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 - 英格蘭與大不列顛歷史


古代不列顛



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



內戰期間的英格蘭

英格蘭與大不列顛歷史
古代不列顛
　　除了古典文學中的簡短介紹外，關於不列顛在古羅馬人征服前(西元43年開始)的知識完全來自考古研究。但是，甚至在古羅馬時代不列顛也處於文明世界的邊緣，只是在西元5世紀撒克遜人定居後，才真正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中石器時代晚期之前不列顛是歐洲大陸大塊陸地的組成部分，游獵者很容易進入。約西元前6000～前5000年通往大陸的陸橋的切斷產生重要的影響︰遷移變得更為困難，很長時間使人們不可能大批遷來。於是，不列顛發展出島民的特性，吸收和改造而非完全參與連續的大陸文化。島內的地理環境也產生類似的效應，富饒的東南部比不易進入的西部和北部的山區更易接受來自鄰近的大陸的影響。當然，在某些時期海道的通航使這些地區也處在大陸的範圍以內。
　　從冰河時代(11,000?BC)結束後氣候逐漸改善，結果是苔原被森林取代，捕獵馴鹿改為捕獵赤鹿和麋。亨伯賽德斯塔卡(Star Carr)一個湖畔村落的挖掘使人們對當時的情況獲得了寶貴的見識。這個村落在西元前8000年由狩獵者居住了大約連續20個冬季。
　　來自西歐以及可能西北歐海岸的新石器時代移民約在西元前4000年將農業傳入不列顛。西元前2000年早期從低地國家和萊茵河中游傳入的寬口陶器人(Beaker folk)文化出現了。這些人可能傳入印歐語系語言，商業由韋塞克斯的酋長壟斷，他們的奢華墳墓顯示其成功。貿易的範圍遼闊，一個方向通往愛爾蘭和康瓦耳，另一方向通往中歐和波羅的海，琥珀就從那裡輸入不列顛。韋塞克斯出產的琥珀串珠間隔物在希臘邁錫尼井狀墳墓中發現。也許正是由於這種興盛狀況使韋塞克斯的酋長們能夠建造壯觀的經過造型的沙岩紀念物(巨型沙岩)，以第三巨石陣著稱，巨石陣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圓形青石結構。寬口陶器人時代巨石陣有獨特的改變，四周用從威爾斯西南部運來的蘭沙岩巨石柱圍繞一圈。
　　塞爾特人從8世紀起出現。一些最早的山間堡壘就是在這個期間建造的。
　　到西元200年不列顛已充分發展出其島嶼的塞爾特人特性。古羅馬歷史學家所知的不列顛種族的出現是由於來自古高盧部族的進一步移民。這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移民定居發生在1世紀，也許是日耳曼人和古羅馬人的擴張在古高盧造成的壓力帶來的後果。
　　凱撒在西元前55或前54年入侵不列顛，從而使這個島嶼與古羅馬世界發生密切的接觸。凱撒和某些不列顛部族間建立的保護關係由奧古斯都加以延長。克勞狄(Clandius)皇帝征服這個島嶼的決定部分出於他個人的野心，部分由於不列顛的侵略。證據顯示克勞狄並未計畫併吞全島，而只想占領適於耕種的東南部。卡穆洛杜南(Camulodunum,今科爾切斯特〔Colchester〕)的一個老兵居留地(Colonia)遺趾於西元49年成為一個戰略保留地，同時為不列顛人樹立一個古羅馬城市組織與生活的榜樣。
　　在占領的最初20年中傳播古羅馬文明的工作取得一些進展。城鎮建立起來，對帝國的崇拜已經樹立，商人忙於向不列顛人引介物質利益。然而，直到弗拉維(Flavian)時期(69～96)才在這個領域取得真正進展。隨著對威爾斯的占領和向蘇格蘭北部的進軍，軍隊從不列顛南部調離，大部分以土生土長的部族為基礎而成立的自治行政區(Civitate)接管了地方行政事務。這個涉及有關城市化和教育的巨大計畫一直延續到2世紀。古羅馬對威爾斯的征服到西元78年已告完成，但對蘇格蘭的入侵卻歸於失敗，因為缺少人力而不能占領全島。而且，當駐防不列顛的軍隊由於歐洲大陸的需要而減去一個軍團(90?)時，需要在北部保持一個邊界已顯而易見。經過幾次實驗而選定索爾韋-泰恩地峽，哈德良(Hadrian)皇帝在當地建築他的長城(122?～130)。 這是羅馬帝國最令人難忘的邊疆工程。
　　不列顛是一個帝國所屬的行省。省長代表皇帝行使最高的軍事與民事管轄權。在3世紀初，不列顛分成兩個行省︰上不列顛，首府設在倫敦，有一名執政官指揮兩個軍團和一些輔助部隊；下不列顛，首府設在約克，由一名兼管軍事的地方長官指揮一個軍團，但有許多輔助部隊。
　　地方行政機構性質各異，首先是特設城鎮。古羅馬公民的移民鎮享有自治權，其憲法根據實行共和制的古羅馬的憲法，古羅馬公民在法律之前享有各種特權。其餘的地方居民列為外僑(國民)。 到西元1世紀晚期地方自治權被授予外僑自治行政區，因為它們的數目隨著時間增加。這些行政區也有共和制憲法，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和任期一年的地方行政官管轄，負責徵稅和行使地方審判職權。士兵和商人來自帝國的其他地區。他們顯著地增加當地人口的世界性構成，大量已成為公民並已在當地定居的軍團士兵是其一例。古羅馬不列顛的人口在頂峰時期也許約有200萬。
　　甚至在征服前，不列顛除穀物外，已輸出金、銀、鐵、皮革、奴隸和獵犬；但其經濟的基礎是農業，由於軍隊的需求，征服大大地刺激了生產。羅馬化在城鎮和上層階層中如預期那樣是最強烈的；有證據顯示塞爾特語繼續通行，雖然無書寫文字。許多人能操兩種語言，公共場所的胡亂塗寫證明甚至工匠也能寫拉丁文。
　　3世紀民間的騷動不安到4世紀轉變為盛大的繁榮。不列顛在富有的歐洲大陸人眼中是個安全的避難所。它的弱點在於其防務最後由遠方的而非當地的統治者控制。它的駐軍由於馬格嫩提烏斯(Magnentius)內戰(350～351)被調走部分而被削弱；不論如何，蘇格蘭的匹克特人(Pict)和愛爾蘭的蘇格蘭人聯合舉行的海上襲擊在367年造成一場軍事災難。不斷地撤軍削弱了安全。君士坦丁三世於407年被駐不列顛的軍隊擁立為皇帝，並率領更多的軍隊前去高盧，此後留在這個島上的剩餘部隊不足以提供保護以對抗日益頻繁的匹克特人和撒克遜人的襲擊。不列顛人向合法的皇帝洪諾留(Honorius)呼籲，他也無法派遣援軍，但授權各城市提供它們自己的防務(410)。 這標示著古羅馬不列顛的告終，因為中央政府一直未能重新建立其控制，但在一個世代中很少有其他表面變化。

