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同濟大學百年校慶



作者：柯小剛
文章來源：道裡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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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大學？
——致同濟大學百年校慶



2007年，同濟大學將迎來百年校慶。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它是過去歷史的結果；它是未來歷史的開端；它在眼下尤其是我們這些躬逢盛典的同濟人承前啟後的節點。我們只有承擔起這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我們才真正進入同濟大學的歷史，融入大學的生命，與大學同在。

大學是有生命的。同濟大學的生命即將迎來她的百年華誕。在世界大學歷史上，百年是年青的生命。但對於現代中國的大學來說，這縱然年青的生命卻經歷了千年的輝煌與滄桑。對於任何一所現代中國大學來說，百年校慶要記取的絕不僅僅是百年的歷史，而且必定是千年的輝煌與滄桑；百年校慶要展望的也絕不僅僅是百年的前景，而且必定是千年的未來。這是因為：年青的現代中國大學，她的年青非比單純意義上的年幼；現代中國大學的年青，這是一個健碩古老的文明-文化體自我更新意義上的年青。這是年青，而非年輕。

大學的生命即是文化日新的生命。在文明-文化體的創辟、傳承和自我更新方面，大學承擔著本質使命。年復一年走進大學復又走出大學的，是人類生命代謝中最鮮活搏動的血液。他們是這樣一些年輕人：他們剛剛成年，從家庭的庇護空間走出；但他們尚未進入社會生活的公共領域。大學於是承擔著為人類的公共生活培養公民的任務。而文化，就其源初意義而言原本就是這種意義上的培養教化。而在培養教化中，作為培養對象的青年人又反過來以生命的投入復活了文化，更新了文化。大學於是成為人類生活的心臟，它以其不息的搏動實現著人與文的交換，新與舊的更生。百年校慶就是這樣一個更生的節點，正因此它才成為一個節日，一個重新誕生意義上的歷史時刻。

正是在這種對大學人文和百年校慶的深層理解之上，我們在此思考何謂大學，以及履行校園文化建設這件事業。也只有通過這件日新生命的文化建設事業，我們的大學人文和百年校慶才得以時代的精神標記自身。

每個時代有它的精神，精神體現於一個時代的風貌，風貌命名於一時一地的道路、建築和人群的歌詩、格言。同濟大學現今的校訓、校歌，以及道路、建築的命名，是一個時代精神風貌的體現。但現在這個精神正在蓬勃地更新自己，而其風貌也呈現出日新月異的景象。躬逢盛世，當此節慶，我輩必當順天而動，與時俱進，因時代變遷之大勢，制校史文化之新聲。

同濟大學百年的歷史是近代中國百年歷史的縮影。中國這個偉大的文明-文化體在近代百年之中經歷了痛苦的蛻變。在贏得了民族的獨立和國力的振興之後，今天的人們已不再從急功近利的目的出發來看待文化建設問題，即不再以一種缺乏教養的態度來怨恨古典文化阻礙了發展。相反，整個社會正在呈現一派文化復興的吉祥瑞兆。當然，目前發生的這個復興不是任何狹隘民族文化的復興，而是所有人類優秀文化的一次空前規模的創生性融會。這場融會發生在我們湊巧生活於其中的這個時代和國家，這是有生者的幸運。

百年前的同濟誕生在這場創生性融會的艱難開端。起初作為德國醫生開設的醫學堂，同濟成為西學救國的本質隱喻。生在上海：這又是不可替代的近代中國喻意城市。抗日戰爭期間，同濟一如許多中國高校和人民，經歷了輾轉跋涉的西遷。猶如長征，這一深入農村和內地的迂迴，讓泊來的文化接受了土地的洗禮。而當這所學校重新回到新中國的上海，他才得以第一次在面朝大海的土地上立定腳跟，以主動的姿態回擁大海。於是在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才得以回過頭來書寫歷史，把當初的德文醫學堂定位在一場主動的文化融會事業而非被動的文化殖民事業的起點。

在同濟百年的前半個世紀中，每個十年慶典都伴隨著這個國家的憂樂起伏。1917年同濟建校十年。在這一年發生了事關同濟生死存亡的「三‧一七」事件：由於德國在一戰中戰敗，上海法租界捕房巡警於1917年3月17日荷槍實彈，包圍同濟，強令解散學校，限令全校師生必須於當日下午7時前離校。那是一個雨天，細雨中多少無援呼告。這是同濟校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之一。這場危機的實質是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的自由危機。建在這個國家土地上的一所學校，竟然要由兩個外國來決定她的存亡。但也正是這場危機帶來同濟人的第一次自我拷問：我們是誰？也正是這場危機促使華人校董全面接管同濟，翻開了同濟校史的新章。新同濟從法租界遷址吳淞，從梁啟超借調中國公學校舍。中國公學，在此似乎是一個不無意義的名字？百年同濟必須銘記這些日子和名字。

