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與110年之後發生的1992~1994年上海股市暴漲之後又暴跌情況類似，從金融占星來看，兩者都與天王星及海王星運行的角度有因果關係，前者是三分相，後者為合相。因此可以說，熊彼德的循環理論康特拉狄夫（Kondratieff，蘇聯經濟學家）55年大循環，其實就是天王星及海王星運行的角度所造成的。景氣循環雖具週期性，但波動週期並無規則性，此乃因三王星軌道為橢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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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德對經濟發展理論的突破，雖然有些學者指出不是經濟學主流，但他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觀察、判斷與預言，經過事實驗證，不僅在未來數十年會發揮更深廣的影響，而且具有永恒性。熊彼德有大智慧，時間證明他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診斷是正確的。

熊彼德也是少數能夠憑藉對經濟學的活學活用而發財的經濟學家。他自己津津樂道的兩個實例是，第一、他替土耳其派駐埃及的總督（Khedive）管理家族基金，賺了大錢（據熊彼德的說法，他什麼事都沒有做，只是不像他的前任一樣抽取不合理的高佣金和偷錢而已），基金主人送給他一筆可觀的紅利。第二、熊彼德替一個埃及財團策劃了一家煉糖廠，由於他看準甘蔗煉糖的前景，大膽地放棄了傳統以甜菜煉糖的方法，結果大有所獲，熊彼德頓成小富。

熊彼德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他有三大志願：成為大情人；成為出色騎師；成為偉大經濟學家。他是否完成這三項志願？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僅達成二項」，至於是哪二項，他則笑而不答。

現在經濟學界有人認為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注意，不是「之一」），他的第三個志願顯然已經達成（即使不是經濟學界的共識，但經濟學界根本上不可能有共識）；有關他的「騎術」，筆者所見的文字從無記載；至於「大情人」，可能性則甚高，因為熊彼德的羅曼蒂克色彩非常濃厚。在追求女性上，熊彼德是很成功的，從他於1909年回歐洲大陸至第二次結婚的十多年，他有過多名女伴；1925乙丑年，他在波恩大學公共財政學校授任內，與一位「年輕貌美」的德國女子結婚，婚後生活美滿，可惜不久後太太因難產而謝世。1937丁丑年55歲那年與伊利莎白．布地．法魯斯奇（Elizabeth Booty Firuski）結婚時，這位富孀本身亦為頗有所成的經濟學家，才38歲，她的華屋，在他們結婚前已成為熊彼德和學生聚會的場所，在他死後才出版的《經濟分析的歷史》，就是她所編輯的；她還寫了長達十頁的「介紹」。從熊彼德的八字分析，1937丁丑年的確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年份，戊申大運與月柱甲寅天剋地沖，流年丁丑也與癸未年日柱天剋地沖...

熊彼德的學術成就，筆者認為主要可分為三項。其一是他對資本主資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及其動態發展過程的分析，見於他的《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27丁卯年出版）；其一是他預言資本主義必因過度發達而自行瓦解，見於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壬午年）；其一是對經濟思想發展過程的追尋，見於他的遺著《經濟分析的歷史》（1954甲午年）。 

熊彼德的理論精深博大，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有深邃的觀察和深刻的了解；他肯定企業家（Entrepreneur）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指出創新（Innovation）的重要，提出創新與生產手段相結合的新概念，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飛躍向前發展的理論基礎。他不只一次在閒談中流露出對企業家的同情，他說，企業家虧損的比賺錢的多。現實正是如此，只是傳媒只報道成功史對失敗個案興趣不大—事實是失敗者大多不欲人知、保持低調，傳媒亦不覺察。

熊彼德認為全民就業和經濟安定（Economic Stability）不是健康現象，亦不是現代政府所應致力的目標；他指出，商業循環中的衰退和因此而起的暫時性失業現象與倒閉風潮，正是保持經濟活力、有效率性和低通脹下經濟增長的必要過程。熊彼德這番見解，現在仍具有特殊意義。

對於企業精神，熊彼德確是有所偏愛，他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熊彼德指出經濟活力（Economic Vitality）主要來自企業精神的充分發揮，企業提供了技術革新和創新，有效率地生產，終於為企業家賺取大量金錢。在熊彼德心目中，創新可能是技術性的，如ＩＢＭ電腦和微軟；亦可能是重新安排現有經濟資源的，如麥當勞漢堡包。在上述二個例子中，公司都獲得巨大利潤，可以肯定的是，利潤絕非來自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通過利潤創造，人類物質生活獲得改善。熊彼德認為政府是創新活動的大敵，因為它通過稅務剝奪了企業家創新之所得，創新活動因此受到打擊。可以想像，在「合理」稅制下，創造力才能發揮最大效能。

