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外籍人士擔任公職真的對嗎???
2009/03/28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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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8
【明報專訊】香港特區政府任命副局長、政治助理,掀起「國籍風波」,在社會擾攘了兩個星期,副局長放棄外國國籍或居留權似乎是塵埃落定的「共識」,「識」只是「識做」,「識做」是為了平息洶湧的群情,沒有多少人會反問:「清一色」的國籍對政治任命來說有什麼必然的好處?那就不如說一些歷史故事,看看自漢唐以來,官員任命有多「政治不正確」。
「政治不正確」的「天可汗」
最「政治不正確」的可能是「天可汗」唐太宗,據《資治通鑑》載,李世民曾聲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他還宣揚「混一戎夏」的想法,一錘定音,為有唐一代大量任用外族人、外國人奠立了「理論基礎」。唐代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州縣,都有外國人或異族人擔任官職,計有天竺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本人、高麗人、新羅人、越南人、龜茲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蕃人、康國人……簡直就是一個小小聯合國。
這些唐代的外國(或外族)官員有通過科舉入仕的文官,也有熟悉軍事而為朝廷所用的武官,還有一些中國所無的科學人才(其中以精通天文、曆法的天竺專才居多)。科舉入仕的日本人有阿倍仲麻呂,此人留唐五十年,改漢名晁衡,高麗人及新羅人有崔致遠、崔承祐、朴仁範、崔匡裕,越南(日南)人有姜公輔,波斯人有李彥升,這些外邦人先後入朝為官,姜公輔更是德宗宰相。其中晁衡、崔致遠、崔承祐、朴仁範、崔匡裕俱為詩人,《全唐詩》載有他們的作品——這是說,中國人很寬容,沒有把他們當作外人。
唐代人少有種族歧視,李白跟晁衡、崔致遠很有交情,還給他們贈詩。李白說來也帶有胡人血統,所以特別「政治不正確」,不但詩贈日本人、高麗人,還有天竺人——他有一首詩,題為《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這「迦葉司馬」名叫迦葉濟,是天竺人,在太史院主理天文及修曆。
天下人為我所用
迦葉氏(Kasyapa)與俱摩羅氏(Kumara)、瞿曇氏(Gautama)都是來自天竺的天文學家,幾代人都在中國出任天文及曆法官員(知太史事、太史監),迦葉氏的迦葉孝威、迦葉濟、迦葉志忠,瞿曇氏的瞿曇逸、瞿曇羅、瞿曇悉達、瞿曇譔、瞿曇晏等,都是唐代天文曆法的主要人物,將外國(印度、希臘)的科學技術傳入中國。
「藥王菩薩」韋古道(又稱韋老師)也是天竺人,開元中入京師,唐玄宗召入宮中,賜號「藥王」。唐代君主似乎都懂得「天下人為我所用」的道理,絕不計較外來者的國籍。
唐代也有很多外邦人出任武官,杜甫有詩題為《高都護驄馬行》,高都護就是高麗人高仙芝,為唐效命的高麗、新羅武將還有王毛仲、金允夫、金忠儀、李正己等,此外,唐代的外邦武官還有突厥人史大奈,阿拉伯人李元諒、安附國,波斯人阿羅喊、吐蕃人論弓仁、龜茲人白孝德、粟特人安祿山(父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母為突厥巫師)、康國人康謙、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多祚(號「黃頭都督」,即黃頭髮的「鬼佬」)……等等。
唐代收編外邦軍隊,倒是多多益善,薩珊波斯人安拙汗所率五千人入唐,太宗授以刺史,其後封定襄郡公。被大食人所敗的薩珊王朝王子卑路斯和部下向唐求援,唐高宗封他為右武衛將軍。
華夷之辯:行夷而心華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共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據統計,其中出自「蕃族」者共十七姓三十二人,當然也有些漢人看不順眼,頗有怨言,《北夢瑣言》載,崔慎猷便曾有「近日中書,盡是蕃人」之嘆。《全唐文》記述波斯人李彥升獲范陽公推薦及重用,引起了一場「華夷之辯」。