1927年，也就是這所大學的第二個十年，同濟人迎來了史上最值得慶祝的時刻之一：在時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大力支持下，同濟於這一年正式命名為「國立同濟大學」。至此，十年前的危機，連同1917至1927年間的種種艱難困苦（曾三度因財政困難而致校長辭職），方才真正得以渡過。

然而，又正好是十年之後，這所大學再次與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赴國難。1937年開始的逃亡將不只是市內的遷址，而是萬水千山的跋涉。這是脫胎換骨的一次磨煉。在這次磨煉中，也只有經過這次磨煉，同濟方才與這個民族一起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贏得了自由屹立。百年同濟，讓我們在這個慶典之日記住這些中國土地上的名字，她們曾先後留下同濟人堅強不屈的足跡：金華、贛州、吉安、八步、昆明、李莊、宜賓。

1947年，正值第四個十年，這所大學在經歷了十年輾轉遷徙之後終於可以回到故土。滿懷著凱旋的喜悅，一艘名叫「同樂號」的輪船順江而東。然而就在這一年的3月17日（又是一個3.17），這艘滿載各類校資的重慶同濟輪船公司的輪船觸礁沉沒。這也許是同濟這艘大船在獲得她的新生之前的最後一次磨難？自此之後，同濟人重整風帆，同舟共濟，迎來了今天的百年校慶。如今，在這艘大船之上，一所綜合大學所應具備的各大主要院、系、專業濟濟一堂，同創偉業，帶來了史上最繁榮興盛的發展氣象。

是的，同舟共濟。這個婦孺皆知、耳熟能詳的中文成語如今成為同濟大學的校徽所象徵的精神。它解釋著同濟這個名字的中文意義。這個意義既是這個名字在漢語中的重生（據說同濟最初得名於Deutsch的諧音），又是她贏得此一重生所經由的歷史之寫照，以及這一歷史所依托的精神。

在中文典籍中，同濟之名源出於《孫子（兵法）‧九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不無巧合的是，孫子此處談及的地理，正是如今這所大學所在的地方：吳越之間。孫子告誡說，在包孕吳越的震澤（太湖）風浪之中，兩國應當同舟共濟。孫子有此眼光，因為孫子不屬於吳越。孫子奔吳，所來自齊，但他也不屬於齊。孫子屬於「中國」。原本意義上的「中國」並非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原本意義上的「中國」乃是天下。以天下觀之，孫子所論之吳越雖小，其義則大；以天下觀之，今人所談之世界各國，有列國而無世界，其地雖大，其義則小。

近代歷史的苦難把「中國」的概念改造成一個民族國家，但也正是對這一苦難的揚棄造就了這個民族國家的世界性：超越民族的普遍性。中國是西方民族列國殖民所及的最後一個文明大國。對這個文明大國的殖民及其失敗必將反過來改變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法理基礎。因此，新中國之誕生，非比於近代歐洲民族國家之誕生；新中國之誕生，乃是新世界之誕生。如今沒有哪一個國家有如中國這般既扎根於源遠流長的自主文化傳統，又如此賦有面向世界的敞開胸襟。沒有哪個國家的大學有如中國現在的大學這般熱烈學習外國語言、文化和科學知識，同時這些學生又絕不是來自素無文化的撮爾小國。一個文明大國，如今她的青年學子絕無自閉之虞，勤奮學習世界優秀文化，對西方的瞭解遠勝於一般西方青年對於中國的瞭解，其前途未可限量。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正在贏得她的民族獨立之後逐漸恢復其超越民族眼界的普世文明意義。吳越之間的同舟共濟正在走向世界大洋的同舟共濟。東方震澤之船正在經由長江，駛向大海。

現代中國大學將在此世界性同舟共濟的航行中起到關鍵作用，因為現代中國的世界屬性將體現於現代中國大學的大學屬性。大學，這個新生不久的現代中文詞語，如今既不是university的翻譯，也不是中國古代太學建制的延續和重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禮記‧大學》）大學，這既然是一條大道，那麼它的生命便在於它的日新之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在健動不息的乾乾大化之中。大學以能化而成其大，文化以大學而成其化。大學，這個新生的現代中文詞語正在成為一個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的詞語。在既非單方面的university亦非片面的太學傳統所能統攝的未來「大學」文化中，大學必將大而化之，化成天下大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禮記‧禮運》）禮運大同的世界理想簡潔而完美地啟示了中國之世界性與大學之大學性的共屬一體性。從此共屬一體性而來，我們也許可以說：同濟大學之同，即同濟大學之大；同濟大學之大，以同濟大學之同。何謂大學？這或許是同濟大學這所獨一無二的現代中國大學，在她的百年誕辰之際，以她的名字所道出的回答？


2006年11月17日於同濟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