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
globalization, cultural


透過日常生活的經驗，如受商品和觀念散播之影響，反映了全世界文化表述的標準化的一種現象。經由無線通訊、電子商務、通俗文化和國際旅遊的效率或感染力的推動，全球化被視為趨向同質的一種潮流，最後會使各地的人類經驗基本上都相同。不過，這種說法看起來是誇大其詞。雖然同質化的影響確實存在，但人們離創立任何一種類似單一的世界文化還遠著呢！


全球亞文化的興起
　　有些觀察家爭辯說，一種世界文化的初步形式正在某些個體中成形，這些個體分享相似的價值觀、志向或者生活方式。其結果就是聚集一批精英群體，其一致的觀念超越了地理界限。

「達沃斯」文化
　　這個團體的核心，按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亦譯杭廷頓)在《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1998)一書中的說法，是由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在國際金融、傳媒以及外交等高層領域工作的精英群體所組成。此團體以自1971年起每年主辦世界經濟論壇的瑞士城市達沃斯(Davos)命名，其內部成員分享個人主義、民主和市場經濟等共同信條。據說他們追求一種在世界任何地方皆可立即確認的可供辨識的生活方式，，且其相互之間的相處會比他們與他們那些較不具文化素養的同胞相處來得更為舒適隨意。

國際「教員俱樂部」
　　這種亞文化群體的全球化傾向並不僅限於上層階級。按達沃斯文化的概念推演，社會學家伯格爾(Peter L. Berger)觀察到，歐美學術議題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已經形成了 一個世界性的「教員俱樂部」──一個國際性的人員網絡，其成員都享有相似的價值觀、人生態度和研究目標。儘管他們不像達沃斯成員那樣富有和享有特權，但這個國際俱樂部的成員利用其與世界各地教育機構的關係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在推動女權主義、環境保護主義以及人權問題等成為全球議題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伯格爾舉了反吸煙運動為例：此運動1970年代開始時只在北美引人關注，隨後便沿著全球學術網絡的輪廓擴散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非政府組織
　　另一個全球化的次群體是由那些欣賞重視地方文化智識的「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所組成。瑞典人類學家漢內斯(Ulf Hannerz)指出，這個群體鼓吹的全球文化觀並非植基於「無差異的重覆」(replication of uniformity)，而是以欣賞「差異的組合」(organization of diversity)為基礎。經常鼓吹此一觀點的是一批非政府組織，他們致力於保存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統。在21世紀初，諸如文化生存基金會(Cultural Survival)等機構以世界級的規模運作，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一些原住民部落，鼓勵這些部落將自我認作「最初的人類」──這是一種新的全球化稱呼，旨在強調各大陸原住民在開拓中的共同體驗。透過突出這類身分認同，這些非政府組織已經將保存原住民世界文化的運動推向了全球。

跨國界工作人員
　　另一個群體來自跨國界工作人員增加。印度出生的人類學者阿帕都拉伊(Arjun Appadurai)研究了那些出身於南亞但在他處生活和工作的講英語的專業人士。他們周旋於一個有著多重家庭背景的社會領域，而得以接觸獨特的人員和機會網絡。例如，許多在美國加州矽谷生活和工作的軟體工程師和網路企業家都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邦以及旁遮普(Punjab)邦等地有家庭和很強的社會聯繫鈕帶。

地方文化的持續
　　潛伏於各種不同全球化看法之下的，是一種不願意去規範文化此一術語的精確含意的怠墮。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人類學者將文化定義為一組共享的信仰、習俗以及觀念，它們將人們聚合在可識別的、自我認同的群體中。許多學科的學者們對這種文化黏合的觀念提出了挑戰，尤其是關係密切的社團成員可以對他們的社會生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一點相當明顯。文化不再被看作是繼承自祖先的知識系統。因此，許多社會科學家現在都將文化看作是一組觀念、屬性和期待，隨著人們對環境變遷作出的回應而改變。確實，在21世紀來臨之時，蘇聯共產主義壁壘的倒塌以及電子商務的興起已經明顯地加快了各地社會變化的速度。
　　地方文化這一術語通常用來指稱在特定的可識別的地區的日常生活經驗。它反映了一般人們對所謂合適、舒適和正確等的感覺——也就是定義個人嗜好和口味變化的一些屬性。考慮到地方文化的強大，很難說確實存在著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全球文化。富裕老練的人可能會對在一個游離於特定地區之外的全球網絡運作感到舒適，但他們的數目相當少；不足以支撐一個連續的文化體系。更為重要的是要注意，這些全球化的運作者在哪裡維繫其家族，依賴何種親屬網絡(如果有的話)，以及其狀況究竟是一種臨時的生存方式還是永久的狀態。對大部分人來說，住所與社區仍然是重要的。即使是阿帕都拉伊談論的那些跨國界人員，也需立足於某個由一般認知中代表著適當與滿足的生活方式所圍築起來的地方社區裡。


