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寫作背景
兩德統一後，德國人需要讓自己從半個世紀的秘密壓抑中透透氣。德國人需要找到一個告白與揭露的出口。徐林克在1995年出版的《我願意為妳朗讀》，那個敏感時機上適切地幫德國人提供了渴求的告白與揭露的管道。
老德國人藉閱讀徐林克進行告白與揭露的治療，新一輩年輕德國人則藉閱讀徐林克來理解他們的上一代，理解為什麼自己會被迫在陰影中長大。
在徐林克的成長、教育時期，經歷了舉國上下同聲譴責納粹暴行、對戰犯及集中營慘狀展開悔罪式調查，以及六Ｏ年代延燒歐美地區的學生運動狂潮。《我願意為妳朗讀》的時空背景，便正是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或許也正因為如此，使得這本書格外的撩動人心。
二、本事
(一)邂逅與逃離
故事背景設定於二次大戰後，十五歲少年麥克與電車車掌韓娜，因偶然相遇，陷入祕密熱戀。三十六歲的韓娜帶給麥克情慾的初體驗，還有年齡與身分限制的超越。他們激情做愛、朗讀書本，但韓娜從不透露過去，十分神祕，直到某天韓娜不告而別，消失在麥克的世界中。
小說並未確定說明是那一個城市(可能是海德堡)、那一年，但是電影明確標出新城(Neustadt)、1958年。新城是有萊茵河經過的城市(Emmerich am Rhine)。
麥克與韓娜相遇的那一天，小說並未說明天氣，是10月天。但電影裡是下雨天兼下雪的天氣。
麥克在小說裡得的是肝炎，在電影中是猩紅熱，二者都有嘔吐的現象。根據發病的原因，肝炎大致可分為(l)酒精性肝炎(2)藥物性肝炎(3)病毒性肝炎。猩紅熱是法定傳染病、主要是經由飛沫傳染，是由鏈球菌所引起，潛伏期為一至三天，好發於學齡前幼童。
男主角在熱戀時為女主角朗讀四本經典，包括作家萊辛的《愛米麗雅．伽洛蒂》、席勒的《陰謀與愛》、艾興多夫的《無用的人生》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麥克第一次為韓娜朗讀是《愛米麗雅．伽洛蒂》，第二本書是《陰謀與愛》，韓娜的心得是「愛米麗雅與露易絲都是傻女孩！」。這個時期，兩人關係穩定，準備以母子身分出遊。第三本書是《無用人生》，韓娜的心得是「海關稅務員，不就是正當工作嘛!是出遊時的誤會與和解。戀情結束前所朗讀的書是《戰爭與和平》，韓娜「這次沒有把娜塔莎、安得列、皮耶融於自己的內心，而是進入書中世界，彷彿開展一次漫長、璀璨的旅程，或是進入一座開放參觀的城堡，甚至住在裡面，直到覺得那是自己的家。」每一次朗讀的主題都象徵兩人關係的進展及心境的變化。
在電影中出現的分別是初相識時的《愛米麗雅．伽洛蒂》、電車事件吵架後的《奧德賽》、出遊前的《
不告而別的日期書中是在生日過後，七、八月的一天。電影是生日那一天，劇情張力較強。書中逃離的理由是長官要韓娜受訓成為駕駛，電影中的理由是長官要給她升官調到內勤部。韓娜的不告而別陷麥克於自己背叛韓娜及否定韓娜的陰影，因為麥克試圖向同學說出這段戀情，但是話到嘴邊，卻說不出口，但麥克認為也許韓娜早已體察到這個不友善的企圖才會不告而別。
(二)理解與譴責
第二段書中並未交待城市及年代，但可推定是七、八年後，當時韓娜43歲，麥克在大學念法律系，審判地點是另一個城市，大約有一小時的車程。電影則標示1966年海德堡法律學院，審判地點未說明。綜合書及電影情節如下：
轉眼八年後的1966年，麥克到海德堡大學法學院念法律時，教授帶他們一群學生到法院旁聽，結果麥克赫然發現，法院裡其中一位被告竟然是韓娜。再次見面麥克的感覺是：「是誰為我注射了那一針？是不是我自己，因為我不能沒有麻醉劑？麻醉劑不但在法庭發揮了作用，讓我見到韓娜時，好像愛過她、渴望過她的是別人，那人我很熟悉，但卻不是我。我生命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如此，我置身於自己的人生之外冷眼旁觀；看到自己在大學唸書，和我的父母、哥哥、姊妹、朋友在一起，可是在我的內心深處，我並沒有參與感。」(第92頁)
