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謨斯
Erasmus, Desiderius


(1469.10.27,荷蘭 鹿特丹〔今尼德蘭境內〕～1536.7.12,瑞士 巴塞爾)

亦譯伊拉斯謨。

荷蘭人文主義者，北方文藝復興運動中最偉大的學者，也是《新約全書》第一位編訂者，同時在早期經典著作和古典文學方面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用義大利人文主義者所開創的語言學方法，奠定對過去進行歷史性和批判性研究的基礎，尤其是對《新約全書》希臘文本及教會早期基督教著作的研究。他的教育著作，在以新人文主義者所強調的經典作品來代替古老的學術課程方面作出了貢獻。他抨擊教會的弊端，在指出很久以前一個更為美好的時代時，鼓勵日益高漲的改革要求，這種要求在新教改革和天主教反改革中都有所反響。結果，在一個狂熱的懺悔式論戰時代，他這種獨立姿態既駁斥路德的宿命論又否認教宗(教皇)統治所要求的權利，使雙方各自的忠實支持者都把他當作懷疑的對象，同時他也成為那些重自由輕正統者的指路明燈。


早年生活和經歷
　　伊拉斯謨斯是傑勒德(Roger Gerard)牧師和一位醫師的女兒瑪格麗特的第二個私生子。他在代芬特爾(Deventer)的聖勒比恩(St. Lebuin)教會學校一直讀到最高的三年級。他的一位老師辛森(Jan Synthen)是位人文主義者，校長黑吉烏斯(Alexander Hegius)也是。學童時期的伊拉斯謨斯很聰明，能寫古典的拉丁文詩篇，從而予人以世界主義者的印象。
　　雙親去世以後，這對兄弟的監護人把他們送入斯海托亨博斯('s Hertogenbosch)一所由「共同生活弟兄會」設辦的學校。「共同生活弟兄會」是一種俗人修士的宗教運動，以培養修道士為宗旨。嚴酷的紀律使伊拉斯謨斯忘不掉這所學校。他說為了教導謙讓，它不惜搞垮一個孩子的心靈。
　　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兄弟2人進了修道院。伊拉斯謨斯在豪達(Gouda)附近的斯特恩(Steyn)參加了奧古斯丁經學會，在那裡大約待了7年(1485～1492)。在此期間，他翻譯了瓦拉(Lorenzo Valla)的《優雅的拉丁語》(Elegantiae linguae Latinae)。它既是純古典語言習慣用法的綱要，又是一篇反對學院「野蠻人」的宣言，據說他們糟塌了古典語言。伊拉斯謨斯修道院裡的院長們因為阻撓他學習古典著作都成了「野蠻人」。因此在1492年4月他受任司鐸職位後，甘願逃離修道院去充當權重一時的康布雷(Cambrai)主教亨利的拉丁文祕書。他的《反對野蠻人自由》(Antibarbarorum liber,現存1494～1495年修訂本)再次明確闡述了早期基督教領袖有關非基督教古典語言實用性的論點，把論戰矛頭直接指向他剛剛離開的修道院︰「一切正統的學識都是世俗的學識。」
　　伊拉斯謨斯過不慣寵臣的生活，亨利主教終於把他送往巴黎大學去研究神學(1495)，但情況仍無多大改善。最初他住在孟塔古(Montaigu)學院，他討厭那種類似修士的生活制度。他對朋友這樣描繪自己︰「眉頭緊皺，目光遲鈍」，正襟危坐地在聽斯科塔的哲學課。為了持續古典著作的研究，他開始招收學生。那些作為學習高級拉丁文輔助讀物的最早譯本，包括《對話》(Colloquia)和《箴言》(Adagia)，就是在這個時期(1497～1500)問世的。不久這些譯本就被整個歐洲的人文主義學校所採用。


流浪學者