體驗全球化
　　針對全球化的研究顯示，全球化並不是一種全能的、單向的、在其通道上夷平一切的力量。因為根本不存在一種全球文化，故任何對全球文化的探索都是白費的。相反的，把注意力聚焦在確實受到全球化進程影響的日常生活中的特定面向將會更有收穫。

時間與空間的壓縮
　　傳播學學者麥克盧漢在《葛登堡星雲》(Gutenberg Galaxy, 1962)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地球村」議題，對時間與空間壓縮的景像作了最好的描述。麥克盧漢預言的即時傳播很迅速摧毀地區性的力量不均衡，而創設一個地球村。之後，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爭論，後現代時期將以「時空壓縮」為特徵，這是由便宜的空中旅行和隨手可及的電話、傳真，以及更為現代的電子郵件所帶來的。
　　毫無疑問，今日人們感知到的世界要比他們的祖父母輩所感知的世界小。在1960和1970年代，倫敦的移民勞工們依靠郵政系統和人工送信來將訊息送回到在印度、中國或者其他地方的家鄉，而可能需要兩個月才能收到回信。即使是在緊急情況下，他們也不會選擇打電話。但到了1990年代末，這些第一代移民的孫子輩隨身攜帶著行動電話，與他們遠在加爾各答、新加坡或上海的表兄妹們保持聯絡。時區的意識(人們什麼時候起床；辦公室什麼時候上班)現在幾乎成了那些與世界遠方有著工作或家庭聯繫的人們的第二天性。
　　麥克盧漢的地球村觀念預先假設電視的全球普及，將把遠方的事件帶往各地觀眾的家中。按照此一觀念，麥克盧漢聲稱，加速的傳播會造成個體經驗的一種「內心擠壓」(implosion)，也就是說，遠方事件能立即引起世界各地旅人的關注。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快速成長就是一個適切案例。CNN透過一天24小時向世界傳播它美式風格的新聞節目而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圖像。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和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實況轉播，以及圍繞著2001年9月11日恐怖份子對紐約和華盛頓地區攻擊事件的深入報導，都顯示了電視強大的全球效應。有些國家的政府對這類侵略作出的反應是試圖限制國際廣播，但衛星通信使得這些限制更加無法具體實施。

體驗的標準化
旅行
　　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航空的費用已經下降了，到國外旅行對成千上萬的中產階級和勞工家庭來說都成了家常便飯。外交官、商人以及一般的觀光客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城市都可以有在家的感覺。到國外旅行不再需要面對適應不熟悉的食品以及住宿安排的挑戰。至少自1990年代開始，CNN電視頻道已成了標準的飯店體驗的組成部分。更為明顯的是，西式的床舖、廁所、淋浴、健身房，以及餐館現在都成為一種全球化標準的設置。目前在大部分的主要城市裡還可以找到西式旅館體驗的一種日本式變種，其特徵是日式食品和日式服務。此類發展還與室內氣候環境的調控技術有關。事實上，常態化全球旅行的特有想法在空調普及化之前是難以想像的。在1960年代幾乎不可能有這一類體驗，當時地方社區的氣候、氣味以及嘈雜喧囂充斥著你的旅館房間。

服裝
　　服裝的式樣能夠將一連串文化差異遮蓋在表面的統一背後。男人的西裝配以花哨的領帶和緊扣的襯衫，就其到處被穿用的意義上來說，幾乎成了一種世界通用品，儘管在一些慎於採納全球流行文化的國家已經出現了變異。例如，伊朗國會議員身著西服但不繫領帶，而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官則視不同場合交替穿用「傳統」的貝都因(Bedouin)袍子或剪裁整齊的西裝。在21世紀初期，只有北韓和阿富汗等少數幾個國家堅持抵制這種國際化的潮流。
　　女性「權力制服」(power suit)在1980年代的出現顯示了另一種形式的全球一體化。格式化的寬褲套裝，配以絲綢領巾和彩色襯衫(類似男子西服上裝)現在已經在全球成為一種現代、獨立以及能力的象徵。此外，從西方國家向開發中國家出口的二手服裝也已經加速了全世界所有社會經濟階層對西式服裝的採納。
　　一些軍裝潮流也反映出這種匯流的類似傾向。中非、南美或巴爾幹等反叛組織的士兵，其穿著的風格似乎是從美國電影明星席維斯‧史特龍在三部曲影片《第一滴血》中穿著的游擊隊裝束受到啟示。1990年代美國軍隊啟用了一種頭盔，有點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步兵頭戴的那種。許多年紀較大的美國人因聯想到納粹而很不喜歡，但年輕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則全無此想。2001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行進的中國的精英部隊也戴上了與此相似的頭盔。
　　在1976年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死後，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自由化浪潮中，中國人的服裝式樣經歷了全面性的變化。西式服裝和便服式樣成了常規服飾。男女一律的灰色或藍色的毛式制服基本上到了1980年代已經絕跡。只有元老鄧小平和少數高齡領導人還穿著這種文化大革命時期服飾直到1990年代去世為止。此時毛式服裝只在香港和上海的服飾專賣店裡作為一種高價的懷舊服飾展售，充滿著一種後現代的反諷。

