當然也得繃緊神經。

總統蔡英文16年就任後立刻喊出「資安即國安」，並成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18年也制定《資通安全管理法》確立法源。在經費上，18年中央政府資安預算約11.25億元，較14年成長超過60％；行政院推出的「資安產業發展行動計畫」也規定經費10億元以上計畫，至少應編列5％資安預算、1億到10億元計畫至少6％、1億元以下至少7％。

儘管政府展現了決心，在專家眼中，對比實際需求，台灣政府對於資安的投入仍遠遠不足。「台灣政府公務體系的人力配置有相當大的問題，考試院的公務人員職缺規畫明顯趕不上時代，目前為止，資訊職系人員的待遇和員額，跟政府需要的數量有重大落差，更不用說根本沒有資訊安全職系。」

成功大學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教授李忠憲直言，「缺人」是台灣政府在資安議題上，最嚴峻的考驗。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自13年起，政府資訊業務經費的委外比率，都超過50％，19年是56.75％。

「委外本身不是問題，重點是委外到什麼程度。」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主任陳泉錫直言，資訊委外是為提升業務效率，但政府部門不能失去技術主控性、核心業務更不應委外。「現在往回看，資訊過度委外是完全錯誤的政策。」陳泉錫不客氣地評論。

對於公務員缺乏技術與規畫能力，外包廠商也是滿腹苦水。「公家機關要開發一套資訊系統，如果沒有具體想法，通常會先徵詢幾家廠商；每一家想拿到標案的廠商，都會提供各自的意見。但承辦人問完一輪以後，結果往往是『每一家提出的想法我都要』。」一位經常參與政府標案的業者無奈地說。

叡陽資訊董事長張培鏞指出，政府部門通常只對「眼見為憑」的軟硬體設備提供合理報價，看不見的維運預算則能省就省，沒有足夠研發維護經費的系統，長期將累積大量資安隱憂。

「你買Oracle（甲骨文）的軟體，每年還都要付產品售價22％的維護費，但政府資訊系統每年編列的『經常門』維護預算經常不到10％，軟體公司不僅沒有能力持續投入研發，連優化系統、減少漏洞都很吃力。」

陳泉錫說得更直白：「如果開發系統是生孩子，維護升級就是養孩子。但現在資訊業務經費經常被大刀一揮統刪10％，這不等於生完孩子就不管了嗎？」

台灣數位科技與政策協進會理事長高志明建議，政府應成立專責資訊單位如資訊總處，統籌全國資訊預算，並規畫資訊及資安人才培訓；專責單位可藉由分配資源的權力，提供國內軟體及資安業者合理協助，活絡台灣產業、進軍國際市場，如此一來，就能吸引優秀人才投入資訊資安領域，一舉解決人力與預算窘迫問題。

 

解決崩世代困境才算經濟成功【摘要2019.8.1.蘋果】無論政治局勢多麼熱鬧喧囂、經濟口號多麼華麗振奮，現實橫亙在前的崩世代困局，已是台灣多年來難以揮去的魔咒。如果說經濟成長與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讓人民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與發展機會，台灣年輕主力人口的崩世代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才是真正的經濟危機。

須知出口、投資、產業發展都只是手段，若無法解決崩世代危機，一切都是枉然。低薪苦勞的弱勢就業是崩世代危機的最大原因。長期以來，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幾乎未能分享給勞動者，數字證據說明一切：實質薪資長期未隨經濟成長提升，只有近兩年有些微改善；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最高時超過50%，如今已降至43%，企業盈餘反而由不到30%上升至近35%。薪資不成長、長工時的苦勞嚴重之外，還要承擔政府絕大部分的稅收，崩世代的被剝奪感不言可喻。

更嚴重的是產業界的不同思維。慣於藉低成本營運獲利的大部分企業，長期期待持續維持低成本的經營環境，強烈要求政府解決「五缺」問題正是如此。因此，在台灣，勞動條件的改善全等於企業成本的提升，沒有「勞動條件改善可提高企業生產力」這種進步的思維或氛圍。如果不能打破這種勞資零和賽局，崩世代的困境勢必無解。

對於以製造、出口與低階服務業為主的台灣經濟而言，人力是重要的生產要素，而台灣產業的獲利模式至今仍難以透過創新來有效提高產品的價格與附加價值，還是以努力降低成本為主，也因此許多企業主對於加薪或勞動條件的改善總漠然無動於衷。無怪乎某些政府部門與工商團體屢屢藉詞「將會衝擊廠商營運與獲利」來實質反對勞動條件的改善。 

長久以來，台灣低劣的勞動環境不但未能達成「企業先獲利，勞工就有糖吃」的理想，反而讓許多企業更沉淪於享受低成本的環境而怠於升級轉型。只要台灣這種降低成本至上的思維不改變，無法調整成創新獲利的產業模式，則勞動人權的改善當然只會是緣木求魚。企業主總是會將勞工視為與零件、機器一般的「生產投入」，很難會把勞工當作「人」來看待。 

台灣是競爭國家中利用廉價勞工的天堂。只是這麼低劣的勞動環境，不但難以改變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不足、普遍獲利不高的事實，更難以創造藉由內需帶動進一步經濟成長的動力，只會落得內外皆空的惡性循環窘境。 

更嚴重的是，以台灣普遍低薪以及工時高居全球第三的勞動條件，已經造成中產階級崩潰的危機，年輕受薪者不但沒有消費能力，更因此喪失生養小孩的誘因。如果說「少子化是國安問題」，則最重要的病因當然就是勞動條件的惡化。 

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曾經感慨呼籲「台灣人薪水該漲了」，善哉斯言！只是這樣的企業主實在太少。對於慣於以追逐低成本來創造利潤的企業而言，我們期盼能有思維上的轉變。政府應負起更大的責任，應該盡快去除提供企業追逐低成本的政策，建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產業經營環境，甚至必要時不惜放棄無法改善勞動條件的缺乏競爭力廠商，台灣的經濟才有前途可言。政府應該深刻體認，如果無法解決崩世代危機，就不能算是經濟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