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原則。宋朝帝國被征服以後，中國的人口分成4個等級。第一等是蒙古人，一個微弱但有特權的少數。第二等是色目人(意「有特殊地位的人」)，包括蒙古人的盟友，如突厥人或中東的穆斯林。第三個集團是漢人(此詞一般的意思是中國人，但蒙古人用它指所有中國北部的居民)，這一等中包括在前金朝居住的中國人和其他民族集團，還有西夏人、女真人、契丹人、朝鮮人、渤海人和党項人，他們可以受雇擔任某些職務，也組成由蒙古人指揮的軍隊。最後一個集團是南人，這裡是指以前宋朝中國的臣民，約占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三。在元朝，最下層的奴隸，其人數十分可觀。奴隸身分是世襲的，一個奴隸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解放。



　　有80％以上的納稅人是南人，一般來說，這一集團沒有擔任高級官職的資格(只是偶爾有人上升到比較重要的地位)。蒙古人和色目人豁免賦稅，並且在法律方面所得到的保護比漢人和南人高一等。



　　不同民族集團的正式差別以及相應的地位等級，並不是蒙古人的發明創造，而是沿襲金朝的一種社會畫分。同樣，許多制度也是從金照搬來的。元朝的法律，一部分以金的立法為依據，一部分以傳統的中國法為基礎。但是，蒙古人的法律實踐和基本原則也起巨大作用，特別是在刑法方面。元朝的法典在朝代史《元史》及其他史書中保存下來。另外，《元典章》之類的彙編輯錄了許多條例、詔令和個案裁定，使人不但對其法律體系而且對其一般社會狀況有很明確的了解。



　　在行政文書和語言的問題上，也反映出蒙漢雙重性。占統治地位的蒙古人中，甚至到元朝後期，很少有通漢語的，而掌握漢文的人數就更少得多了。另一方面，努力去學習征服者語言的中國人更是鳳毛麟角。因此，行政和司法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通事和翻譯。蒙古語是基本語言，決定、詔令和政令大多最初是用蒙文起草的，另加漢文隔行對照。這種漢文不是正式的公文體，而是白話，並且依照蒙文的詞序，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必然會認為這些漢文譯本粗俗不堪入目。《元典章》一類的彙編中有許多此種漢文譯本保存下來。



　　(3)經濟。蒙古人對宋朝帝國的征服，自唐朝滅亡後第一次重新統一了整個中國。宋朝的中國曾與近鄰遼和金通商，但是貿易受到嚴格控制，而且限於得到批准的邊境市場。因此，蒙古人的征服重新統一了中國的經濟。蒙古人的政府希望利用以前宋朝領土亦即中國最富庶地區的資源，極力提倡國內貿易，目的在使南北更加統一。京城周圍地區依靠從南方運來糧食，而維持蒙古人的鎮守部隊又需要大批的食品和紡織品。大運河自7世紀初就連結長江、淮河和黃河水系，1292?1293年利用徭役整修並延長到大都，監工者為一傑出的天文學家和水利工程師郭守敬。這一行動完全在中國的傳統以內，不過，在此以前有另一個經濟交流方面的措施，在中國人眼裡屬於邪門歪道，即1280年左右，東南沿海地區的幾名漢族私人企業家得到從海上輸送糧食的許可證(有些中國政府官員一向反對私人貿易和企業，而蒙古人主政者不採取這種態度)。這些私人船主用他們的船隊將糧食從長江下游地區運到中國北部的港口，然後從那裡運到首都。然而，早在14世紀，這些發了大財的船主就以圖謀造反和海上打劫論罪，整個活動被廢除了。蒙古人的政府從不用官船隊取代他們。



　　另一個有利於繁榮中國國內貿易的因素是通貨的統一。宋、金兩朝均曾發行紙幣，但只是銅錢的附加物，而銅錢仍然是基本的法定貨幣。元朝政府是首先使紙幣成為通行帝國的唯一法定通貨(1260)，這便利了私營部門及國庫的財務工作。只要經濟本身仍有效益，依靠紙幣為基本通貨就沒有不利的影響。只有在蒙古人最後一代君主當朝而經濟開始崩潰時，紙幣才逐漸失去價值，並出現通貨膨脹現象。使用紙幣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佛教膜拜和佛像使用的青銅和黃銅太多，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本土的金屬礦不能提供給約8,000萬人民足夠的硬幣。



宗教與文化生活
　　蒙古人不曾試圖把他們自己的宗教(崇拜天〔即各種自然力〕，行薩滿教禮節)強加給自己的臣民，這使得中國原有的各種宗教比較自由。原有的宗教包括蒙古統治者們所認為的三教︰道教、佛教和儒教。道教和佛教均保持它們的特點和組織，雖然它們往往互相競爭，但是並不互相排斥。朱熹的理學派於1310年代以後享有正統地位，但是三教的信徒在哲學和思維上相互影響，以致在某種程度上把三派的「混合物」普及到中國百姓和文人學士(姑且不算異族居民)。



　　(1)道教。金朝統治時期，中國北部有幾個受人歡迎的道教派別很興盛，成吉思汗顯然對道教教主長春真人有良好的印象。1223年成吉思汗全部豁免長春真人和其從者繳納賦稅，以及政府所要求的一切義務；這是一系列賜給中國各種宗教的神職人員以特權的敕令中的第一道聖諭。



　　在一段時期，中國道教博得蒙古統治者的青睞似乎會使中國的佛教受到損害。但是，佛教徒從宮廷中的開放態度也得到了好處；他們試圖在皇族內部培養勢力，如下的事實在督促他們︰許多佛教機構已經被依仗蒙古人寵信的道教徒占領。在大汗蒙哥在位時期，道教和佛教僧侶曾經舉行幾次討論(1255?1258)，最後議決︰以前的佛教廟宇必須恢復原來的用途。幾道皇帝的諭旨也宣布一些道教偽經為非法，那些偽經說佛教是道教的一支，佛陀是道教開山祖老子的轉世化身。但是道教本身在元朝統治下繼續存在，原來賜給道教長春真人門徒的免稅特權照例推延到所有的神職人員。



　　(2)佛教。在最初幾代蒙古統治者的時期，中國佛教的代言人來自禪宗。但是，他們的高深知識和文雅美感不合蒙古人的口味；蒙古人感到更有吸引力的是各種巫術大雜燴，以及藏傳佛教的視覺藝術中令人難忘的象徵主義，而不是朦朦朧朧的形而上學。忽必烈汗任命一個青年西藏喇嘛為國師，此人以尊稱八思巴知名，八思巴統領蒙古人全部領土(包括中國在內)的佛教。1264年設立一個統轄佛教的專門政府機構，它也是國師的一個辦事處。這個機構不僅掌管一般佛教事務，而且掌管西藏事務，雖然西藏當時不在中國本土的行政範圍內，西藏也不曾有蒙古軍隊駐守。因此，西藏的政治家得以說服蒙古朝廷，而維持比名義上好一些的獨立。



　　在征服宋朝之後，中國南部設立一個監督佛教的專門機構，由另一名西藏喇嘛統轄。這樣一來，佛教就存在兩個主管官署——一在大都，負責中國北部和西藏；一在臨安，負責中國南部。南方的宣政院辦事粗暴而貪婪，往往沒收財產，對群眾敲詐勒索，在中國佛教徒和全體百姓中招致民怨沸騰。在整個元代，對西藏喇嘛的狂妄行動的控訴始終未斷(在末代皇帝妥歡帖木兒在位時期，西藏僧人向宮廷引介性的儀式，要求與獻神女子性交，這種作法在印度和西藏文化中並不罕見，但使中國上層階級大為震驚)。