娛樂
　　媒體集團的權力和無處不在的娛樂節目加強了電視在全球的影響，也使其成為人們在指責文化帝國主義時的當然對象。批評家們引用了一份1999年的人類學調查，該份調查認為在斐濟出現的厭食症與美國的通俗電視劇有所關聯，特別是《飛越情海》(Melrose Place)和《飛越比佛利》(Beverly Hills 90210)。調查報告指出，這兩部連續劇的女主角身材都很苗條，讓身材通常比較肥胖的斐濟婦女對理想身材的固有觀念產生了懷疑。
　　反全球化的活動份子抗議說，美國電視節目藉由強調西方對美、個人主義以及性別的觀念而腐蝕各地的地方文化。雖然出口的許多影視節目在美國國內都被看成次級節目，但毫無疑問地這些節目已成為全世界觀眾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在那些並非每家每戶都有電視接收裝置的地區，電視的普及也已相當廣泛。舉例來說，在瓜地馬拉的小鎮，在中國江西省的村莊，或者在婆羅洲的山峰部落，一台通常由柴油發電機發動、裝有衛星天線的電視機，往往會有二、三十人觀看，每人只需付一點費用。在酒吧、餐館、茶室等處集體收看電視的現象於電視傳播的早期階段在印尼、日本、肯亞和其他許多國家都是常見的。到了1980年代，錄影帶播放廳在全球許多地方都已經隨處可見了。
　　體育運動比賽的直播一直是吸引最多全球觀眾的節目之一。1998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巴西和法國的決賽估計有20億人觀看。1992年奧運會時，美國全國籃球協會(NBA)明星們組成的「夢幻隊」讓從未見識過美國職業籃球水準的觀眾們大為興奮，此後，NBA球賽開始在澳大利亞、以色列、日本、中國、德國和英國轉播。以其令人驚嘆的球技帶領芝加哥公牛隊六度登上NBA冠軍寶座的美國球星喬登(Michael Jordan)，於1990年代末成為世界上最為知名的人物之一。
　　好萊塢的電影也有類似的影響力，對某些國家來說甚至到了令人厭煩的程度。2000年初，加拿大政府部門要求加拿大廣播公司(CBC)減少好萊塢影片在黃金時段的播映，改為播放一些加拿大製作的節目。CBC主管部門抗議說，如此一來，觀眾將會停止收看加拿大電視台，轉而透過衛星接收國際娛樂頻道。這項反對意見顯然是有充分理由的，據統計，1998年在被問及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時，79％說英語的加拿大人回答的都是美國電視節目的名稱。
　　不過，好萊塢在娛樂節目方面並不具有壟斷地位。世界上盈利最多的電影企業是位於印度孟買的寶萊塢(Bollywood)，它每年以印度各種主要語言拍攝的故事影片多達一千部。寶萊塢影片通常以愛情故事為主体，輔以大量的歌舞，在南亞和中東地區相當流行。伊斯蘭國家的審查官們通常認為印度電影明星們的適度的穿著和弱化了的性行為可以為他們的觀眾所接受。雖然寶萊塢電影對印度本地觀眾的吸引力仍很強烈，但諸如《侏儸紀公園》(Jurassic Park, 1993)和《捍衛戰警》(Speed, 1994)等好萊塢電影的放映卻也使印度年輕一代的電影迷們對已成為美國電影標識的特技效果和電腦動畫產生了興趣。