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
　　雖然古羅馬與其後當局的同盟者日耳曼人(foederati)於西元4世紀已在英格蘭定居，遷入不列顛的種族移民卻約在5世紀中期開始。根據6世紀不列顛作家吉爾達斯(Gildas)所述，第一批移民是由一位不列顛國王邀來保護他的王國以反抗匹克特人和蘇格蘭人的。比得(Bede)記下一種傳統說法︰第一批傭軍來自3個種族——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然而，考古所獲的證明描繪出更複雜的景象，顯示許多種族成分、第一批移民中的法蘭克人的領導以及與弗里西亞人的接觸。這些傭兵在英格蘭東南部對其不列顛雇主的反抗導致日耳曼人在靠近沿海和河谷一帶進行大規模的殖民。他們的進逼被當地人的抵抗制止了一個世代。根據傳說，這些抵抗是與安布羅修斯(Ambrosius)、奧勒利安努斯(Aurelianus)和亞瑟(Arthur)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但約550年一次新的日耳曼逼進開始了。在這個世紀結束以前不列顛人被向西趕至杜姆諾尼亞(Dumnonia康瓦耳和得文)邊境和威爾斯邊境，而入侵者進軍至本寧山脈以西，並向北進入洛錫安(Lothian)。
　　當時的原住民不列顛人口的命運今已難知曉，雖然此時之後幾乎沒有不列顛人身分高於奴隸的地位。到7世紀末，人們認為自己屬於「英格蘭民族」。在漫長的時期中亨伯河以南的所有王國都承認單一統治者的霸權地位，上述這種整體感增強了。
　　597年聖奧古斯丁率領一個傳教團從羅馬抵達肯特，基督教回到了不列顛。改信基督教使與羅馬和大陸的關係得以恢復，但這一行動遲遲未能充分獲益，因為大部分英格蘭皈依了與羅馬失去聯繫的塞爾特教會。盎格魯-撒克遜人將他們改信基督教的行動歸功於派遣聖奧古斯丁前來的教宗(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即「英格蘭人的使徒」。這對塞爾特傳教團體來說可能不公平，因為該團體以其禁欲主義、熱情、純樸及學識而給人深刻印象。在聖奧古斯丁到來的一個世紀以內英格蘭處於學術前茅。這一高標準來自各種影響的結合︰愛爾蘭的影響，它逃脫了野蠻民族入侵在其他地方造成的哀落；地中海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透過大主教聖狄奧多爾(Theodore)及其伙伴修道院長亞得連(Adrian)而到達英格蘭。在聖狄奧多爾和亞得連的主持下，坎特伯里成為一個著名的學院，在該院受訓的人將他們的學識傳到英格蘭的其他地方。這些人中有一人名奧爾德海姆(Aldhelm)，曾是梅爾達布(Maildubh,馬姆斯伯里〔Malmesbury〕修道院的愛爾蘭創始人)的學生；在奧爾德海姆的領導下，馬姆斯伯里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學術中心。不久，在其他一些西撒克遜修道院如努斯林(Nursling)和溫伯恩(Wimborne)等地可以獲得文科教育。
　　最優秀的學術中心是諾森伯里亞(Northumbria)。 在那裡，塞爾特和古典的影響融合在一起︰傳教士從愛爾蘭帶來書藉，許多英格蘭人前往愛爾蘭學習。其他諾森伯里亞人出國，特別是前往羅馬。
　　比得(672?～735)是這一時期造就的人物與表率。他住在賈羅(Jarrow)修道院，被後世尊為偉大的歷史學家與神學家。古老的英格蘭史詩《貝奧武甫》(Beowulf)有時被認為屬於這個時代，但日期難以確定。愛爾蘭-撒克遜(或者盎格魯-愛爾蘭)的手稿彩飾風格就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最偉大的範例是林迪斯芳福音書(Lindisfarne Gospels)。 教堂配備了珍貴的物品——有些來自國外，有些本國製造。手稿和藝術品送到國外由英格蘭傳教團創建的教堂，而這些教堂轉而成為作品中心。1939年在東英吉利亞王朝葬地發現的偉大的薩頓胡(Sutton Hoo)船葬，進一步證明來自國外的影響，顯示出盎格魯-撒克遜和斯堪的那維亞、拜占庭、法蘭西、地中海的重要接觸。
　　不列顛的君主
　　蘇格蘭的君主＊
　　北歐海盜小股分散的襲擊在8世紀最後幾年開始，9世紀在不列顛發生大規模掠奪性入侵。865年秋一支龐大的丹麥軍隊前來東英吉利亞，目的顯然在於征服。在871年初次進攻韋塞克斯之前已奪取約克，被麥西亞王國所收買，並已占領東英吉利亞。韋塞克斯國王阿佛列(Alfred)迫使丹麥人在877年離開韋塞克斯，結果他們居留在麥西亞王國的東北部。阿佛列勝利的重要性無以復加。它制止丹麥人成為整個英格蘭的主宰，韋塞克斯決不再有落在丹麥人手中的危險，而在下一個世紀丹麥人占領區從韋塞克斯被再次征服。927年阿佛列的孫子艾塞斯坦(Athelstan)占領了諾森伯里亞，成為第一個直接統治英格蘭全部土地的國王。由於成為整個英格蘭的統治者，西撒克遜國王必須治理具有不同習俗的行政區，按西撒克遜、麥西亞或丹麥的法律進行統治。國王並不企圖消滅地方獨特性，雖然逐漸地實現在行政區內堅持一致性的措施。麥西亞按照韋塞克斯分成郡的模式分成若干郡。很難確定郡的下轄區域最早在什麼時候被稱為「分區」，但這時它們幾乎已變得普及了。在這個時期建立的地方政府的模式在諾曼征服後仍倖存下來。
　　980年北歐海盜的襲擊又開始，且愈演愈烈。1023年英吉利人由於連綿不斷的戰爭和奉獻貢品以疏通侵略者而筋疲力盡，因此接受丹麥國王斯韋恩(Sweyn)為國王。1016年斯韋恩之子克努特(Canute)不顧一些人士的反對，成為整個英格蘭國王。克努特以英格蘭的土地犒賞他的一些追隨者，並殘酷地除去一些著名的英吉利人，但他的統治並不專制，其統治時期被人們緬懷為一個秩序良好的時期。當克努特於1035年去世時，無人企圖恢復英吉利王室家系，但是，眾多的要求繼承王位者卻助長了1066年事變的不安定局面。
　　英吉利人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在1042年繼承王位。他一生中大半時間流亡在諾曼第，因此在朝廷安置了一些諾曼寵臣。這觸怒了兩個強大的伯爵——麥西亞和韋塞克斯伯爵。韋塞克斯被剝奪爵位，但卻率領一支強大的軍隊捲土重來，愛德華被迫與他妥協。愛德華指派韋塞克斯之子哈羅德(Harold)為其繼位人。哈羅德應會成為一個有效能的統治者，但是反對他的力量太強大了。羅馬教廷不聽贊同哈羅德繼位的辯護，卻縱容對一個一向以忠誠於羅馬著稱的民族進行侵略。教廷的這種支持幫助了諾曼第的威廉(William of Normandy)大舉地徵集他的軍隊。來自挪威的威脅使哈羅德不能將他的軍隊集中在南部，並在一個危急時刻在北部遭受襲擊。他在斯坦福布里奇(Stamford Bridge)戰勝挪威不到三週，又在赫斯廷斯(Hustings)作戰。哈羅德在赫斯廷斯被殺害。1066年聖誕節，諾曼第的威廉被立為英格蘭國王。

諾曼人(1066～1154)
　　征服並非一舉完成。反對勢力延續到1075年，但這次征服造成的結果是英格蘭從屬於諾曼貴族。威廉將土地授予不到180人，使他們成為他的總佃戶。城堡在征服前的英格蘭實際上無人知曉，必須獲得君主批准才能建造。它們為行政部門與軍事機構提供基地，是諾曼對英格蘭殖民行動中一個要素。威廉最初沒有採取什麼行動來改變盎格魯-撒克遜的行政機構，但是到他的統治結束時，所有重要的行政官吏均是諾曼人，他們的官銜相當於在諾曼第使用的官銜。教士的上層人員按照世俗社會模式也諾曼化和封建化了。
　　征服者威廉在當時的記載中被描繪成一個殘酷的暴君。他嚴厲地鎮壓叛亂，使廣大地區淪為廢墟。然而，他卻是一個能幹的行政官。也許他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將英格蘭與大陸事務聯繫起來。貴族說法語，拉丁語則是教會與行政部門的用語。
　　在威廉一世的兩個兒子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的統治下，強大的集權政府繼續存在，英格蘭與諾曼第的聯繫也增強了。整體來說，諾曼時期是建設性的。經濟基本上是農業的；城鎮繁榮，特別是倫敦。教會由於與大陸保持更密切聯繫而獲益。宏偉的建築物如達拉謨大教堂和倫敦塔多方地證明諾曼人的建築成就，而彩飾的溫徹斯特聖經和詩篇也證明這個時代藝術上的卓越成就。

