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景氣，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上班族薪水不漲，錢不夠用怎麼

靠領薪水，一輩子想買一間房子安身立命，都很困難。

疫情肆虐，經營環境不佳，獲利減少面臨虧損，小老關該如何自處?

遇到環境不佳，老閱的風險比員工大很多，不成功便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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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資金、要有專業、還要有全力以赴的工作態度，和全職投入的時間付出

而且創業初期不但沒有固定收入，還需要固定的管銷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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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成功的比例跟自己創業差不多，並沒有提升成功率，因為傳統的加盟方式，在現今的社會已經失去優勢，反而經營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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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團隊-康利富優勢有哪些從零開始，如何創業？九個白手起家的創業原則！送給不甘平庸的你，一旦掌握，沒錢、沒資源、沒人脈，創業照樣能成功。

原則一、先搞清楚自己是否適合創業。 新竹團隊-康利富是不是能穩賺

創業是可以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它需要極高的綜合素質，比如超人的膽量，開闊的視野，廣大的格局，等等，有的人就只適合打工上班，即便給他錢、人脈和資源，他也是不適合創業的。

原則二、一定要有遠大的夢想。 康樂富桃園說明會-康樂富招商熱線是多少

最初踏上創業路，很多人或許是為生活所迫，或者是為了自己那顆不安分的心，想要突破和改變，但必須儘快為自己樹立起遠大的夢想，因為如果沒有夢想，在創業維艱的這條路上，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原則三、保持超強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行。 桃園團隊-康樂富盈利高嗎

自信是一個人力量的源泉，也是創業者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的前提，如果失去自信，像網上很多人一樣，不相信真的存在白手起家，更不相信自己能白手起家，那你就絕不可能創業成功。

原則四、有強烈的創業意願。

創業是一件與艱難險阻為伍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九死一生”，如果你的意願，包括賺錢的意願，成功的意願，不夠強烈。那麼，即便踏上了創業路，也是很難堅持下去的，很容易就會半途而廢。

原則五、有持久的創業激情。 高雄團隊-康利富體系是什麼樣的

創業肯定是需要激情的，尤其是對白手起家的創業者而言，激情能激發出無限潛能，幫助自己熬過無數難熬的時刻。不過，創業者不能只有短暫的激情，因為短暫的激情是不值錢的，只有持久的激情才能幫你賺錢，助你成功。

原則六、有合作精神，能將團隊凝聚在一起。

對創業者而言，前期或許可以暫時靠自己一個人，但必須儘快建立起自己的創業團隊，包括尋找志同道合的合夥人，更為關鍵的是，尋找優秀的人才來輔助自己，不能長時間單打獨鬥。

原則七、能屈能伸，能進能退。

康樂富高雄說明會-康樂富平臺信譽好嗎對白手起家者而言，要有一種勇猛精進的創業精神，在需要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的時候，不能畏畏縮縮、猶豫不決，但在需要隱忍和退讓的時候，也要能不爭一時，要放眼長遠和全域，否則，也是容易失敗的。

原則八、培養創新精神，將與眾不同當作一種本能。

康樂富彰化說明會-康樂富詳細瞭解找誰創業與創新幾乎是天生就聯繫在一起的兩個詞，凡是能創業成功、尤其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無不具備創新精神，敢於與眾不同。創新不一定就是顛覆式的，哪怕只是細節方面非常小的創新，也能給創業者製造出巨大的商機。