食物
　　食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傳播者。事實上，食物一直是全球化的一股驅動力，特別是在歐洲貿易與殖民擴張的早期階段。紅辣椒是哥倫布於1493年推薦給西班牙王室的。它在殖民地世界很快擴散開來，改變了非洲、亞洲以及中東的烹飪方法和作物栽培。如今很難想像缺少了紅辣椒醬的韓國菜餚和沒有辣醬的川菜，但這兩種菜餚其實都是大約始自17世紀，相對近期的新創。其他一些新大陸的農作物，如玉米、木薯、甘薯和花生等，則導致了亞洲和非洲的農業革命，使原先的不毛之地被開墾出來。
　　在甘薯被引入中國南方(17世紀中葉)的1個世紀以後，已成為當地的主要農作物，且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當地人口的激增，而正是這些人創造了如今所謂的廣東文化。是甘薯，而非更著名的白米，養活了中國南方一代又一代的農民。
　　這就是文化意涵與特定食物連結的經驗。如今廣東人、福建人和客家人先驅的後代將甘薯貶為讓人聯想起過去艱難歲月的「窮人食物」。而在臺灣卻與之相反，獨立運動的活躍份子(崛起的臺灣中產階級的富裕成員)將甘薯擁作一種認同的象徵，翻炒舊日的食譜，慶祝他們與「吃米的大陸人」的文化差異。
　　當年尋求異國情調的香料(如黑胡椒、肉桂以及丁香等)導致了食物的全球散布，現代的食品貿易卻更注重平凡的實用農產品，如大豆和蘋果等。非洲的香蕉、智利的葡萄以及加利福尼亞的柑橘已有助於世界各地對新鮮食品的供應與消費能力的期盼。青豆現在可以在中非的布吉納法索種植，而由航空快遞至法國巴黎，成為高級餐館晚餐時的佳餚。此一特殊的交換系統是立基於一種遲至1990年代中期才在布吉納法索開始種植的「非傳統」作物，當時世界銀行將其作為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手段而鼓勵當地種植。布吉納法索很快就成了非洲第二大的青豆出口國。但隨後中非的農夫們卻發現他們遇到了來自巴西和美國佛羅里達「反季節」(counter-season)的青豆種植者們的直接挑戰。
　　隨著各國日益增加肉類、乳製品以及加工糖的食用，一般人的日常飲食也發生重大的變化。這種新的「全球飲食」與財富的增加密切相關，但卻不一定是一種有益的趨勢，因其將增加肥胖症和糖尿病的危險。肥胖如今已被視為是全球性的對健康的一種威脅，世界衛生組織將其稱作「全球肥胖症」(globesity)。對許多觀察家來說，人類飲食的同質化趨勢似乎是難以阻止的。素食主義者、環境保護積極份子和熱衷於推行有機飲食的人們組織了一場看來相當無望的戰鬥，重新倡導「傳統」的和更有益於健康的飲食習慣，但這種努力目前還只局限於工業國家知識精英階層。
　　西方的食品公司經常是這類飲食取向的指責對象。麥當勞、肯德基炸雞和可口可樂成了反全球化示威者們(他們自己卻借助網際網路形成了全球化組織)的主要攻擊目標。麥當勞成為全球主義的一種象徵自有其道理：2001年該公司平均每天要在全球120個國家的逾25,000間餐館為近4,500萬顧客提供服務。它的成功部分取決於針對當地需要調整食譜，如在印度就不銷售牛肉製品。
　　麥當勞在那些可能會蔑視速食(fast food)的國家也取得了成功。比如在法國，食品，尤其是高級菜餚，通常被視為法國文化的核心要素。但是麥當勞卻在這片主要障礙區繼續擴展：在21世紀來臨時，法國已經有850多家麥當勞餐館，從業人員超過3萬多名。許多歐洲抗議活動將麥當勞視作文化帝國主義的買辦，這一點並不讓人感到驚奇。法國知識份子可能會痛斥大漢堡的所有象徵意味，但速食連鎖業的持續發展證明了反全球化者的態度並非總能影響經濟行為，即使是在法國那樣的幾乎普遍持有此類情緒的國家亦然。法國工人如同美國工人一般日益身受時間壓迫，中午兩個小時的午餐休息大半已成遠去的昨日故事了。
　　食品和飲料企業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為它們要迎合人類消費最基本的要求。食色，性也；食譜的變換，會對國家與種族認同的觀念產生影響。批評家們聲稱，速食的普及將強化推行世界飲食偏好的同質化而壓抑本土化的烹飪，但在俄羅斯、日本和香港所作的人類學調查並不支持這種觀點。不過，在地方層級進行的文化潮流研究顯示，速食的全球化會影響公眾行為。速食連鎖業已經引入了會改變一些消費者行為和嗜好的習慣。譬如在日本，直接用手抓取食物會被認為是很粗魯的；但麥當勞漢堡的普及已對公眾禮節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東京的上班族在大庭廣眾面前不用筷子和湯匙吞吃食物是很常見的。
　　在晚期的蘇維埃俄羅斯，服務人員的粗魯成了一種高度的藝術形式。如今，消費者進入莫斯科的餐館卻期待著一種禮貌的、親切的服務－這種社會變遷最初是由麥當勞及其員工訓練方案帶來的。坐落在莫斯科普希金廣場的麥當勞餐廳自1990年開業以來，已經成為世界上最為忙碌的麥當勞之一。
　　1960年代殖民地香港的社會氛圍是談不上有教養的。兌現一張支票、搭乘公共汽車或者去買一張火車票都需要有點蠻力。1975年麥當勞餐館在此開張時，顧客們圍擠在收銀台前，大聲叫喊著點餐，在前排的人頭上揮舞著手中的紙幣。麥當勞採取的對策是派員監督排隊行列，由年輕婦女引導人們按秩序排隊。後來排隊就成了香港見過世面的中產階級文化的一種標誌。老一代的香港居民將排隊的引入歸功於麥當勞，成為此一社會過渡的重要因素。
　　在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部分地區，麥當勞提供的乾淨廁所和洗手間成了另一項創舉。該公司用這種方式在那些從未提供公共設施的城市設立了嶄新的清潔標準(由此也提高了顧客期望)。麥當勞開辦服務的處所很快成為新興的中等收入市民階層的天堂。
　　速食的引入對兒童的影響尤為明顯，特別是眾多的廣告設計都以吸引孩子為目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類廣告的影響，美國式的生日聚會已經被推廣至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而那些地方以前是從來不慶賀個人生日的。在東亞，麥當勞和肯德基餐廳已成了舉辦生日聚會的首選場地，為此設有專門的房間和服務項目。這些以及其他象徵性的影響使速食成了促成飲食和社會變化的一股強大力量，因為在這些餐館用餐將使年輕一代消費者體驗到在家從未有過的經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提供了個人選擇食物的機會。而個人選擇的觀念正是西方消費者文化的象徵。對那些帶著深刻授權感接觸速食店的孩子來說，到麥當勞和肯德基已經成為一種標誌性事件。