金雀花王室早期
　　亨利一世去世後接踵而至的是大約20年的無政府狀態。由其女馬蒂爾達(Matilda)來繼承王位受到挑戰，但是她的兒子亨利‧金雀花(Henry Plantagenet,安茹的傑弗里之子)在1154年繼位。透過遺產繼承，亨利‧金雀花在法蘭西各地獲得大量的保有地，他在統治的最初10年中主要關注大陸事務。然而，他對英吉利的法律和軍事體制進行重要的更改。大陪審團制度建立起來，標準化的公文大大地簡化了審判事務。亨利‧金雀花企圖恢復在諾曼國王統治下存在的教會與政府間的密切關係，但他任命貝克特(Thomas Becket)擔任大主教的決定證明是窒礙難行的。貝克特反對許多王室特權，也許在國王的授意下，貝克特遭到暗殺。亨利‧金雀花的妻子和兒子公開反叛他，但未成功。在他死後，繼位者是其子獅心王理查。理查主要對征戰感興趣，他在統治的10年期間只留在英格蘭約6個月。當他從巴勒斯坦返回時，被奧地利的利奧波德五世(Leopold V)俘獲並要求贖回。為了支付這筆贖金和其他新稅，他的王國的基礎遭到削弱，留給他的繼位者重重困難。

13世紀
　　約翰在1199年繼承其兄為王，後來證明他本人是英吉利國王中最令人憎恨的一個。由於沒有其兄的軍事才能，他喪失幾乎所有在法蘭西的英吉利屬地。他和教會發生衝突，被教宗(教皇)開除教籍。由於企圖重新收回他的法蘭西屬地，導致徵收重稅和不必要的軍事強徵。一些反抗的貴族於1215年在蘭尼米德(Runnymede)會見約翰，遞交給他一份稱為「諸侯條款」(Articles of the Barons)的文件，《大憲章》(Magna Carta)便是由此制定的。這是一個嘗試，目的在提供保證以反對金雀花王朝人們已熟知的那種任意踐踏貴族權利的做法。貴族企圖保證國王在法律之下而不在其上，但就眼前的條款而言，《大憲章》是個失敗的嘗試，因為它不過是為防止內戰而進行的無效談判中的一個階段。約翰被教宗(他已和約翰和好)解除對大憲章的義務。然而，這個文件在約翰之子統治下經過一些修改，重新發布並獲得教宗的認可。因此，《大憲章》的1225年修正版成為英格蘭永久法的一部分。
　　13世紀英格蘭的發展呈現更明確的面貌。不僅國家共同性的觀念有所發展，這個時期從憲法的角度來看也是引人矚目的，它初具議會的雛型。認為國家是一個共同體，應該由該共同體的代表實行統治這一觀念公布在《大憲章》的時期內也許找到了最初的具體表現，即代表幼王(約翰的繼位人亨利三世)實行統治的攝政委員會。「國家共同體」一詞最初的含義不過是指「全體貴族」。但是，由於需要取得人們對徵稅能更廣泛地同意，以及也許受到來自羅馬法的新思想的衝擊，因而引起了改變。此外，郡共同體也施加了一些壓力。郡選議員被要求在地方政府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久，他們已使全國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13世紀人口增加很快，達到約500萬之譜。大地主興盛發達，但小農的土地平均面積卻下降了，生產能力也未獲得補償性的上升。英格蘭郡選議員的總數幾乎當然地降至不足2,000人。權貴和他們的封建佃戶間的關係鬆弛了，因為這種關係越來越變為一種法律的而不是個人間的關係。城鎮繼續成長，但織布工業卻衰落了。在貿易方面，英格蘭日益依賴原羊毛的輸出。在文化事業方面，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發展迅速，英格蘭還出現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和培根(Roger Bacon)兩位重要(雖然有些古怪)的文人。
　　1258年亨利三世被迫接受的《牛津條例》增加了貴族在王朝政府的作用，但他們在1260年開始挫敗，內戰隨即發生。亨利重新控制局面，到他的統治結束時(1272),國家共同體已準備和王朝合作而不是對抗。
　　亨利三世的繼位人愛德華一世提倡國家共同體觀念以及召集有代表性的郡選議員和自治市市民進入議會。他之所以需要代表是要他們對徵稅表示同意並增加國王與其臣民間的聯繫。向國王及其在議會中的委員會請願的方法受到很大的鼓勵。1295年召開的集會包含著後來與「議會」一詞相關的一切要素。愛德華統治晚期的一系列戰爭帶給英格蘭沉重的負擔，由於對戰爭的全神貫注，對政府與法律的進一步改革便告終止，因此國王統治的性質發生變化。

14世紀
　　愛德華二世(1307～1327年在位)繼承其父的一些問題，其中最重大的是國庫赤字約200,000鎊以及與蘇格蘭之間的戰爭。對愛德華的反抗最後導致《1311年法令》。這份文件主要處理愛德華一世統治時期遺留下的民間不滿。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應在議會獲得同意這個第一次表示的明確聲明就在這個法令內容中。然而，對於議會中的代表要素(即下議院)沒有明確規定的任務。
　　愛德華三世(1327～1377年在位)統治時期百年戰爭開始，同時黑死病爆發。百年戰爭的爆發起因於愛德華征討蘇格蘭時法國給蘇格蘭支持，也肇因於1294年起在加斯科涅(Gascony)問題上從未間斷的長期摩擦，而最終歸因於1259年簽定的英格蘭國王要為加斯科涅感謝法蘭西國王的《巴黎條約》。戰爭的最初階段勝負未定，而對戰爭籌措財力的要求卻支配了愛德華三世統治下的內政。愛德華的軍隊不再用封建辦法來徵募。大部分軍隊是根據契約組成的，一切作戰的人領取薪資以及征戰所得的一份好處。由於需要金錢，使國王越來越依靠議會。愛德華統治時期通過兩項重要的立法︰《聖職候補者法》(Statute of Provisors,1351)，這項法令確立了法定程序，以反對任命教士擔任英格蘭教會聖職的不得人心的做法；《蔑視王權罪法》(Statute of Praemunire,1353)這項法令禁止在發生聖職授與權爭執時向羅馬教廷申訴。
　　對法蘭西之戰在1369年又開始，但戰事發展頗為不利。措籌資金來支持開銷日大而又不得人心的戰爭是當務之急。愛德華統治末期開始徵收人頭稅。在理查二世統治(1377～1399)早期，額外增加的稅證明既不公正又不切實際。當政府在1381年春企圖加速徵稅時，群眾的對抗——農民起義——發生了。雖然人頭稅是引起燎原大火的火花，但是還有與經濟變化和政治發展相關的深一層原因。特別是因為政府採取了擴大治安官權力從而損害了地方和采邑法庭權力的政策，這就招致人們對法律制度的仇視。理查曾向農民許下一些承諾，但後來卻加以漠視，而這次起義的失敗可能使他對自己的權力產生過高的想法，但是對於反抗者來說，起義的收穫只不過是人頭稅被廢止。農民的社會地位的改善確實實現了，但與其說這是叛亂結果，不如說是遲早要發生的經濟變化所帶來的。
　　宗教的動盪局面與改革最初出現於理查二世的統治時期。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是一位教士和牛津大學學者。他在1375～1376年以兩篇論文開啟他作為宗教改革家的生涯。他認為人所行使的權力依靠上帝恩典，甚至教宗(教皇)也不一定得到上帝的恩典，這樣就缺少權威。他還否認變體論。1380年其見解受到牛津大學一個神學委員會的譴責，他被迫離開大學，但他的學說卻引起一個名為羅拉德派(Lollard)的運動。他的兩名追隨者將《聖經》譯成英文，其他人出外傳播他的教義，這些教義很快便降格而通俗化。這個運動繼續擴大，儘管其創始人已經去世而且政府企圖加以摧毀。
　　理查與議會發生衝突，並對其敵人實行暴政，但他在1399被廢黜。他代表了一個中世紀國王要在英格蘭施行專制權力的最後一次嘗試。
　　1348年黑死病的爆發支配14世紀的經濟。在某些方面，其影響對經濟的損害尚需一些時間才能顯露，但由於後來疾病突然像1361和1369年那樣蔓延，人口進一步減少，造成勞動力的嚴重缺乏。到1370年代，工資戲劇性地上揚，而食品的價格卻下降。這些年中約1/3～1/2的人口被奪去生命，而13世紀特有的經濟擴張也陷於停頓。
　　在文化方面，14世紀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是英語的使用日益增加。雖然強制法庭必須使用英語的努力陷於失敗，但是這一本國語言卻開始悄悄進入公家文件與記錄中。蘭開斯特王室的亨利在1399年要求繼承王位時使用英語。喬叟(Geoffrey Chaucer)同時以法文與英文創作，但其重要的詩卻以英文寫成。