熊彼德最重視的是利潤和儲蓄，他認為這是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的泉源；熊彼德對於他的同時代人物凱恩斯雖然推崇備至，經常要他的學生熟讀凱恩斯的著作，他還是第一個將凱恩斯的《通論》介紹到美國的經濟學家，但他對凱恩斯忽視儲蓄的重要性很不以為然。戰後起碼有三十年時間，西方經濟政策都不利儲蓄，現在我們應該知道誰說對了。 

熊彼德和馬克思的共通點是，他們都認為資本主義會走上滅亡之路，當然，他們的持論絕對不同。馬克思指出「過剩」是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危機；熊彼德則認為太成功將導致它的末落。太成功導致資本主義末落的原因有二：

第一、生產力大幅提高令要求政府通過稅制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壓力增強，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政府最後必然屈服，成了熊彼德所說的「租稅國家」，高稅率最終窒礙了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經濟發展亦就停滯不前；熊彼德在1917丁巳年出版過一本僅有八十頁的小冊子：《租稅國家的危機》（Crisis of the Tax State），指出人民對政府要求愈來愈花樣繁多，比如加強軍備（以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增加福利（包括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失業津貼等）和保障全面就業，結果政府不得不提高稅率和大印鈔票，前者肯定阻礙了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後者會帶來足以摧毀民主政體的惡性通貨膨脹。佛利民一派經濟家不主張加稅增稅項，原因便在規範政府的規模，這亦是釜底抽薪地令政府缺乏可以無限膨脹擴張的辦法。

第二、熊彼德一早看出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危險性，這點危險性，現在已完全體現出來。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公司負責人在經濟衰退來臨前不負責任的投資，以至管理層大發認股權證給自己然後虛報盈利炒高股份自肥，都是眾所周知的明顯例子。他又說，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一個新階級（New Class）漸漸形成，它包括受僱的公司負責人、公務員、知識分子、學者、律師、會計師和新聞工作者，他們不但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大受益人，而且是此一制度的寄生蟲；深具諷刺的是，這些人幾乎都反對不斷創造財富，對於以儲蓄和有效地分配經濟資源以達致經濟增長的目的亦持異見，這些資本主義的守護神，演變下來，反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不過，對於熊彼德這點看法，筆者是有保留的，因為股東們早已想出種種辦法，提出種種誘因，令受薪的管理層「乖乖工作」，比如他們被賦予相當程度的物質回報，除了房屋津貼、優厚薪津之外，尚有以低於市價認購公司股票的特權（這種方法在過去大約十年間被濫用了）以至分紅，有了這一連串的物質誘因，管理者仇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性已降至最低；不過，管理階層中能否培養出企業家，仍是值得懷疑的。

熊彼德除了曾在開羅當律師兼投資顧問，還於1919己未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任奧地利歷史上唯一社會主義政府的財政部長、1921辛酉年擔任一家銀行董事長（這家銀行因受擠提而破產），除此之外，他一生致力學術工作。1909年他應捷克Czernowitr及Gleiwitr大學之聘離開開羅，其後做官做銀行家，為期俱甚短暫。1926丙寅年任波恩大學教授；1931辛未年接受哈佛聘書赴美，擔任經濟學教授，直至1950庚寅年去世。他是第一位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外國人；在謝世前不久，再被推選為剛成立的「國際經濟學協會」的第一任會長。他在經濟學界中甚孚人望，於此可見。

熊彼德的著作不算太多，但除了早期出版過三數本針對某一問題而寫的小冊子之外，都是皇皇巨構。《經濟發展理論》，內容主要分為循環與發展（亦即靜態與動態理論）兩部分。不過，這本書之值得重視，在於作者強調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企業家，他們推動了創新與生產手段相結合的概念，令經濟發展飛躍向前。這種創新與生產手段結合的概念，具體來說，包括下述五種情況：

新財貨的創造；新生產方法的採用；新市場的開拓；新資源的開發；新產業組織的形成。

換句話說，這類結合是發掘新的生產因素並對現存生產因素進行更有效更有利的運用，所謂企業家的功能便在此。熊彼德進一步指出，只有在推動這種功能時，資本家才是企業家；所以，企業家不是一種職業，也不是一個人能永遠擔任的角色，因此，企業家不可能和資本家與工人一樣，構成一個社會階層。

熊彼德接著分析，企業家所需資本來源不是儲蓄而是銀行信貸；利息分薄了企業家的利潤，但這不過是企業家應納的稅，資本家抽取企業家的利得稅。

創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則很困難，為什麼呢？熊彼德將之歸納為三點。

第一、未來是難測的，新計劃（創新）因此很易出錯；第二、一般人在心理上對新事物往往抱持懷疑與保留態度；第三、社會環境亦會有反動的反應，因為在某些人看來，創新是標奇立異，總會有人提出非議的。

