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網路口碑起手式應該要怎麼做?
買讚買粉絲數還有效嗎?
新手粉絲頁上路,高粉絲人數有什麼幫助?
臉書粉絲專頁一直是社群經營重點項目,「按讚數」「粉絲數」一直是多數人評估經營成效與人氣的標準與第一印象;而新手電商經營者,在銷售上屢屢碰壁,是投放廣告出了問題,還是客戶對你的粉絲專頁沒有信心呢?
舉個例子來說,對一些消費者來說,「讚」比較多的店家也許比較有可信度;或是「粉絲」越多的餐廳感覺就比較不容易踩到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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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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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也可以借助於節日的祝福來引發大家的關注,比如馬上就要迎來雙11,那麼也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分享,是否準備在雙11中買買買又或者有什麼樣的看法,在文章的最後也可以反問一下讀者,其實這就能夠引發讀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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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寫一篇自我媒體的時候,往往都需要找一些熱門的新聞,如此才會有更多的收益,因為一些熱門的新聞往往都會和觀點有聯繫, 衝fb個人追蹤數 那麼自媒體人首先就應該把自己的觀點闡述出來,如此就可以吸引其他人來評論,這就能夠有效提升粉絲的人數,當然如果你在尋找到話題性文章之後,根本不知道如何寫文章,不如考慮一下小發貓偽原創,你會發現寫一篇文章的速度更加的快。 增加IG洞察報告-貼文分享(Shares)
汪曾祺:國子監 為了寫國子監,我到國子監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領。從首都圖書館抱了幾十本書回來,看了幾天,看得眼花氣悶,而所得不多。后來,我去找了一個"老"朋友聊了兩個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這朋友世代在國子監當差,"侍候"過翁同龢、陸潤庠、王垿等祭酒,給新科狀元打過"狀元及第"的旗,國子監生人,今年七十三歲,姓董。 國子監,就是從前的大學。 這個地方原先是什么樣子,沒法知道了(也許是一片荒郊)。立為國子監,是在元代遷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距今約已七百年。 元代的遺跡,已經難于查考。給這段時間作證的,有兩棵老樹:一棵槐樹,一棵柏樹。一在彝倫堂前,一在大成殿階下。據說,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國立大學校長——國子監祭酒許衡手植的。柏樹至今仍頗頑健,老干橫枝,婆娑弄碧,看樣子還能再活個幾百年。那棵槐樹,約有北方常用二號洗衣綠盆粗細,稀稀疏疏地披著幾根細瘦的枝條,干枯僵直,全無一點生氣,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了,很難斷定它是否還活著。傳說它老早就已經死過一次,死了幾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這是乾隆年間的事,這年正趕上是慈寧太后的六十"萬壽",嗬,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賦詩作記,還給老槐樹畫了像,全都刻在石頭上,著實熱鬧了一通。這些石碑,至今猶在。 國子監是學校,除了一些大樹和石碑之外,主要的是一些作為大學校舍的建筑。這些建筑的規模大概是明朝的永樂所創建的(大體依據洪武帝在南京所創立的國子監,而規模似不如原來之大),清朝又改建或修改過。其中修建最多的,是那位站在大清帝國極盛的峰頂,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 一進國子監的大門——集賢門,是一個黃色琉璃牌樓。牌樓之里是一座十分龐大華麗的建筑。這就是辟雍。這是國子監最中心,最突出的一個建筑。這就是乾隆所創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到底該是個什么樣子,從漢朝以來就眾說紛紜,誰也鬧不清楚。照現在看起來,是在平地上開出一個正圓的池子,當中留出一塊四方的陸地,上面蓋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兩層廊柱,蓋黃色琉璃瓦,安一個巨大的鎦金頂子,梁柱檐飾,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來像一頂大花轎子似的。辟雍殿四面開門,可以洞啟。池上圍以白石欄桿,四面有石橋通達。這樣的格局是有許多講究的,這里不必說它。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為沒有水而作罷了(據說天子之學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氣魄果然要大些,認為"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也"(《御制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沒有水,那有什么關系!下令打了四口井,從井里把水汲上來,從暗道里注入,通過四個龍頭(螭首),噴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著瀲滟的波光了。二、八月里,祀孔釋奠之后,乾隆來了。前面鐘樓里撞鐘,鼓樓里擂鼓,殿前四個大香爐里燒著檀香,他走入講臺,坐上寶座,講《大學》或《孝經》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國子監的學生跪在石池的橋邊聽著,這個盛典,叫做"臨雍"。 這"臨雍"的盛典,道光、嘉慶年間,似乎還舉行過,到了光緒,據我那朋友老董說,就根本沒有這檔子事了。大殿里一年難得打掃兩回,月牙河(老董管辟雍殿四邊的池子叫做四個"月牙河")里整年是干的,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各處的雨水一齊奔到這里面來。