大學教師黃燈與她的農村親人　　文/朱詩琦　　黃燈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節期間，她所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引爆輿論。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　　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鄉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　　在新書《大地上的親人》里，黃燈寫了三個村莊里的親人的經歷，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寫書有明確的訴求，黃燈說：“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　　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的情理困境——但知識界也讓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有所擔當的群體，但她發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斗。”　　去年春節，黃燈回農村老家時，三個堂弟湊過來，說：“燈哥，你把姐夫家的事寫出來了，那我們的事你也可以寫寫。”　　當地方言中沒有“姐姐”的稱謂，“燈哥”即是燈姐。堂弟們樂意提供自己在廣州打工的經歷，因為文字在親人眼里很神圣。　　另一位表弟的狀況則讓黃燈有些拿不準。他吸過毒，坐過幾次牢，好不容易跟家里人修復好關系。她試探地問：“把你吸毒的經歷寫進去，沒關系嗎？”　　“寫也沒關系。”表弟信任她，坦然講出當年為賺取毒資而搶包的種種細節，甚至拿出好些從獄中寫給妻子的信件。　　在新書《大地上的親人》里，黃燈寫了三個村莊里的親人的經歷：她作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莊豐三村、她出生的湖南村莊鳳形村，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他們共同的身份是農民。農村留不住人，這些親人的經歷，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寫書有明確的訴求，黃燈說：“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　　她正是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節期間，黃燈所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引爆輿論。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產，哥嫂打工十多年的報酬也因此無法收回，婆婆去世，妹妹出家，丈夫雖然通過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但作為大學教師的他卻無力解決親人的苦難。　　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鄉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她在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任教，說話時還帶著汨羅農村老家的鄉音。“他們過得太艱難了，”黃燈為這種無聲的悲劇感到不平，“去世以后就像一陣風一樣，不會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蹤跡。”　　困惑　　1999年，黃燈就讀武漢大學中文系研究生。那年全國研究生錄取人數不到8萬，而她報考的中文系僅21個名額。學校里彌漫著精英意識，也有些遠離現實的輕松。她印象很深，同窗們成天談論出國、考GRE或者男朋友。　　知識界讓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有所擔當的群體，但她發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斗。”　　那一年是黃燈思考的起點。她后來對農民親人的關切、底層立場的堅定，源于對知識界的失望。“我一直覺得學術應該解決很多現實問題。讀書并不完全是為了改變命運。”黃燈說，如果是為了好的出路，她不會繼續讀博，而是在碩士畢業時工作。　　2012年，已為大學教師的黃燈在文學刊物《天涯》上發表了《知識界的底線何在》一文，批判知識分子喪失學術的良知，放棄對知識和真理的探索，而熱衷于交易和利益，為拿課題、發論文賣力奔走。其結果是，知識生產成了概念的空轉，與真實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不再發生聯系。　　她知道另一種生活。與學院派知識分子不同，1995年，黃燈從湖南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后，被分配到岳陽一家苧麻紡織印染廠工作。　　工廠的生活讓她見識了人生的殘酷一面。1997年，國企改革，要求干部到基層當工人，她從機關文秘調到車間做擋車工。在短紡車間，她學會了梳棉和并條兩個工種，每天8個小時工作，三班倒。車間的師傅很同情她，近視眼本不適合在一線做工人，她操作的梳棉機曾經吞掉一個女孩子的手。在工人們看來，在國企上班意味著一輩子衣食無憂，工資不高福利不少。