　　1499年他的一個學生蒙喬伊(Mountjoy)勳爵布朗特(William Blount)邀請他去英國。他在那裡遇見摩爾(Thomas More)，兩人結為生死之交。他也認識了科利特(John Colet)，後者加快了伊拉斯謨斯爭取成為一個「原始神學家」的抱負，即不用經院哲學的辯論方式而是用聖哲羅姆(Saint Jerome)和另一些早期教文的方式來講解《聖經》，他們是生活在人們仍然懂得並使用古典修辭學的這樣一個時代的。熱情的科利特邀請他在牛津開課講授《舊約全書》，但謹慎的伊拉斯謨斯還沒有做好準備。他帶著一本拉丁文的《聖保羅使徒書》和「古代神學」要求精通希臘文的信心回到歐洲大陸。
　　在一次去法國阿圖瓦(Artois)訪問期間(1501)，伊拉斯謨斯遇見那位偏激的傳教士瓦里艾(Jean Voirier)。他雖然是一個方濟會的修士，卻對伊拉斯謨斯說︰「修道生活與其說是宗教人士的生活，倒不如說是蠢人的生活。」一些仰慕者描述瓦里艾的一些弟子因信賴上帝，在沒有臨終儀式的莊嚴保證下如何寧靜地面對死亡的情景。瓦里艾借給伊拉斯謨斯一本奧利金(Origen)的著作。奧利金是提倡用寓言和精神感應的方式來注釋《聖經》的希臘早期基督教作家，他的這種方式淵源於柏拉圖哲學。1502年伊拉斯謨斯在盧萬(Louvain,布拉班特〔Brabant〕省)的大學城定居下來，研讀希臘文的奧利金著作和《聖保羅使徒書》。他的辛勤成果是發表了《基督教騎士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1503或1504年)。在這部著作中，他要求讀者用「古人」所認可的心靈感應法來研究和默思《聖經》，以便將基督的教導「注入到重要部位」從而使經文與道德思想相符合。《騎士手冊》是凡俗虔誠的宣言書，堅持「修道不等於虔誠」。伊拉斯謨斯身為「原始神學家」的使命，自從他在盧萬附近的帕克(Park)修道院裡發現瓦拉的《新約全書》希臘文本注釋手稿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1505年他將這份手稿出版，並在上面題辭將此書獻給科利特。
　　1505年伊拉斯謨斯又去英國為他的研究工作尋求贊助。但沒有結果，卻獲得機會去北方人文主義者理想之鄉的義大利當私人教師，教導日後成為亨利八世的一名醫師的兒子。當他們一行人抵達波隆那大學城的時候，正好目睹英勇教宗(教皇)尤里烏斯二世(Julius II)率領征服軍凱旋歸來(1506)。伊拉斯謨斯後來在一篇匿名發表的諷刺性對話《尤里烏斯排斥上帝》(Julius exclusus e coelis,寫於1513～1514年)中描述了這個進城場面。在威尼斯，他在馬努蒂烏斯(Aldus Manutius)的一家出名印刷廠受到歡迎，在那裡，拜占庭的遷移豐富了許多有識之士的知性生活。他為阿爾迪內(Aldine)出版社擴充了他的《箴言》，即加注釋的希臘和拉丁箴言集，編寫成一部3000多條目的博學巨著。這是使他成名的第一部書。箴言「荷蘭人的耳朵」(auris Batava)就是許多暗示之一，說明他對於情況複雜的義大利，連同那些戲劇性的說教，以及那些懷疑靈魂永生的學者並不是一名不加鑑別的仰慕者。他的目的乃是為誠實、謙遜的「荷蘭人的耳朵」而寫作。
　　《論兒童教育》(De pueris instituendis)一書是伊拉斯謨斯在義大利時寫的，直到1529年才出版。這部著作最清楚地表明他對教育的力量寄予莫大期望。經過艱苦努力，人的本性是可以改造的，從而培養出隨和合群的性格而抑制不足取的欲望。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伊拉斯謨斯相信一個人讀的書，就代表他的個性。因此，古典和基督教風尚的「人道文學」將對心靈產生美好的影響。這與好爭論的習性形成對照，後者是由經院哲學的詭辯，或受騎士文學——如關於「亞瑟王愚蠢而又專橫的寓言」——的灌輸而在青年貴族心中產生的一種逆反自尊心理所導致。
