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各國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立法例
    
（一）聯合國2003年訂定「反貪腐公約」，第二十條明文規定，一個公職人員的消費水平和生活方式是否與其薪金收入水平相符合，即應要求本人作出解釋，當明知他有貪污舞弊行為，從而產生非法收入或資產，但拿不到確鑿證據時，這也可以作為起訴的根據。
    
（二）巴基斯坦1947 年防止腐敗法。當能證實被告或其任何代表人擁有與其公開收入來源不相稱的財物，被告又不能解釋時，除非能反證，否則法院應推定被告構成刑事不良罪。
    
（三）泰國1975 年反貪污法。發現官員異常富裕，但他不能證實他得財富是合法所得，那麼可認為他濫用職權，並建議首席大臣解除其公職。不能向法庭證明其財產均是合法所得，檢察官應向法庭建議將其判給國家。
    
（四）新加坡1960 年防止賄賂法。被告不能圓滿的說明其擁有的財力或者財產與其已知財源相符，或者不能圓滿地說明在或者大約在被控犯罪時其財力或者財產的增值，即可以被法庭作為證據。
    
（五）新加坡1988 年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財產與其已知的收入來源不符，而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滿意解釋時，其財產應被視為貪污所得。
    
（六）印度1947 年防止腐敗法。公務員任職期間擁有與其公開收入來源不相稱之財物，又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觸犯刑事不良罪。
    
（七）印度1988 年防止腐敗法。公務員某一段時間內，擁有與其公開收入不相稱的錢財，而又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即視為犯罪。
    
（八）馬來西亞1961 年防止腐敗法。擁有與其已知的收入來源不相稱之財源或財產，而不能予以滿意說明的。
    
（九）汶萊1982 年防止賄賂法。現任或卸任官員，其生活水平高於與其過去或現有薪金收入相稱的生活水平，控制與其過去或現有薪金收入不符的資金或財物，若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應被判為有罪。
    
（十）埃及1975 年關於非法收入的法律。本人與其妻子和未成年子女在財富方面的任何增加，且無法證明增加部分的合法來源，增加部分即被認為是利用職權、身分或因有違法行為的結果。
    
（十一）尼日1975 年反腐敗行為法令。被告占有或已知的收入來源不相稱的財源或財產，而未能滿意說明，可證明為或考慮為收受報酬之證據。
    
（十二）巴哈馬1976 年防止賄賂腐敗的法律。被告在犯罪日或其後或現在占有與其已知的收入來源不相稱的財源或財產，而未能滿意說明的，可被認為收受利益的證據。
    
（十三）香港1948 年防止貪污條例。持有或支配金錢來源或非屬收益明朗來源的財產，被指控犯罪時期或前後曾獲得金錢來源或財產的增加，而未能滿意解釋。
    
（十四）香港1971 年防止賄賂條例。現為或曾為政府人員，生活標準高於與其薪俸相稱標準者，或財富與其現在或過去的薪俸不相稱者，若不能圓滿解釋即屬違法。
    
（十五）中華人民共和國1988 年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若不能說明其來源為合法，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可沒收該差額。
    
（十六）中華人民共和國1997 年刑法。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若不能說明其來源為合法，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可追繳該差額。

  二、制定財產來源不明罪之法律理論
    
「財產來源不明罪」將舉證責任轉換（或稱舉證責任倒置）給被告的公務員，表面上此種「推定貪污」的概念，似與「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及我國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相左。但是，基於追查貪污犯罪最重要的環節在於資金的清查，或稱追查金錢流向，若法律不賦予當事人財產來源說明義務，將形同默許其隱藏貪污所得，對社會公義形象傷害甚大。故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與部份國家均已採用「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將財產來源不明作「有罪推定」，並不許其行使「沉默權」，以貫徹「反貪腐」工作，茲分述各該理論於下：
    
（一）舉證責任倒置：
    
聯合國2003年訂定「反貪腐公約」，第二十條明文規定，一個公職人員的消費水平和生活方式是否與其薪金收入水平相符合，即應要求本人作出解釋。當明知他有非法收入或資產，但拿不到貪污行為確鑿證據時，這也可以作為起訴的根據。即被告不能證明其財產來源合法，可推定為非法收益而予以沒收。其基本精神為舉證責任倒置或稱舉證責任轉換，換言之，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通常舉證責任倒置之情形有三：1.法律明確規定由被告承擔對有關事項的舉證責任。2.財產來源不明的案件中，責令被告對所擁有的財產來源作出滿意的說明。3.設立推定，給司法人員更大的自由裁量權。被告提供反證，否則推定即成立，認定被告所擁有的財產為非法收入。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對於參加（犯罪）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應追繳、沒收、追徵，即為舉證責任轉換之規定；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條，對財產申報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或虛偽說明或逾期未提出說明之行政罰規定，亦有部分舉證責任轉換之精神。
    
（二）有罪推定：
    
舉證責任倒置的另一面向，是將被告無法證明所得之來源，推定為有罪。因此，一個人一旦被控有不明財產，便會被認為是罪犯。有罪推定雖可能成為罪疑從有，但是在實際貪腐案件偵查實務中，由於調查人員的調查時間急迫、人力有限、調查方法又受限於許多各人資訊保護法規，若未假設持有不明來源財產之某特定對象有罪，偵查單位往往難以深入了解資金流向。可見，對於貪污罪是否可能成案之基本前提在於掌握一定貪污所得，而拒絕說明「不明財產」來源，就是將已知或確定之事實（如財產異常增加），推論出合理的犯罪構成要件，先尋求了解其財產來源，再輔以其他各種調查方法（如資金清查），才能找出貪污證據。
    
（三）沉默權之例外：
    
沉默權起源於英國，十二世紀初被用來作為對抗宗教法庭不人道的審訊方法，1568 年戴爾大法官為一名被迫宣誓者簽發了人身保護令，後來被歸納為「任何人都不得強迫提供反對自己的證據」。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己罪」。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第十一條規定，被告有權在針對自己的刑事指控中不被強迫作證。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此皆為沉默權之具體實踐。但在偵查貪污案件中，雖然不自證己罪傳統上在保護個人，但也具有確保審判程序公平之效。由於貪瀆案件蒐證不易，設若放任「不明財產」持有者拒絕說明財產來源，即等於聽任貪污犯罪嫌疑人任意阻擾犯罪偵查，則可能造成偵查人員無法繼續調查貪瀆之具體犯罪事證，對於偵查正當程序原則大有損害。故各國對被告行使緘默權與國家利益相衝突時，也多承認為可給予必要的限縮，即被告無正當理由而濫行緘默權時，即科以徒刑，以防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