這水是死水,那光景是不難想象的。 然而辟雍殿確實是個美麗的、獨特的建筑。北京有名的建筑,除了天安門、天壇祈年殿那個藍色的圓頂、九梁十八柱的故宮角樓,應該數到這頂四方的大花轎。 辟雍之后,正面一間大廳,是彝倫堂,是校長——祭酒和教務長——司業辦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廳六堂",敬一亭,東廂西廂。四廳是教職員辦公室。六堂本來應該是教室,但清朝另于國子監斜對門蓋了一些房子作為學生住宿進修之所,叫做"南學"(北方戲文動輒說"——到南學去攻書",指的即是這個地方),六堂作為考場時似更多些。學生的月考、季考在此舉行,每科的鄉會試也要先在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貢院下場。 六堂之中原來排列著一套世界上最重的書,這書一頁有三四尺寬,七八尺長,一尺許厚,重不知幾千斤。這是一套石刻的十三經,是一個老書生蔣衡一手寫出來的。據老董說,這是他默出來的!他把這套書獻給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國子監中,作為重要的裝點。這皇帝,就是高宗純皇帝乾隆陛下。 國子監碑刻甚多,數量最多的,便是蔣衡所寫的經。著名的,舊稱有趙松雪臨寫的"黃庭"、"樂毅"、"蘭亭定武本",顏魯公"爭座位",這幾塊碑不曉得現在還在不在,我這回未暇查考。不過我覺得最有意思、最值得一看的是明太祖訓示太學生的一通敕諭: 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宗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宗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后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欽此! 這里面有一個血淋淋的故事:明太祖為了要"人才",對于辦學校非常熱心。他的辦學的政策只有一個字:嚴。他所委任的第一任國子監祭酒宗訥,就秉承他的意旨,訂出許多規條。待學生非常的殘酷,學生曾有餓死吊死的。學生受不了這樣的迫害和饑餓,曾經鬧過兩次學潮。第二次學潮起事的是學生趙麟,出了一張壁報(沒頭帖子)。太祖聞之,龍顏大怒,把趙麟殺了,并在國子監立一長竿,把他的腦袋掛在上面示眾(照明太祖的語言,是"梟令")。隔了十年,他還忘不了這件事,有一天又召集全體教職員和學生訓話。碑上所刻,就是訓話的原文。 這些本來是發生在南京國子監的事,怎么北京的國子監也有這么一塊碑呢?想必是永樂皇帝覺得他老大人的這通話訓得十分精彩,應該垂之久遠,所以特在北京又刻了一個復本。是的,這值得一看。他的這篇白話訓詞比歷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類的話都要真實得多,有力得多。 這塊碑在國子監儀門外側右手,很容易找到。碑分上下兩截,下截是對工役膳夫的規矩,那更不得了:"打五十竹篦"!"處斬"!"割了腳筋"……歷代皇帝雖然都似乎頗為重視國子監,不斷地訂立了許多學規,但不知道為什么,國子監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樣的多。 《戴斗夜談》一書中說,北京人已把國子監打入"十可笑"之列: 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槍,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 國子監的課業歷來似頗為稀松。學生主要的功課是讀書、寫字、作文。國子監學生——監生的肄業、待遇情況各時期都有變革。到清朝末年,據老董說,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轉堂(升級)一次,六年畢業,學生每月領助學金(膏火)八兩。學生畢業之后,大部分發作為縣級干部,或為縣長(知縣)、副縣長(縣丞),或為教育科長(訓導)。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用途,是調到中央去寫字(清朝有一個時期光祿寺的面袋都是國子監學生的仿紙做的)。從明朝起就有調國子監善書學生去抄錄《實錄》的例。明朝的一部大叢書《永樂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叢書《四庫全書》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嚴謹(也毫無個性)的館閣體楷書,有些就是出自國子監高材生的手筆。這種工作,叫做"在謄桌上行走"。 國子監監生的身份不十分為人所看重。從明景泰帝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以后,國子監的門檻就低了。爾后捐監之風大開,監生就更不值錢了。 國子監是個清高的學府,國子監祭酒是個清貴的官員——京官中,四品而掌印的,只有這么一個。作祭酒的,生活實在頗為清閑,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當差的在門口喝一聲短道,沏上一碗蓋碗茶,他到彝倫堂上坐了一陣,給學生出出題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帶著學生上大成殿磕頭,此外簡直沒有什么事情。清朝時他們還有兩樁特殊任務:一是每年十月初一,率領屬官到午門去領來年的黃歷;一是遇到日蝕、月蝕,穿了素服到禮部和太常寺去"救護",但領黃歷一年只一次,日蝕、月蝕,更是難得碰到的事。戴璐《藤蔭雜記》說此官"清簡恬靜",這幾個字是下得很恰當的。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對這個差事不大發生興趣。朝廷似乎也知道這種心理,所以,除了特殊例外,祭酒不上三年就會遷調。這是為什么?因為這個差事沒有油水。 查清朝的舊例,祭酒每月的俸銀是一百零五兩,一年一千二百六十兩;外加辦公費每月三兩,一年三十六兩,加在一起,實在不算多。國子監一沒人打官司告狀,二沒有鹽稅河工可以承攬,沒有什么外快。但是畢竟能夠養住上上下下的堂官皂役的,賴有相當穩定的銀子,這就是每年捐監的手續費。 據朋友老董說,納監的監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筆錢,領取一張"護照"外,還需向國子監交錢領"監照"——就是大學畢業證書。照例一張監照,交銀一兩七錢。國子監舊例,積銀二百八十兩,算一個"字",按"千字文"數,有一個字算一個字,平均每年約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國子監收入的監照銀約有十四萬兩,即每年有八十二三萬不經過入學和考試只花錢向國家買證書而取得大學畢業資格——監生的人。