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薛香川的錯，還是任命者的錯？
 
【聯合報╱社論】 2009.08.21
 
 
馬總統前一天說「懲處」，第二天劉揆說「改組」，社會上則聽得見「總辭」的聲音。三者的層次不同，但內閣人事不能不動則一，而且絕不能止於風災懲處。

莫說輿論是後見之明，以薛香川這樣的才性，怎能做行政院秘書長？在政治的殺戮戰場上，屢屢失言失態，他連自我辯解及自我保護的能力都沒有，又如何擔任穿針引線及為閣揆擋子彈的功能？幾度內閣發生政治風波，他非但不能為內閣救火，反而是愈幫愈忙；自己變成了內閣的包袱，要同僚為他擦屁股。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對自己的短處弱點並無自知之明，此次竟然主動call in辯說，最後闖下了「父親節耶拜託」的大禍，足見其並無控制自己的能力，且又自不量力想要挑戰嗜血的「名嘴」。薛香川任國科會副主委或智庫幕僚也許適才適所，但要他在今日政局中擔任內閣秘書長，對他自己及政府皆是災難。

客觀而論，這不是薛香川的錯，而是任命薛香川者的錯。層峰若有識人之明，薛香川就不會出任行政院秘書長。甚至可以這麼說，薛香川的報效熱誠，因被任命者擺錯位子，遂造成今日災難。同樣的案例在內閣中仍大有人在。比如，外交部長歐鴻鍊，上任未久就訓令外館，要將「來台訪問」改稱「來華訪問」，只看此一動作，即可見其深淺；再如，國防部長陳肇敏，在就任一年半後，居然仍會說出「我是台灣人，我當然要救台灣鄉親」這種無厘頭的話，莫非內閣中還有「不是台灣人」的閣員不肯救災？

民眾只要聽過這類閣員說幾次話，就會覺得很不對勁，但何以任命者竟會在縝密的擇才過程中選上了這些人？

持平而論，不可因而完全否定這些閣員的才能，其人格情態尤其未必如三兩句失言所呈現的那般可議。正好相反，他們的錯，或許正是出自他們的單純（薛香川曾說，他是一個單純的鄉下人）。任命者或許正因「單純」而任命這類閣員，卻也因他們的「單純」而嘗到毒果（不只是苦果）。

去年五月劉內閣組成，主要的理念架構就是「單純」，因而不少閣員皆是思想平穩而不突出，個性內斂而較少稜角。當時的思考或許是，馬總統的人望甚高，可做為閣員們的政治屏障；這些閣員只要埋頭勤政即可。但是，這類想像中政治真空的情境卻從未出現，而且政爭政潮愈演愈烈，民眾的焦慮感及挫折感也急劇上升，馬總統的政治威信亦始終未能穩固，到八八水患遂至不可收拾；在這一年半的過程中，如前所述，有些閣員連自己的形象都沒有能力維護，亦不知如何宣導政策及為政策辯護，因而整個政府就像遭受圍攻的城池，東陷一塊、西破一角，終至形成現今這種殘缺蒼涼的景象。

內閣改組，首要是面對「外在形勢」來擇才。也就是，不能只因內在的「單純」著眼來選才。任何閣員，皆必須有對外獨當一面的才具與性格，至少要有能力將自己的那一扇城門守住，或將自己主持的戰場打下，甚至遠征拓土，絕不可反而成為內閣的包袱。應當省悟：閣員的要義，不只在考慮內部的「單純」因素，而必須以對外守城或拓土為首要思慮。

當然也可以從其他角度來品評今日內閣，但現任內閣選才的最大盲點，是在「向內思考」而未能「對外思考」。面對全方位政治危機，內閣改組，就淺近而言，「外向人格」可能優於「內向人格」，「田野族」可能優於「書房族」；就深遠而言，須有領軍遠征的人才，而不能再有坐困愁城甚至不能自保的閣員。主政者若任用非人，非但害了被任用者，苦了自己，也傷了國家社會。

現在的馬政府儼然已成四面陷落的城池，城既不守，遑論遠征拓地；聞鼙鼓思良將，馬政府會選上誰？誰又願為國家人民臨危受命？

【2009/08/21 聯合報】
 

政府早就需要一次「建設性的破壞」!? 但政府從未真正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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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需要一次「建設性的破壞」
2009-08-20 中國時報