　　雖然佛教在中國統治階級的少數人中取得勝利，但是那是一種異邦的佛教，而不是中國佛教。中國的各派佛教(尤其是禪宗)繼續存在，中國南部的寺院有時變成傳統文明的孤島，僧俗佛眾同樣在那裡鑽研詩詞、繪畫以及中國文士階級的一切高雅玩意兒；然而，就整個來說，中國佛教受到元朝一般形勢的損害。豁免賦稅和徭役吸引許多人純粹為了實用目的而遁入空門，社會越分崩離析，到寺廟內避難的人越多。在1300年左右，全中國的和尚人數估計有50萬，而在蒙古人統治的最後幾十年還有增加。在使元朝壽終正寢的幾次起義中，和尚起了巨大作用；另外，明朝的開國皇帝曾經為僧。



　　(3)外國宗教。正如其他外來的宗教一樣，藏傳佛教始終未納入中國文明。有一定數目的穆斯林前來中國，均為中東或中亞人。突厥的溫古特族主要是基督教聶斯脫留派，現存的許多墓碑上並用突厥文和漢文，但是這些信徒中似乎沒有一個是中國血統；約1300年在鎮江(今屬江蘇省)作的一次人口調查把聶斯脫留派與外國人列在一起。中國的景教徒數目極大，以致1289年在大都設立了一個負責監督他們的專門官署。摩尼教於唐朝傳入中國，元朝時期已不作為有組織的宗教存在；但是，有些摩尼教團大概被烏托邦式的佛教各宗(如白蓮教)吸收，而白蓮教則是一個從中國下層階級吸收許多信徒的集團。



　　(4)儒教。蒙古人認為儒教是一種漢人的宗教，在他們的統治下，儒教是喜憂參半。1230年代末，宋朝朱熹的理學派學說被引入在中都的蒙古人宮廷，但是只局限於中都和華北的小圈子。儒家學者享有賜給所有各宗教僧侶的福利，但是蒙古人征服中國後，中止科舉取士給與他們一個致命打擊。許多世紀以來，以儒家經典為本的考試都是選拔官員以及他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特權地位的基礎。忽必烈登基後，透過劉秉忠和儒學大師許衡等漢人顧問的努力，儒教在蒙古人的宮廷中受到更熱烈的歡迎。在他們的主持下，政府和教育均有一定程度的儒教化。1263年在中都建太廟後，一度舉行中國儀式。國家向孔子獻祭，鼓勵研究四書五經。不過，宮廷中的許多禮節仍然是藏傳佛教的儀式，或者是蒙古游牧時代的舊俗。巴顏圖(1311?1320年在位)皇帝(即元仁宗)是最漢化的蒙古統治者之一，1313年重新創行科舉制度，但是科舉究竟起多大作用仍屬疑問。相當肯定的是，元朝的科舉不如宋朝那樣保證官員的前程，也不如金朝那樣在一定程度上保證進入仕途。



　　按元朝1313年創行的科舉制度，蒙古人、其他外國人(色目人)和中國人的考試項目不同，考試的要求也不相同——中國人必須完全熟稔各個科目，而蒙古人和其他外國人只要湊合過關就行。對允許入國子監的員生，這種不平等甚至制度化了。第一次考試是1315年舉行的，皇帝親臨考場，有300個人獲得進士(博士)稱號，75名蒙古人、75名色目人、75名中國北方人(漢人)，另外75名中國南方人，他們全部在政府機構中得到官職，蒙古人職位高，中國人職位較低。在等級制的體系內，大權的地位依舊在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手中。



　　在巴顏圖的統治下，理學派的釋義和集注第一次成為必修課程。這不僅在那些希望登科的中國文人學士中間，而且為以後的世世代代，鞏固了理學的思想體系。因此，從14至19世紀中國儒家的正統性主要樹立在由元朝時期獲得的基礎上。儘管有以上的各種良好條件，在元代，經學並沒有產生一部傑出的作品，而是在敵對的政治和文化氣氛下爭扎著。為了爭取保持他們的神聖傳統，儒士甘願祖述宋朝哲學家提出的學說，以求調和各種不同的哲學爭論和觀點，而不去開闢新的境界。



　　(5)文學。中國文學也表現出保守的傾向。吟詩填詞依然是士人所喜好的一種消遣，包括漢化的蒙古、中亞和西亞出生的學者在內，但是不曾創作出偉大作品或新的風格。在元朝最後幾十年的混亂時期，出現了幾位值得注意的詩人，例如多才多藝的楊維楨和大膽而不落俗套的高啟。許多敘述當代事件和人物的散文作品是著於元朝，但這些作品是以其內容而不是以其文采引人注目。令人驚奇的是，對蒙古人的尖銳批評和諷刺，以及毫不掩飾地忠於宋朝，都得到了公開表現。據推測，這是因為蒙古人對中國人用漢文所寫的東西不感興趣，而且他們幾乎沒有人能讀漢文。有些作家收集珍聞趣事，把宋朝文化的許多方面傳給未來的世代。在元朝的文章中，為宋代的高雅絢麗而悲痛是一個常見的主題。



　　元朝初期，恢復了傳統的中國官方修史工作，由翰林院負責，著手編纂蒙古人已征服的宋、遼、金等國家的官方朝代史，並從事編修皇帝在位年代記(實錄)和其他的政府手冊。官方修史的巨大成就是1329?1333年編修的《經世大典》，共800卷，為一官方文件和法律的寶庫，惜原本今已失存。至於私人修史、特別是講述宋朝事情的著作，由於元朝的政治和文化氣氛的不利，則少得可憐。最傑出的貢獻是馬端臨所著的《文獻通考》，這是一部百科全書式文獻型的中國典制史，從古時起直至南宋的中期止。



　　在城市社會中，一種使用口語的文學興盛起來，它不受形式主義或意識形態的正統清規戒律的拘束，自由自在。長篇和短篇小說是為廣大讀者群眾消愁解悶而寫。而在元朝的中國，戲劇文學已經達到如此的高峰，以致後來的文學評論把元朝視為曲的古典時代。包括100篇劇本的《元曲選》以及為《三國》之類戲劇化的歷史小說所編的說書人「唱本」，都充分證明中國戲劇文學的創造性和生命力。這一現象也許可以當作一個證據，說明元朝時代已經發生一定程度的城市化，有類似資產階級的東西出現，因為戲劇文學和白話小說的主顧主要是商人和手工藝者階級。



　　外國人，主要是突厥人或波斯人，在元朝對中國文學亦有貢獻。為了突顯自己的地位，能夠在受教育的中國人中間博得聲望，他們寫中國詩，畫中國畫。所有用漢文寫作的外國人，似乎都避免露出外國出生和宗教信仰的一切馬腳。真的，沒有能比他們的作品更中國味的東西了。即使是來自其本身有相當可觀的文學傳統的國家的外國人，如波斯人，也決不試圖引來他們本國的形式、主題或宗教。沒有任何文學共生現象似乎是可能的，雖然中國在元朝比以前的所有時代都容易受到更多的外國影響，但中國文學則顯示出很少受如此頻繁接觸外界的影響。如下的情況也許可以作為佐證︰在元朝，其他文明的文學作品沒有一種譯成漢語，中國古典作品和歷史著作的蒙古文譯本實際上蕩然無存。似乎只能二者擇一，或者如大多數蒙古人所做的那樣完全排斥中國文明，或者被中國文化整個吸收。



　　(6)藝術。在蒙古人統治時期，保守主義在藝術中起主要作用。在雕刻和陶瓷一類受政府贊助的藝術中，蒙古人雖然有繼承中國遺產的意願，卻沒有用自己的任何強烈的藝術想像加以補充，保守主義意味著只是蕭規曹隨。宋、遼和金的陶瓷式樣繼續不變，唯一的改動往往是加大尺寸，至於元朝偉大的藝術成就青花瓷器，大概不是源於帝國本身。政府贊助的佛教雕塑往往達到很高的藝術水準，保存著唐宋傳統的現實主義和有力表現；而在當時最精美的雕塑，如大都以北居庸關雲台(1342?1345年建)的浮雕中，另外加上火焰式的表面裝飾和強烈的戲劇性，這更適合外國人的口味，而不適合中國人日益拘謹的審美觀。