但變故接著發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機影響，工廠效益變差，連體力活也沒得做。　　下崗那一年，黃燈24歲。她切身體驗了什么叫作“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什么叫作“改革陣痛”。那意味著每個月不到80元的工資，一個大學畢業生突然無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也意味著同車間的工人師傅們養不起家了。她耳聞目睹了國企改制下的種種慘劇，她要再一次靠考學改變命運。　　一年后她如愿讀研。進入學院系統后，黃燈發覺，過去的生活都消失了。輕松體面的校園生活常讓她有不真實感，上一刻還灰頭土臉地在工廠，為總也弄不好的滾軸而苦惱，轉眼她已經坐在圖書館，讀書、寫作、聽音樂，那些不堪的過往似乎從未發生。　　“那些從來沒有工作過的孩子，他們就是天真很多。”  黃燈說。那時，她在校園里顯得憤世嫉俗，看不慣有學生為了獎學金評比而背后告密，也不能心平氣和地對待學術。討論課上，她常常選擇啟蒙話題，“理論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詞。”她不能接受大學同學的自命不凡，“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們沒什么關系。”導師曾數次提醒：你的心境不夠平和。　　黃燈沒有告訴導師她的下崗經歷，除了舍友，同學也不知道她經歷了什么。那時，她覺得這種經歷上不得臺面。讀研前她的學歷是大專自考本科，這也讓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優越感中選擇沉默。　　虛偽的東西　　2002年中秋節傍晚，堂弟黃職培敲開了黃燈宿舍的門。他拎來一盒精裝月餅和一箱國產牛奶，要看看這位數年未見的姐姐。　　“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一個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禮物，沒有接受與黃燈一起去食堂吃晚飯的邀請便匆匆趕回工地。　　黃燈在中山大學讀博士。而堂弟初中未畢業便南下廣州打工，離鄉時不滿14歲。姐弟倆雖有血緣關系，人生際遇卻大相徑庭。異鄉重逢，黃燈看到，眼前的堂弟“盡管有一張年輕的臉孔，終究難掩農民階層的氣質”。　　早年在武漢讀書時，黃燈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親人在廣州打工。她還聽說，他們當中有人賭博，甚至吸毒，聽起來就像“另一個世界的人”，這些人不能惹。　　“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可能會為了毒資找你。即便親戚不來，他的朋友也可能來找我。”黃燈說起她那時的心思。弟弟過節時主動來訪，讓她忽然羞愧，好像身上虛偽的東西被揭開了。　　堂弟的來訪成為她重建與親人聯系的起點，也是新書寫作的起點。她很震撼，這個印象中一直很可憐、沒得到什么愛的弟弟，“依然懂得去關心親人，依然保存了悲憫和愛的能力”。在書的序言中，她自我反思道：“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中，被日漸生硬、冰冷的知識稀釋。反觀自己的生存，我發現知識的獲取，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進而在規整、光鮮、衣食無憂的未來圖景中，悄然放棄了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　　每逢傳統節日，黃燈跟著堂弟，一次次穿過城中村的街道，見識了什么叫作“一線天”、“握手樓”、“蝸居”，見識了什么叫暗的生活。而在這些地方，黃燈通常是禮遇的對象，接受同鄉們臘魚臘肉的招待，去“改善生活”。她覺得自己有義務走進這個群體，看看他們怎么生活。　　一位親戚住在兩平方米的房間里，沒有窗戶，用5瓦的燈泡，很得意：“用這種燈，電表根本不會轉。”她奉行“賺不到錢就盡量不花錢”的生存原則，在陰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幾年，一心為了湊齊給孩子讀書的學費。而堂弟，在母親早逝、父親不顧家的家庭長大，初中沒畢業就到了廣州，靠打零工混飯吃，15歲時因沒辦暫住證還被關過收容所。　　她有一個表弟，有段時間經常吸毒。他父親主動舉報，因為被公安局抓走還可以保住一條命。家里人見他屢教不改，說“不戒毒就拿瓶農藥算了”。但他也有豪爽、富人情味的一面。黃燈在老家休產假那年，表弟送來三百元，他每月靠給人打工掙八百，那三百塊皺巴巴的，五十塊、十塊、五塊湊在一起。　　2006年，博士畢業后，黃燈訪談了一批在廣州、東莞打工的親人，打算寫一本書作為記錄。他們將家鄉的人際模式復制到了南方，在異鄉講著家鄉土話、吃著過年帶來的臘味、打著家鄉的麻將和撲克、開著家鄉的玩笑，這些都讓黃燈感到親切。但另一方面，打工的艱難和無奈又刺痛了作為旁觀者的黃燈。她說，那時她看待廣州的“臟亂差”問題都有了新的視角，一想到自己的親人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些腌臜似乎也變得可以容忍。　　黃燈的專業是現當代文學。2003年，她嘗試寫一本書，發現大學讀書的日子幾乎是空白，太輕了，反倒是工廠生活的經驗不斷涌入，“讓我明白了什么樣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在2003年，她確立了自己的底層立場，以及對學院派的反思。下崗經歷不再讓她羞愧，她主動去接近打工的親人們。“所有的轉變都涉及到我對精英的認識。”