原來這是一種比烏鴉還要多的東西!這十四萬兩銀子照國家的規定是不上繳的,由國子監官(www.lz13.cn)吏皂役按份攤分,祭酒每一字分十兩,那么一年約可收入五千銀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業以下各有差。據老董說,連他一個"字"也分五錢八分,一年也從這一項上收入二百八九十兩銀子! 老董說,國子監還有許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廳的刷印匠,管給學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紅格本子,這事包給了他,每月例領十三兩銀子。他父親在時還會這宗手藝,到他時則根本沒有學過,只是到大柵欄口買一刀毛邊紙,拿到琉璃廠找鋪子去印,成本共花三兩,剩下十兩,是他的。所以,老董說,那年頭,手里的錢花不清——燴鴨條才一吊四百錢一賣!至于那幾位"堂皂",就更不得了了!單是每科給應考的舉子包"槍手"(這事值得專寫一文),就是一筆大財。那時候,當差的都興喝黃酒,街頭巷尾都是黃酒館,跟茶館似的,就是專為當差的預備著的。所以,像國子監的差事也都是世襲。這是一宗產業,可以賣,也可以頂出去! 老董的記性極好,我的復述倘無錯誤,這實在是一宗未見載錄的珍貴史料。我所以不憚其煩地縷寫出來,用意是在告訴比我更年輕的人,封建時代的經濟、財政、人事制度,是一個多么古怪的東西! 國子監,現在已經作為首都圖書館的館址了。首都圖書館的老底子是頭發胡同的北京市圖書館,即原先的通俗圖書館——由于魯迅先生的倡議而成立,魯迅先生曾經襄贊其事,并捐贈過書籍的圖書館;前曾移到天壇,因為天壇地點逼仄,又挪到這里了。首都圖書館藏書除原頭發胡同的和建國后新買的以外,主要為原來孔德學校和法文圖書館的藏書。就中最具特色,在國內搜藏較富的,是鼓詞俗曲。 汪曾祺作品_汪曾祺散文集 汪曾祺:葡萄月令 汪曾祺:《花園》茱萸小集二分頁:123
韓少功:打玄講 萬玉死了之后,學哲學模范的帽子到了羅伯的頭上。隊上安排我給他寫經驗發言稿,寫好后還要一句句讀給他聽,引導他背下來,再讓他到公社或縣里的會上去出哲學工。干部們說,萬玉以前到公杜里沒有講好哲學,羅伯年紀大,資格老,有話份,在渡槽上還英勇救人,上面對他肯定會滿意。復查又偷偷對我說,羅伯是遠近有名的老革命,就是腦子有些糊涂,也不識字,一開口就有點十八扯,牛胯里扯到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讓他把發言稿背熟。 我后來才知道,要讓羅伯作哲學報告時避免十八扯,實在是很困難的事。他講著講著就脫離了講稿,好容易背熟的東西忘得精光,蘿卜白茶桌子板凳不知道講到哪里去了。我有時候想等待他能自己找到回路,后來才發現他總是越跑越遠,越遠越歡。他一輩子沒有收過婆娘,甚至從來不近女色,但這并不妨礙他嘴里經常有些不干不凈的歇后語:滿妹子咳嗽——無談(痰);滿妹子看雞巴一無心;逼著滿妹子下崽一霸蠻……這么多的“滿妹子”與哲學實在不大合拍。 他從我的眼神里看到了問題,眨眨眼,“豬嬲的,我又講錯了么?”他越排練越緊張,到后來索性一開口就錯:“首長們,同志們,我羅玉興今年五十六歲……” 需要說明的是,這其實不算錯,但根據黨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齡提高到六十五歲,以便更能體現他人老心紅的優秀品質。六十五歲的人冒雨搶收集體的谷子,與五十六歲的人搶收集體的谷子,哲學意義當然是不一樣的。 我提醒他六十五,記住,六字開頭。 “你看我這張嘴!唉,人老了,活了還有個什么用?”他不顧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陣,望望天,定下心來,重頭開始:“首長們,同志們,我叫羅玉興,今年五十……” “還是錯了!” “我叫羅玉興,今年……五……” 我幾乎絕望。 他有點生氣,“我是五十六么!哲學就哲學,改我的年齡做什么?年齡礙哲學么事?” “不是要讓你的事跡更加感人么?”我把已經講過的道理仔仔細細又講了一遍,強調龍家灘的一個老人家七十歲講養豬的哲學,上了廣播,五十六歲比起七十歲來,實在太少了一點,說不過去的。 “我早曉得哲學不是什么正經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產黨就是喜歡滿妹子胯里夾蘿卜——搞假家伙。” 這些反動話讓我嚇了一跳。 正好這時候有個公社干部來了,看見了我們。羅伯迎出門去,說起我們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沒有睡醒:“哲學么。學!不學還行?我昨日學到晚上三更,越學越有勁。偽政府時候你想學進不得學堂門,如今共產黨請你學,還不是關心貧下中農?這哲學是明白學,道理學,勁勢學。學得及時,學得好!” 干部聽了滿面笑容,說到底是老貧農,思想境界確實題,你看總結得多好?多深刻?明白學,道理學,勁勢學。 我暗暗佩服,羅伯靈機應變,而且出口成章,雖然總是睡眼惺松之相,說起來卻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說到聽者的癢處。 在后來才知道,他就是個這樣的人,從不同鄉親們紅瞼,一張嘴巴兩張皮,見人說話,見鬼打卦,總是把人家愛聽的話說得頭頭是道。碰到喂了豬的人,他就說喂豬好:“自己養的豬,想吃哪里就吃哪里,想什么時候吃就什么時候吃,何必屠房里去冷臉挨熱臉?”碰到沒有喂豬的人,他又說不喂豬的好:“想吃肉,拿錢到屠房里去剁就是,幾多別脫!何必喂豬勞那個神?天天三頓潲,自己都吃不飽, 還要先喂飽它,你說氣人不氣人!”碰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說男好:“做事還是要靠崽,挑得擔子使得牛,這是你有福。”碰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說女好:“收了媳婦失個崽,嫁了妹崽得個郎。你看看幾個豬嬲的后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還是女的疼爺娘,以后你粑粑有得吃,鞋襪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講來又講去,倒也不見得是講假話,倒是句句見真心,講得實在,雄辯有力,一臉的認真嚴肅。馬橋人說他最會“打玄講”。玄是玄學,陰陽之洛因是因非,即此即彼,玄道本就是不可執于一端的圓通,永遠說得清也永遠說不清。 他自己沒有子嗣,只有個干崽,是平江縣的。根據本地人的習俗,生了娃崽之后第一個撞進家的客人,是這個娃崽的“逢生干爺”或“逢生干娘”。