　　著名的《愚人頌》(Moriae encomium,1511)是伊拉斯謨斯在返英途中穿越阿爾卑斯山時構思而在摩爾家中寫成的。它表達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心態。這位熱心的學者第一次看到自己和其他人的努力成果一起被淹沒在一片嘲諷的浪潮中。當時社會上愚蠢的情感占上風，「即使是聰明人也必須裝作傻瓜，如果他想生個孩子的話。」
　　很少人知道伊拉斯謨斯久居英國期間(1509～1514)做了些什麼，除了他曾在劍橋講過學並致力於包括《新約全書》希臘文本在內的學術研究。他後來之所以敢於大聲疾呼，也許是受到科利特的勇敢精神所鼓勵。後者冒著失去王室恩寵的危險，在英國宮庭布道時反對戰爭，而亨利八世當時為了揚名立威，正想發動一場合適的戰爭。伊拉斯謨斯回到大陸以後，與弗羅本(Johann Froben)的印刷公司進行了聯繫，並前往巴塞爾準備出版《箴言》的新版本(1515)。他在這部作品和同期的其他著作中，顯示出一種新的膽識評論基督教社會的弊端——那些懷著戰爭野心的教宗所模仿的不是基督而是凱撒；諸侯為報私怨而將整個國家推向戰爭；傳道士為了照顧自己的利益，宣稱諸侯的戰爭是正義的，或在虔誠的信徒間培植迷信觀念。為了去除這些邪惡，伊拉斯謨斯乃求助於教育。尤其對傳道士的培訓，認為應該以「基督的哲理」而不是經院哲學的方法為基礎。他試圖用他註釋的《新約全書》希臘文本及他為聖哲羅姆的《全力服務》(Opera omnia)出版的版本來說明他的意向。兩本書都於1516年由弗羅本出版社出版。就是在這些歲月裡，伊拉斯謨斯認為他看到「世界又變得年輕了」。他在為《新約全書》所作的序言之一中寫道︰「如果福音真能得到傳播，基督教人民將會避免許多次戰爭。」這充分表達了他的樂觀主義。
　　伊拉斯謨斯現在基本上住在布拉班特，在那裡他有一批有勢力的朋友在布魯塞爾的荷蘭哈布斯堡宮廷做官，特別是掌璽大臣索瓦奇(Jean Sauvage)。透過後者的關係，他被任命為16歲的查理大公亦即未來的查理五世的名譽顧問，並受托撰寫《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及《和平的控訴》(1517)。這兩部著作表達了伊拉斯謨斯本人的信念，但也不妨礙索瓦奇集團在宮庭中的活動，因為他們希望與法國維持和平。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伊拉斯謨斯著手他的《聖經釋義》(Paraphrases)，是詮釋《新約全書》中各卷書的，並將每卷書題獻給教會的一位君王或諸侯。他被盧萬附近的一個神學院接納為成員，並對一個新成立的設有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講座基金的三國語言學院表示濃厚的興趣。《神學新論》(Ratio verae theologiae,1518)一書給以研究語言為基礎的新神學教育提供了基本原理。他的《新約全書》希臘文本的修訂，尤其是大量的注釋工作，幾乎在出第一版時就開始了。作為校勘《聖經》經文的鑑定家，伊拉斯謨斯確實有過錯誤，但他在學術史方面卻是一位傑出人物，能直觀在他死後150年方得系統論證的一些哲理。但是大多不懂希臘文的盧萬等地的保守神學家們不願把闡釋聖經的權利讓給那些崛起的「語法學家」；而當再版的伊拉斯謨斯的《新約全書》(1519)取代由他自己譯出的拉丁文《聖經》時，盧萬的氣氛也並未改善。


新教徒的挑戰