黃燈說，“以前對精英有價值觀上的認同，現在他沒有精神上的高貴性，更多是利益的追逐。既然這個群體的神圣感消失了，那我也可以坦然面對我自己了。”　　親人　　新書完稿后，黃燈的丈夫楊勝剛看了后兩章，內容是妻子家的兩個村莊，而第一章里寫的自家親戚，楊勝剛卻跳了過去，他甚至沒怎么看“鄉村圖景”一文。　　“不想看。”少言寡語的楊勝剛簡短解釋道，他不愿意回顧家里的痛苦。作為家中惟一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楊勝剛卻不能改變農村親人在底層掙扎的命運。他熱愛文學，與黃燈是同樣的專業。教書這份職業給了他不少樂趣，但他畢竟是舉家族之力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母親在世時常常念叨，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黃燈說，丈夫覺得喜歡文學是對家庭的犯罪。　　“很多人沒走出來，我覺得我丈夫都有一點天然的自卑感。”黃燈說。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在城市與農村兩個身份之間糾結。這種糾結彌漫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黃燈在書中寫道：“他（丈夫）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松、愉悅。”　　2004年，因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廠》，黃燈與同在中山大學讀博的楊勝剛相識。黃燈在文章里敘述了幾位國營工廠師傅下崗后的艱難處境。楊勝剛被其中的真實性打動，“從沒見身邊的人寫過這些。”他給黃燈寫郵件，講起農民的苦難：“極度的貧困使他們只能緊貼著地面卑微地生活。”　　2005年，黃燈第一次去楊家，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房子建起來十多年，但二樓根本沒裝修，裸露的鋼筋和預制板讓她想起小時候見到的窮人家。“十幾年前，男方是博士，就是比較精英的人才，不會把經濟狀況作為考量條件，那時房價也便宜，沒有‘鳳凰男’這種說法。”黃燈說。她從小對物質的貧乏沒有什么感知，2007年兩人結婚，家里的事情越來越多，她才體會到丈夫當年郵件中所說的農民的苦難。　　在丈夫楊勝剛的家族，由于家中境況稍好的妹妹出家、四姐夫破產，無人分擔重任，楊勝剛和黃燈夫婦成了惟一的資源索取對象。黃燈曾跟老公抱怨，大哥、大嫂太不努力，“我娘家親戚也在廣州打工，每個月也可以掙兩三千。”但她了解之后就釋然了，哥哥待在農村幾乎沒法掙錢，棉花一塊多一斤，菜籽油十幾塊一斤，而外出打工十多年，薪水卻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來。他們每年兩萬元左右的資助，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錢。　　“很多農村家庭兄妹中只有一個考出來，大部分都比較弱，說實話大部分人都會幫。”黃燈說，她能理解這種關系，因為父母一直在幫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員。　　“這種關系不對等，但是你要知道，你現在的付出是因為他們以前對你付出了，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回報他們當年的付出，比如當年沒讓我老公輟學。”她說。她只希望親戚能體諒自家難處，有時候也會想丈夫為什么沒學理工科。　　哥哥嫂子有時會對她說，“你孩子小，我們家沒幫你們帶過孩子”，或者“你們在城里買房，也沒錢付首付”。黃燈覺得他們是明白人，并不認為別人的周濟理所當然。春節回鄉，哥哥、嫂子早早等在村口，接他們回家，那個時候，黃燈說，天然的親情還是會給你安慰。親人之間要講情感，而不要那么講道理，這是父母那邊的大家庭教會她的東西。　　黃燈初到廣州的那段時間，曾刻意回避農村親戚，擔心自己成為他們索取的對象。博士畢業后，受夠了搬家的折騰，黃燈決定在廣州買房，首付二十多萬，她手頭只有五千塊。　　她向身邊的同事朋友借錢，結果卻讓她失望。有朋友很爽快，但也有關系很好的朋友，表現得十分警惕，找借口拒絕，“恰好這段時間沒錢。”“像我這種人，一般是覺得別人會借，我才會開口。”黃燈說。　　倒是農村親戚們二話不說地幫了忙。在廣州打工的親人借了錢，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個孩子的大姐，也借給他們一萬塊。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聚少成多，加之同學、老師的幫助，湊齊了首付。這件事讓她知道了“朋友還是和親人不一樣”。　　學者梁鴻有本《中國在梁莊》，寫的是農村現狀。黃燈覺得梁鴻比她冷靜，梁鴻有一個村莊的意象，而在她這里，核心是人。她從親人的角度切入農村困境，挑選了老中青不同時代的親人的經歷，以反映轉型期的中國農民的遭遇。“我的親人是最普通的親人，他們是沒有任何特殊性的，他們的命運也是最普通的農民的命運。”黃燈說，她相信這種最普通的東西會有代表性。　　在黃燈的童年記憶里，鄉村是美好的，然而，對身為留守兒童的侄子侄女而言，他們回憶自己的童年會是什么感覺呢？他們沒有寫作能力去表達自己的痛苦，但黃燈有。（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為什么說農村的孩子越來越難出人頭地？ 博導調查：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我是山里人，來自農村分頁：123