蘭開斯特王室與約克王室
　　近代的學術研究以很多努力來改變這種看法︰15世紀是一個被好結黨派的貴族所支配的時期，當時沒有多少建設性的成就。這種變化尤以對貴族品行的重評和對整個世紀更積極的看法為最。即使在政治和管理方面，這個世紀看來已為都鐸王朝的成就做好許多準備，而在經濟方面也奠下未來的發展與繁榮的基礎。
　　蘭開斯特王室的亨利四世(1399～1413年在位)也和議會爭吵，並面臨威爾斯和諾森伯蘭的叛亂。亨利想要繼續對法蘭西的戰爭，而其子亨利五世(1413～1422年在位)主要以他在法蘭西的輝煌勝利而留名後世。亨利五世率領一支為數不多的軍隊在1415年入侵法蘭西。對阿夫勒爾(Harfleur)進行圍攻後，接著向加萊(Calais)進軍。在阿讓庫爾(Agincour)英格蘭軍隊被迫作戰，因為他們前進的道路被阻，但他們獲得令人震驚的勝利。1417～1419年間亨利在獲得成功後隨即征服諾曼第，並將諾曼的土地授予英格蘭貴族及次要人物。這是英格蘭採取的一項新戰略，取代以往的劫掠性襲擊。議會對於在法蘭西的事態發展深感滿意，給予國王所需的一切支援。戰時財政得到有效的處理，雖然亨利去世時負債，但所欠債務尚可設法彌補。
　　亨利之子亨利六世(1422～1461和1470～1471年在位)在他統治的最初15年中仍是幼君。1429年對法戰爭達到新的轉折，因為當時貞德(Joan of Arc)出現，團結法蘭西人進行抵抗。勃艮地的腓力(Philip of Burgundy)背離英吉利同盟時，這場衝突成為消耗戰。到1453年英格蘭失去除加萊以外的所有海外屬地。
　　所謂的「薔薇戰爭」(即愛德華三世的約克和蘭開斯特兩支後裔為控制王位和地方政府而展開的鬥爭)始於此時。這場衝突的起因一直是引起許多爭辯的主題。可以認為它的產生是由於亨利四世的無能以及其王朝的競爭者約克公爵理查的反對，但是地方權貴間的長期不和使事態進一步擴大。由於國王不能控制這些爭執，它們便具有全國性的重要意義。英格蘭內戰的爆發與在法蘭西遭到的挫敗有關，因為亨利四世政府的威信遭到毀滅性打擊，從而也喪失權威。
　　約克王室在這場內戰中獲勝。約克公爵理查之子愛德華四世(1461～1470和1471～1483年在位)在1461年加冕為王。他統治時期的早年歲月主要忙於鎮壓反對派，但第二段時期則是一個比較有秩序、和平與安全的時期。愛德華是一個重實效的統治者，他的最大成就是恢復君主制的威信。
　　愛德華去世後，他的兩個幼子被置於愛德華之弟理查的保護之下。理查將兩個少年安置在倫敦塔內，而鞏固自己凌駕政府之上的地位。1483年他加冕為王，稱理查三世。最初，理查被人們接受，因為他的才能卓越，同時人們擔心幼主未成年期過久會造成不穩定局面，但傳說他謀害或者縱容他人謀害他的兩個姪兒時，形勢開始發生轉折。此事真假與否關係不大，重要的是人們信以為真，並隨之貶抑國王在其短暫統治時期內的高效能政府。反對王稅的立法以及對英格蘭商人和工匠的保護措施也不能抵消他作為一個陰險惡棍與惡毒叔父的名聲。1485年亨利‧都鐸——要求繼承王位的蘭開斯特王室的唯一男性後裔——在米爾福德港(Milford Haven)登陸。理查的支持者大舉背離，結果他在博斯沃思原野戰役(Battle of Bosworth Field)中被擊敗陣亡。
　　英格蘭在整個15世紀中經歷經濟變化。農民中有一個異常發達的土地市場。有些農民設法使自己的地位高於鄰居，開始構成一個所謂的自耕農階級。大地主完全放棄直接管理其產業而贊成一種土地租佃制。雖然英格蘭仍是一個顯著的農業社會，但是在城鎮中卻發生引人矚目的發展與變化。倫敦繼續發展，在東南部居支配地位。其他地方的羊毛業的發展帶來了重大變化。
　　在文化方面，15世紀是一個建樹不多的時期，但是就創辦學校與學院而言，則是一個重要時代。有些學校作為小教堂的附屬機構而建立，有些由行業工會或由置有牧師會的教會創辦。亨利六世在1440年建立伊頓公學(Eton College)，1441年建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的其他學院也是在這一時期創立的。英格蘭只有在建築方面顯示出巨大的創造性。特別在因羊毛業而富饒起來的一些地區建立起一些英格蘭垂直式的大教堂。