　　保守主義又左右了私人藝術書法和繪畫︰那些業餘寫字和作畫的學者認為必須保存他們的遺產而對付一種已露端倪的野蠻人的威脅。不過，保守主義往往採取創作復興的形式，亦即從過去尋求靈感的源泉，然後經藝術加工把它轉化為新的風格。在書法方面，趙孟頫賦與4世紀王羲之的風格新的推動力，而在那時，王羲之的風格已經成為幾百年來中國書法和刻印書籍的標準。在繪畫方面，趙孟頫和同代的錢選有助於完成一種獨特文人風格的發展，在中國繪畫史中開創一個新階段。他們的作品不是前一代作品的繼續，而是廣泛涉獵沿襲下來的古老傳統，進行藝術處理的主體是昔日的各種風格，而不是所觀察到的客觀事物。宋朝繪畫的自然主義讓位於帶有書法神韻的抽象形態。繪畫在風格上與題詞緊密連結到一起，畫上的題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增大，地位也越來越突出。其拋棄了精細的工筆技巧和明顯的視覺吸引力，代之以故意弄拙和純理智化的風味。他們的作品是為私人的目的而製成的，往往展示或掩蓋個人和政治的動機，只有同時代的文士能夠透過主題的影射、風格的特徵或題詞來理解。



　　在元朝前三分之二的時期，自然主義的繪畫風格也繼續流行，如重要藝術家李衎和任仁發所繪。這些風格保持唐宋時期北方的傳統，運用者主要是在京城與宮廷有密切關係的那些有學問的官員。蒙古皇室的幾名成員變成這些保守風格的重要贊助者或收藏者，不過與過去的時代相比，蒙古皇室的贊助還是微不足道的。



　　在元朝最後的三分之一時期，有學問的官員和北方人作畫者銳減，趙孟頫的革新手法越來越成為元朝繪畫的代表，如蘇州和吳興地區那些遁世學者的作品。其四位，即風景畫家黃公望、吳鎮、倪瓚和王蒙，把過去的一些因素轉化和融合到有高度個性的、容易識別的風格中，後來通稱元朝四大家。明朝初期，洪武皇帝大批殺死蘇州的文人學士並銷毀蘇州的繪畫，但是到15世紀末，蘇州的藝術家再一次主宰中國的繪畫，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中，四大家的風格為所有繪畫典範之最有影響者。



元朝中國與西方
　　如上所述，蒙古統治者支持他們所有領土上的貿易。在中國也是一樣，他們取消了宋和金時代存在的國家貿易管制，因而內外貿易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中國與中東、歐洲橫貫大陸的貿易似乎掌握在非中國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敘利亞人)的手中。絲綢是中國絕佳的出口商品，經穿越亞洲的商隊路線到達中東甚至歐洲。中國的陶瓷也出口，主要輸入伊斯蘭教國家。亞洲各國對歐洲的貿易主要集中在義大利各共和國(如熱那亞、威尼斯)。對義大利人來說、與東方的貿易十分重要，在一部外貿手冊《商業實際業務》(Practica della mercatura)中就記述了前往中國的貿易路線。



　　雖然中國是從大都一直伸展到俄羅斯南部的大帝國一部分，但是，中國與歐洲的直接接觸是微不足道的。中國的歷史和地理文獻很少談到蒙古帝國的歐洲部分，在元朝的官修朝代記中，提到外國的文字只限於朝鮮、日本、南越、緬甸和占婆一類的國家，中國已有很多世紀與這些國家有貿易或進貢關係；另外有一些散見的有關俄羅斯的資料。有一個時期，大都存在一個俄羅斯人侍衛團，有些俄羅斯士兵定居於東北地區東部的軍人居留地。然而，整個來說，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沒有碰頭，雖然接觸已經容易些了；對於中國人來說，歐洲依然是「在畏兀兒以外」什麼地方的一個模糊地區。



　　更重要的是中東穆斯林國家的貢獻，主要在科學技術的領域中。忽必烈在位時期，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學和天文儀器引入中國，中國天文學家郭守敬運作一個天文台。雖然如此，天文學基本觀念依然是中國的，不曾試圖採取中東的數字和理論體系。同樣，中東的內科和外科醫師在中國行醫雖然很成功，而中國的醫學理論依然不受西方實踐的影響。在地理學方面，14世紀中國的一幅世界地圖把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識併入中國的世界觀。此圖不僅繪出中國及毗連的國家，而且示明中東、歐洲和非洲；所繪的非洲大陸已經是它實際的三角形。然而，這種知識大概永遠沒有流布到職業地理家的小圈子以外，可以肯定的說，在元朝，中國中心世界觀繼續占主導地位，沒有產生中國邊境以外究竟有什麼的好奇心。有關由海路到達的那些國家(如東南亞國家和印度)，元朝的著作只摘錄了宋朝著作《諸蕃志》(1255?)的很少一部分。



　　至於歐洲對中國的知識，情況有所不同。蒙古人的進兵東歐，已經使歐洲人痛切地感到在過去被虛無縹渺的民間傳說和神話籠罩著的地區，有實際的人在生活著。由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伊斯蘭世界對歐洲人變成了現實。因此，天主教到亞洲顯然非穆斯林的民族中去尋求潛在的信徒，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已。13世紀中葉方濟會的使者帶回有關所謂"Cathay"(即中國)的信息之後，教宗(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一個方濟會傳教團前往大都(歐洲稱汗八里)的大汗宮廷。外國傳教士們形成了中國土地上的一個天主教集團的核心︰汗八里變成一個總主教區，1323年又在泉州設立了主教區。一位著名的方濟會傳教士是奧多里克(Odoric of Pordenone)，他在1320年代遊歷中國；他的遊記以及其他天主教傳教士的書信，是中世紀歐洲有關中國的第一手資料；就是現在，對於了解在中國的最初期傳教工作也有所裨益。方濟會傳教團不得不和景教神職人員競爭，傳教工作多由在中國的外籍人士進行，而不是由中國人來傳教。托缽修會的修士用韃靼語(指蒙古語或突厥語)佈道，顯然沒有吸收漢人信徒。意味深長的是，沒有一種中國資料提到這些傳教士的活動，中國人大概把方濟會視為異邦的許多宗派之一，也許是佛教奇特的一支。現代才發現考古的證據，說明歐洲人和天主教的存在，揚州(今江蘇省)出土一塊1342年的拉丁文墓碑，上面記載一個義大利婦女的去世，從她的姓名可以看出她與對亞洲進行貿易的一個威尼斯家族有些關係。



　　只有羅馬教廷與元朝中國最後的直接接觸可以從西方和中國兩方面的資料得到證實。1336年大都的一群阿蘭人(Alani)基督教徒致教宗本篤十二世書信一封，教宗派馬黎諾拉的約翰(John of Marignola)率使團報聘蒙古宮廷。這一使團於1342年到達夏都上都。中國史書記載的覲見日期為1342年8月19日。在中國史書上所記載的，使節來自拂朗國，中東泛稱歐洲人為法朗人(Farang, 即法蘭克人)，拂朗者乃「法朗」一名的中國音譯。從當時認為一定是世界盡頭而來的使臣，給宮廷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特命一名畫家為馬黎諾拉帶來作為禮品的戰馬作肖像；18世紀這幅天馬圖仍然存在，但現已失傳。中國的文人學士在天馬圖上寫了不少頌揚文字；但是，中國的詩人們對拂朗國不感興趣，始終用那些表明以中國中心的立場的字眼來描述馬黎諾拉的整個使團。因此，教宗與蒙古宮廷之間的接觸依然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成果。蒙古人對中國的統治結束，以及明朝的強烈民族主義，也注定了14世紀天主教傳教團的失敗命運。另一方面，馬可‧波羅的報導卻為歐洲揭開了發現的紀元，創造了一幅新的世界圖景，而中國為其中的一部分。



