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資本與網絡：上海城市勞動力新移民的系統分析
2008/07/23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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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資本與網絡：上海城市勞動力新移民的系統分析
作者：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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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城市農民工是流動性人口，還是勞動力移民？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城市農民工的理解一直是放在「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動人口」、「外來人口」等既有的框架內來進行探討與解釋的，其政策的落腳點和解釋的出發點都放在「外來」和「流動」上，認為農民進城經商務工只不過是為了追求一時的經濟報酬而暫時來到城市，是屬於一種季節性的人口流動現象(李培林，1996；蔡昉，2000；王春光，2001； Roberts，1997；Chen，1996；Mallee，1996)。因此，城市政府把積極為他們辦理「暫住證」作為一項實事工程來抓，並在制度上設置「外來人口管理辦公室」等類似機構來統一管理他們。如果說城市農民工在20世紀80年代進城的初期，其特徵多半是流動人口或外來人口還可以理解，那麼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那些已經生活在城市數年甚至10多年的農民工群體，難道還只是城市的「流動人口」？難道他們就沒有長期移居城市的願望與期待？
帶著這個問題，筆者曾經於2002年6月、2003年10月、2004年11月連續三次對在上海打工三年以上的農民工群體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發現農民工群體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平均年限為5年半，有90.7%的農民工表示「如果政策允許，我願意長期移居上海」，只有不到10%的農民工表示現在還說不清。1國內外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經驗研究也表明，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再把進城打工僅僅看作是獲得相對較高的經濟報酬了，而是存在著強烈的向城市移民的傾向，特別是那些來自農村的流動者，除非受到強迫，多數人都表示不打算再回到農村，他們中的很多人實際上與家鄉僅保持著微弱的聯繫（李路路，2002）。2這些長期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實際上已經完全構成了城市的新移民。肯尼斯·羅伯特(Kenneth D.Roberts，2002)通過對上海已婚女性農民工的調查研究，發現她們絕大多數都是潛在的定居者(potential settlers)，而不是臨時的流動者（temporary floaters）。這些主要靠出賣體力而在城市頑強生存的人們，即不能像那些苦讀十年寒窗書，通過大學入學考試和畢業分配來擺脫農民身份，從而實現向城市陞遷的「知識移民」，也不能像那些腰纏萬貫，通過投資設廠和購買住房，從而實現向城市進軍的「投資移民」，他們只有體力，但是他們憑藉著自己的雙手和堅忍的毅力同樣在城市裡擁有了固定的住處和穩定的職業。他們與農村的知識移民、投資移民一樣都是來自中國最底層的精英，但是，他們卻至今還沒有享受到城市「新移民」的待遇，至今仍然游離於他們生活多年卻又無法親近的城市體制之外。他們為城市做了大量高強度的三D工作（dirty，dangerous and demeaning），但城市僅僅把他們看作是一群完成工作就會回家的外來人口而已（Roberts，2001）。3即使這樣，他們還是強忍著諸多的不公正待遇頑強地過著「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生活。
對此，筆者認為，我們必須改變以往只停留在「外來人口」、「流動人口」的研究框架和思維習慣，從「移民」的角度來研究城市的農民工群體。「移民」可以說是當代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據聯合國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於2002 年10 月發表的《2002 年國際移民報告》估計，全球移民人口總數已經達到1. 75 億，比1975 年增長了一倍多。該報告稱，在發達國家，幾乎每10 人中就有1 人是外國移民，而在發展中國家，平均每70 人中有1 人是移民(UN，2002)。中國自三峽工程建設以來，「移民」一詞也早已成為各種媒體和公眾談論的熱門話題。從國內外對移民研究的歷史來看，絕大多數的研究把「移民」的對象限定在國際移民上，如歐洲和北美地區對外籍移民的研究，以及中國國內以史學界為主的對華人華僑的研究，其研究對像主要就是那些國際移民，並在移民研究理論上形成了一些富有影響的理論觀點。4但是，就對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而言，大規模的國內移民與國際移民一樣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當前，中國大量的農民工源源不斷地湧向城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本質就是一種勞動力移民（尤其是那些已經居住在城市多年的農民工），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在城市定居的願望和追求，只是由於戶籍管理和城鄉分治的格局人為地阻止了他們的自由流動和移民願望（這也是他們大多缺乏組織化遷移的主要原因）。而且，就中國國內的這種勞動力移民來說，其與國際移民現象也有許多相似之處，牛津大學的弗蘭克·彼克（Frank Pieke）通過對歐洲的中國移民和中國國內移民的對比研究，發現中國的國際移民與國內移民在移民關係、勞動就業、社會交往、民族認同，以及與家鄉的聯繫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大量的相似性，只是中國政府和學者一直在做的國內移民調查研究更多是從人口統計學意義上來進行的，並稱之為流動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或剩餘勞動力(surplus labors)而已(Pieke，1996)。有學者估計，在1990－1996年間，中國每年大約有5000-6000萬農村勞動力由農村流動到城市，其中有1000-1500萬人口（即大約1/5）事實上成了城市永久性的移民(Wu and Zhou，1996)。還有一項對在北京、蘇州、武漢和深圳四城市企業「打工妹」的調查，結果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是與自己丈夫一起來打工的，而且打工時間越長的，移居城市的願望就越強烈（Knight，Song and Jia，1999）。儘管至今我們還無法準確知道究竟有多少農村勞動力自改革開放以來成了城市真正的新移民，但學者們通常的估計是在占農民工總數的1/5到1/4之間（Roberts，2001；Zhao，2000）（見表1）。
表1：1990-2002年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和移民人數（單位：萬人）
說 明：此表是作者本人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有關部委的大型調查，並綜合國內外有關專家的研究成果估算出來的。在這裡，農村勞動力流動人數僅指勞動力本人的流動，不包括他們的家屬。每年度的移民人數估算是指所有此前年度的累計人數，其主要是指已經在城市獲得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住所，並準備長期移居在城市的原農村人口，無論其是否擁有城市戶口。
相對於通過畢業分配、工作調動等正規渠道而移民到城市的人來說，農民工只是一群勞動力移民（labor immigrants）。但就目前大城市中的勞動力移民構成而言，他們不完全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移民，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其他中小城市的下崗職工，他們與城市的農民工群體一樣，主要靠出賣體力為生或從事一些低技術的工作。因此，在經驗研究層面上，筆者在本文中所討論的上海農民工群體實際上是指勞動力移民，這些勞動力移民通常居住在城鄉接合部或城市中心的棚屋區裡，主要是一群通過非正式渠道來實現自我的勞動力區域轉移，並在城市中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簡單再生產工作，但又已獲得相對穩定工作和固定住所，且主觀上具有永久定居城市的新移民群體。5筆者之所以把這一群體稱之為新移民群體，是相對於20世紀80年代以前從農村移居到城市的老移民而言的。與那些老移民相比，他們最大的區別是他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自己什麼時候遷移到什麼地方，政府不再禁止他們流動了，但同時，他們仍然受制於戶籍制度的約束，即使他們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且具有強烈的定居願望，卻仍然無法獲得像老移民那樣一旦移居成功就會得到合法的制度認可。所以與80年代前的老移民相比，他們擁有了許多自由，但卻無法真正獲得城市移民的身份認同。這些勞動力新移民實際上成了跨越「工—農」兩大產業與「工人—農民」兩大階級的新群體，也是跨越「城市－鄉村」兩大社區與「發達—欠發達」兩大地區的新群體。
雖然由於受政策、制度等結構性條件的限制，目前城市勞動力移民在數量上與整個流動人口相比還不是很多，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群非正式的勞動力移民卻起著對舊有秩序「解構」和「重構」新秩序的先導作用，其不僅有助於打破「戶籍」這種長期以來制約中國農民社會流動的制度，而且還能產生積極的社會文化後果，使他們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盡早地納入到現代化的軌道上來，並因此產生強大的輻射效應，從而為整個農民的市民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正是勞動力移民城市的這種強烈願望，使得中國的人口管理體製麵臨著越來越多的考驗，並可能由此而改變未來中國城市的社會結構狀況。
二、有關移民的社會學研究概況及本文的分析思路
在社會學中，有關移民的研究一直是一個重要領域。早在19世紀末，社會學家萊文斯坦（E. G. Ravenstein）就開始了對人口遷移問題的研究，並撰寫了《移民的規律》一文，首開了對移民及其規律進行「一般性研究」，萊文斯坦也因此成了移民社會學研究的奠基人。時至今日，社會學在研究規模上依然保持在移民研究領域中的領先地位，並形成了「移民社會學」這一富有影響的新興分支社會學。6
以當今社會學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移民問題可以說一直處在美國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地位，從早期的國內移民到現在的國際移民研究，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與移民相關的。我們僅從社會學中久負盛名的芝加哥學派就可以略知一二。芝加哥學派主要對美國的第一、二代移民展開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不僅在方法上開創了把人種學與人口統計學相結合的主流移民研究法，而且還創造了大量今天被人們所熟悉的社會學概念，比如：同化(assimilation)、居住隔離(residential segregation)、職業專門化(occupational specialization)、邊緣性(marginality)、種族關係圈(race relation cycles)等。7
然而，當經濟學家「發現」代際同化和人類學家為避免使用「同化」一詞甚至有意扭曲他們的田野故事時，社會學不得不開始反思自己以往的看法和研究了。從早期社會學對移民的理性認識來看，其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移民的原因與過程；二是移民的定居及其生活重建。直到現在這一研究主題仍然是許多學者研究的目標。然而，隨著學科間互動頻率的增多和交叉問題的不斷出現，跨學科和多維方法的運用已成為當代移民研究的一個主要趨勢，從近30年來歐美學術界對移民問題的研究來看，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地理學、人口統計學、社會心理學等多種學科都已經紛紛介入到了當代移民研究領域，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對近代以來的大規模移民現象做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從而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大大拓展了社會學既有的研究框架，也在整體上提升了整個移民社會學研究的層次（Ruben G Rumbaut, Nancy Foner and Steven J Gold, 1999,1258-1260）。8
由於移民研究和移民本身的複雜性，本文不是企圖對中國勞動力移民現象做整體性的分析，而只是就勞動力移民的動因這一傳統研究主題進行多元分析。筆者曾經在《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6期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從生存理性選擇到社會理性選擇：當代中國農民外出就業動因的社會學分析」，其實質是從微觀的角度來分析農民外出就業的原因，而對宏觀層面的制度因素和中觀層面的社會網絡對農民外出就業的影響沒有進行分析(文軍，2001)。本文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對上述研究的一個補充和修正，其中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就研究對像而言，本文的分析不再是泛談農民外出就業或人口流動的初始行為，而是主要集中在具有勞動力移民傾向的群體上面，這一群體不僅在外出就業行為上具有持久性，而且本身將很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城市新移民的主體。二是就分析的範圍與方法而言，我們將打破只從單一的層面來分析農村剩餘勞動力外出或農村流動人口的框架，而是以移民的系統理論為指導，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進行分析。其基本思路：一是從宏觀歷史和制度設置的層面入手，來探討中國勞動力移民形成的制度原因及其存在的障礙。該視角以制度變遷理論為指導，著重於考察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城鄉比較差異在促進勞動力移民時受到的制度約束及其變遷的可能路徑。二是從中觀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層面入手，來探討哪些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在勞動力移民中可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該視角以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理論為主，著重分析勞動力移民過程中的社會網絡及關係資源，尤其是在城市的網絡資源、職業經歷、生活體驗對勞動力移民的影響。三是從微觀的人力資本層面入手，來探討哪些人力資本將有助於勞動力移民的實現。該視角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著重分析文化、教育、年齡、性別、經濟狀況、知識技能、生活方式等對勞動力移民的影響。