都鐸王室統治下的英格蘭
　　亨利‧都鐸在1495年占有王位時，無人能預言都鐸王朝的118年統治從此開始。1399年以來有6位君主相繼即位和離位，在競爭王位者之間至少發生15次重大戰爭。亨利獲勝後與約克王室的伊利莎白結婚，從而使蘭開斯特與約克兩個王室結合起來。
　　經濟成長與社會變化對亨利有利。這個王國在1485年之前很久已開始從黑死病造成人口死亡的災難以及14世紀晚期的農業不景氣中恢復過來，但隨著15世紀告終，復興的速度加快了。原羊毛的輸出以驚人的速度讓位於國內呢絨製品的輸出。物價暴漲和羊毛貿易共同造成經濟與社會的劇變。中世紀的土地使用和公有農業制慢慢地瓦解。采邑的公有土地被分割後圈住，根據抄本(在采邑法庭錄下的一個文件)或不成文慣例享有土地使用權的小自耕農遭到驅逐。
　　變革的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鄉間士紳及社會地位較低的同類人物如商人和律師。到1500年占有土地的士紳的未來的政治與社會地位上升的必要經濟基礎已經形成。15世紀的郡選議員正從絕望而不負責任的土地擁有者變為受人尊敬的地主，他們希望能有強有力且注重實踐的政府和法治。
　　亨利增加其非議會來源的收入，並提高司法行政的效率，藉此加強他的統治。在約束舊貴族的任務中，由於貴族在薔薇戰爭中的死亡率高，而且由於建立軍隊委員會有助於防止保持私有軍隊，因此他獲得不可估量的助益。
　　都鐸王朝企圖在其王國的各個角落施行法律。一個被半自主特權區破壞，地方法律與習俗比國王法律更受到服從的國家，其模糊的中世紀形象逐步地變為一個充滿服從國王敕令的忠誠臣民的單一國家的清晰面貌。到1500年王室政府擴展到北部諸郡和威爾斯。威爾斯地方一向難以控制，直到1536年王室法律才在亨利八世統治下直接傳入威爾斯。亨利七世在1509年去世，他遺傳給兒子一些在英格蘭歷史上十分新穎的東西︰安穩的王位、有償債能力的政府、繁榮的土地和理性團結的政府。舊日傳統只有一個主要方面沒有觸動，即獨立的天主教會。摧毀中世紀信仰的現存殘餘則留給第二任都鐸王朝國王去實現。
　　16世紀前半葉的重大事件必須放在整個歐洲發生宗教改革的背景下來看待。中世紀的教會已變得不合時宜，與16世紀正在變化中的經濟實踐、政治結構和社會價值等現實情況脫節。教會也從內部衰敗。掛名而不在職或者兼職的風氣盛行，主教和高級教士把心力放在世俗事務上。改革在歐洲首先爆發，但英格蘭存在著一個宗教亞文化群，其形式為從威克利夫時期開始的羅拉德派。到宗教改革時期羅拉德派再次受人尊敬。
　　與宗教事件同時，亨利及其大法官樞機主教沃爾西(Wolsey)使英格蘭捲入國際政治與戰爭中，並促使英格蘭成為文藝復興時期學術與光輝的中心之一。但是，亨利和沃爾西高估了英格蘭在法蘭西的法蘭西斯一世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大陸鬥爭中所處的國際地位。1525年查理毀滅性地擊敗並俘獲法蘭西斯。義大利被皇帝的軍隊所蹂躪，教宗(教皇)變為皇帝的教士，全歐屈從於征服者，而英格蘭恰好在亨利已決定拋棄其妻亞拉岡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時從歐洲大陸外交的支柱降到二流國家的層次。
　　亨利企圖終止他的婚姻而決定與安妮(Anne Boleyn)結婚究竟是出於身分、愛情或是良心的考量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但沃爾西在這件事上失敗時，亨利便轉而依靠國家的權威以廢止他的婚姻，而最初在1529年11月召開的所謂宗教改革議會是前所未有的——它共延續7年，通過137項法令，並在任何封建議會從未夢想進入的領域進行立法。「國王與議會的聯合」(King in Parliament)成為革命工具，藉此毀掉中世紀教會。議會通過立法，承認國王是英格蘭教會的首腦，切斷了將英格蘭控制在教宗統治之下的組織約束。中世紀的信條認為教會與國家各是獨立的實體，神法高於人法，這個信條經過立法後不復存在，新的英格蘭教會事實上成為都鐸國家的一個機構。天主教教會的摧毀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修道院的解散。到1539年其基金不論大小均蕩然無存，價值可能為200萬鎊的財產被收歸國有，納入王室土地，從而幾乎使政府平時的非議會的收入增加一倍。如果這些土地仍屬王室所有，英格蘭歷史可能改寫，因為那樣的話英格蘭的國王將無須求助議會也能實行統治，因王朝在財政上依賴議會而產生的憲法權力也決不會得到發展。不論好壞，亨利及其後裔必須出賣宗教改革所獲利益；到1603年從修道院掠奪的3/4財物已落到有土地的士紳手中。這點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都鐸王朝社會內部最強大的組織成分如今在保衛其財產以抵抗羅馬教廷的天主教教義方面是有既得利益的。
　　與安妮的婚姻，與羅馬的分裂，甚至對修道院的摧毀出人意外地未曾遇到多少反對便告完成，到亨利去世時(1547)，中世紀精神幾乎消失。君主處於權力的頂峰，從大小人物那裡獲得任何一個封建帝王所不能取得的服從。但是，對其繼位者來說，並非一切都是順利的。雖然亨利努力想獲得一個男性繼承人，但是他的一個合法兒子在16歲夭折，而英格蘭在瑪麗一世(1553～1558年在位)統治時期經歷過一次企圖恢復天主教教會合法地位的不成功嘗試。由於在她統治時期遭到屠殺的新教徒人數眾多，她通常被稱為「嗜血的瑪麗」，卻無意中使英格蘭的新教運動獲得力量。1558年王位傳給瑪麗的異母妹妹伊利莎白。儘管宗教問題持續未決，伊利莎白的統治仍成為英格蘭歷史上的一個非凡時期。
　　在文字的讀和寫方面的革命正在進行，到1640年人口中幾乎百分之百的紳士和商人都能夠讀寫。1560～1650年期間是一個建立學校和捐贈教育基金的時代。如果沒有文化，那麼，清教徒的精神衝擊或者後來從將王國捲入內戰的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黨的形成必然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樣地，產生莎士比亞、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斯賓塞(Edmund Spenser)、培根(Francis Bacon)和但恩(John Donne)的文化爆炸也不可能發生。
　　冒險家開始從事航海活動，一個散布全世界的殖民帝國的開創源於這個時代。探險與殖民願望的激起不僅由於迫切尋找財富，也由於宗教——即希望在上帝的葡萄園中勞作並且在荒野中建立一個更好的新國度。
　　將近20年的戰爭造成的財政需求迫使伊利莎白日益依賴議會。下議院不知不覺中變成一個傾聽地主階級意旨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君主控制的熱心機構。這部分是由於一個能表達意見、政治上覺醒而且擁有經濟優勢的士紳階級的成長帶來的結果。到伊利莎白統治結束時，下議院在重要性方面已取代上議院，因為它所代表的社會成分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已變得比貴族階層更重要。
　　伊利莎白恢復了英國國教。她的宗教和解建立在廣教主義原則之上，即相信除了一些基本教義原則外，宗教中存在著一個廣闊的「中立事物」領域，能夠由政府根據權宜原則作出決定。女王的稱號從教會「最高首腦」改為「最高管轄者」，1552年的祈禱書也有改變，以便收納一些天主教事物。同時，教會的許多舊的羅馬教廷點綴獲得保留。新教激進派接受了這一妥協，期望進一步改革將在未來某些政治上有利的時機實現。他們在這一點上大錯特錯，因為伊利莎白決心將她的宗教和解保持得在與1559年取得的協議完全一樣。激進的新教徒——未來的清教徒——不久便與他們的新君主相抗衡。
　　宗教和解是一個較大的徹底權力主義的社會調解中的組成部分。伊利莎白決心要在事實上和名義上成為女王。她以機智與堅定使下議院俯首聽命，她對她的王國極為熱愛，而女性身分並非一個不利因素，相反地，是其最大的優越條件。
　　為使她的王室狀況良好，伊利莎白遵循其時代等級森嚴的約定俗成。君王是神聖的，由他給予領導，但他不單獨存在，也不能要求壟斷神的權威。代表整個王國講話的不僅是國王，而是「國王與議會的聯合」。都鐸王朝不需「法蘭西模式」的常備軍，因為上帝的意旨和君主的命令均已容在議會的法案中，而這是社會反對叛亂的最大防禦手段。在這個君主與議會的神祕結合內，主宰意向屬於女王。樞密院作為君主的代言人設計並提出所有立法草案，而議會則被要求將立法草案變為法律。在議會內外，都鐸王朝政府的目標是實行仁慈的專制政治，在這種政治下，掩蓋權力主義鐵腕的辦法是小心地塑造輿論，施用講求浮華虛禮的藝術手段，迎合有土地的鄉紳的財政與社會渴望，有意識地努力將統治權貴與王朝緊密結合起來。政府的每個分支都關係密切，因為它很精簡，依靠也許不超過5,000名關鍵人物的支持。都鐸王朝的社會理想是實現一個靜態的階級結構，採用的措施是保證一個固定的勞力來源，限制社會流動性，約束經濟自由，創造這樣一個王國使其臣民能夠實現他們的人生最終目標——精神上得救，而不是物質上富足。
　　伊利莎白統治時期的最初10年是相對平靜的，但1568年後開始發生幾次危機。蘇格蘭女王瑪麗是伊利莎白的表妹和詹姆斯六世(後為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之母，有些人士認為她是英格蘭王位的合法繼承人，尤其是天主教徒。一些反對女王的陰謀被發現，瑪麗在1587年被處死。接著發生與西班牙的公開戰爭。與西班牙的糾葛是由於英格蘭支持荷蘭新教徒反抗他們的西班牙封建領主，同時由於英格蘭商人與海盜襲擊西班牙航運。在這次戰鬥中的決定性事件是1588年英軍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斯圖亞特王朝與內戰
　　清教主義激勵了伊利莎白的繼位者，並在建立所謂新英格蘭殖民地方面發揮很大作用。對於許多清教徒來說，移居外國是對國內宗教糾葛的唯一答覆。1603～1625年在位的詹姆斯一世(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於1604年召開漢普頓宮會議，藉以對宗教問題作出反應。這次會議最令人難忘的成是在1611年出版一部《聖經》，永遠稱為欽定本英文聖經。詹姆斯的繼位者和兒子查理一世在宗教和解方面尋求更深入的變革，但是對於教會狀況的憂慮多年來一直逐漸發展，並終於在1628年爆發。查理被一個宗教改革運動所吸引，因而在其信奉喀爾文教派的臣民中激起深切的敵意。
　　荷蘭神學家阿明尼烏(Jacobus Arminius)提倡對抗性的自由意志教義以及強調功德與信仰同時並進的重要性，所有這些都傳播到英格蘭教會。阿明尼烏派被看作激進的改革者，儘管他們的領袖已被提升到教會管轄機構的最高位置。1633年阿明尼烏派最幹練的勞德(William Laud)成為坎特伯里大主教。勞德強調儀式比宣教重要。他相信「神聖之美」，並採取步驟裝飾教堂，還將聖餐檯與會眾分隔開來。這兩種做法使人想起天主教教義，而採取這種做法的時間正值各地新教徒為其宗教留存感到擔憂之際。反對教宗(教皇)制度曾是團結新教改革各個不同派別的唯一主旨，而現在卻成為反對國內革新的一個團結口號。
　　勞德的教會改革運動不久便輸出到國王在蘇格蘭的長老派臣民之中，但國王和蘇格蘭臣民都不能容忍針對他們各自認同的教會的任何攻擊。1640年蘇格蘭人入侵英格蘭，迫使查理接受一項屈辱的條約，根據條約，他同意召集另一個議會。1640年11月召集的議會對於查理的企圖抱持深切的懷疑，議會改革採取兩項不同的方針。第一是限制國王的憲法權力以保護議會的存在和臣民的自由。然而，教會改革證明是不可靠的，而且有使下議院兩極分化的危險。1641年愛爾蘭的天主教徒發動叛亂，議會選擇徵集自己的軍隊而不允許為查理徵集軍隊。查理拒絕這個策略以及其他議會正迫使他接受的爭端，結果決定以武力來解決問題。
　　1642年開始的內戰是國王、議會與全國人民都不願它發生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不論勝敗都是危險的。議會軍隊在克倫威爾的幹練領導下最後擊敗查理，但議會控制下的軍隊沒有把握其下一步行動。1646年軍隊在政治鬥爭中堅持其主張，內戰轉變為革命。軍隊相信議會正與查理進行一項不得人心的妥協，便在1648年對下議院採取整肅行動。一個殘餘議會設立了一個高級法庭，判定查理一世犯下叛國罪，1649年將他斬首。更多的軍事勝利使克倫威爾的威望升高，1653年被命名護國公。宗教改革者、議員和軍隊領袖三者之間的意見分歧，使護國公執政時期緊張不安，只靠克倫威爾一人將他們團結起來。他在1658年去世，繼續改革的一切希望也隨之化為泡影。保護國陷於混亂，一團軍隊進入倫敦，恢復了長期國會(Long Parliament)，為國王的返回鋪平道路。