　　雖然中國之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實體在歐洲西部只是模糊而逐漸地被認知，但在元朝，中國的影響遍及亞洲的其他部分。中國的醫學論著譯成了波斯文，而在13和14世紀的波斯細密畫中顯示出許多中國藝術的影響。蒙古人在中亞和中東的各領地均採用了中國式的行政制度和宰相輔佐朝政。甚至有人說，雖然不能證明來自中國的直接影響，歐洲發明火藥和印刷術也必定源於中國的一種刺激擴散。



　　中國文明本身仍保持著元朝以前的許許多多內容，一定的文化孤立主義是一個獨特的成分。無論是中國人的自我形象或者是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都沒有很大的改變。但是，元朝時期的變化以及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可以解釋明朝歷史的許多特徵。



蒙古人統治的結束
　　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基本難題是︰蒙古人沒有能力長期去適應中國人民的風俗習慣，以及改變其政權的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性質，在忽必烈的繼承者在位時期，這一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更加明顯了，而在元朝末代皇帝妥歡帖木兒的時期達到了最高峰。妥歡帖木兒對中國文明並非懷有敵意，但是這不能改變許多蒙古重要人物對中國人民的風俗習慣的輕蔑態度。千百年來，中國宮廷一直有小集團的黨派活動，但是這種鬥爭大多以政治手段進行，蒙古人的派系鬥爭通常是訴諸兵權。武鬥觀念從蒙古統治階級逐漸普及到中國社會，有不少心懷不滿的中國領袖以地方軍隊為基礎建立了區域性的政權。以一位軟弱的皇帝為首的中央政府，顯然保持不住它的最高權威。



　　就是這樣，蒙古人統治的軍事性質為中國人反叛者的成功鋪平了道路，有幾個反叛者是上層階級出身，而另外一些人則是各門會的成員，他們在被剝削的農民中找到追隨者。蒙古人的宮廷和各州行政機構當時還能倚靠一批忠實的官員和軍人，所以在1350年代和60年代，反叛運動還進展得很慢。但是，反叛的軍隊選定現在的南京為他們的基地之後，於1368年攻占大都，皇帝逃走，其被推翻的政府殘餘分子尾隨其後。



　　在下一個世紀，蒙古人依然是中國的一個強大的潛在敵人，住在蒙古地區的成吉思汗氏族繼續以中國合法的統治者自居。蒙古人統治的世紀對中國的政府有一些很壞的影響——皇帝的專制及殘暴不仁的獨裁統治是明朝政府從元朝繼承而來的特徵。不過，蒙古人的統治解除了一些中國社會受到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束縛。儒家的等級制度不像唐宋時期那樣嚴格執行，因此，蒙古人使一些社會階級(如商人)的地位容易上升，並且鼓勵一向被文人學士貶低的大眾文化。



明朝
政治史
　　當朝天子的庸碌無能，宮廷宮僚的派系鬥爭，蒙古將領的相互敵對，以及不能有效地監督和調整州和地方的行政，在1340年代嚴重地削弱了元朝政府。1351年黃河和淮河流域洪水成災，引起千千萬萬長期受壓迫的農民在安徽省北部、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公開造反。造反運動利用元朝政權的崩潰，迅速而廣闊地開展，特別是遍及華中地區。到1360年代中期，公開藐視元朝當局，建立了幾個大地區性國家︰淮河流域的宋，名義上的領袖為一摩尼教與佛教混合的白蓮教首領，名叫韓林兒；長江中游地區的漢，領袖曾是漁民，名叫陳友諒；在四川的夏，領袖過去是反叛的漢政權的元帥，名叫明玉珍；在富庶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吳，領袖以前是大運河的船夫，名叫張士誠。與此同時，曾經販鹽和海上走私的方國珍在浙江沿海建立了一塊自治地。當元朝的首領們在首都大都(今北京)和華北平原上互相爭奪最高權力的時候，南面的這些反叛國家也在為生存下去和取得霸權而爭鬥不休。由這一混亂局面中露出頭角的是一個新的中國人王朝，稱為明(1368?1644)。



明朝的創立者
　　新朝代的創立者朱元璋是相士家庭出身，原居開封，元朝時，這一家流落到安徽省北部，降為不定居的佃農。1344年發生飢荒和瘟疫，少年朱元璋成為孤兒，由鳳陽城附近的一座佛教小寺院收為雜役小僧。他曾流浪到整個淮河流域，化緣3年有餘。然後回寺內學習佛法，求當和尚。1352年在洪水、叛亂以及元朝討匪毀壞和威脅整個地區以後，朱元璋聽人勸說而加入韓林兒起事的鳳陽支隊。他很快在反叛的宋政權的南部前線成為戰果最為顯著的將軍，1356年占領長江上人口眾多、地當戰略要衝的城市南京，並建立他的大本營。他在那裡開始組織一個政府雛形，並大為加強他的軍事力量。1360?1367年間，在名義上仍然是為宋政權的事業而奮鬥，他的軍隊已控制了長江流域中部和東部的廣大地區，先兼併在南京以西的漢的領土，後又蠶食了東面的吳的版圖。他又捕獲了浙江沿海總管方國珍。然後，朱元璋宣布自己要推翻蒙古人的統治，並在1368年初聲稱正式成立新朝代。朝代名為明，取「光明」意，反映出以復興宋為目的的韓林兒政權中的摩尼教影響，朱元璋曾在那一政權獲得重要地位。朱元璋後來以其年號著稱，稱洪武皇帝。



　　1368年大舉進攻，將蒙古人逐出山東、河南、山西等省，明軍於9月14日占領大都；與此同時，明朝的政權又透過福建和湖南擴展到南方沿海的廣東和廣西兩省。1369?1370年，明在陝西、甘肅和內蒙建立了統治權；此後繼續對蒙古軍作戰，遠達西北的哈密(1388)、中國東北地區的松花江(1387)以及北方的外蒙古，越過哈拉和林，幾乎到達貝加爾湖(1387?1388)。在對西方和西南的作戰中，明軍於1371年消滅了在四川反叛的夏政權，1381?1382年徹底摧毀了貴州和雲南的蒙古人和當地人的重大抵抗，並於1398年平定了中緬邊境的原住民部落民。這樣一來，到1398年即洪武皇帝在位30年的年底，他的新朝代控制了今中國本部的整個地區，並領有從哈密經內蒙古直至中國東北北部的北方邊沿地區。



朝代的承續
　　明朝共有16代皇帝當政，為中國歷史上最穩定和最長久的朝代之一。朝鮮、蒙古、東突厥、緬甸、暹羅和越南的統治者正式承認明的最高領主地位，而日本、爪哇和蘇門答臘、錫蘭和南印度、東非海岸、波斯灣地區，以及撒馬爾罕則有時遠程前來納貢。現代中國人十分推崇明朝皇帝，特別是因為他們恢復了自8世紀起便已下跌的中國國際影響力和威望。明朝皇帝可能比中國任何其他漢族統治者對東亞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明朝結束前他們對葡萄牙、西班牙、俄羅斯、英國和荷蘭的代表採取居高臨下的恩賜態度。



　　在中國歷史上，明朝的統治者最先正式採用僅僅一個年號，唯一的例外是第六代皇帝，他臨朝兩次，中間相隔8年，後來的清朝也沿用了這一做法。之後，年號幾乎取代了皇帝的帝號和姓名。



　　明朝的創立者洪武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有力和最富色彩的人物之一。其長期在位期間建立了行政機構和各種政策，並為整個明朝定下了特有的風格。1398年去世後，他的孫子(即繼位者)建文皇帝(惠帝)企圖控制那些擁兵自重的叔父，而引起燕王叛亂，1402年將他推翻。燕王登位，稱永樂皇帝(1402?1424年在位)，表現精力充沛和積極進取。他征服南越，親自討伐在北方重新集結的蒙古軍隊，派兵大規模進行海外遠征，主要由宦官鄭和擔任艦隊司令，遠至非洲的各地統治者索貢。他又將帝國首都遷回北京，將該城改用今名。