法庭在審判德國的戰犯，韓娜及其他幾位女性被控告在納粹時期(1944年)，擔任黨衛軍 (SS guards)警衛協助在克拉考集中營屠殺猶太女性。並在一次的教堂大火中，沒有把教堂的門鎖打開以致於讓三百多位猶太女性死在裡面。控告者是一位在那次大火中少數生還的女子，她出了一本書 "Monther and daughter- A story of survival" 揭發這件事，這本書也成為呈堂證供。
韓娜在法院裡被審判。法官問她說 "妳為什麼會加入警衛的行列?" 韓娜回答說 "I heard there were jobs. They were looking for guards. I applied for a job." 最後定罪的關鍵是，當韓娜被法官問及是不是主導不開鎖的人，韓娜很堅定的說不是，但現場的其他被告都猛指韓娜她主導並撰寫報告，於是法官叫韓娜當場寫字對照筆跡，但韓娜眼神忽然晃神徬徨，猶豫了一會後，承認是她主導的。
這時候麥克才想通過去的一切，為什麼以前每次韓娜都要叫他念書給他聽? 為什麼點餐的時候，都說跟你吃一樣的就好了?(電影的情節)為什麼出遊時，麥克留下紙條，去買玫瑰花時，韓娜會大為發火？(書中的情節)因為韓娜根本不認識字!
麥克終於了解到韓娜一直想隱藏的秘密，這正是韓娜離開的原因。為什麼電車公司要升她的職務去做文書工作(受訓成為駕駛)，她就辭職？為什麼西門子公司要她擔任主任，她就辭職加入黨衛軍，只為了掩飾不識字，所以她選擇一而再的抽離。
麥克也終於了解為什麼韓娜在法庭上會不斷抗議，引起法官的怒火，因為不識字，所以無法了解起訴書的細節，無法了解倖存者在書中的指控。為了掩護不識字的秘密，韓娜選擇頂下眾人的罪。在人生的戰場，看似往前衝，實際上是節節敗退，而隱瞞挫敗是她唯一的勝利。
在舉國上下同聲譴責納粹暴行、對戰犯及集中營慘狀展開悔罪式調查的時期，麥克對韓娜有著想要理解、卻又陷入譴責的困局。「我們很清楚把集中營的這個、那個警衛，或是執行官定罪，只是序幕而已。領教過警衛或執行官的那一代，或是沒有做任何事情阻止那些人的人，或是在1945年以後沒有把他們從人群中驅逐的人，這些人才是被告，我們要探討的是這些人，讓他們在光天化日下受審，宣告他們有罪，讓他們顏面掃地。」(第84頁)類似的包括「凡是犯了納粹的罪行，或是眼睜睜看著罪行發生，或是掉首他顧，任由事情發生，或是在1945年後容許這些罪犯存在他們當中，甚至接納他們，這些人還有什麼資格對他們的子女說任何話？」(第147頁)這種道德氛圍彌漫整個西德。所以，納粹將領有罪，執行官有罪，警衛有罪，在集中營工作的人有罪，載運猶太人至集中營的火車駕駛有罪，甚至當時袖手旁觀、縱容姑息者有罪，戰後接納納粹罪行者有罪，幾乎全國的人都有罪。在道德派的觀念裡「怎麼可以讓這種事情發生？知道這種事情，為什麼不去自殺呢？」
電影中，也陳訴另外一種觀點，這個社會的秩序是由法律來規範，而不是道德，在奧許威茲(KL Auschwitz)集中營工作過的人有8000人，只有19人被定罪，6個人被判謀殺罪，一個人是否有罪是視當時的法律有無規定，也就是「合不合法？」而不是「對不對」。(註：對照紐倫堡大審，還是有人被判無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同盟國為追究納粹所犯下的罪行，在德國紐倫堡舉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犯審判。從1945年11月進行到1946年10月，最後11名戰犯判處絞刑，7名判處重刑，3名無罪釋放。又註：整個戰後盟軍在德國總共起訴戰犯7萬人，其中有3.6萬人被定罪。)
