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氣進入到秋冬轉換之際，氣溫一下熱一下冷，最常聽到一聲💥”碰”💥，磁磚因為熱脹冷縮不是翹起就是爆開，也就是俗稱的”彭共”。

昂睦在這邊提醒大家若發現磁磚有裂縫時，可先敲敲看磁磚表面，若只有一兩塊隆起破裂，進行修復即可，千萬不要這片地板或是牆壁爆光光才後悔莫及🤦‍♀️🤦

一般來說家中地磚隆有四大原因：
1、地磚縫隙尺寸處理不當，磚與磚之間的縫隙太小，就容易引發磁磚層的拱起現象。
2、裝潢的時候，師傅鋪貼磁磚若整平方式偷工減料，也會造成磁磚翹起現象。
3、另外就是在貼地板磁磚時，最初鋪設的水泥地面的品質較差，磁磚的水泥與原來的地面結合度不佳，地磚隆起的問題也是很常見。
4、當氣溫變化劇烈變化時，最容易導致磁磚爆裂，無論任何品牌或是材質的磁磚都會受到熱脹冷縮影響，遇到太大的溫差變化，爆裂的情況時有耳聞。

昂睦提醒各位，若磁磚爆裂面積沒有很大的話，要趕緊找施工團隊敲破切開，否則底下的空氣產生推擠效應，一些不夠牢固的磁磚就會一直被擠壓出來，到時磁磚就像跳舞一樣🤸‍♀🤸，一塊塊隆起，到時修補會非常不容易喔。

要怎麼處理磁磚彭共?

昂睦處理的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打掉重鋪，另一種則是局部修復，說明如下：

(一)地板磁磚打掉重鋪

當家裡遇到大面積的磁磚爆裂、隆起，也就是整個地面結構已經被破壞，如果單單只要局部修復，全部重新鋪設雖然會比較花時間、費用高一些

但是打掉重鋪，才能確保每一個地方都可以獲得較好的施工水準，這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作法。

如果選擇全部打掉重做，這麼浩大的工程建議昂睦多年來的經驗豐富，可視家庭需求與我們討論是要改用木紋地板或是一樣鋪設磁磚。

(二)局部修復磁磚

若發現家中磁磚只有輕微裂縫時，可先觀察地板表面，如果只有三到四塊隆起破裂，那麼趕緊進行局部修復即可，否則等到整片澎共，再請地板修繕來處理，那絕對非常劃不來。

昂睦所提供的磁磚修補技術有五大特點👍：

尤其灌注修補工法與傳統泥作工法最大不同在於灌注修補工法不需要敲除磁磚，另外除了方便針頭注射，必須切開磁磚的切割聲外，幾乎沒有噪音跟灰塵

通常只要一兩天時間就能完工，民眾不必搬家拆裝潢，施作費用也最經濟實惠

而且灌注工法最大特點就是不會有水泥，所以施工的時候，不會讓家裡灰塵滿天飛舞，不需要二次清潔

我們的施作案例

局部施工

地板重鋪

臺灣氣候溫差大，有時也有地震，磁磚膨脹爆裂問題時有耳聞，所以平時要觀察磁磚是否有隆起或輕微裂縫的現象，建議就要及早處理與補強

當您有遇到這樣的問題，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或是臉書，拍照給昂睦專業施工團隊，讓我們搞定您家中磁磚爆裂的問題喔💪

連絡電話：03-667-0518

公司地址：300新竹市東區東大路二段8號

地磚使用的時間久了，經常會出現各種問題，那麼地磚爆裂拱起的原因是什麼呢？ 苗栗地磚破裂翻修費用

一、地磚爆裂拱起的原因是什麼呢

1、自爆，地磚鋪設的時間久了也會出現自曝，因為室內溫度變化導致瓷磚受到牆體的壓力，時間久了就會自爆。 桃園貼牆壁瓷磚修繕推薦

2、熱脹冷縮，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夏季，不同材料的伸縮係數不一樣，牆體的主要材料為鋼筋混凝土，與它比起來瓷磚的伸縮性數要小很多，那麼當溫度變化時，瓷磚幾乎沒有變化，即溫度下降時牆體就會收縮，而瓷磚收縮的很慢，這就會使瓷磚被牆體擠爆。

3、粘合劑品質差，一般鋪貼瓷磚都會拿水泥砂漿為粘貼劑，將水泥與砂漿依照1比1的比例配比，假如配比不恰當，則無法達到需要的粘度，苗栗新建瓷磚工程工程此外砂子的含土量太高或品質不達標，也會導致粘貼不牢固，從而出現瓷磚空鼓、脫落的情況。

二、瓷磚鋪貼的注意點是什麼呢 苗栗瓷磚工程收費

1、選購瓷磚時要確保外層包裝上面的各種標識齊全，像是型號、顏色、尺寸等等。

2、同一平面施工的瓷磚型號與尺寸必須統一，否則就會影響到整體的美觀。 新竹磁磚凸起破裂翻修費用

3、鋪貼瓷磚以前需確保牆面平整穩固，因此需對牆面做處理，像是找平、噴水、除雜等等。 苗栗瓷磚凸起收費

4、鋪貼的時候必須做好各個步驟的檢查與複查，假如是大面積的施工領域，需將它分成幾個小湯圓來檢驗，正常是每50平米當做一個檢查單位。

桃園磁磚高低不平修復小編總結：以上就是地磚爆裂拱起的原因，從上述文章我們可以看出，導致它爆裂拱起的原因主要有三個具體是哪一種？

只要依據自家的實際情況來判斷。我們在處理這種問題時，需依據它的緣由來選擇恰當的方法，這樣才能夠在達到修理目的的同時避免很多麻煩，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桃園地磚凸起爆裂修繕推薦