　　永樂皇帝以後，帝國享受穩定、平靜和繁榮達百年之久。但是，由於繼任皇帝們的軟弱，國家行政開始由他們寵信的宦官專權，如1440年代的王振，70?80年代的汪直以及1505?1510年間的劉瑾。儘管如此，洪熙(仁宗，1424?1425年在位)、宣德(宣宗，1425?1435年在位)和弘治(孝宗，1487?1505年在位)三位皇帝為儒家典型的有能力和有良知的統治者。1449年出現唯一的一次嚴重破壞和平，宦官王振引導正統皇帝(英宗，1435?1449年第一次在位)對瓦剌進行一次災難性的軍事遠征。瓦剌部首領也先台吉伏擊帝國的軍隊，生俘皇帝，並圍攻北京。兵部侍郎于謙迫使也先未達到目的即行撤退，並以應急權力主持政府8年。當過渡時期的景泰皇帝(景帝，1449?1457年在位)於1457年病倒時，已於1450年被蒙古人釋放的英宗復位，稱天順皇帝(1457?1464年在位)。于謙以謀逆罪被處決。



　　正德(武宗，1505?1521年在位)和嘉靖(世宗，1521?1566或1567年在位)兩位皇帝是明朝中不得人心的皇帝。前者荒嬉淫樂，後者慷慨資助道教煉丹術士，長達20年期間，由臭名昭著的首輔嚴嵩當權，嘉靖皇帝幾乎完全不理朝政。這兩位皇帝使幾百名官員因冒昧進諫而受到殘酷的羞辱和懲罰。



　　嘉靖皇帝在位時期，中國長期的太平日子告一結束。瓦剌人在阿勒坦汗的有力新領導下，自1542年起經常騷擾北部國境，1550年阿勒坦汗入侵北京城下的郊區。在同一時期，以日本為基地的倭寇再三劫掠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倭寇是元、明初年以來就有的一個問題，在永樂皇帝當朝時已經平息，因為足利幕府為了取得優惠貿易特權，名義上歸順中國。但是，由於官方改變貿易制度，終於引起沿海一帶新的不滿。在1550年代期間，倭寇船隊幾乎年年洗劫上海-寧波地區，有時派遣海盜深入內陸，使整個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和村莊驚恐不安。雖然對沿海一帶的侵襲沒有完全鎮壓下去，但在1560年代受到了控制。也是在1560年代，阿勒坦汗一再敗北，因而於1571年求和。在此10年間，即隆慶皇帝(穆宗，1566或1567?1572年在位)的最後幾年和萬曆皇帝(神宗，1572?1620年在位)的最初幾年，政權非常穩定。朝政由明朝歷史中傑出的首輔張居正主持，戚繼光等能幹的武將恢復並保持有效的軍事防禦工作。



　　1952年豐臣秀吉率日軍入侵朝鮮的時候，明朝國勢依然十分強大，能夠立即支援朝貢的鄰國而大力用兵。但是，朝鮮戰爭曠日持久，勝負未決，直至1598年秀吉去世，日軍撤走。這次戰爭嚴重耗費明朝的資源，並明顯造成中國兵力的衰落。



　　在其他方面，萬曆皇帝在位時期也是明朝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文官之間的派系鬥爭在1450年代因于謙掌握大權而突然加劇，1520年代在嘉靖皇帝登位所引起的長期「禮法之爭」中再度爆發。1582年張居正去世後，派系鬥爭成為宮廷生活裡的家常便飯。在萬曆皇帝在位末期，一系列愈演愈烈的黨派鬥爭消耗了官員的精力，而皇帝則越來越把自己的職責推到宦官身上。官場的紀律鬆弛和道德墮落在泰昌皇帝(光宗)當朝時期依然繼續，他在位僅一個月便於1620年突然去世，這更燃起了新的衝突。天啟皇帝(熹宗，1620?1627年在位)年紀太輕，又優柔寡斷，無法進行必要的領導。1624年他終於把生殺大權幾乎全都交給了他的寵臣、中國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魏忠賢野蠻地整肅了幾百名官員，主要是那些與東林黨的改革集團有關的人，並且換上一批趨炎附勢之徒。



　　與此同時，北部國境出現了新的威脅。滿洲人自明朝初葉即安靜地居住於現中國東北地區的最東部，1583年由一個名叫努爾哈赤的野心勃勃的青年領袖鼓動起來。在萬曆皇帝當朝後期，他們穩步地侵占中國東北地區中部。1616年努爾哈赤宣布建立新朝，由於1619和1621年大勝明軍，他控制了明朝帝國的整個東北疆土，直下山海關的長城。



　　崇禎皇帝(思宗，1627?1644年在位)試圖為衰落的明朝政府注入新的活力。他貶逐了魏忠賢，但是未能平息使行政機構陷入癱瘓的派系鬥爭。滿洲人一再襲擾到長城以內，甚至在1629和1638年進逼北京。賦稅和徵兵也越來越使人民難以忍受，內地盜賊橫行，叛亂頻仍。明朝政府完全癱瘓了。最後，流寇李自成於1644年4月攻占了首都，崇禎皇帝自縊。明朝駐山海關的總兵吳三桂為了討伐李自成和恢復大明而接受滿洲人的支援，結果落得讓滿洲人奪取帝位。



　　此後二、三十年，明朝的忠誠分子從在南方的各避難處抗拒滿清王朝，但毫無效果。他們所謂的南明主要包括福王(朱由崧，年號弘光)、唐王(朱聿鍵，年號隆武)、魯王(朱以海，無年號)和桂王(朱由榔，年號永曆)。忠於明室的鄭成功(國姓爺)及其後人在臺灣堅持抵抗，直至1683年。



政府與行政
地方政府
　　明朝的國家體制以沿襲唐宋兩朝並經中間穿插來自北方的征服王朝(尤其是元)加以修改的典章制度為基礎。明朝出現的社會組織和行政機構的獨特新模式，歷經清朝直至20世紀仍保有其主要形態。



　　明朝初期，在地方和地區以特殊方式保留了傳統的政府模式和人員，但是，隨著新帝國的鞏固和穩定，就發展出了極為巧妙的管理結構。在理論上，或者也在現實中，終於使所有的中國人臣服皇帝，達到空前未有的極權程度。1397年以最終形式頒布的明朝法典加強了家長式的傳統權威和責任，認為這是社會秩序的基礎。每個家庭都按照世傳地位分類，主要類別為平民、軍人和工匠；同一類的相鄰家庭編成小組，目的是自我管理以及互助和監督。平民每十戶組成一「里」，並由里組成「甲」，甲100戶另加10個富戶，富戶每年輪流充當里長，為全體公民與正式官府之間的媒介。這種社會組織體系稱為里甲(後來被地方保衛體系「保甲」取代或兩者共存)，其作用是在比較鬆緩的正式國家監督下穩定、約束和教誨人民群眾。



　　正如從前的時代一樣，最低一級的正式國家政權的代表者是由朝廷任命的知縣，每一群相鄰的縣隸屬於一個府，府通常從一個大城市進行統治，並且由一個大城市主管。元朝初年以後即設置現代的省級政府，這時規定它為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結構。明朝有13個行省，每個省都像現代歐洲國家那樣遼闊和人口眾多，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包括今甘肅)、四川、湖廣(包括今湖北和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和雲南。1407?1428年交趾成為第14個行省。北京所轄之今河北省和南京所轄之江蘇和安徽的府州不隸屬省級政府，而由那些城市中「直隸」於首都的機構進行行政監督。這些地區通常稱北直隸和南直隸。南京一直到1420年都為明朝首都。此後北京為首都，但南京仍具陪都的特殊地位。