在書中第135頁有段另類的合理化「劊子手並非奉命行事。他是在做他的工作，他不恨被他殺掉的人，也不是報復那些人，他不是因為他們妨礙他、威脅他，或是攻擊他，才把他們殺掉。而是他對這些事情冷漠到極點，可以輕而易舉的殺掉這些人。」這是冷漠的奉命行事派。同樣地，在《善心女神》(作者為強納森．利特爾)一書亦談及「戰後遭受審訊，曾參與這場人類浩劫者，異口同聲地問：我，有罪？──護士沒殺人，她只是脫了病人的衣服，安撫病人的情緒，這都是她平常做的工作；醫生也沒殺人，他只是根據政府機構制定的標準，診斷病人的病情；打開毒氣開關的工作人員，他只是遵照上級和醫生的指示，執行一項純粹技術性的工作罷了；清理善後的那些人，只是為了維持環境衛生；警察只是依法執行公務，開立證明，並註明死亡原因，並未違反法律。許多人身不由己，或認為那只是小事。」
當然也有「螺絲釘無能為力」的理論，強調在帝國的組織下，沒有辨別是非能力的低階人員，大字不識的文盲，一如韓娜，只有聽命行事的份。不識字的韓娜，她有什麼選擇，這就是《為愛朗讀》的悲劇性之所在，她捨棄西門子、選擇不必閱讀的集中營警衛工作，在法庭上，又為了隱藏不識字這個小缺點，卻承擔了所有的罪。當她反問法官，「換做你要怎麼辦」時，竟成為法庭在受審!
至於最有爭議的是「任何人都可能犯的錯」。在中第177頁談及韓娜曾看過猶太裔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書，1963年漢娜．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這個論點引起猶太人強烈的抨擊。
後來，漢娜．鄂蘭在《責任與判斷》一書稍做補充，之所以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是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也就是漢娜．鄂蘭不認同集體罪惡、或「螺絲釘無能為力」的理論，她相信，即使在納粹這樣的集權體制，人們是有選擇的，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納粹時期的官員因抗命受到處分，因此，鄂蘭認為，法庭審判的好處是，坐在那裡受審的，可不是體制、歷史潮流或是任何意識形態，而是有名有姓、曾經有選擇能力的官僚艾希曼。
在麥克知道韓娜隱瞞不識字後，曾經想改變這個情勢，「我想和朋友討論這個問題。假想一個人有意奔赴自我毀滅，而你可以拯救他，你會挺身去救他嗎？」「假想有個手術正要進行，而病人是吸毒者，毒品與麻醉劑是不相容的，可是病人恥於承認自己是吸毒者，不願告訴麻醉師，你會對這個麻醉師說嗎？假想有一個案子正在進行審判，被告不願承認是左撇子，就會被定罪，你會對法官說出實情嗎？假想有個同性戀者，他不可能犯下某一椿罪行，因為他是同性戀者，但卻恥於承認他是同性戀者。」(第123頁)
於是麥克間接地去問他那哲學家父親，他父親給他這樣的答案「如果一個人知道什麼對別人較好，而那人是盲目的，那麼此人就該想辦法讓那人睜開眼睛。他必須讓對方自己做最後的決定，不過他一定要跟那人談談，是跟他談，而不是背著那人去找別人談。」(第127頁) 麥克又追問「如果不能跟他說話呢？」哲學家父親說「我不能說，很遺憾幫不上你。我的意思是，你是拿我當作哲學家來找我談。身為你的父親，我覺得沒法幫助我的孩子無法忍受的事。」(第128頁)
最後麥克還是去見了法官，他始終沒有透露秘密。但是麥克還是無法去見韓娜，因為他無法同時理解韓娜的罪行，又想譴責她。
在電影中，麥克是問接地問教授，教授給的答案是「我們的感受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做？」於是麥克登記去面會嫌犯韓娜，但是他卻臨時爽約，讓韓娜白等。