讀書感言（一）　　生命因享受讀書而精彩。對我來說，讀書就和吃飯一樣，已經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一餐不吃感覺餓，一天不讀感覺慌。　　十歲前所讀之書，幾乎都是一些革命樣板戲的劇本，偶爾看到過幾本前蘇聯作家的小說，如獲至寶。第一次拿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興奮得睡不著覺，我至今還記得當時是靠打著手電筒，偷偷躲在被子里連續十幾個晚上看完的。其實那是一本繁體版的小說，對于當時我這個才讀四年級的小學生來說，讀起來自然是十分費力的，靠著連蒙帶猜，竟也將那本厚厚的小說“啃”完了。所得多少自然可以不去計較，可至少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刻進了保爾·柯察金這個響亮的名字。　　十歲后所讀之書，內容自然要豐富了許多，單就當代文學作品，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再到改革文學，最后到如今的各種文學潮流作品；從長篇巨著到微型小說，我逮到一本就讀一本。于是，一路聞著書香味，跟著時代的步伐，就這么長大了，變老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因工作繁忙，無暇涉及太多作品，只三樣雜志及時收藏于心中，那就是《讀者》、《小小說選刊》（或《微型小說選刊》）、《故事會》，看似平俗了些，但社會百態、人間冷暖、奇聞軼事盡收眼底。最主要的是文章簡短，不必為故事情節的曲折去費時費力。可惜每月只發行一期，于是每次看過之后，只恨時間過得太慢，好不容易挨過幾天，去報亭詢問，結果一般只會有兩種：要么來了新的，要么以為買了新的，拿回來仔細一讀——看過了的。不知從啥時開始，這些雜志一月出兩期了，稍有緩解，可重復購買的現象依然還是發生過。　　“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禮義不交，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敢與古人同語，但允許我有同感。每當捧著一本心怡的書本，每當讀到得意之處，常會激動不已，有時甚至會興奮得徹夜未眠。總之，愛讀書是好事，不是壞事，也就罷了，無法改了，就隨著去唄！　　讀書感言（二）　　摯友曾經問我：“你看那么多書，似乎把社會、人生看透了，會不會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了？”笑答不會。社會博大，人生無常，豈幾本薄書能鉆透。恰恰相反，讀書能發現許多原來自己篤誠認知的觀點，常在真相面前尷尬、羞慚得無地自容，于是笑世界神奇之意外，笑人群差異之巨大，笑堂皇作偽之丑惡，笑自負聰慧之幼稚，有時竟至于閱讀中情不自禁的笑出聲來。　　人比人得活著，貨比貨得留著，再幼稚也不能因為別人的高明跳河上吊。但，要承認自己沒人家精明。據說國際銀行家就是人類最聰明的人群：耍手腕，弄權謀，說理論據而言之鑿鑿，設計騙人而絲絲入扣，從天下人囊中取利易如反掌，受騙的人反過來還要念他們的救命大恩，誰不服，恐怕大多只落得嘴硬。　　保守估計，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富達50萬億美元（號稱世界首富的比爾。蓋茨身家500億），他們具有非凡的遠見卓識，善于構建利益關系，捕捉獲利機緣，實行嚴密的家族統治和密不透風的黑箱操作，輔之細雨潤物般的間諜滲透，猶如一架超級精密的賺錢機器晝夜運轉。老羅斯柴爾德的三兒子內森最具膽識，憑借英法戰爭時戰略情報的收集和快遞系統，僅在股票交易所一拋一收，便狂賺了20倍的金錢，超過拿破侖和威靈頓幾十年戰爭中所得到的財富總和。　　政治家與銀行家的聯合，更能得心應手地將財富集中輸送到預先挖好的干渠。1973年5月，為迅速扭轉失去黃金支撐、各國紛紛拋售美元的頹勢，84位銀行家、跨國公司巨頭和一些政治家相會于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會議形成一個看起來異想天開的計劃：設法挑動埃及和敘利亞進攻以色列，美國公開支持以色列故意激怒阿拉伯人，導致阿拉伯國家盛怒之下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讓國際石油價格上漲400%，促成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激增，從而抵消拋售美元產生的副作用，美國再乘機大幅度提高利率，宰割中了過度貸款狠招的拉美及東南亞國家，一石幾鳥，重新奪回金融戰場的主動權。于是，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于是，沙特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債券；于是，在基辛格博士的誘惑、威逼下，歐佩克的部長們同意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于是，石油貿易結算導致了美元需求的暴漲，而人民的血汗儲蓄慘遭洗劫……　　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杰克遜曾在1928年面對銀行家的演講中厲色說道：“你們是一群毒蛇，我打算把你們連根拔掉，以上帝的名義，一定會將你們連根拔掉。”80年過去，這群毒蛇仍在吐著舌信，覬覦著善良無助又攥著不多鈔票的民眾。　　毒蛇離我們并不遙遠。前不久一個親戚買房，叫我去幫忙參謀把關。到了現場，對小區環境、居室戶型、使用功能、各項費用均比較滿意，但發現，由于“房源緊張”，此房是從別人手里讓渡勻得，須在總價款近110萬元基礎上，額外支付“慷慨讓渡者”8.7萬元。我的第一感覺是，這里的房子雖然賣得好，但尚不至于達到“奇貨可居”的程度，很可能有一雙黑手，企圖“空手套白狼”。只要房產中介（情報提供）、售樓處（內線）、讓渡者（主謀）三位連成一體，即可上演一出“熱情讓房、理當得利”的好戲。經深入調查，真相大白，果然如此。空手套沒有得逞，買主幸免于“白狼”的角色，理直氣壯的直接與售樓處簽定了購房合同，省下了8.7萬元。　　