三、資料來源與統計數據的人口學分析
本文分析依據的數據主要來源於前述的筆者於2002年和2003年兩次在上海市所做的有關城市農民工的調查，其分析對像為符合我們前面對「勞動力移民」界定的780名農民工樣本（其中包括少數來自其他城市的打工者），以及筆者於2004年11月在上海市棚屋區所做的有關勞動力移民的補充個案訪談。調查對像均為1980年代以來移居上海的勞動力新移民群體。9為便於進行對比和整體性把握「流動人口」與「勞動力移民」的區別，在涉及「流動人口」數據方面，主要採用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和上海市2000年所做的流動人口抽樣調查的一些數據，本人所使用的數據，除特別說明以外，均來自於筆者自己組織的調查數據。此外，筆者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曾於2001年組織本系學生對上海的新移民進行過深度訪談，其中相當一部分的訪談對象也是以勞動力新移民群體，其已經正式出版的訪談資料也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資料（陳映芳，2002）。
就上海整個流動人口而言，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上海有387萬流動人口（2003年已經達到了499萬），10其中有305萬常住上海半年以上，已經佔到了上海常住人口總數的18.6%。2002年12月，由上海市人口情報中心、復旦大學人口所、上海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浦東新區外來人口辦公室等單位合作進行了「上海市外來人口監測體系試點調查」，取得有效樣本2690份。結果發現，居住半年以內的人口比重為22.5%，半年到1年之間的比重為22.1%，1年到3年之間的為24.6%，3年到5年的11.7%，居住5年以上的為19%。這個結果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基本一致，如果以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作為長期居住人口，常住上海的外來流動人口已佔流動人口總數的77.5%，他們平均滯留上海的時間為3年零5個月（見表2）。11
表2 上海市外來人口的居留時間（2002年）
資料來源：上海市人口情報中心、復旦大學人口所等單位2002年實施的「上海市外來人口監測體系試點調查」
就上海市流動人口的空間分佈來看，其主要集中在浦東新區、閔行區、寶山區等新開發的城區中。來滬5年以上（含5年）的常住流動人口的居住空間分佈也大體如此。如果我們將上海市劃分為中心城區、新建城區和郊區三大部分，12那麼，常住流動人口在新建城區分佈最多，佔其總量的48.4%，其中又以浦東新區、寶山區、閔行區分佈數量最大。分佈於中心區的次之，佔了35.6%，分佈於郊區的最少，僅佔16.0%（丁金宏，2002）。
就年齡構成來看，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資料，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口的年齡分佈主要在20-40歲之間，佔整個外來流動人口的64.4%。其中「經濟型外來流動人口」（主要指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的流動人口）年輕化趨勢更為明顯，20-40歲達到了75.5%。根據我們2002年和2003年兩次所做的抽樣調查，1960名外來人口中平均年齡為26.8歲，其中年齡高峰段為25-29歲，佔整個調查人數的25.1%，說明外來人口有進一步低齡化的趨勢，但總體上也基本與2000年時的人口普查一致。同時，通過對來滬三年以上的780名勞動力移民的年齡分析，我們發現他們的年齡高峰段在35-40歲之間。這一年齡段的移民佔整個移民的比例達到了45.4%。與1980年代初期的老移民相比，他們相對比較年輕，但與新生代的外來人口相比，他們已經是城市的老移民了，因為他們大多是在90年代初期以後先後來到上海的，已經積累了不少的城市生活經驗和工作技能，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經學會了上海話。13
而且就就業規模而言，上海市統計局2003年調查報告也顯示，上海外來就業人口規模已達375.09萬人，比10年前幾乎增長了１倍，年均增長7.1%，占全市整個就業人口中的39.5%。也就是說，上海現在每５名就業人口中，約有兩名是外來者，上海市以戶籍人口為主要勞動力資源的格局已經改變(《解放日報》，2004)。14由此看來，流動人口在上海的居留時間不僅已長期化，而且獲得穩定工作和收入來源的比例也在不斷增加，他們與城市的關係日趨緊密化。這一變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並促使我們重新認識這些被長期稱之為「流動人口」的城市新移民。
四、上海勞動力移民的制度設置及其影響
制度及政策可以說是影響移民的核心因素。有數據表明，在30年前，全球大約只有6 %的國家政府對移民實行限制政策，而目前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40 %（Hugo，1994）。在早期的移民問題研究上，許多學者認為影響移民的主要動因在於經濟因素。比如，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equilibrium theory）和著名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都強調「個人最大效用原則」在移民過程中的作用，認為地區間的收入差距是引發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只要兩個地區間存在著經濟發展上的勢差，就一定會引發移民浪潮，直到兩地間經濟發展水平趨於平衡為止。此後，無論是把家庭而不是個人看成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移民主體的新經濟移民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還是認為發達國家內部由於存在雙重勞動力市場，本地勞工不願意進入下層勞動力市場，因而需要外來移民補缺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或者是強調經濟全球化影響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幾乎都是從經濟學立場上來解釋移民現象生成的原因。
其實，在當代移民問題上，無論是國際移民還是國內移民，制度、政策、文化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大，至少已經成為移民動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以中國為例，1958年曾以「共和國主席令」的形式頒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正式確立了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和憑證落戶制度，將全國公民明確區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並且個體從一出生就被烙上與生俱來的、制度性強加的身份，這意味著農民主動選擇自我身份道路的堵死。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中國一直是實行嚴格的人口遷徙管制制度，除了國家政策允許的移民，勞動力自由遷徙幾乎是不可能的，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率幾乎成了世界上最低的（見表5）。15在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管制下，16農村要移民到城市，其途徑基本上只有三條：一是通過聯姻，或者被沒有小孩的直系親屬收養。二是被城市工廠招聘進城，然後獲得城市戶口，但這種機會極少。三是考大學或參軍，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城市，或做了軍官以後轉業被安置到城市工作。這三條道路不僅狹窄，而且競爭異常激烈，一般的農村居民實際上是很難走通的（Zhao，2000）。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隨著中國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農村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國家開始提倡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並逐步放寬了對農民進城的限制（尤其在小城鎮）。進入90年代後，在經歷連續三年賣糧難之後，政府開始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入集鎮、小城鎮經商務農。1992年，標誌著限制人口流動的糧票制度在無聲無息之中終於取消了，並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強烈鼓動下，積壓多年的農民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勞動力遷移浪潮，從1992年的4000萬人到1996年的7200萬，再到2002年的9400萬人，短短的10年間，中國的農村流動人口就已構成世界最大規模的移民浪潮（見表1）。儘管這些流動人口至今還受到戶籍制度的約束，但中國政府畢竟在糧油制度、就業制度、居住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如果歷史地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關國內移民的制度設置，我們大致可以把1979年以來移民政策的演變劃分為四個階段（Huang and Pieke，2003）：第一階段是1979年至1983年，仍然處於政府禁止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階段；第二階段是1984年至1988年，政府開始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經商務工；第三階段是1989年至1991年，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徵就是「勞動力移民」問題開始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甚至將其稱之為「盲流」，政府也開始覺得有必要實施干預與控制；第四階段是1992年至2000年，這一階段中央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農村勞動力移民的，但1994年以後，由於城市下崗失業等問題的增多，許多大城市紛紛加強了對外來移民的控制。17直到2000年前後，隨著各地戶籍改革的呼聲和步伐越來越大，許多省市開始放鬆對外來人口的管制，部分外來人口中獲得合法性「移民」身份認同的人數越來越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勞動力移民的增長。
以上海為例，為加強外來人員的管理，早在1984年11月28日上海市政府就批准實施了《上海市外來寄住戶口管理試行辦法》，1988年7月又頒布了《上海市暫住人口管理規定》，規定「凡外省市來滬人員在本市暫住三日以上及本市市民在本市區與縣之間和縣與縣之間來往暫住三日以上的，必須辦理暫住登記」。該規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大量來滬人員的管理，其全部條款幾乎都是暫住人員需要恪守的義務和需要承擔的責任。1990年代初期，隨著中國戶籍管理制度的整體性鬆動，1994年2月上海市頒布了《上海市藍印戶口管理暫行規定》，開始有條件地啟動「移民」政策，並規定凡持藍印戶口到一定期限後可直接轉為常住戶口，成為上海的「新移民」。18
自2001年10月1日起，中國開始以2萬多個小城鎮為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但實施範圍主要限於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其他鄉鎮所在地，而且必須是在上述範圍內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才可根據本人意願辦理城鎮常住戶口。這標誌著制約中國農民向城市移民長達50年之久的戶籍制度終於開始解體了。與此同時，石家莊市在全國省會城市中率先宣佈全面拆除戶籍藩籬，緊接著，許多大中城市紛紛效仿。兩年實施下來，也沒有出現原來想像的那樣會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就這樣平靜地在許多地方啟動了，或許，這可以看作是中國移民制度設置中的第五個發展階段吧。
2002年6月，上海也正式開始實行居住證制度，規定從事體育、傳統工藝美術、中醫中藥、農林、畜牧獸醫、室內裝飾等15大類特殊人才，都屬於「引進人才」而可以取得上海居住證，為「知識移民」、「技術移民」開闢了一個「通道」。2004年10月1日，上海又在全國率先實行《上海市居住證暫行規定》，把已經實行兩年的上海市人才居住證的申領範圍從過去的「引進人才」進一步擴大到「在上海市居住的非本市戶籍的境內人員」。而且，在《上海市居住證暫行規定》中，已經把流動人口稱為「來滬人員」，而不是過去所稱的「外來人員」，同時賦予了這些「來滬人員」許多與上海本市居民相同的「市民」待遇，這在制度上更加促成了對外來人員的「移民」認同。19僅僅三個多月時間，就先後有5萬多來滬人員申請了上海居住證。
由此看來，制度設置與政策導向對移民規模和流向的影響是多麼重要。如果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沒有制度上的鬆動，即使城鄉之間存在再大的經濟落差，即使農民有著再強烈的流動願望和外出動力，都可能在剛性的制度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因此，制度變遷是中國勞動力移民產生的一個前提條件，它不僅為移民現象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政治背景和社會環境，而且也為移民行為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據和法律保障。
然而，制度設置能夠為移民提供合法性保障，也同樣能夠成為限制移民的障礙因素。在當前，隨著移民浪潮的全球化、多樣化和加速化，世界各國都表現出了對移民尤其是國際移民浪潮的強烈擔憂，有人甚至把它稱之為人類共同危險時代的到來。但這只是針對國際移民而言的，而對國內移民來說，一般都是採取肯定和引導的態度。遷移不僅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個人的自由。既然同樣生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就沒有理由設置一種制度禁止一部分人移民而對另一部分人卻沒有約束，否則，就是一種不公正。長期以來，中國的城鄉分治實際上就體現了這種對城鄉相互間移民的不平等。如果是勞動力從農村移民到城市，他不僅要在遷移上面對各種各樣的政策約束和制度限制，而且還要在定居上遭遇嚴重的不平等待遇（即使自己擁有定居的一切條件）。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勞動力移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多向度的，任何地區都不可能只對信息、商品、資本實行開放而對人口遷移加以封閉。