惟其因為如此，所以企業家必須是高瞻遠矚才華卓越的領袖人物，他不但要洞燭先機，提出一套新辦法，而且還要有將之付諸實現的能力與魄力。

顯而易見，創新是由少數企業家所推動，他們的「試驗」一旦成功，很多未明因素不再存在，平庸的生意人—非企業家—起而效尤，出現了熊彼德所說的「創新的叢生」（Clustering of Innovation），而這正是經濟繁榮的唯一原因。

新企業的出現，和舊企業之間必形成劇烈競爭；而「創新的叢生」導致新購買力（投資）的出現，令繁榮傳布到每一經濟角落；這種現象，對經濟均衡狀態是一次大擾亂，經濟結構要不斷調整，以適應新情況。這種調整，據熊彼德說，就是經濟蕭條（Slump）的出現。他分析說，蕭條的出現有三大要素：

甲、舊企業受損失而被淘汰； 乙、新企業的新產品大量面世，導致價格下跌，繁榮終結；丙、對資金過度需求的結果是信用收縮，經濟蕭條勢不可免。經濟蕭條過程是痛苦的，但他亦有如下二點積極意義：ａ、調整過程最終導致新的經濟均衡；　　ｂ、繁榮期所得的果實如財貨量增加、生產力提高、成本下降、實質所得上升等，都是永久性的。

值得強調指出的是，熊彼德認為蕭條不一定引起恐慌（Panic），因為引起恐慌的因素通常是政治動亂、戰爭以至歉收等。因此，熊彼德認為蕭條是「正常的清算過程」，而恐慌則是「反常的清算過程」（Abnormal Process of Liquidation）。

《經濟發展理論》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歸納為「均衡↓繁榮↓蕭條↓新均衡」。這種特殊形式，有其存在的理由。在繁榮時期、新結合的試驗（創新）獲得鼓勵；在蕭條來臨時，這些新結合的生存程序則受嚴酷考驗。

熊彼德另一本傳世著作是1939年出版的《商業循環》，該年也是天王星與海王星三分相，作者純粹以「創新」的觀念來解釋商業循環的過程。在這本書裏，熊彼德首次提出了「定量流轉理論」（The Theory of Stationary Flow）及「經濟進化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Evolution），用以取替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的靜態與動態分析。

令筆者深感興趣的是，熊彼德肯定了現在股票投資者所「信服」的循環理論 。他認為，說明過去一百年的經濟循環，分成下面三個類型最方便：

Ａ、康特拉狄夫（Kondratieff，蘇聯經濟學家）54~60年大循環；Ｂ、Juglar（法國醫生）7~11年中循環；Ｃ、Kitchin （英國統計學家）40~55個月的短循環。熊彼德1919年曾任奧地利社會主義政府的財長，他對社會主義的研究，可說在他很年輕時已開始，到了1942壬午年，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面世，在序言裏，他說這本書是「我對社會主義問題思索四十年的結論」。

熊彼德在這本書裏，推翻了馬克思「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預言，不過，熊彼德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可以永恒延續，這就是他所說的「創造的破壞」，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全盛時期」，企業家「無用化」，「新階級」取得管理權，令企業家失去「資本主義的道德觀」，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瓦解。熊彼德在本書第三部分指出由中央控制生產手段與生產工具的中央集權社會主義必然崛興，現在已證實他的預言是正確的。

《經濟分析的歷史》是熊彼德嘔心瀝血之作，全書近一千三百頁，共耗九年時間寫成；由於完全是手寫—熊彼德寫作從不假手秘書，據他的夫人在本書的「介紹」中所說，本書寫作期間熊彼德根本沒有僱用秘書—加上字非常潦草，因此整理、編輯起來很費工夫，這是熊彼德去世後四年本書才得以出版的原因。本書有多處為「未完成稿」，可幸編者都於頁下一註明並加說明。 

這本書可說是一部經濟學史，集熊彼德研究經濟學數十年之大成，對從希臘、羅馬時期至三十年代的西方經濟學思潮的演進過程，都有詳細的述與獨得之見，其對每一經濟思想的出現的時代背景、思想狀況等均有明晰的說明，然後再從經濟學理論和理論的應用等，依次剖析，令讀者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有脈絡分明的理解，對經濟學發展過程亦有充分的認識。 

熊彼德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預言，雖然很接近現實，但由於其結論之得憑想像力多於學理的推理，因此，不少經濟學家頗不以為然；當然，熊彼德絕非憑空臆測，他有過人的洞悉力，在六、七十年前的許多「預言」，現在不是正在威脅我們嗎？