反對的一方說:「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于華君,仰祿于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華不足稱也邪?夷人獨可用也邪?吾終有惑於帥也。」可是贊成的一方另有想法:「帥真薦其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響。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行華而心夷也。生於異域而行合乎利益,是行夷而心華也。」好一句「行夷而心華」,今人大概不相信「心華」這回事,才對「夷籍」口誅筆伐。
重用外邦人不是自唐代始,漢代已有先例,《漢書》載,「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此人本名日磾(音密低),漢武帝賜姓金,及其武帝年老,命大臣輔助幼主,察群臣,只有霍去病後人霍光可委以重任,武帝臨終對霍光說:「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霍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可是金日磾說:「臣外國人,不如光。」武帝最後決定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
明代鎖國:民族主義抬頭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漢武帝對匈奴人金日磾毫不避忌,霍光也有「臣不如金日磾」的大胸襟,大漢君臣根本就不計較金日磾的國籍。
到了宋代,儘管不像唐代那樣對外邦人重用,天竺的三藏善部末摩「慕化入朝」,還是詔以鴻臚少卿。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亦授以官;還有金行成累官至殿中丞,對外邦人也不見得排斥。倒是推翻了蒙古人統治的朱元璋對外邦人心存顧忌,明代開始實施鎖國政策,直到十六世紀末,即明代二百多年間,沒有一個外國人獲得在京居住權,更沒有哪一個外國人能入朝為官,統治者再沒有「無分夷夏」、廣納人才的大胸襟了。
如此說來,香港人都像明代人那麼「政治正確」,才有強烈的呼聲,要求任命官員時必須國籍「清一色」,非常富於民族主義色彩,再沒有漢唐盛世的自信心,「天下人為我所用」於是就成了不合時宜的古歷陳蹟,唯恐一旦宣諸於口,便招惹了「政治不正確」的罪名。這是進步還是退步,也就一言難盡了。
走筆至此,倒覺得堅持保留居英權、毫不「識做」的保安局政治助理盧奕基很有guts,不管你們的炮火有多猛烈,我就是不亢不卑地無懼,說說也不容易,說得出做得到更難。
文﹕葉輝
編輯:曾祥泰
【明報專訊】香港特區政府任命副局長、政治助理,掀起「國籍風波」,在社會擾攘了兩個星期,副局長放棄外國國籍或居留權似乎是塵埃落定的「共識」,「識」只是「識做」,「識做」是為了平息洶湧的群情,沒有多少人會反問:「清一色」的國籍對政治任命來說有什麼必然的好處?那就不如說一些歷史故事,看看自漢唐以來,官員任命有多「政治不正確」。
「政治不正確」的「天可汗」
最「政治不正確」的可能是「天可汗」唐太宗,據《資治通鑑》載,李世民曾聲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他還宣揚「混一戎夏」的想法,一錘定音,為有唐一代大量任用外族人、外國人奠立了「理論基礎」。唐代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州縣,都有外國人或異族人擔任官職,計有天竺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本人、高麗人、新羅人、越南人、龜茲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蕃人、康國人……簡直就是一個小小聯合國。
這些唐代的外國(或外族)官員有通過科舉入仕的文官,也有熟悉軍事而為朝廷所用的武官,還有一些中國所無的科學人才(其中以精通天文、曆法的天竺專才居多)。科舉入仕的日本人有阿倍仲麻呂,此人留唐五十年,改漢名晁衡,高麗人及新羅人有崔致遠、崔承祐、朴仁範、崔匡裕,越南(日南)人有姜公輔,波斯人有李彥升,這些外邦人先後入朝為官,姜公輔更是德宗宰相。其中晁衡、崔致遠、崔承祐、朴仁範、崔匡裕俱為詩人,《全唐詩》載有他們的作品——這是說,中國人很寬容,沒有把他們當作外人。
唐代人少有種族歧視,李白跟晁衡、崔致遠很有交情,還給他們贈詩。李白說來也帶有胡人血統,所以特別「政治不正確」,不但詩贈日本人、高麗人,還有天竺人——他有一首詩,題為《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這「迦葉司馬」名叫迦葉濟,是天竺人,在太史院主理天文及修曆。
天下人為我所用