今天，以戶籍管理為核心的中國城鄉分治制度人為地把城鄉人口劃為彼此分割且很難逾越的兩大社會群體，其不僅在空間地域上把農民禁錮於鄉土之中，而且在社會基本權益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待遇。即使是那些移居城市多年，已經有固定的住所和穩定的收入來源的農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體制之外，享受不到市民應有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與生活在同一空間，工作在同一單位的城市市民存在著身份與地位的巨大差別，以至於無法融入到城市主流社會之中，這不能不說是制度設置給勞動力移民所帶來的障礙。具體來說，這些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社會身份方面，表現為「農民」與「市民」的差別；第二，在資源配置方面，表現為「農村」與「城市」的差別；第三，在地緣認同方面，表現為「外地人」與「本地人」的差別；第四，在制度設置方面，表現為「體制外」與「體制內」的差別。尤其在制度設置方面，由於沒有給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空間與機會，城市社會也就沒有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成員對待，從觀念到行為，從制度設置到具體操作，都把勞動力移民當作外來人口或流動人口看待，總覺得他們不會也不應該長期在城市社會生存下去，從而對它們構成了一系列的社會排斥，在這種集體排它的制度設置中，這些城市新移民無疑會強化自己對城市社會的不滿情緒，最終導致無論在觀念還是行為上都與城市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結果使得城鄉之間、城市內部之中「二元性」矛盾更為突出。
可以說，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濟較以前已有了明顯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同樣為改革開放做出重大貢獻的農民工不僅沒有平均地享受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實惠，反而在許多方面與城鎮市民的差距越拉越大。令人欣慰的是，從2000年開始，國家關於農村勞動力移民的就業政策已開始發生積極的變化。這些變化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突出強調城鄉統籌就業；二是積極推進相關方面的配套改革。其目的就是為勞動力移民在就業、保障、戶籍、教育、住房、衛生、小城鎮建設等多個方面提供製度性保障。20
因此，在勞動力移民的問題上，城鄉收入的差距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勢差其實只是勞動力移民的一個前提條件，而只有它同時與制度設置相結合的時候，才可能引發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儘管我們在國際移民中經常可以看到那些為衝破制度限制而出現各種各樣的非法移民，但相對於在制度框架內而進行的合法移民來說，其畢竟還是少數。21對於中國的這些勞動力移民來說，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現在還沒有得到制度性保障就認定他們也是城市的非法移民。而且，總的來看，從1984年國家放開農民進城的限制以來，雖然其在政策上對農民進城的限制時緊時松，但總體趨勢上還是一個逐步放開的過程。國家在制度上已經先後出台了許多針對農民工的保護與服務的政策規定，儘管這些政策由於城鄉分割及地區分治的管理體制還沒有根除而很難發揮實際保障作用，但畢竟為農村勞動力移民提供了合法性的制度基礎。這或許正是當今中國勞動力移民一直處於一種「欲推不行，欲禁不止」交織狀態中的原因吧。
五、上海勞動力移民的社會網絡及其運作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是當代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是一種新的分析工具。從本質上說，社會網絡在社會學上表達的其實是一個「結構」概念，它指的是個體間的社會關係所構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體系。22從社會網絡的角度看，整個社會其實就是一個由相互交錯或平行的網絡構成的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網絡關係，它不僅向個體施加著各種外在的影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規範和影響著個體的社會行動(阮丹青、周路、布勞、魏昂德，1990)。所以網絡作為一種人際結構，介於個人決策的微觀層面與社會制度的宏觀層面之間。在當代移民研究中，網絡研究也是近幾年來異軍突起的一個重要分析方法。受當代社會學研究的影響，其對移民的考察和解釋多以移民網絡為綱，並把它看作是移民的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因為這種資本可以使移民得到更多的好處，如就業機會、較高工資的信息和安全的工作環境。23
移民網絡是由一系列具有血緣、地緣等紐帶所組成的人際關係網絡。這種網絡一旦形成，不僅可以更準確、更廣泛地傳播移民信息，降低移民成本，而且有助於移民自身在移居地重建各種社會關係，拓展社會網絡。所以，這裡的社會網絡其實就是一種重要的資源或資本，是可以被人們所調用的，它們不僅僅能限制人們的行動，而且還能為行動服務，也正是由於移民可以把社會網絡當作資本那樣使用，才能顯示出社會網絡的影響和作用，同時也說明了這樣的關係網絡並不是靜態的，而是能在不斷使用中增殖和變動的（Lin Nan, 2001, 57-81）。在我們調查的780名勞動力移民中，在回答「當初是以何種方式進城打工」這一問題時，有86.3%的人表示是與自己同鄉、親友等結伴而行的。同時，在回答「當初進城後是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這一問題時，發現通過老鄉或親友直接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最多，占45.1 ％，通過老鄉或親戚介紹而間接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占23.2 ％，兩項合計已佔68.3 ％（見表3）。可見，在這些勞動力移民尋找第一份工作的過程中，社會網絡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網絡關係幾乎是移民行為最初產生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表3 勞動力移民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方式
在訪談中，我們瞭解到許多人之所以移民到城市，並在城市中生存和扎根下來，就是因為跟他們有關係的人移民在先。在這裡，網絡不僅在個體移民中扮演著「資本」的角色，成為勞動力移民的直接動力，而且它還能產生乘法效應和漣漪效應，使得「鏈鎖移民」成為可能。我們的調查顯示，每一個勞動力移民在遷移的前三年內，會平均帶出1.5個新移民。而且，在一個具有移民傳統或者有過移民現象的地區，認識移民越多的人，越具有較大的移民傾向，有過一次移民經歷的人，再度移民的可能性相對更大，並可能帶動其親朋好友一起移民，從而產生「移民連鎖效應」。同時，調查也發現，隨著移民時間的增加，移民的社會網絡會開始逐步由原輸出地轉入到現在的居住地，「移民連鎖效應」會出現下降。許多移居到上海3年以上的勞動力新移民說：「我們現在如果不是家鄉有重大的事情根本就不會回去了，甚至連春節都在上海過了」，「我們的家本來就在上海」。
此外，社會網絡也是維持上海勞動力移民現象長盛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從本質上說社會網絡不僅有累積效應，而且作為資本它還可以進一步地進行投資與增值。這或許正是為什麼許多勞動力移民到上海以後，總是想方設法擴大自己新的關係網絡，從而使自己與城市社會結合得更為緊密的原因。調查也顯示，勞動力移民在上海生活一段時間以後，其社會網絡關係會逐步從自己的「同鄉圈」、「親屬圈」擴展到與上海本地人的交往上。這種在城市社會中拚命擴展新的社會網絡的行為，不僅是在為自己創造更為穩定、可靠的定居條件，也是在為以後的移民者牽線搭橋，積累社會資源。因此，從上海的調查來看，勞動力移民網絡發展的本身，不僅能夠解釋移民行為的最初發生，而且還可以說明它的延綿不絕。所以，根據社會網絡的現有構成及其變動取向，我們還可以預測未來的移民動向。有關國際移民的經驗研究也顯示，移民雪球不會永遠滾下去的，它總會在某個時刻達到飽和點，然後再慢慢減速，移民網絡的增長和停滯將成為未來移民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華金·阿朗戈，2001)。
不管怎樣，在勞動力移民的制度性條件還未完全確立之前，社會網絡對移民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它能夠及時地補充正式制度的缺位或失效，從而為勞動力移民開創更多的空間，而且還體現在它能夠有效地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風險，從而為勞動力移民提供了直接的安全保障和動力源泉。正如李培林所說：「在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這種與現代性原則格格不入的傳統社會網絡，卻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發揮著節約農村－城市勞動力遷移成本和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李培林，1996）。市場化的變革和農民職業與生活方式的變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對以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關係網絡的依賴，相反，這些社會網絡在新的移居地對他們來說，在一定時期內會變得更為重要。
六、上海勞動力移民的人力資本及其效能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才在西方學術界中興起的一個重要理論思想。所謂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就是通過投資形式，由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和體能所綜合構成的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24被譽為「人力資本之父」的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曾經指出，人力資本的取得要靠投資才能獲取，這種投資主要有五種形式，正規教育、在職培訓、成人教育、保健支出、為就業需要所引起的必須的遷移。其中，正規教育和在職培訓是主要的兩種投資(Schultz，1961，1-17)。
在移民研究中，從微觀角度來解釋移民動因，最典型的莫過於經濟學了。例如，新古典經濟學派就認為，移民行動是有理智的主體自我選擇的一種結果，其目的在於通過移民到一個新地方來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這個報酬至少要超過自己的移民成本。同時，移民也是一種個人的自發自願行為，移民者通過對所處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較以及對成本效益比率的估算，來權衡自己的選擇，但總的取向是朝著高回報的地區移民。然而，高回報是要付出高代價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移民其實也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行為(Sjaastad，1962，80-93)。
在調查中，我們的確發現了人力資本對勞動力移民的重要意義。首先，這些勞動力移民的人力資本狀況與仍在農村的勞動力相比要明顯高出很多，其主要表現在：年紀輕、受教育的程度高（相對於現在仍在農村從業的勞動力）、身體狀況好、接受培訓的比例高。以接受正規教育的年限為例，在我們調查的780名上海勞動力新移民中，其平均受教育的年限約為9年，遠遠超過全國農村勞動力平均7年的水平。而且受教育年限越多的，移民願望越強烈。筆者在對780名上海勞動力移民「受教育年限與移民願望」進行交互分析中發現，皮爾遜卡方值檢驗的顯著性水平是0.018，小於0.05，表明勞動力移民受教育年限與移民願望具有顯著性差異。相關係數G係數為0.043，表明勞動力移民的受教育年限與移民願望是相關的，儘管關係微弱，但可以認為受教育年限高的比受教育年限低的勞動力移民具有更強烈的移民傾向。
調查還發現，受教育年限高的勞動力移民不僅移居城市的傾向強烈，而且從他們目前在城市的職業構成和生活狀況來看，也要比受教育少的農民工好許多。這說明人力資本狀況在他們重建生活體系和再社會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中國目前產業結構的矛盾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化有一定關聯。一些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能力已嚴重過剩，經濟結構正處在優化階段，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城市勞動力市場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擁有人力資本較高的勞動力更易於向城市移民，勞動力的移民行為在對其自身投資以後更易發生。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對於一個潛在的移民者而言，若其移民的收益大於移民的成本即可能產生移民行為，而教育使得收益大於成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此外，移民和接受教育一樣，本身也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通過向城市移民，尤其在城市接受職業的再培訓能夠使勞動者得到更多的知識，可以從情感以及技能上解決移民的城市適應問題。每一個移民初到城市之時，由於生活各方面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常常會對家鄉和親人產生強烈的依戀和思念心理。通過對勞動力的再教育，不僅可以提高勞動力移民的技能和人力資本的存量，還可以大大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和發展潛能。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所說：「傳到家鄉來的消息，會說到另一地方的狀況，而知識可以消除疑慮，甚至可能激發熱情。關於情感問題只談一點就可以了，即習慣於流動的人願意移民的程度勝過不流動的人」(阿瑟·劉易斯，1999)。因此，對勞動力移民來說，在進城後自覺接受一些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和成人教育是極為必要的。趙延東、王奮宇等人的研究就揭示出了「職業培訓」對勞動力移民經濟地位獲得的重要意義，並指出其重要性幾乎不亞於正規教育的作用，這意味著勞動力移民的教育等人力資本需要經過培訓的方式進行補充和轉化，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25
然而，這種補充和轉化能否成功卻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息。從移民個體角度來看，一般來說，衡量其移民成功與否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所找到的新工作是否與其人力資本水平和期望相一致。我們調查發現，幾乎所有的勞動力移民都變換過許多次的工作，尤其在進城的前三年，有82.3%的人變換工作2次以上，62.6%的人變換工作達三次以上，只有5.4%的人沒有變換過工作（見表4），平均每人變換工作達2.6次以上，而且大部分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是越換越好。這每一次主動地變換工作都與個人的人力資本相關。因為人力資本越豐富的人，不僅能有效地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判斷，從而做出更為準確的行動決策，而且，較高人力資本的人抵抗風險的能力也較強，其在城市生存的空間也比一般的農民工高出許多。