宗教與全球化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中的一個中心主題是假設冷戰後的世界會按宗教信仰和各種「文明」的歷史聯繫重新組合成區域性的聯盟。亨廷頓認定有三個突出的集團，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東正教(俄羅斯和希臘)和伊斯蘭教，輔以來自印度教和儒教的影響。他預測全球化的進程將嚴重地受制於宗教-政治的壁壘，其結果將是一個「多極世界」(multipolar world)。亨廷頓的看法明顯地有別於那些預測會有一個標準的、同質的全球文化的觀點。
　　然而，人類學家以及社會學者收集的大量人種學證據卻批駁了這種文明衝突的模式，反倒是提醒人們注意宗教和文化系統在全世界的快速擴散。伊斯蘭教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在美國、法國和德國成了發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而這些國家本來應該是西方基督教的堡壘。20世紀末葉，巴黎各區都為伊斯蘭教所支配，其中絕大部分信徒都是土生土長的法國公民。2001年美國密西根州第波恩(Dearborn)市郊區公立學校35％的學生是伊斯蘭教信徒。這使得在午餐時間提供伊斯蘭教認為合法的食物成為當地政治中的熱門話題。21世紀初，土耳其出身的伊斯蘭教徒成為德國柏林人口增長最快的一個群體。而在英格蘭北部，老工業城市布拉福(Bradford)和紐塞(Newcastle)卻由1950年代和1960年代移民而來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後裔注入了新的活力。
　　就其初期來看，基督教曾經是一種相當活躍的讓人改宗信仰的宗教，有一個向全世界推廣的日程安排。實際上，天主教會可能正是首個全球化的機構，曾經在歐洲的殖民地世界以及其他地區迅速傳播。今天，發展最快的可能要數基督教新教的福音派教會了，它強調個體的救贖，而不必經由神職人員代為祈禱。福音派教會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等地贏得了廣泛的吸引力，對早先建立的天主教會形成了嚴重挑戰。隨著1991年蘇聯政權的垮台，俄羅斯正教會在經歷了70餘年的鎮壓後開始了重建的過程。於此同時，來自美國和歐洲的福音派教會傳教士們將其大部分的注意力從拉丁美洲和非洲轉移到了俄羅斯，這給俄羅斯正教會的領袖們敲響了警鐘。到1997年，迫於正教會的壓力，俄羅斯政府立法限制在俄羅斯境內運作歷史少於15年的宗教團體的活動，有效地扼阻了西方的福音派傳教團。不過，關於俄羅斯宗教一體化的爭議仍在持續，而且，如果中國可以作為某種指南，這類立法可能無法具有長期效力。
　　在中國，未經核准的「家庭教會」(house church)成為共產黨官員們關注的主要焦點，這些官員試圖透過國家贊助的組織來控制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佛教的宗教活動。許多未經認可的教會是混合型的，也就是說，它們將地方宗教的某些面向與基督教觀念結合在一起。結果導致這些教會幾乎不可能組織起來，更不要說控制了。
　　社會科學家們證實，自20世紀晚期開始，在諸如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以至日本的神道教和印度的錫克教等信仰中間，保守的宗教在全球復興。這種保守勢力興起的社會與政治意涵對各種文化和宗教來說都是獨特的。例如，一些社會學家認為福音派基督教是現代化的領先媒介：它對聖經的重視被認為可以加強閱讀能力，而參與教會活動則可傳授能運用於工作環境的管理技巧。研究宗教的社會學家伯格爾認為，「(當今)可能還會有其他的一些全球化大眾運動，但福音派教會的活動卻顯然是最活躍的。」