羅伯很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去販樅青,去路邊一戶人家討口水喝,剛好撞了弄璋之喜,也就干爺了一回,后來每次到平江,記得給干崽子帶一包紅薯。他沒料到干崽子后來人了紅軍,竟然當上了將軍,進了城以后還接他到南京住。他說他是個沒福氣的人,上了南京大碼頭之后,被將軍夫婦接到小烏龜車里,車一動,立刻感到天旋地轉,忍不住大喊大叫,一定要下車。最后,將軍只好陪著他走路,汽車在身后慢慢隨行。 他也不習慣將軍家里沒有火塘,沒有尿桶。屋后面那一塊空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園子菜。他好容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去上糞肥,又招將軍夫人和兩個妹崽捂著鼻子尖叫,埋怨他不講衛生,不文明。他一生氣,整整一天不吃飯,硬是逼著將軍買了張船票送他回馬橋。 “懶!”他談起兩個干孫女就搖頭,“太科學了,長得一身肉坨坨的,喂不得豬紡不得紗,以后何事到夫家放鍋?” 聽說將軍逢年過節都給他寄點錢來,我不免羨慕地打聽。 “哪有好多錢呢?摳,摳得很。”他挖著布袋里的煙絲,眼皤睡了好一陣,嘴里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塊錢。” “不止吧?” “我這么大的年紀,還會講假?滿妹子的耳屎——就這么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對他這一段頗感興趣,覺得正體現了老貧農樸素勤勞的階級本色(不愿在城里享清福),又展示了他光榮歷史(比方說與紅軍有密切的關系),希望能寫到他的報告中去。我沒料到,一旦說深了,他的玄氣又冒出來了,反而搞得我云里霧里。他是歌頌紅軍的,是一直在歌頌紅軍的,說著說著就變了味;說紅軍好毒辣呵——有個排長拉老鄉關系,結兄弟,新來的連長就把他當反革命殺了。連長才十六歲,個頭又矮,砍人家的腦殼還要跳起來砍,砍得直往天上噴,他就湊在頸根上趁熱喝,駭不駭人?說到階級敵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動的眼淚。“馬疤子算什么壞人呵?正工經作田的人,剛烈的人。可憐,好容易投了個誠,也是你們要他投的,投了又說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煙土,恤人呵……” 他用手掌向上推著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么?你好糊涂,共產黨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動,你為馬疤了鳴什么不平?” “我……哭不得?”他有點不解。 “當然哭不得。哭不得。你是貧農。你想想,你剛才是哭誰?” “我這個腦殼已經不是個腦殼。我說了不講,你硬要我講!”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還是講的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個來鐘頭,讓我覺得奇怪。等他回來,我引導他多回憶一些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讓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開始。到這個時候,他才回到了老貧農的身份。他說起國民黨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連婆娘娃崽也一起殺,三歲的伢崽,抓起來往墻上一甩,哼都沒有哼一聲,就腦殼開了花。有的被丟到磚窯里燒,燒得皮肉臭,臭氣三天三晚還散不盡。他說起陸大麻子,大概是一個國民黨的頭目,做事最陰險,取了紅軍的肝肺,偷偷地溫在一大鍋牛肉里,要大家吃。他羅玉興開始不知情,吃了以后才聽說,當時就嘔得腸子都要翻出來了……他也當過一個月的紅軍,掉了隊,才回了家。他差一點也被陸大麻子取了肝 肺,幸虧他賣了備給老娘的一口棺材,辦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兩個人作保,才留下一條命。 “陸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蟲和豬嬲的種,又蠢又惡,要死七天七晚 還不得落氣!”說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淚又來了,再次用手 掌向上推鼻孔。 這次推得我比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產黨來了,哪有我羅玉興的今天!” “說得好,到了臺上你也要這樣說,一定要哭出來。” “哭,當然要哭的!” 結果很遺憾:沒有哭出來。不過還算好,他雖然緊張得有點結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講下來,從歷史到現實,從個人到社會,運用了“本質與現象”之類的哲學,既講了自己的優秀事跡,又頌揚了社會主義。他十八扯不是太厲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總算沒有講出他曾經給國民黨當挑夫以及吃過美國面粉之類的蠢話。他頂多是批判修正主義哲學時加一點即興,說修正主義確實壞,不但要謀害毛主席,還害得我們現在來開會,耽誤工。這雖然沒有抓住要害,卻也符合主題。 我和他三天時間的背誦,還算沒有白費工夫。 他后來被公社里指名,到其它公社去講過幾回。那以后,我臨時調到縣文化館寫劇本,就與他接觸不多了。只聽說他有次從外面出哲學工回來,在路上遭一條瘋狗襲擊,腿上被咬了一口,沒有及時診治,臥床半年多。再后來,就散發了,就死了。 我記得最后一次見到他時,他額上貼著青藥,瘦得只見兩只眼睛,在田邊看牛。一只金黃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問起他的病,他睜大眼睛對我說:“你說怪不怪,狗從不咬我的,只咬現地方。” 這話聽來有些別扭。 他撩起一只腳給我看。他的意思是,這條腳上有一塊疤,以前鐮刀割在這里,摔跤碰破這里,到頭來狗也咬在這里。他對這種重復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針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會好的。” “好有什么好?還不又要去出牛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還不如我現在看牛。” “你還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廁都蹲不得。” 他什么話都可以(www.lz13.cn)說得順溜。 他手里拿著一個粉紅色的小收音機,大概是他干兒子將軍最近捎給他的,在鄉下人看來十分稀罕。 “這是個好家伙,”他是指收音機,“一天到晚講個不停,唱個不停,不曉得哪里這么足的勁勢。” 他把收音機拿到我的耳邊。我聽不太清楚,聲音太小,大概是電池不夠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曉得。”他笑著說。 我后來才知道,這時的他已經病膏肓,自己把壽鞋一類都放在床頭了,怕到時候來不及穿,但他還是平靜如常地起床看了兩天牛,給牛欄換了一輪新草,搓了兩根牛繩,還笑著同我談起了北京的雨。 韓少功作品_韓少功散文集 韓少功:當年的鏡子 韓少功:智蛙分頁:123