家庭是龐大經濟體的基本單元，扔錢容易掙錢難，其收入高低和消費水平，是經濟體內的主要動力，對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模式反應敏感，也很容易成為“精明人”、政治家算計的對象。普通百姓不會甘當貨幣戰爭的炮灰，卻很難遠避漫卷的硝煙。很多金融活動就在我們身邊發生，拒絕誘惑需要理性，科學決斷需要智慧。如此說來，學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識還是大有必要的。　　正是：　　騙人圈套難提防，知識能筑防火墻。　　理性謹慎不盲動，免做入套大白狼。　　讀書感言（三）　　三百多年前的培根先生，將讀書治學的人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蜘蛛式，靠自己肚子里分泌出的絲，織成經緯交錯的網絡，在自己營造的一畝三分地里爬來爬去，捕獲小獵物，供自己生存。這是自給自足的，封閉型，經驗式的。第二種是螞蟻式，很勤奮，不遺余力，但一味的集聚，沒有選擇，不求品位，死蒼蠅、大糞球也往家里搬，甭管有用沒用，吃了有沒有問題，據為己有儲藏起來再說。這是盲目性的，不加甄別，沒有篩選，典型的全部照搬。第三種是蜜蜂式的，季節不分春夏，地域不限南北，聞著香味去，采了花粉回，再進行深度加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釀成蜂蜜。這是廣博汲取，去蕪取菁，為我所用，形成獨特的自我，這是最高的讀書治學的境界。　　讀書一要精，二要博，三要合用，而關鍵的兩端，則始于質疑，終于開悟，貫穿其整個過程的，是帶著思考的博學和窮根究底的考據。書不精，品位不高，見識膚淺；讀不博，格局不大，眼界狹窄；不合用，徒用笨力，事倍功半；開悟，作為一種強大的學習能力，既是學習的目的，也是閱讀中不斷進行自我訓練的能力培養，而閱讀者在開悟時得到的那種七竅光焰的靈感迸發，是旁人無法體會到的愉悅享受。宋人張載說：“學貴心悟，守舊無功”，如果大家夸一個人悟性強，那這個人的學習能力一定非常了得。　　一般而言，知識面窄的人悟性必然差，因為可供他思維參考的資源匱乏，解決問題的途徑單一。王安石在《答曾子固書》中認為，“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www.lz13.cn)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后于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光讀經典，就不能真正理解經典。觸類旁通，必須廣博地汲取。工作和生活中常常發現，有些人總是把簡單的問題辦復雜了，友善的問題辦對立了，美好的事情辦砸鍋了，與思維的僵化、情緒的偏激有直接關系。知識面寬了，心腸寬綽，情趣優雅，辦法多多，利害輕重權衡得既快捷又明白，很多棘手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但現在市面上書出的不少，泥沙俱下，垃圾穢物混雜其間，選書已經需要好眼光，高境界。朋友大鵬有言：“‘糟粕嘗來愚更愚’，知識不等同智慧，亂讀不等同博學，唯有從真理、良善的深度汲取和利用知識方為正道。”好比人的饑渴，總要先選擇一下那食物和飲水，對身體有沒有害處。暫時飽了口腹，卻染沉疴在身，恐怕誰也不愿干這樣的傻事。對書的選擇，比這要復雜的多。受每個人職業需求、性格志趣、審美取向、人生觀、價值觀、學識水平和修養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對同樣的書可以有不同的態度，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評價。　　被胡適先生譽為“世界上偉大小說”的《醒世姻緣》，我卻覺得可以忽略不看。近一百萬字，翻來覆去說一個惡女人怎么打丈夫：用洗衣的棒槌打六百下，險些打死；將一堆燒熨斗的紅炭從丈夫的領口倒進去，幾乎燙死。講來講去，最終是要說明那男人之所以受這非人的罪過，概因為前世他曾經殺死了一個母狐仙，今世托胎成他的太太來因果報復，所以要往死里整他。你小子想解脫也沒門，只有一邊忍著，一邊念經向佛多行善事。這不是胡說八道嗎？前世的孽債誰能證實，如此慘無人道的家庭暴力誰能容忍，這樣的書能給人“偉大的”益處嗎？　　可同樣是胡適先生，卻稱中國經典不過是一堆雜貨，這個論點我倒覺得很大膽，因為我對所謂的經典從來是不迷信的，你越說“必讀”，越說“非讀不可”，我就偏不讀。你拉出一長串“人生必讀”的書目，我憑什么聽你的？那些東西不是嚇唬人，就是教訓人，要么就有商業目的，不屑一顧。說什么“半部論語治天下，”且不說它到底是不是孔圣一人所寫，若是死讀書，讀死書，整天熟背《論語》的人，把自己的家治理好已是阿彌陀佛了。　　“書少非君子，無讀不丈夫。”秦皇漢武，文采還是有的；唐宗宋祖，風騷亦不平常。說劉邦是個大老粗，可他衣錦還鄉時，還領著孩子高唱自己親自創作的“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說朱元璋是個大文盲，可看看臺灣出版的《故宮書畫錄》中的朱元璋親筆手諭，便知道“數風流人物”，并非獨看今朝。倒是有一點值得注意，今朝的人如果不讀書，不研習，不與時俱進，照樣會讓歷史的車輪倒退。　　記得英國教育家吉朋說過：“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接受著兩種教育，一種是外來的，一種是自己的，而自己的教育更為重要。”相比外來的教育，自我教育將貫穿于生命的始終，更需要自覺的主動，良好的習慣，意志的支撐，靈動的悟性。每個人都以鮮明的個性、獨特的心智模式，優劣互見的活躍在社會和家庭的舞臺，每個人都需要正確地認識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每個人也都在有意識無意識地塑造著自己，而如何塑造最好的自己，決定著我們生命的高度和質量。讀書影響著心智，心智左右著思維，思維統帥著格局，格局決定著命運。若自愿盡畢生之心智，致力于塑造最好的自己，書，是唯一永遠不離不棄、召之即到、伴則傾心、無怨無悔的摯友。 人生感言一句話 大學畢業感言 生活感言分頁：123