人口統計的影響
　　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假設東亞的主要社會構成了一個儒家文化的聯盟，該聯盟分享中國古代聖人孔子教誨中的一些共同傳承。然而，在21世紀初的東京、首爾、北京、臺北以及香港的生活模式中顯示出來的全球化跡象卻遠遠要多於儒家化。儒家享有盛譽的信條——尊崇父母權威和古老傳統，在這些城市裡並不比在波士頓、倫敦或者柏林顯得更為突出。這是1980年代以來東亞社會家庭規模持續縮減(還有其他原因)所帶來的後果。國家強制限制家庭人口、推遲生育，以及高學歷的職業婦女拒絕婚姻等已經在亞洲摧毀了儒學家庭的基本信條。
　　事實上，新加坡和日本的生育率已經降至人口置換水準以下；而香港的生育率也處於歷史最低水準。北京、上海和中國其他主要城市的生育率也在快速下降中。這種情況意味著東亞可能會像歐洲那樣面對一種財政危機，因為下降的勞動人口將要承擔供養持續增長的退休人口。到2025年，中國預計將有2.74億60歲以上的人口，比1998年美國全國的總人口還多。其他東亞國家的前景甚至更為糟糕：2000年日本的1.27億人口中65歲以上者占17.2％；到2020年這一數字將增加到27％。
　　與此同時，亞洲「儒家」社會還面臨著家庭價值觀的革命：夫妻家庭(conjugal family, 以夫妻間的情感鈕帶為重心)正迅速地取代家族介入的父權制家庭(patriarchal joint family, 重在對父輩和祖父輩的贍養責任)。這種轉變正在發生，甚至中國遙遠的西北農村亦然。當地婚後夫婦如今希望住在他們自己的家中(新居)，而不是住在男方父母的家裡(從夫居)。在這樣的夫妻家庭中出生的孩子與他們上一代在大家庭環境中長大的親屬們很不相同，今天的這些孩子很可能是些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女，而被稱為「小皇帝」和「小皇后」。當今的東亞家庭是以消費主義觀念形態為特徵，與新加坡李光耀和香港董建華等領導人在21世紀來臨之際所倡導的新權威主義儒家言論是背道而馳的。
　　義大利、墨西哥和瑞典(還有其他國家)在20世紀晚期也經歷了家庭規模和生育率的急遽下降。而且，新型的家庭組合正在形成之中，比如那些跨國界的工作人員在不只一個國家都有家。儘管在便宜的機票和行動電話出現之前，這種多重住所的家庭就已經存在，但新科技還是改變了這類離散家庭的生活品質(比過去好得多)。這樣一來，家庭生活的全球化已經不再局限於開發中國家的移民勞動力其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謀取一份低薪工作。跨國界的家庭正日益成為較高社會地位和富裕程度的一種標記。