表4 上海勞動力移民後三年內變換工作的次數分佈（％）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勞動力移民在城市中要生存下來，面臨的最大的競爭對手可能就是城市失業、下崗工人。與城市居民相比，這些勞動力新移民雖然在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方面還有些偏低，而且在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方面也處於明顯的弱勢（更不用說在制度上的不平等了），但他們也有優勢，他們大多相對年輕、體能也較好，更重要的是他們具有一般城市居民所沒有的吃苦耐勞的精神，這一切實際上也構成了他們所特有的人力資本特徵。而且，就受教育程度而言，他們已經越來越接近城鎮居民的水平了。我們的兩次調查顯示，在上海勞動力移民中，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比例已高達32.2%，基本接近於全國城鎮常住人口的教育程度（見表5）。這一調查結果不僅顯示了這些勞動力移民的確是農村的精英人才，而且在接受正規教育這一衡量人力資本最為重要的方面已經完全可以與城鎮居民相比了，如果再加上他們特有的吃苦耐勞拚搏精神，其在城市勞動力就業市場中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競爭群體。
表5 上海勞動力移民和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年鑒（2000）》和《中國統計年鑒（2002）》，上海的數據為2000年的。
七、結論性評論：勞動力移民系統的生成與行為選擇
制度、網絡和人力資本分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構成了當代中國城市勞動力移民的行動系統，也可以說，勞動力移民是在上述三個層面的主要力量相互交織下而得以實現的，即是在城鄉比較差異和移民政策的社會與制度背景下，依賴於勞動者個體的人力資本，通過一系列連續的社會網絡的綜合運作而得以實現的。
如果我們把勞動力移民現象看作是一個社會系統，那麼，制度、網絡和人力資本就是構成這個社會系統的三個基本要件，並可以分別從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勞動力移民現象的發生。很顯然，任何單一的視角都是很難解釋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勞動力移民現象的，我們只有把這三種視角整合成一個整體、一個系統才有可能獲得滿意解。因為勞動力移民的產生本身就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移民系統」，它需要我們從各種視角出發，運用系統研究的方法來加以認識。
在移民研究中，自阿金·馬博貢耶（Akin Mabogunje）對非洲城鄉移民展開別開生面的研究以來，「系統研究」便作為綜合有效的理論框架被一再運用。所謂移民系統乃是指一種空間構成，它包含了移民輸入地與輸出地之間相對穩定的聯繫，而這種聯繫是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制度框架內，依靠各種社會網絡而維繫的，移民就是在這個制度框架和關係網絡中，憑著自身的人力資本而不斷地流動與互動，以此來共同構成一個相對開放和流動的移民系統。所以，移民系統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儘管它受制於許多因素的影響，但一旦這個系統形成，就會產生源源不斷的動力。中國國內的勞動力移民就是這樣一個動態的移民系統（見圖一）。
圖一：勞動力移民的生成系統圖
在這個移民系統裡，它實際上同時存在著宏觀、中觀和微觀結構三重結構。宏觀結構指的是國家相關制度、政策、法規，以及城鄉經濟狀況、社會發展關係，它幾乎對勞動力移民的產生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1979年以前的20年間，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現在這種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的約束與限制。如果沒有制度上的任何鬆動，即使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落差，也會被限制在一個封閉的系統環境中。而現在，儘管我們在制度上仍然對勞動力移民實施嚴格的管制制度，而且至今也沒有把勞動力移民納入到國家法律框架內來解決和認可，但至少在制度上，我們還是存在著許多容許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不管這些政策是主動制定的還是被動做出，也不管這些政策在各地的實際操作中有多大的差別，但至少在整個「移民系統」內還是存在著這種「移民」通道，這種通道如果沒有制度的默認或某種程度上的認可，這些勞動力移民是不可能在城市中長期定居下來的。
其次，從中觀層面的社會網絡來看，作為對正式制度的一種補充，移民網絡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不僅直接導致了「移民鏈」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為勞動力移民提供了一種安全、穩妥和低成本的流動方式。當國家層面上的正式制度不能很好地在移民系統中發揮推動作用時，來自民間的社會網絡會積極地替代各種正式關係，以非正式群體特有的方式來推動勞動力移民的形成。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我們國家不鼓勵勞動力移民，也會形成源源不斷的移民浪潮的原因。因為在這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首先不是國家的正式制度，而是民間的社會網絡，它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引導了勞動力移民的流向和路徑，而且也為勞動力移民的進一步定居創造了條件。只是在沒有制度性條件的支撐下，這種社會網絡可能會偏離社會正常的發展軌道，從而引發更大的社會問題。
再次，從微觀層面的人力資本來看，之所以在同等的制度環境下，移民的最終結果會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和分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人力資本的不同。為什麼同樣從一個村莊裡出來的農民，有些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拚搏後就能獲得相對較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並最終實現了定居城市的願望，而有些人卻始終處於初來城市時的不穩定狀況。這其中當然有許多原因，包括家庭的影響、鄉土觀念的認同等，但我們認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還是人力資本及其所發揮的效益不同。從那些已實現定居城市目的的勞動力移民的調查中，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些人的人力資本比城市一般的農民工群體要高。所以，即使制度性條件放寬以後，也不會帶來同樣的移民後果。因為作為微觀個體的移民，他們對制度和社會網絡的利用情況是不一樣的。
既然勞動力移民的動因要同時受制於制度、網絡和人力資本的影響，那麼，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移民系統」中，作為行動者的勞動力移民，他是如何做出最後的行為選擇的呢？在這裡，我們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來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不同的是，社會學的理性選擇更關注的是眾多個人的理性選擇後果，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選擇結果。26而且，在社會學中，理性行為一般是指為了達到一定目的而通過社會交往或交換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性行為，這種行為需要理性地考慮對其目的有影響的各種因素。因為它對「理性選擇」的基本理解就是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移民系統」中，由於條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們的理性選擇實際上無法達到「最優點」，而只能「逼近」到最優點，即只能取「滿意解」。因此，在具體理性選擇的過程中，滿意準則和合理化便成為這種「理性選擇」行動者的行動基礎。
如果我們把支撐移民系統運行的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網絡理解為一種系統資源與規則的有機組成部分，那麼作為行動個體的移民者在這些結構性的制度和網絡面前決不是無能為力的，相反，他們總是有目的地首先為自身的生存其次為自身的發展而理性地行動著。但同時，這種理性選擇行為又受制於一定的結構和規則。因此，無論他們的行動具有多麼明確的目的性，也總是會受制於許多因素的約束，並在行動過程中不斷地反思和調整自身的行動目標，而且這種行動所帶來的後果往往是行動者本身所難以預期的（但結果卻會對其後續的選擇行動產生影響）。因此，農村勞動力移民行為的最終實現，在宏觀層面上實際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結構變遷，在中觀層面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社會流動的狀況，在微觀層面上則意味著農民人力資本增加和行為選擇能力的提高。而且，在社會制度和社會網絡相對固定的情況下，勞動力自身的行為選擇是其移民的關鍵，因為宏觀上的制度約束再大，其最終發生效力還得是個體借助於社會網絡，通過理性的行為選擇來實現，而這又取決於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及其運用情況。
近些年來，社會學中開始流行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分析，也能為我們解釋移民過程提供有益的啟示。新制度主義強調各種社會制度對於社會行動者活動的制約，但同時也將行動者看作是積極的行動主體，他們的活動也在時時刻刻改變其行為的制度環境（Nee and Rebecca，1996）。所以，移民系統實際上是由制度、網絡和資本三個層面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構成的一個動態系統。從發展階段來分析，這些勞動力移民從發生、定居到生存、發展，一般經過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通過各種信息和途徑先流入目的地，然後依靠簡單勞動暫時維繫自己的生存。這時的特點一般是向家鄉匯款和預期在工期結束後返回原住地；第二階段是一部分移民留了下來，並基於血緣或地緣關係，發展出對其在新環境生存有幫助作用的社會網絡；第三階段是家庭團聚，長期定居意識的產生，對移入地的嚮往和與自身相同的族群和社區的形成、發展，使得移民日益傾向於在移入地永久定居下來；第四階段是移民的生存與爭取市民權與其他社會權利、法律地位的階段。此時，移民輸入地政府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移民是最終取得平等的公民地位還是遭到排斥，悉數與國家制度、地方政策以及該地經濟、社會和文化狀況有著密切的關係(周聿峨，阮征宇，2003)。前面三個階段相對勞動力移民的個體來說容易把握，因為它更多地體現了移民自我的行為選擇，而最後一個階段卻更多地受制於社會制度等結構性的約束，顯然，要改變制度並爭取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權益不是他們自身所能控制的，這跟整個社會發育相關，尤其跟政府對移民的認識相關。
但是，不管這些勞動力移民最終奮鬥的結果如何，移民對其自身來說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因為勞動力移民不僅在地域上能夠實現由農村向城市、由欠發達地區向較發達地區的空間轉移，在職業上實現由農業向工商服務等非農產業的轉化，而且在階層上也能夠實現由低收入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向比其高的職業收入階層轉變，在角色類型上實現由傳統農民向現代市民的轉型。因此，中國城市勞動力移民的演化過程實際上是農民空間轉移、職業轉換、階層轉變和角色轉型的多重變化過程，也是一種城市社會結構重組與農民工在城市社會的再社會化過程，其不僅是中國城鄉均衡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而且也是中國深入改革不可逾越的一個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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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2002年6月，筆者受上海市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的委託對浦東新區外來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情況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一共發放問卷1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100份。2003年10月筆者受上海市郊區工作委員會委託對上海市郊區農民及農民工的人口素質進行調查，一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有效問卷860份。這兩次調查累計共涉及來上海打工3年以上的外來農民工群體860人。2004年11月，筆者以上海棚屋區為重點，對居住在棚屋區內的勞動力移民進行了個案訪談，共獲得了24個有效樣本。
2 李路路等人在2002年做的調查顯示，大約有50%的農村「流動人口」明確表示想定居在目前的居住地。只有不到10%的人願意返回農村的家鄉。
3 2001年，以平均數計算，每個農民工在城市創造了22431元的GDP，農民工的平均年收入約為8000元，那麼一個農民工一年就為城市創造了22431－8000＝14431元的財富。2002年全國9400萬農民工就為城市創造了13565億元財富，相當於2001年全國第一產業增加值15411億元的88％（陸學藝，2004，185）。
4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以拉裡·薩斯塔(Larry Sjaastad)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奧迪·斯塔克(Oded Stark)為代表的新經濟移民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以邁克爾·皮奧雷(Michael Piore)為代表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薩絲凱·薩森(Saskia Sassen)等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這些理論都從某個方面對國際移民現象生成的原因做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
5 在上海經驗研究的操作中，我們把這個群體的調查對像界定為「在上海連續工作三年以上，至少近一年內沒有變換工作和住所，且主觀上表示自己願意永久性定居上海，並在上海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非技術或低技術工作的外來人口」。這一群體的社會學特徵至少有：一是靠純粹出賣勞動力為生或從事非（低）技術工作（這使得他們區別於其他知識移民、投資移民或外來的白領階層）；二是具有相對固定的住所和收入（這使得他們區別於其他的無業遊民、無家可歸者）；三是有定居城市的傾向和行為，往往是舉家遷移（這使得他們區別於其他的流動人口、暫居人口）；四是相對一般的流動人口而言，他們對所住居的城市認同感相對較強，能主動融入到城市社會中去（這使