如果生活讓你難受，那就翹掉它　　　　文/黃勇　　　　像上學時翹課一樣。現在很多人不愿意忍受周而復始的疲憊生活和忙碌工作，開始向往生活在別處的愜意。當然，在打卡機面前，在繁重的工作面前，真想“翹”一回，并不那么容易，但不管壓力的來源有千萬種，我們的生命卻只有一次。扔掉所有的包袱，做點雖然無用但自己喜歡的事。徹底為自己活一把，真的很有必要。它可以讓腳步暫停等靈魂跟上，以樂趣戰勝焦慮。以平和心態迎來人生新境界。“我是小強，我沒時間吃晚飯……”　　　　上世紀70年代，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中國），無意中為中國保留了那個年代國人淡定的一面。倘若這位意大利導演今天再來，會發現中國早已淡定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忙，忙著掙錢，忙著升職，忙著考研……忙，成了中國人最大的共同點，正如2011年下半年那首歌唱的，“我是小強，我沒時間吃晚飯；我是王繼偉，我沒時間長途旅行；我是張慧，我沒時間睡午覺；我是朱亞青，我沒時間減肥；我是蓋倫，我沒時間回家看我姥姥；我是邰晶，我沒時間生孩子；我是喬丹，我沒有時間睡覺……突然很想不去上班，發一發呆偷一點懶，我真的沒時間、沒時間……”　　　　中國人到底有多忙《小康>雜志社、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中產階層休閑滿意度”調查，該調查發現，超時工作，是很多職場人士的生活狀態。在受訪者中，僅有23.7％的人每周工作“40小時及以下”。每周工作時長超過40小時的達76.32％，其中，28.8％的人每周工作時長超過50個小時，還有11.8％的受訪者每周工作60個小時以上。郎咸平曾經算過一筆賬：中國人均工作時間排名世界第一，一年高達2200個小時，美國為1610小時，日本是1758小時，荷蘭則只有1389小時，為全球最低。　　　　因為忙。我們犧牲了自己的愛好，犧牲了生活的情趣，犧牲了在夕陽下與自己的愛人和孩子散步的幸福，生活變得暗淡無光，就像林奕華導演的話劇（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中小白領李想那一段感嘆：“黑色星期一。星期二也是黑色的，星期三最黑，星期四有點灰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身體做瘋狂舞動狀）……唉，又是黑色星期一！”很多人都像李想一樣厭倦這種周而復始的疲憊生活，可除了忍受，除了抱怨，我們又為自己做過點什么？“我必須拼命工作，之后才能痛快花錢和休假。”31歲的楊建平就職于深圳一家廣告公司，月收入9000元。因為趕著制作一個大客戶的方案。他和其他20多位同事一起，連續三個月沒有休息一天，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12點。因為“老板向我們承諾，只要拿下這個客戶，獎金大大的，休假長長的！”楊建平說，“每次加班加得要崩潰的時候，只要想象著馬爾代夫的蔚藍海岸線和金黃沙灘，心情才能稍稍平衡一點”。　　　　走出慣性才有更多可能　　　　很多人都像楊建平一樣厭倦這種周而復始的疲憊生活，有沒有想過翹掉現有的生活。生活在別處？大部分人會說NO，那是奢侈品。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最早說“生活在別處”的不是昆德拉，而是一個法國詩人蘭波。蘭波曾經3次“翹”掉原來的生活，最終他一路走到巴黎，輾轉比利時，還到達倫敦。雖然一路潦倒，但正是這段時期，詩人的詩歌創作達到了高潮，寫下了著名的《地獄里的一季》。這個故事留給了我們一個可能：一個人只有走出生活慣性，不在重復中思考的時候，你才會掌握更多的可能性。　　　　在決定翹掉目前的生活之前，志平是廣州一家媒體的記者，去年一場大病差點奪去他的生命。病愈之后，他毅然決定離開工作了10年的媒體去了向往多年的歐洲，因為他突然體會到生命的珍貴，他想找一個安靜的地方，獨自體會和感悟生命的玄妙，而歐洲夠安靜，文化氛圍濃重，是個能讓人慢下來、好好思考一下人生的地方。其實決定遞辭職報告的時候，志平心里還是有一種莫名的緊張感，畢竟在這個城市生活了10年，每位朋友、每個熟悉的地方都會成為一條無形的線，拉扯著他。但是當辭職信真的交上去之后，志平心里反而舒服多了。志平說那是一種釋然，同時融合了一種對未來生活的希冀，非常美好。志平的計劃是先去學習語言，等到語言過關之后或繼續深造或在當地找份工作。“或許過幾年之后，我覺得那樣的生活方式有讓我改變的必要之后，我會重復今天這種‘翹生活’的舉動，或者去另一個國家，或者回到中國來。”在志平看來，只有這樣，有限的人生才會真真實實地被抓在手中。“從今以后。我要為自己而活。否則，我會在‘猶豫’間蹉跎了自己的夢想，”　　　　像志平那樣去歐洲并不適合大多數人，對大多數人來說，面對過于激烈的社會競爭及過大的生活壓力，想翹掉原來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我們無法翹掉原來的生活，至少我們可以學會翹會、翹班，讓自己走出常軌，做一些“離經叛道”的事，放松一下身心，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比如大名鼎鼎的喬布斯。1990年，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一場演講上，注意到前排傾聽的勞倫。當晚，一場會議正等待一心打拼事業的喬布斯。“喬幫主”回憶：“我在停車場，車鑰匙已經插上。我問自己，‘如果這是我人生在世最后一天，我是愿意開一場商業會議，還是同這個女人一起度過？’我跑過停車場，問她是否愿意與我共進晚餐。她說好。我們一起走進車里，自此一生攜手。”　　　　成功很重要，但幸福呢？　　　　對當下的中國人來說，成則為王敗則為寇，誰也不想成為一個生活的失敗者，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對人最嚴厲的懲罰就是把他扔到繁華的大街上卻無人關注。翹生活，不無詩意，充滿憧憬，雖然觸手可及，但真想偶爾“翹”一回，真沒那么容易。我們這些人，收集地圖，旅行包，卻從未真正走出過自己的城市。因為正如美國教授萊斯特，梭羅在他的《知識創富》中所說的，“財富是資本主義衡量成功的最終標準。（人生感悟  www.lz13.cn）那些擁有大量財富的人是重要的，值得獻殷勤。他們值得別人尊敬，也要求別人順從。在尊貴次序的排定中，財富一直是重要的，但它正日益成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尺度。如果你想證明自己，就必須參與這個游戲。這是一個甲級游戲。如果你不在那里玩。那你注定陷于次等。”　　　　是的。成功是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也幾乎是唯一的話題。我們每時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圍。傳媒、飯桌、頒獎會，無孔不入地叫囂：要成功！要成功！可當所有人都在通往成功大道上狂奔時，其結果可能是崩潰。因為對財富的需求膨脹到極限，對個性的需要則可能妥協到了幾近泯滅。曾有媒體做過一項調查，越來越富裕的中國人，幸福感卻在下降。很少有人質疑這一結論。因為人人感同身受，金錢越來越多，物資越來越豐富，但不安全感和挫敗感卻與日俱增。　　　　成功是為了幸福，如果成功不能帶來幸福，成功就不再是名利場上用做炫耀的名詞，而是規劃自我人生的動詞。通俗地說，幸福就是放下功利，做一些雖然無用但自己喜歡的事，或許這才是救贖之道。比如，做點跟升官、發財、成名沒關系的事。做點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關的事，做點在別人看來“離經叛道”的事。　　　　其實。有的人一輩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實卻證明一輩子都毫無價值：有的人一輩子都在做“無用”的事，留下的東西后人卻受用無窮。“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生于名門世家，卻沉迷于各種雕蟲小技，如放鴿、養蛐、駕鷹、走狗、摜交、烹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蘭王子專程向他頒發2003年“克勞斯親王獎最高榮譽獎”的理由是：如果沒有他，一部分中國文化還會被埋沒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在鋼鐵森林中生活，有一千零一個愿望。不如有一千零一個妙方，每個妙方都讓你的生活更悠閑自在。正如喜劇作家范托尼所說，都市中懶人的最高境界，是從靜中觀物動，向閑處看人忙，才得超塵脫俗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閑，處鬧中能取靜，慢慢生活，輕輕感受，不要讓城市的高樓和紙醉金迷蒙住了眼，這才是現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分頁：123