最後韓娜被判無期徒刑，其他的人被判有期徒刑(電影為4年3個月)。韓娜的罪行為謀殺300位猶太女子，其他女子則為慫恿及協助謀殺300位猶太女子。
(三)贖罪與遺落
故事來到韓娜服刑第8年，麥克的小孩茱麗雅5歲時，他剛與歌竺(電影為葛楚)離婚，他是法律學者，城市未標明。電影則是1976年新城，他是律師。
為什麼麥克會從事法律研究呢？當麥克考完國家考試，必須在法律界選擇從事其中一項職業的時候，他感到非常困惑。他實在無法認同當年審判庭上那位首席法官，曾經向他講述過的那些經歷與人生哲學：「他每件事都照正確的方式進行。在恰當的時候修習恰當的課程和研討會，通過期末考，拿到優異的學位。他喜歡當律師和法官，如果要他重新做一次，他會照同樣的方式去做。」(第141頁)麥克說道：「這件事把我難倒了。我覺得在韓娜的審訊中所見到的各種律師角色，沒有一個適合我。檢察官對我來說就像簡化的被告一樣怪異，當法官更是最怪異、簡化的角色。我也不覺得自己能夠擔任行政官；我在受訓期間曾到一處地方政府單位上班，發現那裡的房間、走廊、氣味、員工都是灰撲撲的，無能而陰鬱。」(第155-156頁)看到麥克這樣的想法，也許二戰德國的原罪及陰影正籠罩著1945年後的社會！他跟大多數的德國人一樣，沒有辦法解釋自己為什麼會做了納粹的幫兇，能與罪犯和平共處，因為在舉世滔滔的指責浪潮裡，任何解釋都可能是對自己行為的合理化辯護而已。唯一的辦法就是逃避與遺忘，大家暫時關閉記憶，埋頭只管最抽象的哲學、理論問題，或是最具體的經濟生計問題。從這點來看，原著是比電影貼切當時的氛圍。
最後在因緣際會之下，他意外獲得了一份法律歷史的研究工作；而這個原本暫時性的逃避，卻從此成為他永久的志業，是的，麥克成了一位法律歷史學者。「研究歷史代表的是在往昔與目前之間建立起橋樑，彷彿觀察一條河的兩岸，積極參與河兩岸的事務。在我研究的範疇中，有一項是第三帝國的法律，從這段歷史特別明顯可見過去與目前在一個現實下融合為一。在這裡，逃避並非專注於過去，看不見在我們身上烙下印記的歷史，與昔日遺物被迫共存，而是堅定地投注於目前與未來。」 (第156-157頁)
在愛情方面，與歌竺分手後，他試圖尋找一個在動作與感覺上有一點點類似韓娜，氣味和品嚐起來也有一點像她，但是即使比歌竺還多透露韓娜的事，可是那些女人並不想聽這麼多。一如在電影中第一幕出現的女子。於是麥克開始為韓娜朗讀，第一本書是荷馬的《奧德賽》，奧德賽不僅是歸鄉的故事，更是重新出發的故事。「謬司，歌頌命運多舛的男人，他總是被迫偏離航向，也曾經掠奪特洛伊的寶藏…」
對照於麥克成年之後一波三折的人生歷程，後半生都在監獄中度過的韓娜又如何呢？從她入獄後的第八年起，在麥克雖不定時卻也從未間斷地寄送朗讀錄音帶的幫助下，她自己也找來原著小說逐字逐句地對照參讀，電影中她是聽讀《牽狗的女人》(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熱愛文學的她，就這樣艱辛而奮勉地學會認字，擺脫自己過去始終引以為恥而不惜為之背負莫須有罪名的文盲身分。並且，跟隨著那些錄音帶，韓娜也開始試著自己閱讀；她訂購了大量關於納粹受害者與集中營的文學作品；同時也慢慢在銀行裡存了七千馬克以及一整個茶葉罐的錢幣，希望將來能夠交給那位當年和母親一起逃過教堂大火的女孩。除此之外，她還把麥克寄來的錄音帶借給盲人輔助機構，幫助盲人享受文學之美；而她自己則過著修道院式的隱居生活，彷彿她是主動選擇搬進獄中來生活似的，直到她正式假釋出獄的前一天，竟而上吊結束自己生命，留給麥克無限的悲痛與惆悵。
有人問好不容易學會認字讀書的韓娜，在她終於得以踏出監獄的前夕(書中說她被關了18年，電影是超過20年)，為什麼還是選擇自殺一途？有很多答案，因而也可以說是沒有答案。