王政復辟
　　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在重新實行統治的條款中為每個人提供一些好處。他將頒布大赦，尋求寬容的宗教和解方案，保證私人財產的安全。1660年最後產生的非常議會宣布國王和貴族復位，解散軍隊，為國王確立固定收入，歸還王室和主教被沒收的產業。但是，在宗教和解方案方面沒有取得進展。然而，接著而來的騎士國會(Cavalier Parliament,1661～1679)卻建立嚴格的英國國教正統觀念，開始在紳士與牧師之間建立一種後來支配英格蘭地方社會達幾世紀之久的聯盟。國王勉強簽署的《宗教考查法》(Test Act,1673)通過，有效地排除英國國教徒以外的一切人士擔任國家職務。在經濟上，查理二世繼承了某種繁榮。保護國對法蘭西和西班牙的戰爭擴大了英格蘭的殖民領地，殖民地貿易成為王朝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然而，查理與議會發生爭執，以他的天主教傾向使許多議員震驚。他的兄弟和繼位人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是一個公開的天主教徒。他進一步向議會挑戰，甚至企圖將他的支持者塞滿議會。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妻子生下一個男孩，這使人們擔憂另一名天主教徒將繼承王位。對詹姆斯的支持瓦解，他逃離國家。奧蘭治的威廉曾計畫不論用何方式入侵英格蘭，這時被邀請來英格蘭以改善局面。他在1689年即王位。
　　威廉和其妻瑪麗統治時期創辦英格蘭銀行以資助擴大的國債。議會在1701年也通過《王位繼承法》(Act of Settlement)，將王位的繼承權授予詹姆斯一世的孫子，即漢諾威的索菲亞(Sophia of Hannover)及其子喬治，從而保證新教徒將繼承王位。這項法案確立議會對君主制取得1649來所達到最大程度的控制。也許威廉與瑪麗在位時期的政治生活中最有重要意義的發展是兩個定義明確、相互對抗的政黨的成長，分別稱為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 一般說來，托利黨代表英國國教、土地和消極服從原則。輝格黨則支持宗教上不信奉國教者，並提倡實行一種有活力的對外政策。
　　英國的首相*