每一粒種子都值得期待　　文/宗風秋　　媽媽喜歡花，特別喜歡。而且那些本來平平常常的花兒，在母親的手下也會一下變得多姿多彩。看到一種特別的花兒，媽媽會孩子一樣驚喜。并且要想方設法地弄到手。我常常笑媽媽的癡。　　我總覺得媽媽愛花甚于愛我，所以我不喜歡花，一點也不喜歡，媽媽為此大為不解。在她眼里，那花是會說話的，是有感情的，一年四季，她都離不開她的小花園。　　我不喜歡，也不知道什么季節開什么花，只在每年春天第一朵花開放的時候，我才被媽媽強行拉到花前，行一個注目禮。　　今年的春天，媽媽又對著那些干枯的花盆澆水，施肥。我突發奇想，給媽媽買了幾盆特別名貴的花，把她那些干枯的花盆，統統放到角落里。　　過了幾天，我卻發現，媽媽的那些花兒，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而我買的那幾盆名貴的花，卻不見了。我正在疑惑，媽媽叫我了：　　“你的花在這兒呢，那么名貴的花兒，放在院子里會凍死的！”　　“媽媽，那些花兒是買了給你的，你別老說是我的花。”　　“我還以為你也喜歡花兒了呢！”　　“我什么時候說我喜歡花兒了？你那些干枯的花盆里，能長出什么來？到現在了還草芽沒有。”　　媽媽并不分辯什么，只是笑。又過了幾天，媽媽很神秘地笑著，要我去看一樣東西。那神情就像她老人家得到了什么寶貝。　　媽媽拉著我到了她的花盆前，原來她的那些花兒長出來了，深紅色的花芽擠擠壓壓地長在一起，像一群可愛的孩子，引逗著你的目光。　　“每一粒種子都值得期待！每一粒種子都能開出鮮艷的花，但這需要一點時間。”　　我看看媽媽，笑了：“媽媽，你什么時候成了哲學家了？”　　后來，我也受媽媽影響，漸漸喜歡起花來。　　有一次一個朋友從南方帶來幾顆花籽，花籽像一塊小小的鵝卵石，棕色的籽皮油潤光亮，朋友告訴我說，這花籽雖然好看，但在北方是種不活的，給我只是讓我賞玩。　　媽媽看到了，要我把它們埋到花盆里。我才不呢，朋友明明告訴我說種不活，我何苦費那心思？　　后來，我玩膩了，把花籽隨手扔到飯桌上。媽媽寶貝似的拿去，認認真真地埋到花盆里。　　“媽媽，朋友都說了，這花在北方是種不活的。”　　“活不活說了不算，是種子都想發芽開花，種到土里再說。”　　對于母親的癡，我無話可說。　　那花籽連一個芽也沒有，我覺得媽媽一定很失望。故意看著媽媽的花盆問她：　　“媽媽，你種的花兒呢？發芽沒有？”　　誰知道媽媽一點也不傷感，依然興奮地說：　　“現在還沒有，它發芽不發芽的有什么，重要的是我每天都期待著它發芽，生活是需要期待的，不然人活得就沒有意思了。期待的過程就是一個幸福的過程。”　　我沒有說話，悄悄離開母親的小花園，是啊，我們都長大了，離開了家，回來的日子當然很少，一直是這些花兒陪伴著我的母親！雖然是每一粒種子都值得期待，但花開花落依然會給人帶來許多憂傷。可我每次回家，媽媽總是把手指向那些盛開的花兒！　　期待的過程就是一個幸福的過程！別問事情結果如何，努力就可以了！ 半粒種子也有春天 命運是條坎坷的路，心態是成功的種子… 你的一生，總有適合自己的種子 在內心種下兩顆種子分頁：123