作者：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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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城市農民工是流動性人口，還是勞動力移民？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城市農民工的理解一直是放在「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動人口」、「外來人口」等既有的框架內來進行探討與解釋的，其政策的落腳點和解釋的出發點都放在「外來」和「流動」上，認為農民進城經商務工只不過是為了追求一時的經濟報酬而暫時來到城市，是屬於一種季節性的人口流動現象(李培林，1996；蔡昉，2000；王春光，2001； Roberts，1997；Chen，1996；Mallee，1996)。因此，城市政府把積極為他們辦理「暫住證」作為一項實事工程來抓，並在制度上設置「外來人口管理辦公室」等類似機構來統一管理他們。如果說城市農民工在20世紀80年代進城的初期，其特徵多半是流動人口或外來人口還可以理解，那麼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那些已經生活在城市數年甚至10多年的農民工群體，難道還只是城市的「流動人口」？難道他們就沒有長期移居城市的願望與期待？
帶著這個問題，筆者曾經於2002年6月、2003年10月、2004年11月連續三次對在上海打工三年以上的農民工群體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發現農民工群體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平均年限為5年半，有90.7%的農民工表示「如果政策允許，我願意長期移居上海」，只有不到10%的農民工表示現在還說不清。1國內外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經驗研究也表明，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再把進城打工僅僅看作是獲得相對較高的經濟報酬了，而是存在著強烈的向城市移民的傾向，特別是那些來自農村的流動者，除非受到強迫，多數人都表示不打算再回到農村，他們中的很多人實際上與家鄉僅保持著微弱的聯繫（李路路，2002）。2這些長期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實際上已經完全構成了城市的新移民。肯尼斯·羅伯特(Kenneth D.Roberts，2002)通過對上海已婚女性農民工的調查研究，發現她們絕大多數都是潛在的定居者(potential settlers)，而不是臨時的流動者（temporary floaters）。這些主要靠出賣體力而在城市頑強生存的人們，即不能像那些苦讀十年寒窗書，通過大學入學考試和畢業分配來擺脫農民身份，從而實現向城市陞遷的「知識移民」，也不能像那些腰纏萬貫，通過投資設廠和購買住房，從而實現向城市進軍的「投資移民」，他們只有體力，但是他們憑藉著自己的雙手和堅忍的毅力同樣在城市裡擁有了固定的住處和穩定的職業。他們與農村的知識移民、投資移民一樣都是來自中國最底層的精英，但是，他們卻至今還沒有享受到城市「新移民」的待遇，至今仍然游離於他們生活多年卻又無法親近的城市體制之外。他們為城市做了大量高強度的三D工作（dirty，dangerous and demeaning），但城市僅僅把他們看作是一群完成工作就會回家的外來人口而已（Roberts，2001）。3即使這樣，他們還是強忍著諸多的不公正待遇頑強地過著「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生活。
對此，筆者認為，我們必須改變以往只停留在「外來人口」、「流動人口」的研究框架和思維習慣，從「移民」的角度來研究城市的農民工群體。「移民」可以說是當代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據聯合國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於2002 年10 月發表的《2002 年國際移民報告》估計，全球移民人口總數已經達到1. 75 億，比1975 年增長了一倍多。該報告稱，在發達國家，幾乎每10 人中就有1 人是外國移民，而在發展中國家，平均每70 人中有1 人是移民(UN，2002)。中國自三峽工程建設以來，「移民」一詞也早已成為各種媒體和公眾談論的熱門話題。從國內外對移民研究的歷史來看，絕大多數的研究把「移民」的對象限定在國際移民上，如歐洲和北美地區對外籍移民的研究，以及中國國內以史學界為主的對華人華僑的研究，其研究對像主要就是那些國際移民，並在移民研究理論上形成了一些富有影響的理論觀點。4但是，就對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而言，大規模的國內移民與國際移民一樣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當前，中國大量的農民工源源不斷地湧向城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本質就是一種勞動力移民（尤其是那些已經居住在城市多年的農民工），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在城市定居的願望和追求，只是由於戶籍管理和城鄉分治的格局人為地阻止了他們的自由流動和移民願望（這也是他們大多缺乏組織化遷移的主要原因）。而且，就中國國內的這種勞動力移民來說，其與國際移民現象也有許多相似之處，牛津大學的弗蘭克·彼克（Frank Pieke）通過對歐洲的中國移民和中國國內移民的對比研究，發現中國的國際移民與國內移民在移民關係、勞動就業、社會交往、民族認同，以及與家鄉的聯繫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大量的相似性，只是中國政府和學者一直在做的國內移民調查研究更多是從人口統計學意義上來進行的，並稱之為流動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或剩餘勞動力(surplus labors)而已(Pieke，1996)。有學者估計，在1990－1996年間，中國每年大約有5000-6000萬農村勞動力由農村流動到城市，其中有1000-1500萬人口（即大約1/5）事實上成了城市永久性的移民(Wu and Zhou，1996)。還有一項對在北京、蘇州、武漢和深圳四城市企業「打工妹」的調查，結果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是與自己丈夫一起來打工的，而且打工時間越長的，移居城市的願望就越強烈（Knight，Song and Jia，1999）。儘管至今我們還無法準確知道究竟有多少農村勞動力自改革開放以來成了城市真正的新移民，但學者們通常的估計是在占農民工總數的1/5到1/4之間（Roberts，2001；Zhao，2000）（見表1）。
表1：1990-2002年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和移民人數（單位：萬人）
說 明：此表是作者本人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有關部委的大型調查，並綜合國內外有關專家的研究成果估算出來的。在這裡，農村勞動力流動人數僅指勞動力本人的流動，不包括他們的家屬。每年度的移民人數估算是指所有此前年度的累計人數，其主要是指已經在城市獲得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住所，並準備長期移居在城市的原農村人口，無論其是否擁有城市戶口。
相對於通過畢業分配、工作調動等正規渠道而移民到城市的人來說，農民工只是一群勞動力移民（labor immigrants）。但就目前大城市中的勞動力移民構成而言，他們不完全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移民，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其他中小城市的下崗職工，他們與城市的農民工群體一樣，主要靠出賣體力為生或從事一些低技術的工作。因此，在經驗研究層面上，筆者在本文中所討論的上海農民工群體實際上是指勞動力移民，這些勞動力移民通常居住在城鄉接合部或城市中心的棚屋區裡，主要是一群通過非正式渠道來實現自我的勞動力區域轉移，並在城市中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簡單再生產工作，但又已獲得相對穩定工作和固定住所，且主觀上具有永久定居城市的新移民群體。5筆者之所以把這一群體稱之為新移民群體，是相對於20世紀80年代以前從農村移居到城市的老移民而言的。與那些老移民相比，他們最大的區別是他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自己什麼時候遷移到什麼地方，政府不再禁止他們流動了，但同時，他們仍然受制於戶籍制度的約束，即使他們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且具有強烈的定居願望，卻仍然無法獲得像老移民那樣一旦移居成功就會得到合法的制度認可。所以與80年代前的老移民相比，他們擁有了許多自由，但卻無法真正獲得城市移民的身份認同。這些勞動力新移民實際上成了跨越「工—農」兩大產業與「工人—農民」兩大階級的新群體，也是跨越「城市－鄉村」兩大社區與「發達—欠發達」兩大地區的新群體。
雖然由於受政策、制度等結構性條件的限制，目前城市勞動力移民在數量上與整個流動人口相比還不是很多，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群非正式的勞動力移民卻起著對舊有秩序「解構」和「重構」新秩序的先導作用，其不僅有助於打破「戶籍」這種長期以來制約中國農民社會流動的制度，而且還能產生積極的社會文化後果，使他們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盡早地納入到現代化的軌道上來，並因此產生強大的輻射效應，從而為整個農民的市民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正是勞動力移民城市的這種強烈願望，使得中國的人口管理體製麵臨著越來越多的考驗，並可能由此而改變未來中國城市的社會結構狀況。
二、有關移民的社會學研究概況及本文的分析思路
在社會學中，有關移民的研究一直是一個重要領域。早在19世紀末，社會學家萊文斯坦（E. G. Ravenstein）就開始了對人口遷移問題的研究，並撰寫了《移民的規律》一文，首開了對移民及其規律進行「一般性研究」，萊文斯坦也因此成了移民社會學研究的奠基人。時至今日，社會學在研究規模上依然保持在移民研究領域中的領先地位，並形成了「移民社會學」這一富有影響的新興分支社會學。6
以當今社會學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移民問題可以說一直處在美國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地位，從早期的國內移民到現在的國際移民研究，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與移民相關的。我們僅從社會學中久負盛名的芝加哥學派就可以略知一二。芝加哥學派主要對美國的第一、二代移民展開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不僅在方法上開創了把人種學與人口統計學相結合的主流移民研究法，而且還創造了大量今天被人們所熟悉的社會學概念，比如：同化(assimilation)、居住隔離(residential segregation)、職業專門化(occupational specialization)、邊緣性(marginality)、種族關係圈(race relation cycles)等。7
然而，當經濟學家「發現」代際同化和人類學家為避免使用「同化」一詞甚至有意扭曲他們的田野故事時，社會學不得不開始反思自己以往的看法和研究了。從早期社會學對移民的理性認識來看，其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移民的原因與過程；二是移民的定居及其生活重建。直到現在這一研究主題仍然是許多學者研究的目標。然而，隨著學科間互動頻率的增多和交叉問題的不斷出現，跨學科和多維方法的運用已成為當代移民研究的一個主要趨勢，從近30年來歐美學術界對移民問題的研究來看，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地理學、人口統計學、社會心理學等多種學科都已經紛紛介入到了當代移民研究領域，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對近代以來的大規模移民現象做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從而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大大拓展了社會學既有的研究框架，也在整體上提升了整個移民社會學研究的層次（Ruben G Rumbaut, Nancy Foner and Steven J Gold, 1999,1258-1260）。8
由於移民研究和移民本身的複雜性，本文不是企圖對中國勞動力移民現象做整體性的分析，而只是就勞動力移民的動因這一傳統研究主題進行多元分析。筆者曾經在《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6期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從生存理性選擇到社會理性選擇：當代中國農民外出就業動因的社會學分析」，其實質是從微觀的角度來分析農民外出就業的原因，而對宏觀層面的制度因素和中觀層面的社會網絡對農民外出就業的影響沒有進行分析(文軍，2001)。本文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對上述研究的一個補充和修正，其中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就研究對像而言，本文的分析不再是泛談農民外出就業或人口流動的初始行為，而是主要集中在具有勞動力移民傾向的群體上面，這一群體不僅在外出就業行為上具有持久性，而且本身將很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城市新移民的主體。二是就分析的範圍與方法而言，我們將打破只從單一的層面來分析農村剩餘勞動力外出或農村流動人口的框架，而是以移民的系統理論為指導，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進行分析。其基本思路：一是從宏觀歷史和制度設置的層面入手，來探討中國勞動力移民形成的制度原因及其存在的障礙。該視角以制度變遷理論為指導，著重於考察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城鄉比較差異在促進勞動力移民時受到的制度約束及其變遷的可能路徑。二是從中觀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層面入手，來探討哪些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在勞動力移民中可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該視角以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理論為主，著重分析勞動力移民過程中的社會網絡及關係資源，尤其是在城市的網絡資源、職業經歷、生活體驗對勞動力移民的影響。三是從微觀的人力資本層面入手，來探討哪些人力資本將有助於勞動力移民的實現。該視角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著重分析文化、教育、年齡、性別、經濟狀況、知識技能、生活方式等對勞動力移民的影響。
三、資料來源與統計數據的人口學分析
本文分析依據的數據主要來源於前述的筆者於2002年和2003年兩次在上海市所做的有關城市農民工的調查，其分析對像為符合我們前面對「勞動力移民」界定的780名農民工樣本（其中包括少數來自其他城市的打工者），以及筆者於2004年11月在上海市棚屋區所做的有關勞動力移民的補充個案訪談。調查對像均為1980年代以來移居上海的勞動力新移民群體。9為便於進行對比和整體性把握「流動人口」與「勞動力移民」的區別，在涉及「流動人口」數據方面，主要採用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和上海市2000年所做的流動人口抽樣調查的一些數據，本人所使用的數據，除特別說明以外，均來自於筆者自己組織的調查數據。此外，筆者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曾於2001年組織本系學生對上海的新移民進行過深度訪談，其中相當一部分的訪談對象也是以勞動力新移民群體，其已經正式出版的訪談資料也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資料（陳映芳，2002）。