余秋雨：華語情結　　語言有一個底座。說一種語言的人屬于一個（或幾個）種族，屬于身體上某些特征與別人不同的一個群。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　　語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樣偉大。　　——Edward　Sapir：《語言論》　　其一　　說得真好，語言像山岳一樣偉大。不管哪一種，堆壘到20世紀，都成了山。華語無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綿的歷史那么長，用著它的人數那么多，特別有資格接受E．Sapir給予的“龐大”、“廣博”這類字眼。一度與它一起稱雄于世的其他古代語言大多已經風化、干縮，唯有它，竟歷久不衰，陪伴著這顆星球上最擁擠的人種，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這種聲音，就是這種語匯，就是這種腔調，從原始巫覡口中唱出來，從孔子莊子那里說下來，從李白杜甫蘇東坡嘴里哼出來，響起在塞北沙場，響起在江湖草澤，幾千年改朝換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謀、死誓、乞求都用著它，借大一個版圖間星星點點的茅舍棚寮里全是它，這么一座語言山，還不大么？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讓人迷失在里邊。蘇東坡早就寫好一首哲理詩放著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終身沉埋在華語圈域中的人很難辨識華語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須走到它的邊沿，進出一下山門。　　我揣想最早進出山門的比較語言學家是絲綢之路上的客商。聽到迎面而來的駝鈴，首先要做的是語言上的判斷。那時唐朝強盛，華語走紅，種種交往中主要是異邦人學華語。這就像兩種溶液相遇，低濃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濃度溶液的滲透。盡管當時作為國際都市的長安城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國僑民、外籍居民及其后裔，華語反而因他們的存在而顯得更其驕傲。請讀這一闋詞：　　“云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掉碧灣中。春酒香熟妒魚美。誰同醉？纜卻扁舟蓬底睡。”　　這竟然出自一個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波斯商人后代的手筆！他叫李殉，在唐代詩歌領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就從這幾句便足可看出，華語，連帶著它背后的整個華夏文化人格，曾經被一個異邦人收納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語言優勢與心理優勢互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國人變得非常大度。瀟瀟灑灑地請一位波斯大酋長代表中國出使東羅馬，請一位日本人擔任唐朝國家圖書館館長（秘書監），科舉考試也允許外國留學生參加，考上了稱作“賓貢進土”，也能在朝廷擔任官職。這些外國人當然都講華語，都在一種無形強磁波的統攝下，不必深加防范的。在這種情況下，華語對于別種語言，不太平等。　　抱著極平等的心態深入往返于兩種語言文化間的，或許應首推玄奘。他如此艱辛地走啊走，為的是走出實在太遼闊也太強大的華語文化圈。但是，無論是他的出去還是回來，他對華語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點兒厚此薄彼的傾向，在他的腳下和筆下，兩種語言文化只有互補性的發現，還不構成爭勝式的對峙。于是，一些極為溫煦的場景出現了：并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見了這位遠游歸來已經多年沒說華語的大師，還親賜一篇《圣教序》來裝點玄奘帶回來的一大堆梵文經典。這位很有文化見識的皇帝特地請人用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這篇《圣教序》，讓華語文化更增添一層形式美去與域外文化聯姻。從此，玄奘安靜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譯場，天天推敲著兩種語言間的宗教性轉換。在他身后，九州大地佛號聲、誦經聲此起彼伏，無數目不識丁的中國老太太的癟嘴中，傾吐出一種鑲嵌著不少梵文詞匯的華語方式，并且代代相傳，他無意中實現了對華語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測試和開拓。　　到得明清時期，華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會出現玄類那樣的安詳氣韻了。不管是歐洲傳教士的紛至沓來還是中國文人的廁身洋務，心情都有點怪異，敏感、窺測、自尊、嘆息，拌和成一團驅之不散的煙霧，飄浮在兩種語言的交接間。這全然不是個人的事，歐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經極為脆響的華語稍稍變得有點囁嚅。另一種不太平等的態勢出現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國內國外有些地方，華語簡直有點“虎落平陽”的景況了。　　一個蒼老而疲憊的母親常常更讓兒女們眷戀，于是，就從華語在國際交往中逐漸不大景氣的時候開始，在中國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種“戀母情結”產生了。當然并不能與Oedinus　Corn　plex（俄狄浦斯情結）完全等同，但那種隱潛，那種焦慮，那種捧之棄之，遠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種有時自慚形穢、有時又恨不得與人廝殺一場的極端性搖擺，還是頗得“情結”三昧的。　　這些年在華語圈邊沿上晃蕩進出的人數之多，可能已達到歷史之最。青年知識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會外語的，這實在是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走向未來的吉兆，一點也不應該抱怨。從趨向看，進出華語圈的人還會多起來。幾乎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親，都在關注著子女們的外語成績。至于華語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關心的重點。前不久聽一位中年學者演講，他講到自己曾默默與一個外國同行作過對比，覺得除了英語，其他都可超過。“我英語不如他，但他華語不如我呀，扯平了！”學者說到這里引得全場哄笑。大伙不能不笑，他們似乎已經不習慣把華語放在與英語平等的地位上。據說產生笑的機制之一是把兩個完全沒有可比性的東西比到了一起。釀發出一種出人意料的不諧調感。難道，華語在世界語言叢林中真已變成了這樣的角色？笑容只能在臉上凝凍，心底卷來綿長的感嘆。　　其二　　黃皮膚，黑眼睛，整個神貌是道地的華人，一位同樣是華人的記者在采訪他，兩人說的是英語，這在南洋各國都不奇怪。　　采訪結束了，記者說：“您知道我們是華文報，因此要請教您的華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沒有華文名字。”他回答得很干脆。　　記者有點犯難：把一個寫明是華人的采訪對象稱作杰克遜或麥克斯韋爾之類，畢竟有點下不了手。采訪對象看出了記者的顧慮，寬慰地說：“那你就隨便給我寫一個吧！”　　這種經常發生的對話是如此平靜，但實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廟、宗鄉會館柱傾梁塌。時間并不遙遠，那些從福建、廣東等地漂流來的中國人登陸了，在家鄉，隔一道山就變一種口音，到了南洋，與馬來人、印度人、歐洲人一羼雜，某種自衛意識和凝聚意識漸漸上升，這種自衛的凝聚是一種多層構建，最大一個圈圈出了全體華人，然后是省份、縣邑、宗族、姓氏，一層層分解，每一層都與語言口音有關。不知經過多少次災禍、爭斗，各種地域性、宗教性的會館競相設立，而最穩定、最牢靠的“會館”，卻屹立在人們的口舌之間。一開口就知道你是哪兒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數難于逃遁。　　