    　一個中度颱風、一場大雨、一個半世紀僅見的水災，把馬劉政府的缺點沖刷暴露得一清二楚。馬總統沒有決斷力、抓不到方向、拘泥於法律形式細節、講話欠缺同理心，這些缺失難謂微小，但如果能找一位體恤民瘼、敏銳謹慎的行政院長，或許還能有所補救。無奈的是，行政院劉院長雖說精明幹練，卻與基層人民格格不入，甚至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這樣的形象風格在災變過後、人民亟需安撫慰恤之際，就容易形成了政府與人民之間巨大的鴻溝。

    　劉兆玄院長並不是沒有救災的經驗；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時任副院長的他就是前線總指揮官。但當時的指揮，多為資源支配與行政協調，對災民的慰問與互動總還有李登輝總統頂著；而當時黨政軍一體的政治結構，外界也不會對救災產生太多的抨擊。但是時隔十年，國內政治情勢丕變。八八水患劉兆玄院長必須在第一線面對為災民，也要遭逢各種多元勢力的挑戰，更要設法彌補馬總統失言失機的種種缺陷。這些，都不是威權時代的幹臣所能勝任；而在第一線撫慰民心的工作，更與他「自我感覺良好」的身段扞格難容。

    　許多人都說，馬英九總統所用之人，都有非常高的同質性。就馬、劉二人而言，他們之間的同質性就是「曲高和寡」。馬總統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英文流利相貌俊挺；劉院長年輕得志，四十幾歲就擔任龍頭大學的校長，自此一帆風順。正因為他們學識高強，所以總能睥睨周遭，但久而久之就難免失去了親和力與同理心。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或大或小的災難，而救災善後唯一的指導原則，就是謙遜自抑、貼近人民；永遠說自己做的不夠，永遠矢志要為災民做更多。二○○一年紐約世貿九一一災變，當時的市長朱里安尼幾乎有數周都只能每天睡兩、三小時，又哪有心情與空閒去理髮染髮？由於紐約市警察與消防有多人罹難，故紐約市府在災後全力營造的氣氛，就是市民一體、全市一家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根本不再去區分救災者與受災者。朱里安尼只是沒日沒夜地解決問題，歡喜做、甘願受，根本沒有「受氣」的感覺，又怎麼會自認為出氣筒？半年過後，朱里安尼的努力終究被美國人與紐約市民肯定；即使他以往政績平平、私生活紊亂，卻因九一一救災而成為紐約市有史以來少數膾炙人口的好市長，可見災害未必會傷害政治人物，端視其處理與因應而已。

    　馬總統是民選的，現在才上任十五個月，輕言異動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妄論。但是誠如他日前記者會所言，九月間做內閣的調整，恐怕是必須要做的動作。現在的內閣在災民與人民的眼中，幾乎已經不具公信力；閣員只要端上檯面，恐怕就得面對噓聲與鄙視，遑論救災重建，更遑論其他經緯萬端的國政建設。一個得不到人民信任與尊敬的內閣，當然要改組更換，否則國家機器形同停擺，後果嚴重，不能兒戲視之。

    　有人將內閣改組比喻為「搶救英九大兵」，但我們卻不願意從如此消極面的角度去評論，而要從積極面的觀點去思考。馬劉二人個性太過重疊，無法發揮內部互補效果已如前述，而二人激怒人民，難以貼近外部基層也是事實。這樣的內外交迫，為台灣前途計，內閣做一定幅度的更換恐怕是不得不然的抉擇。過去一年中，輿論對於行政院各部會施政的埋怨不知凡幾，現在以水災為由做大規模的調整，也算是順應輿情的自然因應。

    　更換內閣當然是有社會成本的，但若不做此適度的內閣破壞，後續國家建設恐怕難以啟動。如果從這個角度切入，那麼內閣撤換就只是「建設性的破壞」，也是替台灣做功德。該發生的，就讓它發生吧！馬總統既訂下了九月這個時間，我們就期待它能夠順利地、優雅地完成。那樣，多少還留給台灣人民一個不差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