　　明朝的省政府包括3個同一等級的機構，分別專司一般行政、監察和司法事務，以及軍事。這些機構是地方官員與中央政府之間例行公事接觸的渠道。



中央政府
　　明朝中央政府的初期形式是由中書省總理政務，中書省的最高執行官員以丞相或宰相身分為皇帝服務。1380年太祖發現丞相胡惟庸有謀逆之嫌，遂廢除了中書省的一切行政官職，而將一般行政權力分給原來屬於次一級的、各負一責的6個部︰吏、戶、禮、兵、刑和工。這樣果斷地取消中書省，皇帝就成為中央政府統籌一切大事的唯一主宰，加強了他對官員的控制，而依照後來許多學者的看法，也嚴重削弱了明朝的國家體制。



　　在中央政府的其他各種機構中，特別重要的是都察院，負責兩項任務，一是糾察百官，一是對不明智的國家政策和皇帝的不正當行為提出規諫。同樣重要的是五軍都督府，每府的職責是與兵部共同管理帝國軍事機構的一個地理分區。原來有一個全權的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列，但在1380年代，它的權力同樣被分割了。在各都督府的行政管轄範圍內的世襲軍人，來源並不相同，有的是跟隨太祖創建王朝的起義部隊，有的是投降的敵兵，也有的是強徵入伍的，或者是在押的犯人。他們被組織起來，主要派去駐守邊疆、畿輔或其他戰略要地，但是也駐守全國各地，以衛和所為單位。在有可能時，將國有的農業土地分配給這種衛所，以便軍士們能在值勤之餘從事農田勞動，自給自足。軍人家庭因永久提供壯丁而免除了徭役。每個衛經由省級的都指揮使司向設在首都的大都督府負呈報之責。地方各衛的軍士輪流送往首都受特殊訓練，或者調到長城或其他在軍事上比較重要的地區擔當巡邏和守衛的任務。如在大規模的戰役時，軍士是在執行特殊任務的作戰指揮的手下服役，指揮是從他們的衛戍部隊世襲職位或級別高的現役隊伍派遣來的。



此後的各項革新
　　在15世紀，為了使中央政府和地區行政機構都得到必要的協調一致，逐漸研究出一些新的典章制度。後來的皇帝發現太祖所實行的權力高度集中和行政機構分散的制度既無效率，也不方便。於是便把傳統和有威信的翰林院學士調入宮內參與機務，他們很快形成一個固定的內閣，皇帝透過內閣領導並答覆六部和其他中央政府機關的問題。同樣，由於有協調省的事務的必要，委派中央政府的高級要員到省裡去任總兵官(地區司令官)和巡撫(類似總督的大統籌者)。最後，把相鄰的省歸為一組，由所謂的總督(最高司令官)監督控制；總督是更有威望的中央政府官員，其主要職能是協調包括幾個省的廣大地區的軍隊事務。明朝的統治時期愈久，人口的數量愈大，行政工作變得愈益複雜，甚至省以下的級別也增加了協調者，採取巡迴按察形式，稱為道台，他們是省政府委派，職責是擔任與府行政機構之間的特設中間人。



　　明朝政府由非世襲文官主持，除了宋朝可能如此外，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文官是根據筆試而擇優錄用的。世襲的軍官雖然賜給的官階和俸祿高於相應的文官，並且有資格獲得極少賜與文官的稱號，但是除了在明朝最初幾年而外，他們發現自己的地位永遠低於決策的文官。除了明朝最初和最末的年代外，禁止皇室成員積極參與行政工作；明朝皇帝到軍人家庭中選后妃，這就有效地排除了皇室的姻親掌握大權。高級文官通常可以根據繼承權每人安排一個兒子當文官，而從1450年開始，有錢的平民往往能在政府中捐個一官半職，買個文官頭銜。然而，那些從非正常管道進入官場的人，在政府中很少能飛黃騰達，甚至連實缺都弄不到手。在明朝最初幾十年間，即擇優錄取的考試能夠提供足夠可以信賴的工作人員之前，大批官員是直接從政府的學校錄用的，或者是由現職官員推薦的；這類新手往往可晉升到高官顯宦。但是，自從1400年左右以後，通過非考試的方式充任文官的人則很少有步步高升的希望。



　　明朝的考試背離傳統的做法，但與元朝的先例一致，只有一個類型。它要求通達經史，能把經書的教條和歷史的前例與一般哲學問題或特定政治問題連繫起來。正如在元朝時代一樣，指定用朱熹的理學派對經書的解釋。到明朝結束時，考試的答卷已經高度程式化，形成一種叫做「八股文」的模式，在隨後的幾個世紀，這種模式以壓制創造性的思維和文筆而為人唾棄。



　　自洪武皇帝在位的時期起，政府興辦鄉學，學生由國家資助，準備參加文官考試。特別有天分的學生可以從這種地方學校升入首都的國學，學習高級課程和實習政務。尤其在1500年以後，私立書院激增，學者雲集討論哲學，學生也準備科舉考試。學官每年由省府派出巡視所有地區，對前來報名者進行考試，發給「秀才」證書，表明他們有資格參加三年一次在省城進行的長達一個星期的考試。凡是通過鄉試的人(即舉人)可被直接委任低級文官官職。他們也有資格到每三年一次在國家首都舉行的會試去競爭。通過會試的人授予一般稱為進士的學位，並立即參加一場附加的、名義上由皇帝主持的殿試。然後依照他們的殿試成績排列等級。他們由吏部登記為有資格的官員，在出缺的時候分配他們充任現職。在現職中，他們由上級行政官員定期考核，並有都察院的監察御史不定期的巡按。通例，一個官員只有在省和首都的低級和中級職位積累長期經驗而且成績卓著，才能被提名充當高官，而由皇帝親自挑選任命。



　　雖然步入宦海和官運亨通是所有人最眼紅的目標，而且在名義上僅僅由顯示出來的豐富學識和行政能力決定，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阻礙文官制度的完全「大公無私」。家庭經濟地位的不同造成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結果導致進入仕途的機會不一樣。富有家庭的兒子顯然具有利條件，富庶而文化水準高的東南地區的舉子是如此咄咄逼人，大有壟斷學術之勢，以致1397年初政府強行規定了會試中舉者的地區限額。一旦進入官場，一個人的晉升，甚至身家性命，往往要看是否得寵和宗派鬥爭等變幻莫測的情況如何。不過，現代學術研究的成果則顯然表明「新血輪」經常不斷地流入明朝的行政部門，有勢力的家庭並沒有壟斷或控制官職，默默無聞的人經常因功升遷到極受尊重和操持大權的職位。明朝社會地位的上下流動很可能比宋朝大，而且顯然大於隨後的清朝。



　　一般來說，明朝的政府模式得到很高的評價，因為它由文官控制，相當穩定；它有創造性，研究出新的典章制度以應付不斷變化的需要；它一方面鎮壓分離主義的軍閥，一方面排除皇室宗族和宮內婦女的破壞性干擾。但是，它也有糟糕的一面︰有時官員之間發生殘酷的派系鬥爭；宮內宦官一再出現惡劣的影響；世襲軍職的設立有不少缺點。軍事體制不僅未能達到自給自足，而且造成停滯不前，因而從15世紀中葉起，不得不以徵兵來補充，最後幾乎完全為招募新兵所取代。最聲名狼藉的是，明朝的國家體制允許皇帝任意虐待他們的官員。官員即使有很高的威信，也必須忍受忽視、屈辱、撤職或者體罰，必須冒殺頭危險(有時是大批地)，才能使皇帝心滿意足。權力集中到明朝皇帝手裡的程度，在中國史中任何其他長期存在的朝代大概都望塵莫及；而且，明朝的皇帝往往濫用他們的大權。