世上有人知道你牛過，我算一個　　之前的文章《真正牛逼的，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使我們認識了“牛逼程浩”，一個自1993年出生后，便沒有下地走過路，醫生曾斷定活不過五歲，沒上過學但熱愛讀書，堅強樂觀的年輕人，許多人被他的“牛逼”震撼和感動。不幸的是，幾天前程浩去世了，希望他能在另一個世界繼續牛逼下去。　　2013年8月21日，20歲的程浩離開了人世。那天，他讓媽媽去買飯，他說“你走吧，你回來時幫我買一瓶脈動、一盒薯片、一盒旺旺牛奶。”二十分鐘后回到病房，看程浩就像睡著了一樣，閉著眼睛，手還放在電子書上，但書已經變成屏保……牛逼程浩背后，是陪伴兒子無數次收過病危通知單的母親——李哲。　　牛逼程浩背后的母親，媽媽再愛你一次　　現在，李哲還覺得兒子程浩在睡覺。“我昨天晚上去殯儀館給他穿衣服，太冷，給他穿上羽絨服。他的身體已經有些變形，不太好穿。我把他抱起來的時候還覺得他的身體是軟的，還沒有僵硬。真的就跟睡著了一樣。前幾天他還在說，我們十月中旬就回石河子了。”　　在過去的20年，她陪伴兒子無數次收到病危通知單。兩天前，沒有病危通知單，但那一刻終于來到。　　“他吃飯慢，一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我邊喂飯邊教他多音字的用途。”　　生程浩時，李哲25歲。孩子6個月的時候，家人發現他躺在床上不太動，也站不起來，就把他帶去石河子檢查。“當時石河子二醫院說是腦癱。我看著不像，孩子看起來很機靈。他們讓我放棄掉，打一針，不要他了。到烏魯木齊檢查，醫生說最多養到五歲。我不相信，孩子看著也挺胖的，也會說媽媽我們回家吧。孩子一說‘媽媽’，我就覺得我不能不要他。”　　帶到八個月，程浩一直不動彈。但他卻說話說得早。快一歲時，李哲帶他去北京和天津看病，北京的醫院給出一個檢查結果：腦癱，打個問號。“如果是腦癱，語言能力會特別差，有點呆傻，不可能這么早就會說話。”天津的醫院給出一個檢查結果：肌無力，打個問號。“如果是肌無力，立起來抱著也不可能，只能躺著抱起來。”　　看病看到兩三歲，一直沒有結果。后來又聽說了氣功大師郭志成，李哲就帶著程浩去石家莊住了半年，天天扎針，不見效果。三四歲時，把他帶去烏魯木齊空軍醫院扎針，也沒有效果。“孩子受罪，從頭到腳沒有一個地方不扎，哭得厲害。”后來李哲也就不帶他去看病了，“那時候他看起來胖乎乎的，沒什么不正常。”　　5歲之前，他奶奶管得多一些。到6歲之后，基本是李哲帶。程浩6歲時，李哲教他拼音，還給他買小學生字典。“那時他還能坐。他坐在沙發上，我做飯，他就翻字典。碰到不明白的多音多義字，他會在吃飯的時候問我。他吃飯慢，一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我邊喂飯邊教他多音字的用途。”那時的程浩愛問、愛說，自己把字都認全了，李哲就給他買標注拼音的故事書。“只要我回來了，把他放在沙發上，他就開始看書。”　　程浩小時候收了好多小車模，大部分都是李哲給他買。他對玩具很愛護，沒有玩壞的。大了之后，他把車模全送給家里親戚的孩子。用過的東西，他都放得好好的。“買回來的東西，他連盒子都不讓扔。電子書的盒子、網友寄禮物的盒子，他都不讓扔，總說有一天還要裝進去的時候就能用。”　　李哲還曾花220塊給程浩買過一個遙控摩托車，程浩坐在輪椅上，也能讓摩托車跑很遠，碰到障礙還能自動掉頭。“他經常在廣場上坐在輪椅里玩它，好多孩子圍著他看。他可高興了。”后來小摩托車出了點故障，程浩就不讓送人，一直在家里放著。　　電腦剛出來時，李哲給程浩買了一臺。“那時他也就八九歲。我每天上班走時把他放在床邊，讓他玩電腦。旁邊用被子擋起來，害怕他歪到床底下。他累了會給我發短信，說媽媽快回來，我累了。我就趕快回去幫他躺下，或者換個姿勢。”　　“我拿了一個醫院的小木頭凳子，趴在他床頭，坐了三天三夜，沒吃沒喝沒動。最后他醒了，我自己來月經都不知道。去商店的時候，因為坐的時間太長，直接從樓梯上摔下去。”　　程浩第一次病危是11歲，病危通知書上寫的是心衰。之后，基本一年病危兩次。感冒會引起他的肺部感染，誘發心臟衰竭。有一年，程浩有三個月都在醫院。這三個月，李哲每天的生活線路就是辦公室到醫院，回家只是換個衣服。“醫院上上下下沒有不認識我的。清潔工見了我都打招呼。有好幾次他看起來已經不行了，但他看著你，像在跟你求生，嘴里不停地喊著媽媽，媽媽……你能怎么辦呢，只能想盡一切辦法救他。”　　還有一次病危，程浩整個人昏迷不醒，只能靠著輸氧打液體。“整整9天，不喝水，不吃東西。我拿了一個醫院的小木頭凳子，趴在他床頭，坐了三天三夜，沒吃沒喝沒動。最后他醒了，我自己來月經都不知道。去商店的時候，因為坐的時間太長，直接從樓梯上摔下去。”　　平時程浩的血管不難找，但只要身體一出狀況，他的血管就變得根本看不見，扎針特別困難。“他也不吭氣，就忍著。都不知道要扎多少下。有時候我都看不下去，扭頭不看了。后來實在沒辦法，只能扎到脖子上的動脈血管。一扎就是好幾天，每天24小時輸液。”　　