18世紀
　　安妮女王統治時期(1702～1714)對西班牙的戰爭促成直布羅陀和梅諾卡(Minorca)島的占領，英格蘭成為西地中海居支配地位的海上強國。1707年起與蘇格蘭聯合。根據《聯合法》，自由貿易確立，蘇格蘭長老派受到保護。條約條款規定在英格蘭議會下議院要有45名蘇格蘭議員，在上議院有18名議員。
　　當漢諾威選侯路德維希(George Ludwig)於1714年即王位時，英格蘭繁榮而團結，且已成為首要的歐洲強國與帝國。它已經在直布羅陀、梅諾卡、新斯科舍、紐芬蘭和哈得遜灣獲得新殖民地以及西班牙新世界的貿易租借地。在歐洲事務方面，不列顛在漢諾威王朝繼位後的25年中能夠避開戰爭，而這個漫長的和平對新朝代的生存與成功是關鍵性的。
　　輝格黨在這些年中占優勢，而其領袖華爾波爾(Robert Walpole)時常被稱為不列顛的第一任首相。經濟成長持續不斷，反對宗教上不信奉國教者的法律有所改善。華爾波爾任期之久超乎尋常，但1742年他被迫下台，顯示國王不能再保留一位在下議院無法控制多數席位的首相。如果首相想要留任，他們需要議會與君主的支持。
　　一次為斯圖亞特王室恢復王位的企圖使不列顛在1745年發生叛亂。叛亂終告失敗，但是因而導致將蘇格蘭與王國的其餘部分更徹底地結合起來的努力。
　　不列顛與法蘭西在殖民方面的對抗促使「七年戰爭」在1756年爆發。不列顛在這次戰爭的成功使它在全世界獲得眾多的屬地和巨大的威望，但過高的代價迫使它在所有的殖民地措籌收入，加緊控制帝國體制。這些年中在位的國王喬治三世是不列顛君主中最具爭議性的一位。在他統治時期的最初10年中，政府更迭不下7次。這個時期也是農業歉收、食品價漲、失業不時發生的時期。人民鼓動要求實行議會改革，並普遍授予有動產的人選舉權。英格蘭以及美洲的殖民者對議會改革與納稅義務之間的聯繫較先前更感興趣。
　　美洲爭端是1760年代不穩定局勢中最後的和最多變的一次。甚至在1775年戰爭爆發時，不列顛對美洲戰爭的態度始終是複雜的，而美洲人在某些階層卻獲得很大支持。針對美洲人所作的戰爭努力所以受到阻撓是因為國內社會騷亂不安(在倫敦和其他地方發生嚴重的反天主教暴動)同時海軍經過「七年戰爭」仍然欲振乏力。不列顛在1783年承認美利堅合眾國獨立。
　　在小庇特(Williom Pitt,the Younger)幹練的領導下，不列顛從1775～1783年的事件中迅速恢復過來。這種復原部分是由於工業化帶來的結果。18世紀末，工業化對於不列顛已不新鮮，但在1800年不列顛是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這個國家有一批瀕臨大西洋的天然港灣、大量的沿海航運和良好的內河航道系統。到1760年代不列顛已有長達1,610公里(1,000哩)的內陸運河，而且這個國家有豐富的煤和鐵礦。也許，最重要的是，不列顛能夠在國內和國外依賴廣大的顧客來購買其貨物。其殖民地供給它原料，同時也成為受控制的顧客。
　　如果工業化使不列顛在歐洲享有經濟優勢，那麼，拿破崙戰爭(1793～1815)也使它獲得政治上的卓越地位。雖然不列顛海軍獲得許多重要的海戰勝利，但陸戰卻是持久的，因為法國在陸地占有軍事優勢。1809年形勢開始轉變，1812年起拿破崙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雖然拿破崙在滑鐵盧遭到最後失敗(1815)是聯軍共同完成的，但不列顛應居首功。這種足為典範的勝利幫助不列顛在未來的100年中支配著歐洲及世界許多地方。不列顛對拿破崙戰爭的最終成功，和它在這整個時期的重要性一樣，主要歸功於其財富。但是，不列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歸功於其海軍力量，還有其統治階級在這個時期的帝國擴張中特別顯著地表現出來的精力與進取精神。不列顛尋求經由立法、戰爭和個人的冒險精神以擴大其控制。不列顛在這個時期內進行的每場重大戰爭都增加其殖民力量。到1820年它所統治的領土總人口為2億，占世界總人口的26％。兩首國歌︰「天佑吾王」和「不列顛的統治」創作於這個時期也許並非偶然。對享有特權的人物和富人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充滿自信與傲慢的時代。
　　不列顛居世界優勢的地位無法掩蓋國內問題。不列顛的持續工業化導致實業家與地主利益間的鬥爭，並且形成一個煽起許多社會動亂的勞工階級。對天主教徒和不信奉英國國教者的宗教歧視繼續存在，選舉權仍受到極端限制。為解決愛爾蘭問題所作的嘗試導致1801年締結《合併法》。這個法使愛爾蘭與大不列顛合併，而產生英國。愛爾蘭的新教選民獲准選出100名代表參加議會。天主教徒被排斥在這一安排之外，必須等到1829年獲得完全的不列顛公民身分為止。

19世紀
　　19世紀上半葉也發生人民憲章運動(Chartism)與反穀物法聯盟這類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人民憲章運動者鼓吹實行議會與選舉制的改革，反穀物法聯盟要求廢止穀物進口稅。這種運動導致許多重要的法令的產生。1829年解放愛爾蘭天主教徒。1832年《改革法案》獲得通過，以擴大選舉權範圍。1833年在整個帝國內廢除奴隸制。《改革法案》極為重要，但是它決不是一項民主措施。它是關於使中產階級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改變政府的基礎。然而，它卻促使選區進行重要的重新調整和選舉權方面的改變。那些曾經預言這個法案將意味著革命的托利黨人卻錯了。新下議院的組成與舊下議院沒有多大差異。它繼續反映的是財產而非人口，而地主利益仍然絕對是它所代表的最大利益。
　　子女眾多而且長壽的維多利亞女王在1837年即位。經歷過這些改革歲月的騷動，維多利亞王朝中期的英格蘭是相對平靜的，而王室被許多維多利亞中期人士看作社會的中心人物。在這些年中巨大的個人創造力被發掘出來，而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風尚(也許這是歷史上唯一與君主之名相聯的風尚)，開始代表著一組約束性的道德特質——「品格」、「義務」、「意志」、「誠摯」、「勤勞」、「高尚的舉止和行為」及「節儉」。這些美德不僅為力求上進的資產階級所擁有，而且對其他階層也具有吸引力，不論是貴族或工會會員。
　　許多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的批評意識——至少就見解而言——不可避免地涉及宗教問題，正如涉及社會或政治問題一樣，而維多利亞時代關於遺傳下來的聖經宗教的懷疑是這個時期共同的主題，正如維多利亞時代的信仰一樣。地質學與生物學方面的發現繼續挑戰過去傳下來的宗教年代學中所有被接受的見解。對宗教最深切的挑戰也許隨著達爾文的《物種源始》而產生。然而，這個挑戰既不是前所未有的，也不是唯一的。
　　在這些爭議背後，各方面都有許多信念的跡象顯示，探討本身如果自由地、誠摯地進行決不會使關於品行的共有的理想化為烏有。人們感到標準在制度方面以及個人生活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因此在這些年中，文官制度的擴大涉及制度化的卓越道德準則的發展。隨著1853～1854年發布的報告，有一個文職人員委員會成立。文官制度許多部門的招收和擢升人員的辦法依靠競爭性考試。1870年的一項樞密令使這一制度成為強制性的，但外交部不在此限。擴大的文官制度已經形成，但是它沒有受到政治上任意授權多少影響，而且幾乎是完全廉潔的。
　　帕麥爾斯頓(Palmerston)勳爵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中期以居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出現，這正是因為他反對戲劇性的變化，同時因為他了解怎樣在未徹底改革的憲法範圍內操縱政治，他寧可要建立在牢固社會基礎上的英格蘭憲法體制，而不要歐洲大陸的專制主義，但他有壓倒一切的迫切欲望，即獲取其目光所及的英格蘭利益。他的干預並不限於歐洲，1840～1841年他迫使中國的港口開放外商貿易，而根據《南京條約》(1842)，他取得了香港。帕麥爾斯頓去世後，議會改革的問題再次浮現，1867年通過第二改革法案。這個第二改革法案由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首先提出，但由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通過。這兩位人物在19世紀最後25年中支配著不列顛政府，兩人代表著導致輝格黨變為自由黨、托利黨變為保守黨的轉化。
　　格萊斯頓的自由黨完成愛爾蘭教會與政府的分離、《愛爾蘭土地法》、《教育法》(這類法中最早通過的一項)及使工會合法化的《工會法》。迪斯累利也主持了社會立法，負責通過在各地區設立一個公共衛生委員會的《公共衛生法》，並將每週工作時數改為56小時。
　　格萊斯頓和迪斯累利都效忠於帝國制度。到1890年代帝國主義不僅與尋求原料和市場的商人經濟利益以及被帝國冒險事業激起的大眾熱情相關聯，而且與王位的傳統光榮聯繫起來。建立保護國和獲得殖民地的進程在這些年中持續下去，雖然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發生一些殖民地危機和小規模的殖民戰爭。不列顛感到很難在政治上或憲法上使帝國同心協力。帝國擴張的進程一貫是複雜的，而且始終沒有一個最有力的帝國理論，也沒有一個解釋它為何產生的單獨說明。白人殖民地如加拿大、紐西蘭或澳大利亞各州在1839年後都被授予自治政府的實質權力。然而，對印度的占領不是由於它的同意而是由於征服。1857年的印度「兵變」被鎮壓下去，一年後東印度公司被撤銷，總督的新稱號建立起來。1899年南非爆發一場代價高昂的戰爭，不列顛損失22,000人的生命。它提出了在保健與教育方面實行更開明的社會政策的要求。
　　到19世紀末維多利亞時代風尚的社會基礎開始破敗，而經濟條件的變化具有最重要的地位。1873年維多利亞中期的繁榮已達到頂峰，此後，雖然國民所得繼續增加，但在利潤率(profit margin)方面卻有持久的壓力。國內的這些經濟困難大部分被不列顛作為銀行家與金融家的國際經濟力量所抵消。但是，不論價格漲跌，不列顛的勞工變得日益不滿，更明確地表達其觀點，更嚴密地組織起來。1900年2月在倫敦召開勞工代表會議，會上工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同意成立一個委員會，努力使勞工議員重新回到議會。這次會議標示著20世紀工黨的起點。它最後取代自由黨，成為國家第二個政黨。