怎么也沒有想到會渦卷起一種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數十年間把那一圈圈、一層層的自衛、凝聚構建一古腦兒軟化了，把那一些由故鄉的山梁承載的、由破舊的木船裝來的華語，留給已經不大出門的爺爺奶奶，留給宗鄉會館的看門老漢，而他們的后代已經拗口。用英語才順溜，盡管這種英語帶著明顯的南洋腔調，卻也能抹去與故鄉有關的種種分野，抹去家族的顛沛、時間的辛酸，就像從一條渾濁的歷史河道上潛泳過來，終于爬上了一塊白沙灘，聳身一抖，抖去了渾身渾濁的水滴，松松爽爽地走向了現代。不知抖到第幾次，才抖掉了華語，然后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讓宗鄉會館門庭冷落了，白沙灘上走著的正是黃皮膚黑眼珠的杰克遜和麥克斯韋爾。　　在這一個過程中，我所關注的理論問題是，一個群體從學習外語到不講母語需要經歷多大的心理轉換，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再進一步，從不講母語到遺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經歷多大的心理轉換，還需要多長的時間。當然，更迫切的問題還在于，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么說，我已看到了大量不爭的事實：語言的轉換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斬斷根脈的“抽象人”。　　新加坡實踐話劇團演過一個有趣的話劇《尋找小貓的媽媽》，引起很大的社會轟動。這個話劇，確實是以“話”作為出發點的。一個三代同處的家庭，第一代講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講的是規范華語，第三代只懂英語，因此，每兩代之間的溝通都需要翻譯，而每一次翻譯都是一次語義和情感上的重大剝落。如果是科學論文、官樣文章，可能還比較經得起一次次的翻譯轉換，越是關乎世俗人情、家庭倫理的日常口語，越是無奈。結果，觀眾們看到的是，就在一個屋頂之下，就在一個血統之內，語言，僅僅是因為語言，人與人的隔閡是那樣難于逾越。小小的家庭變得山高水遠，觀眾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淚。　　無數家庭都在經歷著的這類文化悲劇，人們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避開的。恨恨地罵幾句“數典忘祖”；完全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就拿新加坡來說，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年輕國家快速推入現代國際市場，就必然要強悍地改換一套思維方式和節奏方式，那么，沒有比改換一種語言氛圍更能透徹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的了，因為語言連帶著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過來，其他一切也就可以順水推舟了。當然也可以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效果卻顯而易見。整個國家是這樣，每個家庭也是這樣。年幼的孩子如果學好英語，中學畢業后可以直接投考歐美各國的名牌大學，即使不讀大學也能比較順利地進入這個國際商市的大多數公司企業。至少在目前，華語水平確實不是新加坡青年謀職的必需條件，而要學好華語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遠超英語。在中國大陸通過很自然的方式已經學好了華語的中國青年也許不會痛切地感到學習華語之難，而在新加坡，竟有華人小孩因華語課太難而準備自殺，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別的用不著學華語的地方。是的，華語牽連著遠祖的精魂，牽連著五千年的文明，他們都知道；但門外的人生競爭是那么激烈，哪一位家長都不太愿意讓孩子花費幾十年去死啃一種極其艱難又不太有用的語言。盡管年邁的祖父還在一旁不滿地嘀咕，盡管客廳的墻上還掛著中國書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學英語的志愿，把華語的課目輕輕劃去。血緣原則、情感原則、文化原則暫時讓位給了開放原則、實用原則、經濟原則。誰也無法簡單地判斷怎么是對，怎么是錯，這里赫然橫亙著一個無可奈何。　　我認識一位流浪過大半個中國的華僑著名發型師，他對華人黑發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頭發造型的華族小組絡繹不絕，但不少小姐總是把母親也帶到美發廳里來，原因只在于，這位發型師有一個怪脾氣，為華人黑發造型時他只說華語，小姐們的母親是來充當翻譯的。年老的發型師力圖營造一個發色和語言協調的小天地，保存一點種族性的和諧，但他實際上并沒有成功。中國人的頭發幾萬幾千年一直黑下來，黑過光榮，黑過恥辱，將來還會一直黑下去，但語言卻并不是這樣固執。或許最終還是固執的，但現在卻已不易構成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征一樣穩定的審美造型。對此，發型師是痛苦的，小姐們是痛舌的，母親們也是痛苦的，這是一種不愿反悔、更不愿譴責的痛苦，一種心甘情愿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這種痛苦早就有過，而且都已老化為沉默。我想“牛車水”這個地名就是這樣的沉默物。三個字本身就是一種倔強的語言硬塊，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現代鬧市間。據說新加坡開發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華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盤車從井里打水，然后又驅趕著牛車到各地賣水。每天清晨，這座四面環海卻又十分干渴的城市醒來了，來自各國的漂泊者們都豎起耳朵期待著一種聲音。木輪牛車緩緩地碾在街石上，終于傳來一個極其珍貴的字眼：　　水……！　　當然是華語，那么婉轉，那么回蕩，那么自豪和驕傲！一聲聲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潤。　　如今，牛車水一帶街道的舊屋門口，有時還能看到一些閑坐著的古稀老人。也許他們呵出過太多的水氣，干癟了，只剩下滿臉溝壑般的皺紋。眼前，是他們呵出的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但在這座城市間，他們已成了陌生人。　　看著他們木然的神情，我總會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論的含義，出發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華人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祝愿和告別中仍然裹卷著這種悲槍的意緒。　　其三　　英語里的billionaire翻譯成華語成了“億萬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報中有“富婆”的字眼，我當然不會用在她頭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華語還沒有來得及為各種巨富調理好足夠的詞匯，我們不正在評說華語嗎，這是華語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華飯店的“李白廳”里請我吃飯。在李白的名字下請中國文人顯然是合適的，但為什么要請我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從上海來。　　在新加坡要找一個上海人，遠比紐約、舊金山、東京困難。好像華僑也有個分工，南洋顯然是被福建、廣東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擠在這里顯得無趣，跑到別處去了。結果，一個上海人要在這里聽幾句道地的上海話成了一種奢侈的愿望。我在這里遇到過幾次沒有前因后果的聚會，參加者就是幾個偶爾相識的上海人。名字還沒有一一搞清呢，卻來邀請吃飯了，主茶是“腌篤鮮”、熗蟹什么的，當然要去。有次我請當地一位演員駕車載我赴約，為了不使這位演員受冷落，預先在電話里講明“不全講上海話”。結果是，一進門大伙就忘情，弄得演員在飯桌一隅呵欠連連、昏昏欲睡。　　