程浩十四五歲的時候，一到雙休日，李哲就推著輪椅帶他出去轉。冬天，還帶他去滑過一次雪。在西公園里、游憩廣場里、新世紀廣場上有人看他，他會轉過頭跟李哲說：“你看我長的多帥，人家都看我。”　　這幾年，程浩連輪椅都不能坐了。出去得很少。他身上的肌肉都在萎縮，整個人變得又瘦又小。　　為了不讓程浩受委屈，去別的城市看病，李哲都會選在氣候比較溫和的三月四月。“從家里出門就上車，送到機場。去之前也會跟醫院聯系好。下飛機直接坐車去醫院。看完之后直接上飛機回家。”他們跑遍了全國有名的大醫院，卻一直沒有確切的診斷。程浩經常跟李哲說，“媽媽，我要是死了，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把我的遺體捐出去做解剖。解剖了我，找出病因，找到療法，能救好多人。不然你把我埋掉，跟扔垃圾有什么區別？”　　“我每天都在害怕。他晚上睡覺會翻身。如果他好長時間不翻身，我就趕快摸摸他。”　　程浩非常愛干凈，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這兩年，他喜歡在網上看衣服，買艷一點的衣服，紅、黃、綠、藍。但他每次付錢都要征求李哲同意。“以前都是我給他買衣服，要圓領、純棉的T恤。雖然他已經二十歲，但身形還是像十二三歲，別人給他買的衣服一般都穿不進去。”　　平時，程浩穿衣服和睡覺都要特別注意，特別怕感冒。晚上睡覺，李哲都會在腳邊給他準備三個被子，上半夜蓋個薄毯，夜深了換個小毛巾被，后半夜換成小被子。“別人看都覺得我很累，但自己覺得習慣了。他帶給我不少快樂，每天晚上我們兩個躺在床上，聊很久的天。十點半躺下，都要聊到十二點以后才睡覺。他性格很開朗。我有什么話都直接告訴他。”　　程浩每個年齡段的聊天內容都不一樣。小時候他會跟母親聊郭敬明和韓寒，現在，母子之間關于偶像的話題變少了，更多在聊程浩下載的電影、寫的文章。李哲跟他開玩笑：“哎，你寫好了趕快發，不然哪天就發不出去了。憋著發不了多難受，你眼睛都閉不上。”生與死，都成了母子間常用的玩笑題材。　　有時候李哲也會在搶救過來后逗他：“你看，老天爺都不收你，又把你送回來了，你就好好活著。”有時候李哲又跟程浩說：“你可別丟下我，我受不了。”早前程浩會回答她：“第一年你難受，第二年還難受，第三年第四年慢慢就好啦。”后來，程浩會說：“你放心，我會陪你活到80歲的。”　　李哲抱怨活著太苦太累，程浩就讓她不要胡說八道：“你笑著也是過一天，哭著也是過一天，不要去想那些不高興的事，多想點高興的事，你不是就不苦了嗎。咱們指望不上別人，咱們就不指望。真過不去的時候再說。”“我一個人在房間里躺著我不累，我可以堅持。你哪一天真正面臨死亡的時候，你的想法立刻就會改變。”　　每一次程浩病危，李哲都會覺得他能挺過來。“程浩帶給我的幸福是什么，我說不上。別人都覺得我累，我自己不覺得，只覺得特別開心。每天回家可以跟他聊天，開玩笑，逗逗他。他一聽到門響就問誰啊。我就回他，我啊。如果回來晚了他就問，你干嗎去了回來這么晚，不能早點回來嗎？”　　由于身體的萎縮，程浩的心臟離皮膚很近，就像只裹著一層皮。有時候李哲逗他：“我說程浩，拿個針在上面攆一下，看你啥感覺？看你會不會痛撒。”程浩說他頭痛，李哲就說：“你是不是長腦瘤了啊你，你這樣你再長腦瘤就完蛋了你，一天都多活不了撒。”程浩也貧著嘴回她：“你不要胡說八道了你，就不能盼我一點好嗎？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嗎？”　　程浩會在文章里想象自己的死亡，卻從不告訴李哲，害怕她難過。“我每天都在害怕。他晚上睡覺會翻身。如果他好長時間不翻身，我就趕快摸摸他。”由于長期臥床，程浩的腎與膽上都有結石。在醫院里，幾乎沒有他能做的檢查。“讓他拍胸片，根本什么都拍不出來。里面都是霧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見。做CT，整個左肺都沒有發育，只是一個扁條。只要一感冒，他就有呼吸困難。我只有給他備個小氧氣瓶，不舒服了馬上吸氧。”　　2013年春節，程浩得了感冒，馬上就不行了，李哲叫來120，把他送進石河子人民醫院。進病房之后，隔壁兩個床位的病人接連去世。程浩很平靜。　　“每天都睡在他旁邊，覺得踏實。如果睡在另外一個房間我就不踏實，也睡不著。我睡覺輕，他點鼠標的聲音我會聽見。”　　程浩給自己定了一個詳細的計劃，每天必須閱讀十萬字。這十萬字，基本是在網上和電子書上看完的。紙質書他看起來很費勁，需要李哲幫著他翻頁。李哲也跟他開玩笑：“天天看看看，本來就不能動，哪天再把眼睛看瞎了，我看你躺著怎么辦。”　　上午閱讀，下午要寫作。因為坐不起來，程浩只能用鼠標在軟鍵盤上點一下點一下地打字。“他打起字來你會聽見嗒嗒嗒的聲音，速度很快。”但李哲中午睡覺時，程浩不寫。“晚上要照顧他，我睡不好，就每天中午睡上一小時。每天都睡在他旁邊，覺得踏實。如果睡在另外一個房間我就不踏實，也睡不著。我睡覺輕，他點鼠標的聲音我會聽見。所以他中午就看電影，等我醒了再寫。”　　程浩替別人想得多。