對外關係
　　明朝時期，中國人沿百分之百的官僚主義和中央極權，儘管如此，明朝的皇帝卻與外國人民保持固有的封建主義的關係。這些異族包括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原住民部落，他們時常起來叛亂，但是逐漸被同化了。中國人認為天經地義的是︰他們的皇帝是天下萬民的最高領主，非漢族部落、地區和國家實存的(大多為世襲的)統治者完全是他的藩臣。因此，外邦統治者理應尊重和遵循明朝的禮儀規程，接受列入中國貴族或軍事組織的名譽頭銜，特別是定期派遣使臣到明朝首都表示效忠和進貢。從亞洲大陸鄰國前來的進貢使臣，由邊疆地區的地方政府和省政府迎接款待。那些由海外前來的使臣則由特設的海上貿易監督機構市舶司(又稱提舉市舶司)歡迎，市舶司設在東南和南方沿海的三個重要港口︰浙江省的寧波(為了與日本接觸)、福建省的泉州(為了與臺灣和琉球群島接觸)和廣東省的廣州(為了與東南亞接觸)。邊疆和沿海當局把外國使團送往國家首都，禮部給與友好的款待，並且安排他們覲見皇帝。所有的使臣都得到有價值的禮品，以答謝他們的進貢。還允許他們在首都及邊疆和沿海特別指定的、有官員監督的市場上買賣私人交易的物品。這樣一來，銅幣和奢侈品(主要為絲綢和瓷器)便流出中國，而流入的為胡椒粉、其他調味品，以及類似的珍品。在西部和北部國境線上，主要是用中國茶葉交換草原馬匹。總的說來，把進貢和貿易活動加在一起，外國人取得的利益已經多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中國人早早就給外國使團的人數和貨物數量規定了限額，並拉長兩次使團的間隔時期。



　　明朝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政治的，即維護中國的安全，特別是確切查明蒙古人不能再次威脅中國，為了這一目標，洪武皇帝一再派兵北方和西北去膺懲死灰復燃的蒙古人，防止蒙古勢力東山再起。明成祖甚至更加積極︰他親臨戈壁(沙漠)征戰5次，在經過長期準備之後，他於1421年將國家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這主要反映出他對邊境的關注。他的繼承者雖然在這方面不像他那樣熱心，但是也有足夠的警惕性，以致修復了長城，並擴充到今日的長度和體積。邊防部隊從中國東北地區直至甘肅的9個防區列成一線，保衛中國免遭蒙古人的侵犯，只有也先台吉和阿勒坦汗所發動的偶然突襲之類的入寇算是例外。



　　蒙古人不能再重新團結，對明朝來說，這一事實乃是萬幸。早在成祖時期，蒙古人就分成3個集團，往往相互對立，即︰所謂的西部蒙古人或瓦剌人(又稱額魯特人、土爾扈特人或準噶爾人)；東部蒙古人或韃靼；以及承德地區的兀良合部。兀良合部向明太祖投降，編入中國邊防系統，由一中國軍司令部管轄。成祖奪取皇位期間，他們曾是一支忠誠的後衛部隊，因此，皇帝酬報他們，賜給其實際的自治權，而從他們在長城外的家園撤走中國的指揮所。隨後，也同樣撤走了太祖在蒙古人的塞外舊都上都所建立的指揮所。這兩次撤離使中國東北地區與中國本部隔絕，結束了中國軍隊在內蒙古的有效控制，特別是使北京地區有可能受到從附近草原而來的試探性襲擊；同時，也反映出中國在北方採取以防禦為主的態勢，結果造成瓦剌人在明末滲入並主宰西北邊疆的哈密及其他一部分，讓滿洲人在東北地區崛起建立了政權。



　　至於蒙古人以外的異族，明朝一般採取不進攻的態度，只要他們不破壞搗亂，明朝皇帝就不聞不問。太祖把這一條作為他的明確政策。即使他警告日本人說如果他們執迷不悟在中國沿海劫掠，便要進行懲罰性的征討，他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法是︰修築堅固的要塞和建立海防艦隊，成功地把倭寇趕走。1377年吐魯番的突厥-蒙古人統治者叛亂並切斷中國通西方的傳統交通路線時，他曾派兵去征服那一綠洲地區。然而，他拒絕干預南越和朝鮮的動亂(在朝鮮，高麗亡於李朝)；當帖木兒的突厥-蒙古人帝國在遠西的撒馬爾罕興起時，儘管帖木兒謀殺中國使臣並計畫東征中國，他也不為所動。



　　成祖則較為積極得多。他派遣太監鄭和統帥艦隊下西洋去徵收貢品，先後進入東南亞、印度洋、波斯灣，最遠達東非。在一次初期的航行中，鄭和曾干預爪哇的內戰，在那裡策立一新王；在另一次航行中，他生俘懷敵意的錫蘭國王，並押解回中國。成祖對南越的騷動也作出反應，他派遣一支遠征軍將該地區併入明朝版圖，1407年設省。



　　成祖以後，明朝政府的政策改回開國皇帝的對外國不干預政策。1428年在曠日持久的打游擊式的反抗運動完全破壞中國人在南越的統治之後，中國便放棄了南越。南越發生一次新的內戰後，中國朝廷經過長期反覆討論，準備於1540年再一次對那裡進行干涉；但是，一個篡位者正式表示歸順，這就避免了戰爭。明朝軍隊只有兩次曾在中國邊境外動真刀真槍，即︰1445?1446年中國軍隊不顧緬甸人的抵抗，追擊一名反叛的邊境酋長進緬甸國界；1592?1598年朝廷幫助朝鮮(即李朝治下的朝鮮)趕走日本侵略者，這次所耗的時間很長，代價很大。



　　為了保持政府對與外國接觸和貿易的壟斷控制，以及至少是部分地使中國人民不受「野蠻」風俗習慣的感染，明朝的統治者禁止中國人與外國人私下交往，不准任何私人的海外旅行。條例極嚴，甚至取締了沿海捕魚和貿易，而南方和東南地區有大量人口一向是以此為生的。這種罔顧現實的禁令很不得人心，也無法認真執行，約從15世紀中葉起，中國人甘心與外國商人勾結而走私猖獗，一般也得到官方默許。到明朝晚期，更有成千上萬富於冒險精神的中國人移居國外，在東南亞各地甚至在日本變成巨商富賈。為了竭力推行它的法律，朝廷在16世紀初關閉了所有的市舶司，只留下廣州一處。到了1540年代，在整個東南和南方地區又開始重新加強抵抗倭寇的沿海防務。



　　1514年第一批歐洲人到達中國，他們在中國沿海最初體認的就是這種情況。葡萄牙人已經在印度南部和麻六甲站穩腳步，他們在那裡暸解到從事中國沿海與東南亞之間的區域性貿易會獲得巨大利潤。葡萄牙人參與了明朝宮廷所認為的走私和海盜活動，在中國不受歡迎；但是，對他們又不能拒之門外，到1557年，他們控制了澳門，定期在附近的廣州進行貿易。1575年一些西班牙人從馬尼拉前來廣州，企圖取得官方貿易特權未果，不久以後，他們就在廣東和福建沿海大肆活動，從事非法貿易。荷屬東印度公司的代表於1622年試圖從葡萄牙人手中奪走澳門未成，就在1624年占領了臺灣，並在鄰近的福建和浙江兩省開始展開通商。1637年一個由5艘艦船組成的英國海軍中隊動用武力闖入廣州，在那裡賣掉船上所載的貨物。與此同時，俄國派遣和平使團橫越大陸前來北京，而到明朝結束時，俄國人穿過西伯利亞的向東擴張已經使他們最終到達黑龍江以北的太平洋海岸。



　　從歐洲前來的基督教傳教士則遇到了阻礙，因為歐洲商人在中國的名聲已經臭不可聞，然而，耶穌會士由於採取入鄉隨俗的策略，終於擠進了中國大陸。利瑪竇是成功的先驅者，他精通漢語，熟悉儒學，1583年開始在中國活動。到1610年他去世時，雖然一些地區仍有敵意，在中國南部和中部的許多城市都建立了耶穌會社區，在北京由皇帝資助修築了一座教堂，許多中國的博學官員熟悉並尊重基督教。在明朝衰亡以前，耶穌會士在朝廷吸收了有權勢的人物為信徒(著名的有尚書徐光啟，又稱保羅‧徐)，出版有關神學以及歐洲科學的漢文書籍，並且製造葡萄牙式的大炮供明朝對抗滿洲人之用。他們又在負有製訂官方曆書的重要職責的中國欽天監中擔任官職。歐洲的技術和歐洲的思想開始對中國有一些影響，雖然還很有限。