夏衍:包身工 已經是舊歷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人們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 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地叫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盡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里,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嘆氣,叫喊,找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人們中間似乎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點的女人們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向樓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鈕扣,幾個睡眼惺忪的“懶蟲”從樓上沖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子里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柴棒梗一樣,于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墻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著三十三個被老板們所指罵的“懶蟲”和“豬玀”,所以,除出“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愿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墻圈里還住著二千個左右穿著破爛衣服而專替別人制造衣料的“豬玀”。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里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游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玩,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后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么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訖,“恐后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到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發鋪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些紅磚墻圍著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里裝進三十幾部沒有固定車腳的活動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門一樣。每扇前門楹上,一律釘著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著:“陳永田泰洲”、“許富達維揚”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地貼著褪了色的紅紙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后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后,當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里,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里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她們頭發上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老板”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掛在墻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干飯。中午的飯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里去。粥,它的成分可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里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鹵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里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頭舐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里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上一些冷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后,東洋廠家對于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構成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到超過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著餓死不干。此外,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自稱是“溫情主義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中,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面,什么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代替“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的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板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子,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盡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里生病躺著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干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白相人”,所以在這種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自由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是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就停止了,后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地跳起來,于是在門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的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墻,門房里置一個請愿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將管理權完全交給了帶工的老板。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板自己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里,于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或者“養成工”。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個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幾個禮拜之后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們就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母親?——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像放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沖出一大群沒鎖鏈的奴隸。每人手里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么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對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潔一點,有人穿著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一點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發。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的穿著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臟了的湖綠乃至青蓮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褲子。長頭發,很多還梳著辮子。破臟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臟,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也許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輕別人,這在“外頭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識地存在著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愿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著嘴巴在等待著它的滋養物了。印度門警把守著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證,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粘著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之后,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混進去,做了一次里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廠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了。