熊彼德自己常常說，一位經濟學家，如果不是同時精通統計學、數學和史學，其經濟學上的成就一定有限。熊彼德本身的確具有這些特長。作為一個博學的學者，熊彼德在當代經濟學家中，是罕有其匹的。他的博學，令他的夫人在編輯《經濟分析的歷史》時遇上了很多困難，據她為這本書寫的「介紹」裏說，熊彼德用了許多僅收在牛津大字典的艱深英文，而他所引的典籍，不少連哈佛圖書館都付闕如，結果她不得不求助他的同事和眾多歐洲學者。

熊彼德不但在學術上大有成就，他還是個有魅力富幽默感，和具多方面才能的人；他對學生特別體諒，求教於他的人，一定會得到幫助和忠告。

最後，筆者要提一提熊彼德對馬克思的看法；他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專為失敗者而寫的，注定有廣泛讀者和發生巨大影響力—因為失敗者人數永遠多於成功者。

筆者對熊彼德的興趣，學術之外，還為其為人處世以至治學態度所吸引—也許可以這麼說，熊彼德在這些方面的作為，不少引起筆者的共鳴。

熊彼德是個矛盾重重的學者，在學術上有不少解不開的「鬱結」，令他經常處於「挫折與絕望」之中，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W. W. Rostow, 1916-2003；曾任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寫手）在《開門》的前言中，指出假如當年有更多的分析工具如非線性動力學（nonlinear dynamics）及渾沌理論（chaos theory），當有助熊彼德解決華拉斯的均衡與現實生活永遠不均衡的衝突。

作為學問家，熊彼德相信學者的「觀點」（vision）在三十歲前已定型（事實上不少學者在這個年齡已發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後來的學術生涯是不斷闡釋、補充這種「觀點」；和六、七十年代受滔滔雄辯的佛利民（和芝加哥學派）影響的學者不能容忍「異見」令討論會經常出現火爆場面不同，熊彼德對「不同意見者」態度寬容（其實學術上的對、錯，多年實踐後才有定論，這是筆者老說學術王國沒有王者的底因），他雖然以善辯名於世，但「壓抑自己的強烈偏見」，令學術對話能夠在與人為善的氣氛下進行；在和學生的關係上，熊彼德並無拉幫結派的任何意圖，他對所謂學派（School）之說深痛惡絕，他說，只有魚類才有「學派」（Only fish run is school, not in Economics）。他經常鼓勵有天分的學生不應附和他的看法，而應追尋自己的「觀點」。

雖然高度評價阿當．史密斯的《原富》，然而，態彼德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堅持自史密斯以次信守不渝要為政策服務的原則頗不以為然，這一派經濟學家認為要學以致用，經濟分析必須與社會分析及政治分析相結合；這種原則有功能性的一面，但對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水平」無助，而這是熊彼德一生追求的標的。

熊彼德經常與友人及學生聚會閒聊，但說話內容很少涉及經濟學；他學識豐富（翻過《經濟分析的歷史》的人都會同意），對音樂、藝術、歷史、建築（熊彼德對參觀教堂有偏好）及旅遊具有濃烈興趣與知識，但一轉入經濟學，他便沉默不語或顧左右而言他……。熊彼德大概是走出圖書館和書房便不談本科學問的先行者！ 

否極之後才會泰來，樂極之後才會生悲。

熊彼德的《經濟發展理論》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歸納為「均衡→繁榮→蕭條→新均衡」。過去幾年，世界經濟的情勢是原物料持續上漲（包括房地產），羅傑斯預測至少要漲到2015~2020年。美國道瓊指數也頻頻創下歷史新高，中國股市也是大漲三倍後還是動力十足。所以經濟發展基本上是處於繁榮階段，這是首先要確認的。所謂「否極之後才會泰來，樂極之後才會生悲」，就是在說明筆者目前的觀察重點是：何時才會生悲還言之過早，因為尚未「樂極」，如何生悲？

這是從金融占星所推導出來的結論。未來有土星與天王星對沖，以及土星與木星對沖，加上未來3~4年太陽黑子活動將會增強，在在顯示將會先樂極，而後才會生悲之象。

現在社會的經濟狀況，絕對不是不景氣造成的。就因為未發現此一事實，上班族把薪水沒有調漲歸咎於不景氣，乃是大錯特錯。

全球經濟無國界化後，金流、物流可以很簡單地越過國境而來，我們現在所說的「通貨緊縮」、「沒有調漲薪水」，是認為「因為景氣不佳，所以未調薪」、「如果景氣轉好了，即使悶不吭聲也會加薪」的想法，根本就是錯誤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