他只會要求李哲來幫他翻身、換個姿勢、掉個個。“我要是不在，別人問他你有沒有事啊？他總回答啥事沒有。再累他都扛著，我一回來他就跟說我，他都快累死了。”　　從小到大，程浩沒進過學校，唯一能面對面聊天的同齡朋友是他的表姐。“他姐姐學中醫，在武漢實習，兩個人經常關起門來視頻聊天。她想得多，有什么事情都喜歡找程浩商量。他總是在開導別人，我問他都聊些什么，他說你管那么多干嗎。”　　前陣子他問，能不能給一個女孩送玫瑰花；李哲說，可以啊，你支付寶里有錢，這是你的權利。程浩說，我就跟你講一下，最起碼我要經過你的同意啊。但是究竟有沒有女朋友這件事，他沒有確切地跟李哲講過。　　程浩比同齡的孩子成熟很多，說話做事根本不像二十歲。“他接觸的基本都是成年人，看書也看得多。他看問題看得透。因為自己的身體情況，他特別看別人臉色，特別害怕看到一些異樣的眼神。害怕被人討厭。吃飯時，他不能讓自己嘴角沾一點東西，身上不能有一滴油點。”　　他說：“你走吧。你回來時幫我買一瓶脈動、一盒薯片、一盒旺旺牛奶。”　　2013年8月21日中午，程浩看起來狀態不錯，等著明天出院。　　程浩在病床上也就是看看電子書，拿著手機上上網，跟媽媽聊聊天。他說，“媽媽，我在家光忙著在網上寫東西，沒時間看書，書都看得少了。我在這兒，這幾天我把這部書第一部都看完了，能看第二部了。”程浩一直想要個電子書，卻覺得七八百太貴，不好意思問李哲要。手里的那個，是他用稿費買的。　　他讓李哲去買飯，還讓她幫忙把電子書拿過來立好。李哲走時他還開玩笑，說：“媽媽，你快點回來，別一去好久等我吊瓶打完，血都沖到瓶子里了。”我說“好好你放心，流出來了我給你打進去。”我說“那我走了”，他說“你走吧。你回來時幫我買一瓶脈動、一盒薯片、一盒旺旺牛奶。”　　李哲去了二十分鐘，去時都是跑著去的。一進病房，看程浩就像睡著了一樣，閉著眼睛。手還放在電子書上。但書已經變成屏保，程浩已經很久沒有觸到屏幕。　　“我說兒子，我出去不到二十分鐘你就睡著了，怎么回事啊？把飯放到桌上我就去搖他，但他沒有反應。他的左胸，幾乎就是皮包著肋骨，心臟的跳動都能從皮膚上看到。我把他的衣服掀開，看不見跳動。我出去把醫生喊來。但是再搶救都沒有用了。　　我估計他就是痰卡著，因為我不在，硬是憋著。有一次內出血，從胃里反上來的血，他就一直憋著，硬是等著有人拿來玻璃杯才吐出去。　　夏天，我每天都給他洗澡換衣服。所以他可能也習慣了干凈。　　我真的應該在他身邊。我不該那時候走。　　程浩不喜歡照相。但在8月21日早晨，李哲拿著手機說要給他照相，他沒有拒絕。“你照吧。照一張臉上的，再照一張胳膊上打著針的。不要照身上。”照了四五張，李哲說要發到QQ說說里去，他也同意了。“一般他是不愿意的。但那天早上他說，你想發就發吧，沒事。我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后的照片。”　　程浩家里總共有三臺電腦，兩個筆記本，只有他用的是臺式機。李哲害怕他躺著把眼睛看壞，給他買了最大的顯示屏。程浩把所有的注冊信息都記在了記事本上。以前李哲跟他開過玩笑，“兒子，你能不能把所有密碼都給老媽一份？萬一你哪天突然閉眼了，老媽連個找的地方都沒有。”　　跟他關系好的網友信息，他也全部詳細地記在上面。他的網友來自全國各地，這兩天，李哲都在不停地接電話。“有一個男孩，說著說著就掉眼淚，‘我是被他從病魔里拉回來的，讓我覺得生活還有意義。我沒想到他竟然走在我前面。’”　　李哲找到了程浩每天都在寫的日記，最后一篇寫于5月20日。“我在不停地解答別人的問題。別人迷惘時，我在不停地指路。我要顧及到所有的問題、所有的人，我這樣也很累。但我也很充實。”而這些話，他從不告訴母親。李哲也不明白為什么在這之后，程浩沒有再寫一個字。　　程浩很少用李哲的手機上網。以前只要用完了，也馬上讓李哲把QQ退出。但在8月21日早晨，程浩用李哲的手機上QQ，也沒要求她退出。中午，程浩去世，李哲之后看到他的QQ，“當時我一進去，就看到有20多條留言。他只回復了兩三個……”。　　2013年8月21日，新疆博樂市，晴。日出于7點27分，日落于21點10分。正午時分，二十歲的程浩停止了呼吸。　　他出生的小城，是西北邊疆的一片綠洲。這里人很少，樹很多。一年四季的天空，都是藍到變態。在長達半年的冬天，有零下三十度的低溫，和厚度到膝蓋的大雪。奢侈的夏天不長，早晚涼爽，雨水罕見，陽光普照。　　在這個安靜簡單，一成不變的小城市里，最不缺的就是陽光。漫長的日照給了這里的孩子一個關于光明的執念，程浩也不例外。　　“我會將自己的遺體捐獻，包括眼角膜。用我的靈魂，為你們開拓另一個人間。我要讓自己的眼睛代替我，繼續照亮這個美麗的世界。”　　“幸福就是一覺醒來，窗外的陽光依然燦爛。” 在變老之前，給自己一次牛逼的機會 牛逼的事情都是在你一個人的時候做出來的 傻逼一樣堅持，總會看見牛逼的結果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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