我進李白廳時，她已坐在那里，整個大廳就她一個顧客，一群女招待顯然都認識她，極其恭敬地站在一邊看著她，注意她有什么最細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類，陪她等。我風風火火闖進去，她的上海話就劈頭蓋腦地過來了，講得十分流利和純正。華語的龐大家族中有許多分支是很難學道地的，上海話就是其中的一種。一開口就聽出來，半點馬虎不過去，說了兩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緣分。　　話題一展開，她的上海話漸漸有點不夠用了，她離開上海已經整整半個世紀，而現今的談話，多數詞匯都是這半個世紀來新冒出來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話該怎么說。她開始動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話”，還是不解決問題，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詞概念上統統用她最純熟的語言——英語來表達了。　　突然，奇跡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來一大堆湖南話。原來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親是長沙郊區一個菜農的兒子，靠刻苦讀書考上了官費留學，學成回國成了上海一個著名的工程師，但還是滿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長大，讀中學時，在魯迅小說中了解了中國農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親的湖南話，希圖從中找到一點祖父的面影。結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長沙，滿口長沙話把湘江賓館的服務員小姐嚇了一跳。　　語言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有時簡直成了一種符咒，只要輕輕吐出，就能托起一個湮沒的天地，開啟一道生命的閘門。我知道，這位多少年來一直沉溺于英語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說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節奏，卻像隱潛在血管中的密碼，始終未曾消失。她曾經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繃得很緊，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當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靜處，喚回自我的時候，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潛流就會悄悄泛起，然后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幾乎半個世紀沒有真正說過的湖南話和上海話依然如此純正。“年紀大了就喜歡回首往事，哪怕在夢中。”她說：“做夢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講著不同的方言語音。”　　她年輕時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橋。斜橋地區我很熟悉，根據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條街一條街地在腦子里爬梳過去，想找到一幢帶花園的影影綽綽的樓，找不到。她不記得路名，不記得門牌，記得也沒有用，50年間，什么沒變？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話，留在嘴邊。　　她說，她明天去泰國，那兒他們家正在籌建一座餐廳。“李白廳”的名字已被這兒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國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廳”。可是，這個名稱用湖南話一說就成了“豆腐廳”。“豆腐雖然我也愛吃，卻不能這么去糟蹋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詩人。”因此直到今天，她還在為餐廳的名字苦惱著。　　她從泰國回來，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參加當時正巧召開著的世界華文教育會議的好幾位其他國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適華貴可以想象，印度門衛，馬來西亞仆人，菲律賓女傭，忙忙碌碌地圍著幾個客人轉。客人與主人一樣，是華人，講華語。今天晚上在這個院子里，華語就像在唐代一樣神氣。　　客廳里擠擠地擺設著世界各地的工藝品，而兜門正墻上卻懇掛著一幅垂地長軸，上面以楷書抄錄著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些毛筆字寫得生硬、稚拙，但又顯得極其認真。這是女主人的女兒寫給媽媽的，女兒從小受英語教育，是一位造詣和名聲都很高的英語作家，曾榮獲過聯合國主辦的英語小說大獎。這么一位女才子，不知怎么一來，竟捏著一枝毛筆練起中國字來，一定是練了好久才寫得下這一幅字的；至于孟郊那首詩，要由這樣一位立足英語背景的作家來找到、讀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費好些時日的。但她畢竟寫出來了，亮堂堂地掛在這兒，就像一個浪跡天涯的游子揣摩了好久家鄉口音只為了深情地叫一聲“娘！”這當然是對著她的母親，但不期然地，也同時表現出了對母語的恭敬。她把這兩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對精通英語的母親，她也必須用華語來表示感謝。我們不妨順著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華語也一并看作是“慈母”，那么，從她手中拉牽出來的線真是好長好遠，細密地綰接著無數海外游子的身心。事實上，這條線已成了種族繁衍的纜索，歷史匍匐的纖維。　　其四　　我聽很有特點的馬來西亞華語，是在一個不到20歲的小伙子口中。他叫K．L．、華裔，馬來西亞怡保市人，剛從中學畢業。瘦瘦的，靜靜的，眼睛清徹透明，整天埋頭干活，一抬頭，見有人在看他，立即臉紅。這是華人傳統觀念中最老實本份的“乖孩子”，可是無論在大陸，在臺灣，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從馬來西亞走出來一個，我十分驚奇。　　KL．曾與我在同一幢樓里相鄰而居。當時他正在為實踐話劇團的一次演出幫忙，每天搞得很晚回來。半夜，這個高級住宅區闃寂無聲，突然每個院子門口的狗都叫了起來，我知道，那是他回來了。他進門要開好幾道門：花園的鐵門，樓房的柵欄門，屋子的木門，以及他的房門，但他竟然可以不發出任何一點聲音，為的是怕驚動我。有幾次我簡直懷疑起剛才狗叫的準確性，推開房門探頭一看，他的房門底沿下已露出一線燈光。第二天，等我起床漱洗，他卻早已出門，證據是：大門口報箱里的兩大疊中、英文早報，已經取來整整齊齊放在會客室的茶幾上。　　我奇怪了，晚回來是因為演出，但那么早出門又是為了什么呢？　　終于有一天，他沒出門，對我說，明天就要回馬來西亞，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書，層層疊疊堆在桌上、椅上、床上，絕大部分是華文藝術書籍。我知道，要在新加坡收集這么多華文藝術書籍是極不容易的，原來他每天一早出門是在忙這個。　　他告訴我，他在馬來西亞讀中學時愛上了中國的文學藝術，但靠著這種愛是無法在今日南洋立足謀生的，因此父母親要他到日本去讀大學。父母親是城市平民，經濟不寬裕，他只得先到新加坡打工，籌措留學經費。但一到新加坡，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不能不欺騙父母和自己了。他什么賺錢的工作也不找，專奔新加坡唯一的專業華語劇團來，十分投入地參與他們的各種藝術活動，得到一點報酬就買華文書。有中國大陸或臺灣來的華語演出和電影，再貴也咬咬牙買票看。現在他的居留期已滿，不能不回去了，明天，父母親一定會問他去日本的經費的，他會如何回答呢？他本來想，沒賺下錢，至少買一身像樣的衣服回去讓父母眼睛一亮，但一猶豫，衣服又變成了兩本華文書，他隨身的衣物放進一個小小的塑料食品袋里就可帶走。鞋破了，趿著拖鞋回去。　　