迦葉氏(Kasyapa)與俱摩羅氏(Kumara)、瞿曇氏(Gautama)都是來自天竺的天文學家,幾代人都在中國出任天文及曆法官員(知太史事、太史監),迦葉氏的迦葉孝威、迦葉濟、迦葉志忠,瞿曇氏的瞿曇逸、瞿曇羅、瞿曇悉達、瞿曇譔、瞿曇晏等,都是唐代天文曆法的主要人物,將外國(印度、希臘)的科學技術傳入中國。
「藥王菩薩」韋古道(又稱韋老師)也是天竺人,開元中入京師,唐玄宗召入宮中,賜號「藥王」。唐代君主似乎都懂得「天下人為我所用」的道理,絕不計較外來者的國籍。
唐代也有很多外邦人出任武官,杜甫有詩題為《高都護驄馬行》,高都護就是高麗人高仙芝,為唐效命的高麗、新羅武將還有王毛仲、金允夫、金忠儀、李正己等,此外,唐代的外邦武官還有突厥人史大奈,阿拉伯人李元諒、安附國,波斯人阿羅喊、吐蕃人論弓仁、龜茲人白孝德、粟特人安祿山(父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母為突厥巫師)、康國人康謙、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多祚(號「黃頭都督」,即黃頭髮的「鬼佬」)……等等。
唐代收編外邦軍隊,倒是多多益善,薩珊波斯人安拙汗所率五千人入唐,太宗授以刺史,其後封定襄郡公。被大食人所敗的薩珊王朝王子卑路斯和部下向唐求援,唐高宗封他為右武衛將軍。
華夷之辯:行夷而心華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共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據統計,其中出自「蕃族」者共十七姓三十二人,當然也有些漢人看不順眼,頗有怨言,《北夢瑣言》載,崔慎猷便曾有「近日中書,盡是蕃人」之嘆。《全唐文》記述波斯人李彥升獲范陽公推薦及重用,引起了一場「華夷之辯」。
反對的一方說:「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于華君,仰祿于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華不足稱也邪?夷人獨可用也邪?吾終有惑於帥也。」可是贊成的一方另有想法:「帥真薦其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響。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行華而心夷也。生於異域而行合乎利益,是行夷而心華也。」好一句「行夷而心華」,今人大概不相信「心華」這回事,才對「夷籍」口誅筆伐。
重用外邦人不是自唐代始,漢代已有先例,《漢書》載,「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此人本名日磾(音密低),漢武帝賜姓金,及其武帝年老,命大臣輔助幼主,察群臣,只有霍去病後人霍光可委以重任,武帝臨終對霍光說:「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霍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可是金日磾說:「臣外國人,不如光。」武帝最後決定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
明代鎖國:民族主義抬頭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漢武帝對匈奴人金日磾毫不避忌,霍光也有「臣不如金日磾」的大胸襟,大漢君臣根本就不計較金日磾的國籍。
到了宋代,儘管不像唐代那樣對外邦人重用,天竺的三藏善部末摩「慕化入朝」,還是詔以鴻臚少卿。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亦授以官;還有金行成累官至殿中丞,對外邦人也不見得排斥。倒是推翻了蒙古人統治的朱元璋對外邦人心存顧忌,明代開始實施鎖國政策,直到十六世紀末,即明代二百多年間,沒有一個外國人獲得在京居住權,更沒有哪一個外國人能入朝為官,統治者再沒有「無分夷夏」、廣納人才的大胸襟了。
如此說來,香港人都像明代人那麼「政治正確」,才有強烈的呼聲,要求任命官員時必須國籍「清一色」,非常富於民族主義色彩,再沒有漢唐盛世的自信心,「天下人為我所用」於是就成了不合時宜的古歷陳蹟,唯恐一旦宣諸於口,便招惹了「政治不正確」的罪名。這是進步還是退步,也就一言難盡了。
走筆至此,倒覺得堅持保留居英權、毫不「識做」的保安局政治助理盧奕基很有guts,不管你們的炮火有多猛烈,我就是不亢不卑地無懼,說說也不容易,說得出做得到更難。
文﹕葉輝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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