就上海整個流動人口而言，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上海有387萬流動人口（2003年已經達到了499萬），10其中有305萬常住上海半年以上，已經佔到了上海常住人口總數的18.6%。2002年12月，由上海市人口情報中心、復旦大學人口所、上海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浦東新區外來人口辦公室等單位合作進行了「上海市外來人口監測體系試點調查」，取得有效樣本2690份。結果發現，居住半年以內的人口比重為22.5%，半年到1年之間的比重為22.1%，1年到3年之間的為24.6%，3年到5年的11.7%，居住5年以上的為19%。這個結果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基本一致，如果以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作為長期居住人口，常住上海的外來流動人口已佔流動人口總數的77.5%，他們平均滯留上海的時間為3年零5個月（見表2）。11
表2 上海市外來人口的居留時間（2002年）
資料來源：上海市人口情報中心、復旦大學人口所等單位2002年實施的「上海市外來人口監測體系試點調查」
就上海市流動人口的空間分佈來看，其主要集中在浦東新區、閔行區、寶山區等新開發的城區中。來滬5年以上（含5年）的常住流動人口的居住空間分佈也大體如此。如果我們將上海市劃分為中心城區、新建城區和郊區三大部分，12那麼，常住流動人口在新建城區分佈最多，佔其總量的48.4%，其中又以浦東新區、寶山區、閔行區分佈數量最大。分佈於中心區的次之，佔了35.6%，分佈於郊區的最少，僅佔16.0%（丁金宏，2002）。
就年齡構成來看，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資料，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口的年齡分佈主要在20-40歲之間，佔整個外來流動人口的64.4%。其中「經濟型外來流動人口」（主要指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的流動人口）年輕化趨勢更為明顯，20-40歲達到了75.5%。根據我們2002年和2003年兩次所做的抽樣調查，1960名外來人口中平均年齡為26.8歲，其中年齡高峰段為25-29歲，佔整個調查人數的25.1%，說明外來人口有進一步低齡化的趨勢，但總體上也基本與2000年時的人口普查一致。同時，通過對來滬三年以上的780名勞動力移民的年齡分析，我們發現他們的年齡高峰段在35-40歲之間。這一年齡段的移民佔整個移民的比例達到了45.4%。與1980年代初期的老移民相比，他們相對比較年輕，但與新生代的外來人口相比，他們已經是城市的老移民了，因為他們大多是在90年代初期以後先後來到上海的，已經積累了不少的城市生活經驗和工作技能，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經學會了上海話。13
而且就就業規模而言，上海市統計局2003年調查報告也顯示，上海外來就業人口規模已達375.09萬人，比10年前幾乎增長了１倍，年均增長7.1%，占全市整個就業人口中的39.5%。也就是說，上海現在每５名就業人口中，約有兩名是外來者，上海市以戶籍人口為主要勞動力資源的格局已經改變(《解放日報》，2004)。14由此看來，流動人口在上海的居留時間不僅已長期化，而且獲得穩定工作和收入來源的比例也在不斷增加，他們與城市的關係日趨緊密化。這一變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並促使我們重新認識這些被長期稱之為「流動人口」的城市新移民。
四、上海勞動力移民的制度設置及其影響
制度及政策可以說是影響移民的核心因素。有數據表明，在30年前，全球大約只有6 %的國家政府對移民實行限制政策，而目前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40 %（Hugo，1994）。在早期的移民問題研究上，許多學者認為影響移民的主要動因在於經濟因素。比如，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equilibrium theory）和著名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都強調「個人最大效用原則」在移民過程中的作用，認為地區間的收入差距是引發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只要兩個地區間存在著經濟發展上的勢差，就一定會引發移民浪潮，直到兩地間經濟發展水平趨於平衡為止。此後，無論是把家庭而不是個人看成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移民主體的新經濟移民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還是認為發達國家內部由於存在雙重勞動力市場，本地勞工不願意進入下層勞動力市場，因而需要外來移民補缺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或者是強調經濟全球化影響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幾乎都是從經濟學立場上來解釋移民現象生成的原因。
其實，在當代移民問題上，無論是國際移民還是國內移民，制度、政策、文化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大，至少已經成為移民動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以中國為例，1958年曾以「共和國主席令」的形式頒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正式確立了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和憑證落戶制度，將全國公民明確區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並且個體從一出生就被烙上與生俱來的、制度性強加的身份，這意味著農民主動選擇自我身份道路的堵死。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中國一直是實行嚴格的人口遷徙管制制度，除了國家政策允許的移民，勞動力自由遷徙幾乎是不可能的，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率幾乎成了世界上最低的（見表5）。15在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管制下，16農村要移民到城市，其途徑基本上只有三條：一是通過聯姻，或者被沒有小孩的直系親屬收養。二是被城市工廠招聘進城，然後獲得城市戶口，但這種機會極少。三是考大學或參軍，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城市，或做了軍官以後轉業被安置到城市工作。這三條道路不僅狹窄，而且競爭異常激烈，一般的農村居民實際上是很難走通的（Zhao，2000）。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隨著中國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農村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國家開始提倡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並逐步放寬了對農民進城的限制（尤其在小城鎮）。進入90年代後，在經歷連續三年賣糧難之後，政府開始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入集鎮、小城鎮經商務農。1992年，標誌著限制人口流動的糧票制度在無聲無息之中終於取消了，並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強烈鼓動下，積壓多年的農民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勞動力遷移浪潮，從1992年的4000萬人到1996年的7200萬，再到2002年的9400萬人，短短的10年間，中國的農村流動人口就已構成世界最大規模的移民浪潮（見表1）。儘管這些流動人口至今還受到戶籍制度的約束，但中國政府畢竟在糧油制度、就業制度、居住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如果歷史地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關國內移民的制度設置，我們大致可以把1979年以來移民政策的演變劃分為四個階段（Huang and Pieke，2003）：第一階段是1979年至1983年，仍然處於政府禁止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階段；第二階段是1984年至1988年，政府開始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經商務工；第三階段是1989年至1991年，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徵就是「勞動力移民」問題開始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甚至將其稱之為「盲流」，政府也開始覺得有必要實施干預與控制；第四階段是1992年至2000年，這一階段中央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農村勞動力移民的，但1994年以後，由於城市下崗失業等問題的增多，許多大城市紛紛加強了對外來移民的控制。17直到2000年前後，隨著各地戶籍改革的呼聲和步伐越來越大，許多省市開始放鬆對外來人口的管制，部分外來人口中獲得合法性「移民」身份認同的人數越來越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勞動力移民的增長。
以上海為例，為加強外來人員的管理，早在1984年11月28日上海市政府就批准實施了《上海市外來寄住戶口管理試行辦法》，1988年7月又頒布了《上海市暫住人口管理規定》，規定「凡外省市來滬人員在本市暫住三日以上及本市市民在本市區與縣之間和縣與縣之間來往暫住三日以上的，必須辦理暫住登記」。該規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大量來滬人員的管理，其全部條款幾乎都是暫住人員需要恪守的義務和需要承擔的責任。1990年代初期，隨著中國戶籍管理制度的整體性鬆動，1994年2月上海市頒布了《上海市藍印戶口管理暫行規定》，開始有條件地啟動「移民」政策，並規定凡持藍印戶口到一定期限後可直接轉為常住戶口，成為上海的「新移民」。18
自2001年10月1日起，中國開始以2萬多個小城鎮為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但實施範圍主要限於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其他鄉鎮所在地，而且必須是在上述範圍內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才可根據本人意願辦理城鎮常住戶口。這標誌著制約中國農民向城市移民長達50年之久的戶籍制度終於開始解體了。與此同時，石家莊市在全國省會城市中率先宣佈全面拆除戶籍藩籬，緊接著，許多大中城市紛紛效仿。兩年實施下來，也沒有出現原來想像的那樣會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就這樣平靜地在許多地方啟動了，或許，這可以看作是中國移民制度設置中的第五個發展階段吧。
2002年6月，上海也正式開始實行居住證制度，規定從事體育、傳統工藝美術、中醫中藥、農林、畜牧獸醫、室內裝飾等15大類特殊人才，都屬於「引進人才」而可以取得上海居住證，為「知識移民」、「技術移民」開闢了一個「通道」。2004年10月1日，上海又在全國率先實行《上海市居住證暫行規定》，把已經實行兩年的上海市人才居住證的申領範圍從過去的「引進人才」進一步擴大到「在上海市居住的非本市戶籍的境內人員」。而且，在《上海市居住證暫行規定》中，已經把流動人口稱為「來滬人員」，而不是過去所稱的「外來人員」，同時賦予了這些「來滬人員」許多與上海本市居民相同的「市民」待遇，這在制度上更加促成了對外來人員的「移民」認同。19僅僅三個多月時間，就先後有5萬多來滬人員申請了上海居住證。
由此看來，制度設置與政策導向對移民規模和流向的影響是多麼重要。如果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沒有制度上的鬆動，即使城鄉之間存在再大的經濟落差，即使農民有著再強烈的流動願望和外出動力，都可能在剛性的制度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因此，制度變遷是中國勞動力移民產生的一個前提條件，它不僅為移民現象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政治背景和社會環境，而且也為移民行為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據和法律保障。
然而，制度設置能夠為移民提供合法性保障，也同樣能夠成為限制移民的障礙因素。在當前，隨著移民浪潮的全球化、多樣化和加速化，世界各國都表現出了對移民尤其是國際移民浪潮的強烈擔憂，有人甚至把它稱之為人類共同危險時代的到來。但這只是針對國際移民而言的，而對國內移民來說，一般都是採取肯定和引導的態度。遷移不僅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個人的自由。既然同樣生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就沒有理由設置一種制度禁止一部分人移民而對另一部分人卻沒有約束，否則，就是一種不公正。長期以來，中國的城鄉分治實際上就體現了這種對城鄉相互間移民的不平等。如果是勞動力從農村移民到城市，他不僅要在遷移上面對各種各樣的政策約束和制度限制，而且還要在定居上遭遇嚴重的不平等待遇（即使自己擁有定居的一切條件）。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勞動力移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多向度的，任何地區都不可能只對信息、商品、資本實行開放而對人口遷移加以封閉。
今天，以戶籍管理為核心的中國城鄉分治制度人為地把城鄉人口劃為彼此分割且很難逾越的兩大社會群體，其不僅在空間地域上把農民禁錮於鄉土之中，而且在社會基本權益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待遇。即使是那些移居城市多年，已經有固定的住所和穩定的收入來源的農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體制之外，享受不到市民應有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與生活在同一空間，工作在同一單位的城市市民存在著身份與地位的巨大差別，以至於無法融入到城市主流社會之中，這不能不說是制度設置給勞動力移民所帶來的障礙。具體來說，這些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社會身份方面，表現為「農民」與「市民」的差別；第二，在資源配置方面，表現為「農村」與「城市」的差別；第三，在地緣認同方面，表現為「外地人」與「本地人」的差別；第四，在制度設置方面，表現為「體制外」與「體制內」的差別。尤其在制度設置方面，由於沒有給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空間與機會，城市社會也就沒有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成員對待，從觀念到行為，從制度設置到具體操作，都把勞動力移民當作外來人口或流動人口看待，總覺得他們不會也不應該長期在城市社會生存下去，從而對它們構成了一系列的社會排斥，在這種集體排它的制度設置中，這些城市新移民無疑會強化自己對城市社會的不滿情緒，最終導致無論在觀念還是行為上都與城市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結果使得城鄉之間、城市內部之中「二元性」矛盾更為突出。