全球化的政治後果
對國家主權與認同的挑戰
　　反全球化的活躍份子經常指麥當勞、迪士尼和可口可樂公司為全球化或文化帝國主義(經濟和政治主宰的一種新形式)的代理人。全球化的評論家們爭辯說，任何能夠操控個人口味的行業都將興盛，而各地的國家權力機構都將喪失對貨物與服務分配的控制。按照這種世界權力的觀點，軍事力量被認為與時代格格不入而毫無希望，甚至毫無效力；而對文化(及其產品)的控制則被認為遠遠要比對政治和地理邊界的控制來得重要。的確，國家的邊界已經日益脆弱，國家力圖排斥全球通俗文化所做的任何努力反而使那些被禁止的東西變得更加令人難以抗拒。
　　那些涉及流行文化交流的商品通常與生活方式有關，特別是就年輕人來說，其中包括流行音樂、電影、影像、連環漫畫、時裝、速食、飲料、家庭裝飾、娛樂系統以及健身器材等。成千上萬的人透過網際網路穿越了電腦安全系統和進口關卡得到了本來無法得到的東西。「資訊是要暢行無阻的」是1990年代軟體設計師和全球資訊網的網迷們的響亮呼聲。這種道德規範在政府控制資訊傳播最力的社會(如中國和伊朗)中採取了最富有創造性的形式。1999年當塞爾維亞官方中斷B92電台的運作時，獨立的電台將其廣播轉移至網際網路，繼續播送在前南斯拉夫發生的事件。
　　無國界世界的主張反映在「虛擬國家」(virtual state)的理論中。所謂虛擬國家，據說是反映了21世紀資本主義大混亂的世界政治的新體制。在《失控》(Out of Control, 1994)一書中，作者凱利(Kevin Kelly)預言網際網路將逐步侵蝕政府控制公民的權 力；因數位技術的進步會讓人們追隨自己的興趣形成跨國同盟。同樣的，羅斯克蘭(Richard Rosecrane)在《虛擬國家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Virtual State, 1999)中寫到，軍事衝突和國界糾紛會被國際間資訊、資金、技術以及人員的流通所取代。許多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堅持認為國家不太可能消失，而仍將成為統治管理的一種基本有效基礎。
　　關於國家主權受到侵蝕的議論，特別使那些成為數位技術的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國家感到困惑不安。那些冷戰時代的巨人在一個新崛起的全球系統中面臨不確定的未來，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以及後戴高樂主義時代的法國便是其中的3個樣本。法國知識份子和政治家們在缺少其他統一主題的情況下，抓住了反全球化來作為一個有組織性的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的法國資產》(Les cartes de la France a l'heure de la mondialisation, 2000)一文中，法國外交部長韋德里納(Hubert Vedrine)指責美國是一個鼓吹「均一性」 和「單邊主義」的「非常強權」(hyperpower)。作為法國知識界的代言人，他聲稱法國應該帶頭建立一個「多極世界」。一般法國公眾也為其可能喪失自我的國家認同表示關切，尤其是歐盟的執法權力已經開始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在1999年法國著名雜誌L'Expansion舉辦的民意調查中，60％的人認為全球化代表著對法國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

反全球化運動與網際網路
　　反全球化的組織者在世界存在於各地，尤其是在許多管理機構中。世界上最富創造性，也最為成熟的網際網路技術的使用者中，也經常出現他們的身影。這實在是有點雙重諷刺，因為即使是像抱怨著全球化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它們自己本身也顯示出了許多全球性的、跨國界的亞文化特徵；況且網際網路既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工具，同時卻也使有組織地抗議全球化成為可能。舉例來說，環保主義者的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組織，發起反對基因改造食品(亦稱基因轉殖食品，以基因重組技術所衍生的食品稱之)的世界性抗議活動。似乎只是一夜之間，經過高度組織的示威活動就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出現，指責基因改造食品是一種「科學怪食」(Frankenfood, 亦稱自我毀滅性食品)，給人類及其環境帶來未知的(以及未見記載的)的危險。受到各種不同科學組織支持的生物工程企業，也在網際網路上發動反擊，但其反應卻過於遲緩分散，不足以戰勝綠色和平組織及其非政府組織的盟友。敏感的傳媒報導早在科學家們加入爭論之前就已經將消費者的憂慮對準了基因改造食品。
　　反對基因改造食品的運動顯示了網際網路在鼓動政治抗議活動方面的巨大潛力。這種潛力來自於少數幾位堅定的積極份子有能力在極短時間內與數以千計(其實可能是數百萬)可能的盟友取得聯繫。1999年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抗議活動中，網際網路作為一種組織工具的潛力得到了充分顯示。此次事件中，成千上萬的參與者聚集到西雅圖，干擾了世貿組織的會議，並將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對全球貿易活動的批評。西雅圖的這次抗議活動為此後數年的其他類似活動開了先河。


全球文化的假象
地方化的反應
　　對千百萬城市居民來說，日常生活的體驗自1960年代以來已經日益標準化了。家用設備、公用設施以及交通工具等都日趨一致。被美國人和歐洲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技術「奇蹟」，對低度開發世界千百萬人民的生活質量已經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冷飲、熱水、凍魚、紗窗、桶裝瓦斯或者冰箱的提供改變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不過，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新事物在其現身的所有地方都會產生相同的效應。對中國大部分的城市居民來說，冰箱仍被視為是地位的一種象徵。他們用冰箱來冷凍啤酒、飲料和水果，但卻認為冷藏蔬菜、肉類和魚類無益於健康而拒絕採納。此外，某些食物(如豆腐類菜餚)被認為用煤和木材等傳統燃料來烹調會比用桶裝瓦斯來燒味道更好。
　　現在還是很難證明技術的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地都變得一模一樣。「一模一樣」的假設只有在你忽略人們所給予文化創新事物的內在意涵時才有立足之地。