　　從馬丁‧路德向教宗(教皇)權威挑戰所引發的重大事件一開始，伊拉斯謨斯的教敵就斥責說路德是受了他的煽動。正像德國一些路德的追隨者所發現的，路德只是大膽宣布了伊拉斯謨斯一向所暗示的東西而己。其實，路德致伊拉斯謨斯的第一封信(1516)對《聖保羅使徒書》的闡述表示了重大的分歧。1518年伊拉斯謨斯曾私下通知他的出版商弗羅本停止刊印路德的作品，以免兩種主張互相混淆。當他閱讀路德的作品——至少在閱讀《教會的巴比倫囚虜》(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1520)以前的作品時，他頗為欽佩，甚至在給教宗利奧十世的信中把路德說成是「宣揚福音真理的偉大號手」。但是由於生性多疑，他也相信，路德最凶狠的敵人乃是那些把語言研究看作異端邪說之根源，從而想把雙方立刻消滅的人們。因此，他妄圖利用自己的微弱影響去阻止一場只能對「純真的文學」造成破壞的對抗行動。他於1521年12月離開布拉班特前往巴塞爾，為的是唯恐皇帝會當面要他撰寫一本反對路德的書而難以拒絕。
　　教會的團結是伊拉斯謨斯的基本信念，但是正像與之融洽相處的荷蘭人和布拉班特人一樣，他在宗教迫害的殘酷邏輯面前退卻了。他在《對話》中間接地表明了他的觀點，該書以學童對話開始，現在則已成為一種評論的工具。例如，一個天主教徒會從《忠誠審問》(Inquisitio de fide,1522)的對話中驚奇地發現，路德宗教徒接受了全部教會信條，亦即《使徒信經》的全部條文。這意味著有關教宗無謬論或有關路德的宿命論的激烈論爭僅僅是意見上的分歧，而不是對忠誠信徒都具有約束力的教義上的分歧。在伊拉斯謨斯看來，教會分裂的根源不在於神學，而是反教權主義以及凡俗人等對於教士用以殘酷捆綁人們的律法和《儀式》的憤慨之情。他私下寫信給在盧萬時相識的荷蘭教宗亞得連六世(Adrian VI,1522～1523)說，只要教會願意減輕人民的負擔，和解仍然是有希望的，例如將聖餐杯授予凡俗人享用，允許教士結婚︰「在自由這個美妙的名義下，一切事物都能再生。」
　　當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繼承亞得連六世以後，伊拉斯謨斯再也無法避免「陷入神學論爭之戰」了，雖然他應允瑞士改革家茨溫利(Huldrych Zwingli)在不討好《形式主義者》的方式下攻擊路德。《自由抉擇》(De libero arbitrio,1524)一書為人類在得救過程中自由選擇的位置進行了辯護，並強調指出，長期以來教會的一致性在闡述《聖經》方面是權威性的。路德以他最重要的神學著作之一《保護抉擇》(De servo arbitrio,1525)作為答覆。伊拉斯謨斯則發表了分為兩部分的一個長篇《過敏症》(Hyperaspistes,1526～1527)作為反駁。在這場論爭中，伊拉斯謨斯力圖說明他所要求得到的自由意志比聖保羅和聖奧古斯丁可能允准的還要多。
　　在巴塞爾的那幾年(1522～1529)裡一直是論戰不斷。其中有些論戰較之與路德進行的偉大辯論更令人厭煩。新教徒說他是《福音》的叛徒，超正統的天主教神學家也一再指責他。伊拉斯謨斯為此十分惱怒，不時顯示出他性格中心胸狹窄的一面。雖然在他的辯解文章裡確有一些材料有待學者進一步探討，但總的說來，他無疑更善於撰寫尖銳的諷刺文，例如有一段對話描述他認識的一位年輕的「假福音派教徒」，為了爭取皈依者而用福音書重擊人們的頭部。同時，他繼續從事《新約全書》希臘文本(共有5個版本)、《聖經釋義》，以及包括西普里安(Cyprian)、奚拉里(Hilary)和奧利金在內的早期教文著作版本的編寫工作。他也不放過機會狠批那些人文主義者，多數是義大利人，他們出於對語言學的純潔性而產生的「迷信」狂熱，拒絕使用非古典詞句以免玷污他們的拉丁文體(《西塞羅》，1528)。


最後歲月
　　1529年當信奉新教的巴塞爾完全禁止信仰天主教後，伊拉斯謨斯和他的一些人文主義朋友移居布賴斯高地區弗賴堡(Freiburg im Breisgau)的天主教大學城。他拒絕出席奧格斯堡會議，在那裡，梅蘭希頓(Philipp Melanchthon)的奧格斯堡懺悔聽證會開創了路德宗神學家和天主教神學家之間首次意味深長的討論。不過他在《協調教會分歧》(De sarcienda ecclesiae concordia,1533)一文中仍然鼓勵這種討論，提出教義上的重大分歧可以考慮採取雙方協商的方式加以調和，但這樣做的意義他沒有細說。伊拉斯謨斯回到巴塞爾以後，透過報刊來檢驗他的《傳教手冊》(Ecclesiastes,1535)。他逗留在一個自感舒適的城市裡直到1536年7月12日去世。如同瓦里艾的弟子們一樣，他似乎並未要求教會為他舉行最後的聖體禮。他臨終說了一句荷蘭話︰「親愛的上帝」。