20世紀
　　《議會改革與國家保險法》的制訂是20世紀早年的標誌，但愛爾蘭仍是真正的政治問題。為獲得內部自治的努力轉為要求獨立的呼聲，1914年只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避免一場內戰。1916年都柏林爆發公開的叛亂。雖然被英國鎮壓下去，但這次叛亂標示著愛爾蘭獨立戰爭的開端。
　　雖然不列顛所受的物質損失遠少於法國，而且不像義大利那樣經歷政治革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不列顛造成的根本影響可能超過任何其他西方盟國，而且看來也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影響。它提供機會使政府在經濟事業、保險、鐵路與煤礦的管理，尤其是在龐大的軍火服務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實驗。政府直接投入製造從飛機到鋼盔一切可以想到的武器。另一方面在向成千上萬的男女戰時工人提供住宿、消遣和醫療方面也開始重要的社會實驗。這些努力大部分十分成功，戰後為人們所評論和追憶，因為當時人們聲稱一個能製造大炮的國家也能夠建造房屋和學校，而政府則是理想的雇主。這場戰爭是促使社會與經濟變化的巨大催化劑。
　　戰爭在經濟上給不列顛造成嚴重的損害。不列顛已成為一個債務國，其工廠獲准縮減成本。《凡爾賽和約》使得國外市場保持蕭條，其後果則使不景氣和失業而非繁榮和景況更好成為兩次大戰之間的特徵。
　　1919年戰爭又在愛爾蘭爆發，英國人無法予以制止。1921年北愛爾蘭6個信奉新教的郡接受在英國統治下實行內部自治，但是南部為爭取完全獨立而戰鬥。1921年不列顛承認其獨立。
　　大蕭條期間發生英王愛德華八世遜位事件︰國王希望與一個離婚的美國女子結婚，卻遭到首相和英國社會大部分人士的強烈反對。當時英國在政治上實行一種現在所謂的「綏靖」政策，致力阻止歐洲戰爭。1938年張伯倫首相談判締結《慕尼黑協定》，接受德國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Sudetenland)。 但是，希特勒於1939年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其餘地區，張伯倫改變了政策，提出確保波蘭領土的要求。幾個月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希特勒希望迫使英國退出戰爭，1940年8月發動「不列顛戰役」。英國經歷毀滅性的空襲達6個月之久，死傷23,000平民，但仍堅持戰鬥。邱吉爾在這些年中鼓舞人心的政治領導反映出全國對戰爭所做努力的決心與支持，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教訓也許是讓人認識到一個擁有幾百年個人自由傳統的民主國家能夠在大眾的認同下為全國性的巨大努力而動員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英國團結起來，達到以往罕見的程度。
　　戰爭在經濟上剝奪英國幾乎所有的國外財政資源。以國際的觀點來看，英國已經破產。這時正攬權的工黨開始制定方案，其中某些是該黨從本世紀開始就提出的綱領。鐵路、煤礦和英格蘭銀行的國有化立即開始。此外，道路運輸、船塢港灣、電力生產也都收歸國有。然而，更多的辯論是有關工黨旨在建立一個「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立法。工黨制訂全面的國家保險計畫，使公共援助的實際國有化變為合法，建立一個龐大的全國保健服務機構，為每個公民提供免費的全面醫療服務。
　　英國也開始從帝國撤退，這並不完全偶然。戰後的政府迅速決定英國必須撤離印度。這項決定宣布於1947年6月3日戰後財政危機達到頂峰時，英國在印度的行政管理在10週後結束。緬甸和錫蘭(斯里蘭卡)在1948年初獲得獨立。事實上，英國別無選擇，只好從它不再擁有軍事與經濟力量加以控制的殖民領地撤退。可以說，不列顛帝國有條不紊的和莊嚴的告終使大部分前殖民地國家能夠和英國仍保持友好關係，這是工黨最大的國際成就。
　　1956年保守黨政府試圖挽回從帝國的撤退，採取的手段是在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後企圖重新占領運河。這種在帝國冒險中所作的過晚實驗招致美國、英國自治領以及事實上在英國內部的廣泛批評。雖然1956年聯合國緊急救援部隊取代了英國(和法國)的軍隊，已使英國政治出現往後國外爭端很難造成的那種分裂局面。
　　19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英國經歷經濟擴張和繁榮，但由於在1957年拒絕參加歐洲共同體，因而無法分享西德領導的歐洲生產與貿易的驚人成長。到60年代中期有跡象顯示英國的繁榮正在衰退。工會的騷動與北愛爾蘭的暴力行動進一步困擾英國經濟。1979年保守黨在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領導下再次執政。
　　柴契爾夫人著手結束英國的社會主義。她最引人矚目的動作是通過一系列持續的法令，將工黨在過去40年中置於政府控制下的幾乎每個工業以及一些在國家手中長達一個世紀或更久時間的工業非國有化。但是，也許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在舊有的重工業高度失業率的幫助下贏得與工會奪取權力的競爭。柴契爾夫人繼續採取行動使次要罷工和抵制變為非法，為違反法律的行動規定罰金和工會經費的分配，並採取措施結束不雇用非工會會員工廠的做法。柴契爾夫人所獲的幫助源於世界經濟復蘇和通貨膨脹程度減低，也源於出售給投資者工業的收入以及向國外出售北海石油所獲的巨款。1982年春她派遣武裝力量從福克蘭群島驅走阿根廷軍隊則聲名大震。1990年柴契爾夫人由於徵收不受歡迎的人頭稅而被迫辭職，由梅傑(John Major)繼任保守黨黨魁和英國首相的職位。1992年4月在梅傑的領導下，保守黨仍於大選中獲勝。
　　儘管遭到強烈反對，英國於1993年晚期批准了歐洲聯盟《馬斯垂克條約》(Maastrrcht Treaty)，倫敦和都柏林的兩國政府宣布有關北愛爾蘭的一項重要和平倡議。
　　梅傑的政府逐漸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工黨在布萊爾(Tony Blair)領導下，進行了本質上的改造運動，拋棄了社會主義的包袱，形成所謂的「新工黨」。1997年5月保守黨在大選中落敗，結束了18年的執政地位。布萊爾則成為英國自1812年以來最年輕的首相。
　　布萊爾政府承諾「我們以新工黨資格參選，也將以新工黨來管理」，它接受了柴契爾的某些政策，但也實現了在它的宣言中所承諾的若干改革。在布萊爾最大膽的行動之一中，他的第一個重大創舉是授予英格蘭銀行決定利率政策的權力而毋須向政府諮詢。工黨政府簽署了《歐洲聯盟的社會大會條約》(該條約的目的是協調歐盟在工作條件、工作場所的平等以及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等問題上的社會政策)，而置多數派早先達成的「放棄選擇權」機制的共識(他們贊成反對條約的保守派)於不顧；幫助北愛爾蘭的共和派與聯合派達成協定；實現「首相問答時間」形式的現代化，在這段時間裡，要求首相個人回答反對派提出的問題；在引入單一歐洲貨幣以及選舉制度的改革問題上承諾舉行全民公投。布萊爾與自由民主黨領袖阿什當(Paddy Ashdown)發展起了真誠的工作關係，兩人同意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協調憲政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1998年5月倫敦的選民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政府有關成立新議會，以及該市第一次直接選舉市長的計畫，結果產生了自1986年柴契爾廢除了大倫敦委員會後倫敦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