可以說，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濟較以前已有了明顯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同樣為改革開放做出重大貢獻的農民工不僅沒有平均地享受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實惠，反而在許多方面與城鎮市民的差距越拉越大。令人欣慰的是，從2000年開始，國家關於農村勞動力移民的就業政策已開始發生積極的變化。這些變化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突出強調城鄉統籌就業；二是積極推進相關方面的配套改革。其目的就是為勞動力移民在就業、保障、戶籍、教育、住房、衛生、小城鎮建設等多個方面提供製度性保障。20
因此，在勞動力移民的問題上，城鄉收入的差距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勢差其實只是勞動力移民的一個前提條件，而只有它同時與制度設置相結合的時候，才可能引發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儘管我們在國際移民中經常可以看到那些為衝破制度限制而出現各種各樣的非法移民，但相對於在制度框架內而進行的合法移民來說，其畢竟還是少數。21對於中國的這些勞動力移民來說，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現在還沒有得到制度性保障就認定他們也是城市的非法移民。而且，總的來看，從1984年國家放開農民進城的限制以來，雖然其在政策上對農民進城的限制時緊時松，但總體趨勢上還是一個逐步放開的過程。國家在制度上已經先後出台了許多針對農民工的保護與服務的政策規定，儘管這些政策由於城鄉分割及地區分治的管理體制還沒有根除而很難發揮實際保障作用，但畢竟為農村勞動力移民提供了合法性的制度基礎。這或許正是當今中國勞動力移民一直處於一種「欲推不行，欲禁不止」交織狀態中的原因吧。
五、上海勞動力移民的社會網絡及其運作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是當代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是一種新的分析工具。從本質上說，社會網絡在社會學上表達的其實是一個「結構」概念，它指的是個體間的社會關係所構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體系。22從社會網絡的角度看，整個社會其實就是一個由相互交錯或平行的網絡構成的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網絡關係，它不僅向個體施加著各種外在的影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規範和影響著個體的社會行動(阮丹青、周路、布勞、魏昂德，1990)。所以網絡作為一種人際結構，介於個人決策的微觀層面與社會制度的宏觀層面之間。在當代移民研究中，網絡研究也是近幾年來異軍突起的一個重要分析方法。受當代社會學研究的影響，其對移民的考察和解釋多以移民網絡為綱，並把它看作是移民的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因為這種資本可以使移民得到更多的好處，如就業機會、較高工資的信息和安全的工作環境。23
移民網絡是由一系列具有血緣、地緣等紐帶所組成的人際關係網絡。這種網絡一旦形成，不僅可以更準確、更廣泛地傳播移民信息，降低移民成本，而且有助於移民自身在移居地重建各種社會關係，拓展社會網絡。所以，這裡的社會網絡其實就是一種重要的資源或資本，是可以被人們所調用的，它們不僅僅能限制人們的行動，而且還能為行動服務，也正是由於移民可以把社會網絡當作資本那樣使用，才能顯示出社會網絡的影響和作用，同時也說明了這樣的關係網絡並不是靜態的，而是能在不斷使用中增殖和變動的（Lin Nan, 2001, 57-81）。在我們調查的780名勞動力移民中，在回答「當初是以何種方式進城打工」這一問題時，有86.3%的人表示是與自己同鄉、親友等結伴而行的。同時，在回答「當初進城後是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這一問題時，發現通過老鄉或親友直接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最多，占45.1 ％，通過老鄉或親戚介紹而間接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占23.2 ％，兩項合計已佔68.3 ％（見表3）。可見，在這些勞動力移民尋找第一份工作的過程中，社會網絡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網絡關係幾乎是移民行為最初產生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表3 勞動力移民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方式
在訪談中，我們瞭解到許多人之所以移民到城市，並在城市中生存和扎根下來，就是因為跟他們有關係的人移民在先。在這裡，網絡不僅在個體移民中扮演著「資本」的角色，成為勞動力移民的直接動力，而且它還能產生乘法效應和漣漪效應，使得「鏈鎖移民」成為可能。我們的調查顯示，每一個勞動力移民在遷移的前三年內，會平均帶出1.5個新移民。而且，在一個具有移民傳統或者有過移民現象的地區，認識移民越多的人，越具有較大的移民傾向，有過一次移民經歷的人，再度移民的可能性相對更大，並可能帶動其親朋好友一起移民，從而產生「移民連鎖效應」。同時，調查也發現，隨著移民時間的增加，移民的社會網絡會開始逐步由原輸出地轉入到現在的居住地，「移民連鎖效應」會出現下降。許多移居到上海3年以上的勞動力新移民說：「我們現在如果不是家鄉有重大的事情根本就不會回去了，甚至連春節都在上海過了」，「我們的家本來就在上海」。
此外，社會網絡也是維持上海勞動力移民現象長盛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從本質上說社會網絡不僅有累積效應，而且作為資本它還可以進一步地進行投資與增值。這或許正是為什麼許多勞動力移民到上海以後，總是想方設法擴大自己新的關係網絡，從而使自己與城市社會結合得更為緊密的原因。調查也顯示，勞動力移民在上海生活一段時間以後，其社會網絡關係會逐步從自己的「同鄉圈」、「親屬圈」擴展到與上海本地人的交往上。這種在城市社會中拚命擴展新的社會網絡的行為，不僅是在為自己創造更為穩定、可靠的定居條件，也是在為以後的移民者牽線搭橋，積累社會資源。因此，從上海的調查來看，勞動力移民網絡發展的本身，不僅能夠解釋移民行為的最初發生，而且還可以說明它的延綿不絕。所以，根據社會網絡的現有構成及其變動取向，我們還可以預測未來的移民動向。有關國際移民的經驗研究也顯示，移民雪球不會永遠滾下去的，它總會在某個時刻達到飽和點，然後再慢慢減速，移民網絡的增長和停滯將成為未來移民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華金·阿朗戈，2001)。
不管怎樣，在勞動力移民的制度性條件還未完全確立之前，社會網絡對移民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它能夠及時地補充正式制度的缺位或失效，從而為勞動力移民開創更多的空間，而且還體現在它能夠有效地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風險，從而為勞動力移民提供了直接的安全保障和動力源泉。正如李培林所說：「在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這種與現代性原則格格不入的傳統社會網絡，卻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發揮著節約農村－城市勞動力遷移成本和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李培林，1996）。市場化的變革和農民職業與生活方式的變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對以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關係網絡的依賴，相反，這些社會網絡在新的移居地對他們來說，在一定時期內會變得更為重要。
六、上海勞動力移民的人力資本及其效能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才在西方學術界中興起的一個重要理論思想。所謂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就是通過投資形式，由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和體能所綜合構成的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24被譽為「人力資本之父」的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曾經指出，人力資本的取得要靠投資才能獲取，這種投資主要有五種形式，正規教育、在職培訓、成人教育、保健支出、為就業需要所引起的必須的遷移。其中，正規教育和在職培訓是主要的兩種投資(Schultz，1961，1-17)。
在移民研究中，從微觀角度來解釋移民動因，最典型的莫過於經濟學了。例如，新古典經濟學派就認為，移民行動是有理智的主體自我選擇的一種結果，其目的在於通過移民到一個新地方來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這個報酬至少要超過自己的移民成本。同時，移民也是一種個人的自發自願行為，移民者通過對所處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較以及對成本效益比率的估算，來權衡自己的選擇，但總的取向是朝著高回報的地區移民。然而，高回報是要付出高代價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移民其實也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行為(Sjaastad，1962，80-93)。
在調查中，我們的確發現了人力資本對勞動力移民的重要意義。首先，這些勞動力移民的人力資本狀況與仍在農村的勞動力相比要明顯高出很多，其主要表現在：年紀輕、受教育的程度高（相對於現在仍在農村從業的勞動力）、身體狀況好、接受培訓的比例高。以接受正規教育的年限為例，在我們調查的780名上海勞動力新移民中，其平均受教育的年限約為9年，遠遠超過全國農村勞動力平均7年的水平。而且受教育年限越多的，移民願望越強烈。筆者在對780名上海勞動力移民「受教育年限與移民願望」進行交互分析中發現，皮爾遜卡方值檢驗的顯著性水平是0.018，小於0.05，表明勞動力移民受教育年限與移民願望具有顯著性差異。相關係數G係數為0.043，表明勞動力移民的受教育年限與移民願望是相關的，儘管關係微弱，但可以認為受教育年限高的比受教育年限低的勞動力移民具有更強烈的移民傾向。
調查還發現，受教育年限高的勞動力移民不僅移居城市的傾向強烈，而且從他們目前在城市的職業構成和生活狀況來看，也要比受教育少的農民工好許多。這說明人力資本狀況在他們重建生活體系和再社會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中國目前產業結構的矛盾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化有一定關聯。一些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能力已嚴重過剩，經濟結構正處在優化階段，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城市勞動力市場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擁有人力資本較高的勞動力更易於向城市移民，勞動力的移民行為在對其自身投資以後更易發生。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對於一個潛在的移民者而言，若其移民的收益大於移民的成本即可能產生移民行為，而教育使得收益大於成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此外，移民和接受教育一樣，本身也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通過向城市移民，尤其在城市接受職業的再培訓能夠使勞動者得到更多的知識，可以從情感以及技能上解決移民的城市適應問題。每一個移民初到城市之時，由於生活各方面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常常會對家鄉和親人產生強烈的依戀和思念心理。通過對勞動力的再教育，不僅可以提高勞動力移民的技能和人力資本的存量，還可以大大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和發展潛能。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所說：「傳到家鄉來的消息，會說到另一地方的狀況，而知識可以消除疑慮，甚至可能激發熱情。關於情感問題只談一點就可以了，即習慣於流動的人願意移民的程度勝過不流動的人」(阿瑟·劉易斯，1999)。因此，對勞動力移民來說，在進城後自覺接受一些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和成人教育是極為必要的。趙延東、王奮宇等人的研究就揭示出了「職業培訓」對勞動力移民經濟地位獲得的重要意義，並指出其重要性幾乎不亞於正規教育的作用，這意味著勞動力移民的教育等人力資本需要經過培訓的方式進行補充和轉化，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25
然而，這種補充和轉化能否成功卻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息。從移民個體角度來看，一般來說，衡量其移民成功與否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所找到的新工作是否與其人力資本水平和期望相一致。我們調查發現，幾乎所有的勞動力移民都變換過許多次的工作，尤其在進城的前三年，有82.3%的人變換工作2次以上，62.6%的人變換工作達三次以上，只有5.4%的人沒有變換過工作（見表4），平均每人變換工作達2.6次以上，而且大部分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是越換越好。這每一次主動地變換工作都與個人的人力資本相關。因為人力資本越豐富的人，不僅能有效地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判斷，從而做出更為準確的行動決策，而且，較高人力資本的人抵抗風險的能力也較強，其在城市生存的空間也比一般的農民工高出許多。
表4 上海勞動力移民後三年內變換工作的次數分佈（％）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勞動力移民在城市中要生存下來，面臨的最大的競爭對手可能就是城市失業、下崗工人。與城市居民相比，這些勞動力新移民雖然在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方面還有些偏低，而且在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方面也處於明顯的弱勢（更不用說在制度上的不平等了），但他們也有優勢，他們大多相對年輕、體能也較好，更重要的是他們具有一般城市居民所沒有的吃苦耐勞的精神，這一切實際上也構成了他們所特有的人力資本特徵。而且，就受教育程度而言，他們已經越來越接近城鎮居民的水平了。我們的兩次調查顯示，在上海勞動力移民中，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比例已高達32.2%，基本接近於全國城鎮常住人口的教育程度（見表5）。這一調查結果不僅顯示了這些勞動力移民的確是農村的精英人才，而且在接受正規教育這一衡量人力資本最為重要的方面已經完全可以與城鎮居民相比了，如果再加上他們特有的吃苦耐勞拚搏精神，其在城市勞動力就業市場中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競爭群體。
