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在日據時代就唸私塾，學漢書，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平日除了在家務農，還被地方人士推舉為「保正」，(在日治時甲制度是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總督府訂定了《保甲條例》，規定每十戶為一甲、每十甲為一保，每個「甲」都設置「甲長」作為領導者；而「保」則設置「保正」，任期皆為兩年，為無給職。日本人在保甲這方面是讓台灣人民自行推選的，也就是說所有的保正和甲長都是由管轄區域內的人民推舉出來的)。所以我們家族在當時算是書香世家，祖父重視子孫的教育，加上父親又是獨子，所以國民學校(日據時稱為公學校)畢業後，繼續念兩年的高等科，然後考上宜蘭農業專科學校，在當時算是高級知識分子，父親除了受日本教育外，還在私塾念漢書，家裡書櫃中有許多線裝書，我小時候也會翻來看看，大部分是中國歷史演義，如薛仁貴征西，唐太宗李世明，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這些傳聞軼事，父親念了很多。

我的母親是童養媳，祖父也讓母親去念公學校，所以母親在日據時代算是少數能念書的女子，父親農專畢業後，考上日據時期的公賣局，管菸酒樟腦等事務，剛考上時據父親說，他被分發到高雄六龜山上管樟腦油的提煉，住在山上的工寮，因在深山中，不時還在半夜有台灣黑熊來造訪，於是父親跟同事們就爬到大樹上躲避黑熊的攻擊，我們小時候最喜歡聽父親說這些故事了，後來他調到鹿港任職，負責水產的銷售，據母親說他們每天都吃新鮮的蚵子，然後調任新竹配銷所，掌管菸酒配銷。這時正值二次大戰末期，父母已經成婚，生了大哥跟二哥(後來病故)。後來母親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姊姊，再來陸續生了我的三姊，我及一位妹妹，我們總共有兩男四女，兄弟姊妹多，看起來很熱鬧，母親卻是要拉拔我們長大，又要忙著做家事，還要上山照顧果園，下田幫忙種稻除草，一輩子吃苦耐勞，謹守本分，當然那個年代的孩子也會分擔一些家事的。

民國34年二戰結束，父親任職的株式會社解散，於是回鄉下務農，後來曾新梅先生當選鄉長，聘任父親擔任鄉公所秘書，四年後任滿，新竹青果合作社總經理周金華先生聘任父親為峨眉辦事處主任，專職從事柑橘外銷日本作業，幾年後升任新竹總社業務經理，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