經濟政策和發展情況
人口
　　明朝在對外關係方面採取北進方針，伴隨而來的是遷往人煙稠密的南方漢人又回到廣大的華北平原，也相應地由城市和商業的生活方式轉回鄉村和農業的模式。因此，千百年來中國特有的人口和經濟動向——人口向南方移動和生活城市化與商業化——停擺了，甚至倒轉過來。



　　自宋朝初期以來，華北平原就被置之不顧了，而明朝最初幾代皇帝卻把復興這一地區擺在最優先考慮的地位。明朝創立者的祖先家在北方，他的兒子成祖是從新收復的北方中一個位於北京的個人權力基地贏得皇位的。保衛北方邊境的安全是這兩位皇帝共有的遠大政治目標，他們兩人也都有理由對南方人猜疑幾分並抱敵視態度。結果，兩位皇帝均不斷地把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富戶移往北方城鎮，作為那裡的文化裝飾品，並從人口過多的東南地區把農民移到北方無人使用的土地上，讓他們安家落戶重新發展農業，同時制定控制水的計畫以恢復黃河與淮河流域的生產力(在這些計畫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修復和延長大運河，1415年重新開放)。對移民通常供給種籽、農具和牲口，並免稅3年。對那些駐紮北方保衛邊疆和1420年以後的首都北京的大量守備部隊也賜給空間的土地，令他們發展生產，並鼓勵他們能自給自足。隨著政治上的重新統一，這些政府措施又增補了一條，即大批朝邊陲和空曠無人的北方移民。毫無疑問，在旱田上栽種高粱這一新的可能性，也促進了復興北方的工作。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北方真正得以復興。據元朝時期的人口調查，北方幾省的人口只占中國總人口的1/10；但是到了16世紀末，這些省的人口已占登記總人口的40％；而迄明朝末年，他們的生產力不但能夠自給自足，而且能供養人數眾多的邊防部隊之大部分軍士。由於15世紀末政府停止鼓勵移民，西北的農業一落千丈，最終陝西變成赤貧地區，盜賊遍地。支持邊防越來越成為中央政府的沉重負擔。



　　在將移民送回北方的期間，東南地區最大城市中心的入冊人口減少了。例如，1393?1578南京由1,193,000人下降到790,000人；浙江省由10,487,000人下降到5,153,000人；江西省由8,982,000人下降到5,859,000人。雖然在地區人口分布中有這種拉平的趨勢，但是南方，尤其是東南部分，依然是人口最稠密、最富庶和文化最高的地區。南京、蘇州、杭州等東南大城市依然是貿易和製造業、文娛活動，以及學術和藝術的重要中心。北京是唯一能與它們匹敵的城市，只因為它是政權的中心。



　　雖然官方人口普查數字表明中國的總人口在明朝依然異常穩定，共約60,000,000人，但是據現代學者的估計，實際上有很大的增長，大概總數遠超過1億，到17世紀初可能已高達近150,000,000人。15世紀的國內和平和政治穩定顯然為16世紀的普遍繁榮創造了條件。可以說，這種繁榮一部分是因繼續推廣早熟稻和棉花生產所累積的成果，而早熟稻和棉花為宋元時期引入中國經濟的兩種新要素。16世紀引進原產美洲的糧食作物花生、玉米和甘薯，為清朝時期人口的迅速增多創造了甚至更強大的農業基礎。



農業
　　明朝的建立使宋末和元朝時期的新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發展停了下來。大地產由政府沒收，分成小塊租出去，私人奴隸制明令禁止。結果，在15世紀，獨立擁有土地的農民在中國農業中占主要地位。但是，明朝的統治者未能為中國長期存在的土地占有權問題拿出徹底解決的辦法。早在1420年代，雖然一再努力豁免賦稅和作出其他改善條件，農業人口處在新的困難之中。由於有勢力的家族侵占窮鄰居的土地，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又逐步抬頭。宋朝式的大莊園似乎不會重新出現，但是到明朝晚年，收穫分成租種制是千百萬農民的一般條件，尤其是在華中和東南地區；在被壓迫的窮人與進行剝削的富人之間敞開一道新的鴻溝。明末政府發出無數的公告為老百姓的苦境痛惜，但是從來不曾對土地占有情況進行任何重大的改革。



稅收
　　明朝在農業方面採取自由放任政策，而在財務行政方面也是如此。明朝國家不透過文官徵收土地稅(顯然這是它的主要歲收)，而把這一職責直接委託給鄉村的富戶戶主。每個指定的收稅者負責在一個區域收稅，此區的土地稅配額平均為穀物10,000擔(1擔等於107升)。他與其財權範圍之內的里長合作，認真徵收稅糧，然後依照複雜的上級指示發送︰一些送到縣府控制的地方倉廩，一些送到軍隊，軍隊經由大運河每年北運300萬擔以上到北京。明朝初年，用錢買官的收稅者似乎能夠依靠榨取農民而發財致富。但是後來，收稅者總是面臨一定程度的傾家蕩產，因為大地主玩弄各種逃稅的花招，越來越把賦稅的負擔轉嫁到那些繳不起稅的人們身上，迫使收稅者得用自己的積蓄去補足他們缺欠的定額。



　　土地稅率千差萬別，不是依據任何地塊的生產力，而是依據占有該地塊的情況，既可以為終身占用的不動產，也可以為租種政府土地的幾種範疇之一。土地稅與強徵勞動(即徭役)一起計算，徭役在名義上雖然是按人數攤派，實際上則以按土地攤派為正規。徭役的義務也有種種的不同，一般不用去實際履行，可用紙幣或銀兩代工。對一塊土地的攤派也可以包括一些其他的名堂，因此一個農民的納稅單是列有許多不同稅目的複雜帳單。16世紀，主要由認真負責的地方官員發起，努力簡化田賦的手續，最終於1581年普遍推行一種稱為「一條鞭」法的統一徵收制度。其主要內容是將田賦和徭役併為一類，折納銀兩或等價穀物。這一改革充其量也比記帳的變化強不了多少，而且並沒有普遍實行。田賦的不公絲毫未變，稅額激增，而從1618年起，由於要彌補日益增加的國防費用，更是一而再地猛然提高。



　　除田賦外，許多收入對維持政府有所貢獻。有一些稅，如礦產稅及向集市店鋪和小攤徵收的稅金，是以業主為基礎；另一些稅，如鹽稅、酒稅，以及商品過境稅，是以消費量為基礎。在所有的國家收入中，有一半以上永遠似乎留在地方和省的糧倉和金庫裡；而在解送首都的那一部分中，約有一半似乎以納入皇帝私人庫房為正常現象。交由中央政府支配的國庫收入永遠是比較小的數字。1580年代，由於經濟繁榮和節約開支，首都和許多省都積累了大量的盈餘；但是，從此以後，中日兩國在朝鮮打仗，長壽的萬曆皇帝空前地揮霍，以及對付國內叛亂者和滿洲人的防衛工作，使中央政府和皇室都破了產。



鑄幣
　　整個明朝一直使用銅錢。紙錢是由政府用於各種各樣的支付和賞賜，但是它永遠不可兌換，結果便失去價值。要不是規定可以用它納幾類捐稅的話，它實際上會變得一文不值。明初禁止兌換貴金屬，但是銀兩逐漸變成一般的通貨，16世紀中葉以後，政府帳目主要以銀兩數計算。到明朝末年，南方沿海通行墨西哥製造的、由以菲律賓為基地的西班牙水手引進的銀元。



　　由於明朝最後100年內出現一種真正的貨幣經濟，以及同一時期有一些規模較大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