影響與成就
　　伊拉斯謨斯始終是一位學者，他能看到問題的諸多方面。但他那猶豫不決和模棱兩可的作風，在他死後的年代裡愈來愈不受歡迎，因為大家都在為自己的信仰備戰——神學或非神學的戰鬥。雙方的調解人一度有機會促使天主教與路德宗進行意味深長的討論，在這方面，伊拉斯謨斯的某些具體建議和他溫和的神學觀點是非常合適的。即使在普世教會運動衰落到難有實現的可能時，仍有幾個人讚賞伊拉斯謨斯單槍匹馬為爭取中間立場所進行的鬥爭而願意做他的繼承人，如法國的德圖(Jacques-Auguste de Thou)和荷蘭的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人都是國家權力的堅強擁護者，並希望限制各派教士的影響。這種傳統也許在荷蘭最為強烈，在那裡，科恩海特(Dirck Volckertszoon Coornhert)等人從伊拉斯謨斯處獲得支持，因為他們也主張對持宗教異議者實行有限度的寬容。然而與此同時，特倫托(Trent)會議的召開和喀爾文主義的興起說明，這些觀點一般只能有微弱的影響。1571年天主教的索引修訂本把有疑問的章節列出一份長長的清單，說明這些章節必須從伊拉斯謨斯著作今後的任何版本中刪去。同時，當時出現在德國菲利普派(Philippists)和荷蘭阿明尼烏派(Arminians)中的一些和伊拉斯謨斯為自由意志所作的辯護相似的新教傾向遭到更堅定的正教保衛者的抵制。甚至在教室裡，伊拉斯謨斯贊成讓學生直接與古典著作接觸的主張，也讓位於使用人文主義修辭學和邏輯的綱要與手冊，後者與以往的經院哲學課程極為相似。同樣，伊拉斯謨斯在探索《新約全書》的經文時的那種大膽獨立的學風，也由於神學論戰的迫切需要而被長期忽視。
　　伊拉斯謨斯的聲譽在17世紀後期開始有所恢復，當時歐洲最後一次宗教戰爭已逐漸成為回憶，像西門(Richand Simon)和勒克萊爾(Jean Le Clercq, 伊拉斯謨斯作品的編輯)等學者，對《聖經》文本再次採取一種更富於批判性的探索。到了18世紀伏爾泰時代，也許可以想像，聰明而又多疑的伊拉斯謨斯一定是一位超時代的哲學家。他對宗教信仰的聲明以及對教會權力的臣服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逃避。稀奇的是，伊拉斯謨斯的這種觀點和正統的評論家們對他的譴責一樣具長期的影響。只是在過去幾十年裡，學者們才充分承認這樣的事實︰他寫作的目標是被一種對其歷史根源更深入的認識淨化了的基督教。然而，如把伊拉斯謨斯與那些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進行比較也並不是完全錯誤的。這些思想家，像伏爾泰一樣，在每個轉折時期都為個人自由進行辯護，而對人類社會賴以維繫的各種集體力量則幾乎不置贊詞。某些歷史學家現在將會把西方思想中相輔相成諸方面的持久論戰追溯到12世紀，這從廣義上說，伊拉斯謨斯和伏爾泰是站在分界線的同一個方面，就像馬基維利和盧騷站在另一個方面那樣。伊拉斯謨斯用一種融和其多種個性的獨特方式——如作為荷蘭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以及特倫托宗教會議前的天主教徒——在建立起可以稱作是歐洲文化的自由傳統中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