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麥特‧瑞德理的《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在《城市的勝利──五千年以來的貿易》裡，作者論述著自由貿易 / 低貿易障礙的好處。

作者說：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最大的好運便是，在工業革命的前夕，決定「擁抱自由貿易，......從1846到1860年，英國單方面採取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開放市場措施，廢除穀物法、取消航海法、移除所有關稅……」

移除所有關稅？

不只如此，英國還「與法國和其他國家簽訂貿易條約、採納最惠國原則──也就是任何自由化都適用於所有的貿易夥伴。關稅減免像病毒一樣擴散到各國，最後產生真正的全球自由貿易——全球的腓尼基實驗。」

在現今一片肅殺的氣氛下，想像那個「關稅減免像病毒一樣擴散到各國」的世界……不勝唏噓！

在這個關鍵時期，美國得以專精於提供食物和纖維給英國和歐洲，英國和歐洲便能進一步專注於提供產品給全球的消費者，雙方都受益。例如，到了1920年，倫敦消耗的牛肉有八成來自進口，其中大部分產自阿根廷，因此讓阿根廷成為非常富有的國家。

作者強調：「歷史教訓是如此鮮明——自由貿易造成共榮，保護主義導致貧窮——但竟然有人不是這樣想，真是不可思議，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開放邊界貿易的國家變得更窮 (被迫的奴隸和毒品貿易可能是另外一回事)。自由貿易在任何國家都行得通，即使鄰國沒有採取自由貿易。」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嘗試讓鄰國變得貧窮。在1930年代， 通貨貶值，失業率升高，各國政府紛紛尋求自給自足和進口替代：希臘在梅塔克薩斯統治下、西班牙在佛朗哥統治下、美國則在史慕符郝雷關稅法案影響之下，全球貿易從1929到1934年下滑了三分之二，1930年，英國政府在印度課徵關稅以保護小麥、棉花和糖的生產者，免於分別受到澳洲、日本、爪哇低價進口品的傷害，這些保護措施讓經濟崩潰更加嚴重，1929年之後的五年，日本絲綢出口占整體的比重從36%大跌至13%，說來不奇怪，日本人口快速增長，但出口商品和向外移民的機會大幅萎縮，日本政權只好另闢蹊徑，開始尋求帝國空間。」

「接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整個拉丁美洲大陸和自由貿易分道揚鑣，因而導致數十年的停滯，這是受到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畢齊的影響，他認為他已經找到李嘉圖邏輯的錯誤。印度在尼赫魯的統治下也選擇了自給自足，關閉貿易的邊界，希望能夠促成進口替代的快速發展，結果也造成停滯。……北韓在金日成的領導下、阿爾巴尼亞在霍查(Enver Hoxha) 統治下、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古巴在卡斯楚統治下——每一個嘗試保護主義的國家都受到傷害。」

接下來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模範生：「採取相反措施的國家包括新加坡、香港、台灣、南韓和之後的模里西斯，都創造出經濟奇蹟。二十世紀改變策略的國家包括日本、德國、 智利、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印度，以及最近的烏干達和迦納。」

然而，低關稅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後，二十年內將進口關稅稅率從55%降到10%，從全球最多保護的國家轉型成最開放的市場，結果是見到全球最大的經濟增長，努貝爾格 (Johann Norberg) 說，貿易就像能將馬鈴薯變成電腦的機器，或是將任何東西幻化為他物，有誰不想擁有這樣的機器？」(引文終)

只是，這樣的自由貿易論述，它的應用有時而窮；最大的缺點就在「患不均」這三個字上。

是的，我們都知道自由貿易可以極大化整體福祉，但誰會拿到最大的一塊？而我們也都算得出來：只要時間夠長，經濟繁榮的外溢早晚會造福所有階層；但，究竟要花多久？即使勞動階級的困境並非全由「外國剝削/低價競爭」所造成，但民粹的政客卻能導引選民的怒火到最明顯、最容易成為目標的那一群身上：歐盟的補貼，加拿大的傾銷，墨西哥的廉價勞工，台灣的血汗工廠。這些，都是選民愛聽且聽得懂的呵。

鼓吹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大概夢想不到的是：民主政體的政客會公然違背下面這個經濟學101的基本原則，並得以攫取大權並決定看來集體自殺的經濟政策：

一個經濟人是理性的，總是傾向將效益極大化。

另外二個值得思考的角度是：生產力過剩及後金本位時代的消費力。古典經濟學家大概很難想像一個生產力遠遠大過消費力很多倍的世界。此外，「美軍 + 印刷的美元」堆疊出來的消費力，竟可讓美麗國──僅占3%的人口，就可單方面藉操縱一國的關稅，而在全世界掀起偌大波濤。

而另一點值得思考的是：作者謳歌的，採取低關稅自由貿易的經濟模範生──新加坡、香港、台灣、南韓，以及「班長」中國，都是在獨裁或政治自由極度受限的情形下，做到了貿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