「一個人在孤寂了許多年之後，這個世界會不會令她難以忍受？寧可自殺，也比修道院、從隱居生活重返世界要好？」(第180頁)這是典獄長的解釋。但她也不解地說「
也許譴責還是大於理解，在麥克再次見到韓娜時，他的內心還是充滿著學歷、年齡、社會階級的差距，他為什麼要在生命中給她一席之地呢？麥克問道「你有沒有想過在審訊期間、審訊之前所發生的事？我是說，當我們在一起，當我念書給妳聽時，你有沒有想過那些事情？」韓娜回答：「我一直覺得反正沒有人了解我，沒人知道我是誰，我做這些與那些事情的原因何在。你知道，在沒人了解的時候，也就沒人會要妳負責了。連法庭也不能要我負責。但是死者可以。他們了解。他們甚至不需要在場，但是如果他們在場，就會了解。在獄中，他們經常跟我在一起。他們每天晚上都來，不管我要不要他們來。審判之前，我還可以在他們想來的時候趕走他們。」(第170-171頁) 韓娜的遺囑並沒有下隻字片語給麥克，一如麥克也沒有寫過信給韓娜，是心冷到最深處無言的怨懟。「原來她（遺囑中）沒有留任何話給我。她是有意在傷害我？還是在懲罰我？或是她的靈魂已疲憊到了極點，只能做出和寫下絕對必要的事物。」
在電影裡，則是呈現這樣的對話，可能導致韓娜自殺。
Michael : "Have you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
Hanna: "You mean ,with you?"
Michael: "No, No, I didn't mean with me."
Hanna: "Before the trial, I never though about the past. I never had to."
Michael: "And now? What do you feel now?"
Hanna: "It doesn't matter what I feel, it doesn't matter what I think. The dead are still dead."
Michael: "I wasn't sure what you've learned.
Hanna: "Well , I have learned , kid."
(四)療傷與解脫
在書的第一頁，以倒敘的方式回顧這一段情，時間及城市不明。電影一開始，則直接標出1995年，柏林，德國已經統一了。
在韓娜去世的頭幾年，麥克一直飽受幾個問題的糾纏：我是不是否定她、背叛她，我是否虧欠她什麼，是否因為愛她而有罪。是否該為她的死負責。於是麥克將故事寫下來，以便從整個事件解脫。「我眼睛之所以無法從她的身上移開，並不僅僅為了她的身體，而是她的姿態與移動的方式。….當她穿襪子時，她的眼神和動作所負載的，正是這種渾然不覺的神態。不過她當時並不笨拙，而是舉措優緩，恬雅而惑人。這種蠱惑完全無關乎胸部、臀部與腿，而是讓你在身體某個幽奧深邃之處，忘記一切世事。」(第19-20頁)最後，麥克將猶太聯盟感謝韓娜的收據裝在信封裡，驅車前往韓娜的墓地。「那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站在那裡的一次。」(第189頁)
電影則是麥克帶著茱麗雅去韓娜的墓地，告訴女兒這段塵封的往事。
作者徐林克曾提到他在寫《我願意為妳朗讀》時，他不認為「自己在寫一部關於『救贖』及『寬容』的小說，而是他這一代的德國人如何看待上一代德國人的作為。」
至於導演史蒂芬．戴爾卓（Stephen Daldry）則表示，「沒錯，這是部關於『愧疚』的電影，韓娜對自己文盲的事實羞恥，卻對自己的罪行無覺。而麥克的道德失敗，使他一生愧疚。」
你可以將之視為「愛情小說」，或是「傷痕小說」、「歷史小說」、「法庭小說」，端賴你用什麼角度及心境來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