借用和「轉譯」大眾文化
　　通俗音樂的領地足以說明要在現今世界中闡明文化體系有多麼困難：搖滾樂是一種普世語言嗎？雷鬼(reggae)和斯卡(ska)對各地的年輕人是否都具有同樣的意義？發源於美國的嘻哈文化(hip-hop, 饒舌音樂〔rap〕)在1990年代席捲巴西、英國、法國、中國和日本。然而日本的饒舌音樂家卻發展出這類藝術的本土版本。嘻哈文化的音樂很大程度上來自美國城市黑人的生活經歷，帶有一種反正統的挑戰意味。日本人的饒舌音樂歌詞卻明顯地輕柔，慶賀著年輕人的團結與朝氣。類似於此種形式和內容間的「轉譯」還發生在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和韓國的流行音樂中。就連漫不經心的美國電台聽眾也能發現巴西、南非、印度以及古巴的音樂形式對美國流行音樂有著很深的影響。一個文化創新經歷變異後重新回到它的出生地情況，有點類似於那種防濺板(splashback)，一個早期的例子就是1960年代「英國入侵」美國通俗音樂的市場。在美國由藍調和鄉村音樂發展而來的搖滾樂，在1950年代越過大西洋，迷住了那一代的年輕英國人，這些英國人組成了諸如披頭四和滾石等樂團，創作他們自己的音樂，最後又反過來將其推介給美國聽眾，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通俗文化潮流很少會是單向流動的。

意義的主體性──《鐵達尼號》案例
　　一種文化現象並非在任何地方都能傳達同樣的意義。1998年美國電影《鐵達尼號》的戲劇性及其特技效果在中國影迷中引起轟動。大批中年的中國觀眾為此電影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影院，並在影片放映過程中涕泣不止，聰明的小販們開始在上海電影院門外兜售成包的面紙。《鐵達尼號》的主題曲在中國成為暢銷雷射唱片(CD)，印有年輕電影明星的海報也大受歡迎。中國消費者購買了超過250萬張盜版的(以及30萬張正版的)影音光碟(VCD)。
　　可能有人會問，中國的中年影迷們怎麼會如此情緒化地涉入《鐵達尼號》的故事。根據對年長的上海居民的訪問顯示，許多人是把自己長期受到壓抑、逝去青春的經歷投射到影片中。1966～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造成極大扭曲，數百萬人失去了升學或工作升遷的機會。當時共產黨當局不鼓勵浪漫的愛情，轉而提倡基於階級背景和革命忠誠的政治正確的婚姻。對西方觀察者來說是幾乎不可能的，但這個發生在沉船上失落的愛情故事卻在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身上激起了回音，他們強烈的情緒反應其實與製作該電影的西方文化系統毫無關係。《鐵達尼號》只是作為一種社會上可接受的工具，讓那一代上了年紀的中國革命者的遺憾之情得以公開宣洩，那一代人曾經為了建造如今已不復存在的一種社會主義奉獻了他們的生命。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邀請所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觀看了私下放映的《鐵達尼號》影片，以便他們能夠理解所面臨的挑戰。他提醒，《鐵達尼號》可以被視為是一匹特洛伊木馬，其中攜載著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種子。
　　這種對好萊塢的不信任感並非只是中國當局才有。確實有一些人像江澤民那般提出建言，認為接觸好萊塢電影將使各地的人們變得更像美國人。研究電視和電影的人類學家對這類說法持謹慎態度。他們強調需要研究消費者使用大眾娛樂的特殊方式。如果關注一下一般觀眾及其試圖理解觀看對象的方式，人們就會發現全球化進程看來離取得支配地位還相當遙遠。
　　這方面的另一個案例來自人類學家米勒(Daniel Miller)對千里達電視收視情況的研究，該研究顯示觀眾並非被動的接受者。1988年，70％能收看到電視的千里達人民觀看了一齣每天播出的連續劇《都會男女》(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該劇側重於家庭問題、性關係以及蜚短流長之類。米勒發現，儘管該齣美國肥皂劇中的生活方式與物質環境同千里達等當地生活相距遙遠，但千里達人民在講述劇中的隱私情節時毫無困難。當地人很主動地將劇情按照自己的生活經驗重新詮釋，把電視中的劇情看作是對千里達當今生活的一種評述。對美國物質生活的描繪，特別是女性時尚，則成了次等的吸引點。換句話說，將電視觀眾視為消極的接受者絕對是種錯誤。

依然維繫的鈕帶
　　在日常生活中，本地文化仍然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力。人們總是維繫於其身處的環境，而這些環境也繼續形塑著當地特殊的規範與價值。莫斯科、北京和新德里的居民偶爾品嚐麥當勞食品、觀看好萊塢電影以及穿著耐吉運動鞋(或其仿冒品)的事實並不會使他們變得「全球化」。表面的同質性是最為惹人注目卻也是最具欺騙性的全球化的特徵。外在的表象並不真正揭示人們賦於某項文化創新的內在意涵。不錯，數位技術日益向方便使用者的方向靠攏，可能會加快日常生活的標準化。但技術的突破並不足以創造一種世界文化。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希望分享全球化的成果，但他們也實實在在地希望享有他們自己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