臨別，他細細地關照我，菜場在哪里，該坐什么車，哪家的狗最兇，最近的郵箱在何處。我只是一味地問他回去后如何向父母親交待，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后用使我驚異的老成語調向我引述一位行將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話。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后，朝鮮還將是朝鮮，日本還將是日本，越南還將是越南，但新加坡會怎么樣，卻很難想象，因為我們最注重的是英語，但我們的英語講得再好，英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承認和接納我們。要維系住一個國家的本體面貌，不能不重新喚醒溶解在我們血脈中的母語文化。　　是的，我記起來了，幾天前我在電視屏幕前聽過這位政治家用緩慢的華語發表提倡華語的講話。嫻熟地講了一輩子英語的他，在晚年已不止一次地提倡過華語，銀發蒼然，目光誠懇，讓人感動。　　但是，K．L．不一會兒又憂郁起來，他深知他的父母能理解這位政治家的話，但為了兒子的現實生計，還是會要求他去日本讀大學的。何況，他們家不在新加坡，是在馬來西亞。　　背著一大堆華文書，背著一個不知來自何處的眷戀，他回國了。他肯定會去日本或其他國家的，但華文書太重，他走得很慢。他還不習慣出遠門，不會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幾乎是抱著華文書走的。他回過頭來向我招手，但不愿大聲地說什么，因為他對我說過，他的華語有很重的馬來腔，怕別人笑話。然而他不怕別人笑他抱著行李、趿著拖鞋回國。啪噠、啪噠，他的拖鞋已踩過了國境線。　　其五　　那天，許多年老的新加坡華人都擠到了一個劇場中，觀看一臺從臺灣來的相聲劇，相聲劇的編導是35歲的賴聲川博士，獲得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戲劇研究所有史以來最高成績的畢業生，目前在臺灣文化界極孚聲望。他還沒有到過大陸，但他的多數作品卻引導觀眾反復品嘗中華民族離異的苦澀，從而來驗證一種歷史的歸屬感。這次帶來的相聲劇也是如此。　　這樣的戲，不管給海峽兩岸的哪一邊看，都會引起強烈回響，盡管是相聲劇，觀眾也會以噙淚的笑聲來品味“中國人”這一艱辛的課題。但是，今天這出戲是在新加坡演出，劇場里的反應會是怎樣的呢？相聲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最能充分表達一個社會中某些微妙的共鳴，那么，今天中國人埋藏在插科打諢背后的離合悲歡，還能不能被其他國家的華人理解？如果不能，那么，我們深深沉浸其間的一切，豈不成了矯揉造作、顧影自憐？賴聲川代表著中國人來接受一次自我拷問，他膽子很大，但在開演前卻對我說，他準備啟幕后好久聽不到掌聲和笑聲。如果真是這樣，他就會沮喪地坐下來，重新苦苦思考華語在當今世界的表達功能和溝通功能。　　毫無疑問，與賴聲川先生抱有同樣擔憂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劇場的朋友也會擔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開了，在場的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心也就懸起來了。也許我們還太年輕、太敏感，生怕數千年歷史的擁有者在異國街市間丟臉，生怕自己的哭聲讓人發笑，自己的笑聲讓人掉淚。我這個人由于職業關系，曾安然地目睹過無數次劇場波瀾，可今天，竟戰戰兢兢、如饑似渴地期待著新加坡觀眾的每一絲反應。我無法預計，如果臺灣相聲中的俏皮話今晚引不出應有的笑聲，我會多么難堪。　　好了，終于放心了，此地觀眾的反應非常熱烈。華語，我們的華語，還有控制各種海外華人的笑聲的能力。謝謝新加坡！——這種感謝自然有點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歐洲觀眾對一臺從中國搬來的傳統舞蹈熱烈鼓掌，我幾乎想站起來向他們鞠躬一樣荒誕。　　賴聲川先生是我的老熟人。初次見到是在香港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后來很巧，同在兩年前被新加坡戲劇界邀來演講，這次相遇是第三次。記得兩年前我們同住一家賓館，天天神聊到深夜，肚子餓了就到附近一處小販中心吃宵夜。我們互相“盤剝”著海峽兩岸的種種社會規范、生活細節、心理習慣、世俗趣聞，出于自尊，彼此還為自己一方辯護，說到許多相似或相左的用語常常樂不可支、笑作一團。西哲有言，劇場里一句微妙的臺詞引起一片笑聲，那是素不相識的觀眾在退示著一種集體的一致性。莫非我們一代真的已到了可以用語言和笑聲來認同的時分？對此我與賴先生還沒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賴先生并不甘心于此，他把兩年前的笑語擴充成一個藝術作品，仍然帶回到新加坡，兌換成滿場歡騰。正巧我又在，這還不值得慶祝一下？演出結束后我們又去了兩年前天天去的那個小販中心，盡管明知那里的小販喜歡欺侮外國人。　　理直氣壯地用華語叫菜，今天晚上，這座城市的笑聲屬于中國人。坐在我身邊的演員李立群先生是今夜無可置疑的明星，我對他說：“你在臺上學遍了大陸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獨幾句上海話學得不道地。”大陸的相聲演員學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見慣，說實話，我對這一招已經厭煩，但現在聽臺灣相聲演員學來卻產生了另一種感覺，諧謔的調侃猛地變成了凄楚的回憶、神圣的呼喚。學一種方言就像在作一種探尋，一種腔調剛出口，整個兒身心就已在那塊土地間沉浸。因此，我不能讓他們學不像上海話，這會對不起他們，也對不起上海。于是就在小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據那幾句臺詞一句句地教開了。賴聲川先生的母親在上海住過，因而他對我的發音并不生疏，頻頻點著頭。李立群先生從我的發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師傅，邊摹仿邊首肯：“是這樣，師傅當年也這樣說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輕一聲，重一聲，已經認真到了虔誠。這顯然已不完全是為了演出，相聲演出中的學語用不著那么標準。　　學會了那幾句上海話，一陣輕松，開始胡亂漫談。大家竟當著情同手足的新加坡東道主郭寶昆先生的面，極不厚道地嘲諷起新加坡人的華語水準。我想郭寶崑先生一定會原諒的：這些遠隔兩岸的中國人好久沒有這么親熱了，一親熱就忘乎所以，拿寬厚的朋友們嘲諷一遍，好像共同獲得了一種優越感，背靠著艱深的華夏文化，驅走了闊別的憂傷、海潮的寒冷。特別是那位李立群先生，專找那些只有中國人才能聽懂的話與我對仗，跳跳躍躍，十分過癮。講禪宗，講怪力亂神，講文天祥會不會氣功，講天人合一的化境。這種談話，即使翻譯了，也幾乎沒有多少西方人能真正聽懂。今晚大家像是在發狠，故意在異國土地上翻抖中華語文中的深致部位，越是瞎湊和就越貼心。　　上茶了，少不了又講陸羽，(www.lz13.cn)講《茶經》的版本，講采茶的山勢、時機，煮茶的陶壺、爐炭，當然講得最神往、也最傷心的是水。喝了幾千年茶的中國人，還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來潤喉嚨？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講出來的華語會不會變得渾濁一點呢？　　我告訴李立群，古代文人為喝幾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買泉兩眼”……　　李立群來勁了：“好個買泉兩眼！瀟灑之極！不是我吹噓，我臺灣老家山上確有好泉，想法去買它一眼，你什么時候來，我領你去喝茶！”　　我趕緊叮囑李立群先生，趕快回去買下那眼泉，好生看管著，別讓它枯了。我們還不算老，也許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細一想又覺得悲哀，這樣的泉眼無論如何不會太多了，那種足以把華語晤談的環境推到極致的陣陣茶香，已不會那么純凈。華語自然還會講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蘊藉的那部分，看來總要漸漸湮沒了。還會出現新的精雅部位嗎？但愿。 余秋雨《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集_余秋雨作品集 余秋雨經典語錄分頁：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