表5 上海勞動力移民和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年鑒（2000）》和《中國統計年鑒（2002）》，上海的數據為2000年的。
七、結論性評論：勞動力移民系統的生成與行為選擇
制度、網絡和人力資本分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構成了當代中國城市勞動力移民的行動系統，也可以說，勞動力移民是在上述三個層面的主要力量相互交織下而得以實現的，即是在城鄉比較差異和移民政策的社會與制度背景下，依賴於勞動者個體的人力資本，通過一系列連續的社會網絡的綜合運作而得以實現的。
如果我們把勞動力移民現象看作是一個社會系統，那麼，制度、網絡和人力資本就是構成這個社會系統的三個基本要件，並可以分別從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勞動力移民現象的發生。很顯然，任何單一的視角都是很難解釋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勞動力移民現象的，我們只有把這三種視角整合成一個整體、一個系統才有可能獲得滿意解。因為勞動力移民的產生本身就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移民系統」，它需要我們從各種視角出發，運用系統研究的方法來加以認識。
在移民研究中，自阿金·馬博貢耶（Akin Mabogunje）對非洲城鄉移民展開別開生面的研究以來，「系統研究」便作為綜合有效的理論框架被一再運用。所謂移民系統乃是指一種空間構成，它包含了移民輸入地與輸出地之間相對穩定的聯繫，而這種聯繫是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制度框架內，依靠各種社會網絡而維繫的，移民就是在這個制度框架和關係網絡中，憑著自身的人力資本而不斷地流動與互動，以此來共同構成一個相對開放和流動的移民系統。所以，移民系統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儘管它受制於許多因素的影響，但一旦這個系統形成，就會產生源源不斷的動力。中國國內的勞動力移民就是這樣一個動態的移民系統（見圖一）。
圖一：勞動力移民的生成系統圖
在這個移民系統裡，它實際上同時存在著宏觀、中觀和微觀結構三重結構。宏觀結構指的是國家相關制度、政策、法規，以及城鄉經濟狀況、社會發展關係，它幾乎對勞動力移民的產生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1979年以前的20年間，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現在這種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的約束與限制。如果沒有制度上的任何鬆動，即使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落差，也會被限制在一個封閉的系統環境中。而現在，儘管我們在制度上仍然對勞動力移民實施嚴格的管制制度，而且至今也沒有把勞動力移民納入到國家法律框架內來解決和認可，但至少在制度上，我們還是存在著許多容許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不管這些政策是主動制定的還是被動做出，也不管這些政策在各地的實際操作中有多大的差別，但至少在整個「移民系統」內還是存在著這種「移民」通道，這種通道如果沒有制度的默認或某種程度上的認可，這些勞動力移民是不可能在城市中長期定居下來的。
其次，從中觀層面的社會網絡來看，作為對正式制度的一種補充，移民網絡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不僅直接導致了「移民鏈」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為勞動力移民提供了一種安全、穩妥和低成本的流動方式。當國家層面上的正式制度不能很好地在移民系統中發揮推動作用時，來自民間的社會網絡會積極地替代各種正式關係，以非正式群體特有的方式來推動勞動力移民的形成。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我們國家不鼓勵勞動力移民，也會形成源源不斷的移民浪潮的原因。因為在這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首先不是國家的正式制度，而是民間的社會網絡，它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引導了勞動力移民的流向和路徑，而且也為勞動力移民的進一步定居創造了條件。只是在沒有制度性條件的支撐下，這種社會網絡可能會偏離社會正常的發展軌道，從而引發更大的社會問題。
再次，從微觀層面的人力資本來看，之所以在同等的制度環境下，移民的最終結果會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和分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人力資本的不同。為什麼同樣從一個村莊裡出來的農民，有些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拚搏後就能獲得相對較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並最終實現了定居城市的願望，而有些人卻始終處於初來城市時的不穩定狀況。這其中當然有許多原因，包括家庭的影響、鄉土觀念的認同等，但我們認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還是人力資本及其所發揮的效益不同。從那些已實現定居城市目的的勞動力移民的調查中，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些人的人力資本比城市一般的農民工群體要高。所以，即使制度性條件放寬以後，也不會帶來同樣的移民後果。因為作為微觀個體的移民，他們對制度和社會網絡的利用情況是不一樣的。
既然勞動力移民的動因要同時受制於制度、網絡和人力資本的影響，那麼，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移民系統」中，作為行動者的勞動力移民，他是如何做出最後的行為選擇的呢？在這裡，我們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來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不同的是，社會學的理性選擇更關注的是眾多個人的理性選擇後果，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選擇結果。26而且，在社會學中，理性行為一般是指為了達到一定目的而通過社會交往或交換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性行為，這種行為需要理性地考慮對其目的有影響的各種因素。因為它對「理性選擇」的基本理解就是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移民系統」中，由於條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們的理性選擇實際上無法達到「最優點」，而只能「逼近」到最優點，即只能取「滿意解」。因此，在具體理性選擇的過程中，滿意準則和合理化便成為這種「理性選擇」行動者的行動基礎。
如果我們把支撐移民系統運行的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網絡理解為一種系統資源與規則的有機組成部分，那麼作為行動個體的移民者在這些結構性的制度和網絡面前決不是無能為力的，相反，他們總是有目的地首先為自身的生存其次為自身的發展而理性地行動著。但同時，這種理性選擇行為又受制於一定的結構和規則。因此，無論他們的行動具有多麼明確的目的性，也總是會受制於許多因素的約束，並在行動過程中不斷地反思和調整自身的行動目標，而且這種行動所帶來的後果往往是行動者本身所難以預期的（但結果卻會對其後續的選擇行動產生影響）。因此，農村勞動力移民行為的最終實現，在宏觀層面上實際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結構變遷，在中觀層面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社會流動的狀況，在微觀層面上則意味著農民人力資本增加和行為選擇能力的提高。而且，在社會制度和社會網絡相對固定的情況下，勞動力自身的行為選擇是其移民的關鍵，因為宏觀上的制度約束再大，其最終發生效力還得是個體借助於社會網絡，通過理性的行為選擇來實現，而這又取決於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及其運用情況。
近些年來，社會學中開始流行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分析，也能為我們解釋移民過程提供有益的啟示。新制度主義強調各種社會制度對於社會行動者活動的制約，但同時也將行動者看作是積極的行動主體，他們的活動也在時時刻刻改變其行為的制度環境（Nee and Rebecca，1996）。所以，移民系統實際上是由制度、網絡和資本三個層面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構成的一個動態系統。從發展階段來分析，這些勞動力移民從發生、定居到生存、發展，一般經過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通過各種信息和途徑先流入目的地，然後依靠簡單勞動暫時維繫自己的生存。這時的特點一般是向家鄉匯款和預期在工期結束後返回原住地；第二階段是一部分移民留了下來，並基於血緣或地緣關係，發展出對其在新環境生存有幫助作用的社會網絡；第三階段是家庭團聚，長期定居意識的產生，對移入地的嚮往和與自身相同的族群和社區的形成、發展，使得移民日益傾向於在移入地永久定居下來；第四階段是移民的生存與爭取市民權與其他社會權利、法律地位的階段。此時，移民輸入地政府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移民是最終取得平等的公民地位還是遭到排斥，悉數與國家制度、地方政策以及該地經濟、社會和文化狀況有著密切的關係(周聿峨，阮征宇，2003)。前面三個階段相對勞動力移民的個體來說容易把握，因為它更多地體現了移民自我的行為選擇，而最後一個階段卻更多地受制於社會制度等結構性的約束，顯然，要改變制度並爭取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權益不是他們自身所能控制的，這跟整個社會發育相關，尤其跟政府對移民的認識相關。
但是，不管這些勞動力移民最終奮鬥的結果如何，移民對其自身來說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因為勞動力移民不僅在地域上能夠實現由農村向城市、由欠發達地區向較發達地區的空間轉移，在職業上實現由農業向工商服務等非農產業的轉化，而且在階層上也能夠實現由低收入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向比其高的職業收入階層轉變，在角色類型上實現由傳統農民向現代市民的轉型。因此，中國城市勞動力移民的演化過程實際上是農民空間轉移、職業轉換、階層轉變和角色轉型的多重變化過程，也是一種城市社會結構重組與農民工在城市社會的再社會化過程，其不僅是中國城鄉均衡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而且也是中國深入改革不可逾越的一個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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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軍，2001，《從生存理性選擇到社會理性選擇：當代中國農民外出就業動因的社會學分析》，《社會學研究》第6期。
溫鐵軍，2002，「我們是怎樣失去遷徙自由的」，中國宏觀經濟信息網，4月18日。
http：//www.macrochina.com.cn/zhtg/20020418028660.shtml
趙延東、王奮宇，2002，《城鄉流動人口的經濟地位獲得及決定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第6期。
周聿峨，阮征宇，2003，《當代國際移民理論研究的現狀與趨勢》，《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 期。
註釋：
1 2002年6月，筆者受上海市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的委託對浦東新區外來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情況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一共發放問卷1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100份。2003年10月筆者受上海市郊區工作委員會委託對上海市郊區農民及農民工的人口素質進行調查，一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有效問卷860份。這兩次調查累計共涉及來上海打工3年以上的外來農民工群體860人。2004年11月，筆者以上海棚屋區為重點，對居住在棚屋區內的勞動力移民進行了個案訪談，共獲得了24個有效樣本。
2 李路路等人在2002年做的調查顯示，大約有50%的農村「流動人口」明確表示想定居在目前的居住地。只有不到10%的人願意返回農村的家鄉。
3 2001年，以平均數計算，每個農民工在城市創造了22431元的GDP，農民工的平均年收入約為8000元，那麼一個農民工一年就為城市創造了22431－8000＝14431元的財富。2002年全國9400萬農民工就為城市創造了13565億元財富，相當於2001年全國第一產業增加值15411億元的88％（陸學藝，2004，185）。
4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以拉裡·薩斯塔(Larry Sjaastad)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奧迪·斯塔克(Oded Stark)為代表的新經濟移民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以邁克爾·皮奧雷(Michael Piore)為代表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薩絲凱·薩森(Saskia Sassen)等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這些理論都從某個方面對國際移民現象生成的原因做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
5 在上海經驗研究的操作中，我們把這個群體的調查對像界定為「在上海連續工作三年以上，至少近一年內沒有變換工作和住所，且主觀上表示自己願意永久性定居上海，並在上海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非技術或低技術工作的外來人口」。這一群體的社會學特徵至少有：一是靠純粹出賣勞動力為生或從事非（低）技術工作（這使得他們區別於其他知識移民、投資移民或外來的白領階層）；二是具有相對固定的住所和收入（這使得他們區別於其他的無業遊民、無家可歸者）；三是有定居城市的傾向和行為，往往是舉家遷移（這使得他們區別於其他的流動人口、暫居人口）；四是相對一般的流動人口而言，他們對所住居的城市認同感相對較強，能主動融入到城市社會中去（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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