——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地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里隨處可以看見七八歲甚至五六歲的童工,這當然是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棉制成這種紗線的過程,這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響混合在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騷音,就會消滅——不,麻痹了你的聽覺,馬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轢……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的緊裝在這紅磚墻的廠房里面,分辨不出這是什么聲音,也決沒有使你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余裕。紡紗間里的“落紗”(專管落紗的熟練工)和“蕩管”(巡回管理的上級女工,日本人叫做“見回”),命令工人的時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勢,而用經常銜在嘴里的口哨,因為只有口哨的銳厲的高音才能突破這種緊張了的空氣。 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紡間的空間,肉眼也可看出飛揚著無數的“棉絮”,掃地的女工經常地將掃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樣的推著,一個人在一條“弄堂”(兩部紡機的中間)中間反復地走著,細雪一般的棉絮依舊可以看出積在地上。彈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可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將打成包捆的原棉拆開,用手扯松,揀去里面的夾雜成分;這種工作,現在的東洋廠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為她們“聽話”,肯做別的工人不愿做的工作。在那種車間里,不論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兒就會一律變成灰白。愛作弄人的小惡魔一般的在室中飛舞著的花絮,“無孔不入”地向著她們的五官鉆進,頭發、鼻孔、睫毛和每一個毛孔,都是這些紗花寄托的場所;要知道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覺,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當你工作到出汗的時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個木棉絮的枕芯,而使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紗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 濕氣的壓迫,也是紗廠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的威脅。她們每天過著黃霉,每天接觸著一種飽和著水蒸氣的熱氣。按照棉紗的特性,張力和濕度是成正比例的。說得平直一點,棉紗在潮濕狀態比較不容易扯斷,所以車間里必需有噴霧器的裝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機的頭上就有一個不斷地放射蒸氣的噴口,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他人!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機器碰傷而破皮的時候,很快地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面工人”所能想象的了。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勞,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時候。但是打瞌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么堆積,就會有遭“拿莫溫”(工頭)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的講,毆打的事實已經漸漸的少了,可是這種“幸福”只局限在“外頭工人”的身上。拿莫溫和小蕩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發作,散工之后往往會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們,她們是最下層的“起碼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做了“爛污生活”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么,從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板的立場來看,后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不僅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于是帶工頭不假思索地就歡喜他們采用毆打這一種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給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卑屈地講: “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盡管打!打死不干事,只是不要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為要在洋東家面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他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尋常格外著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喜歡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的前面,叫她向著墻壁立著,拿莫溫跟著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不懷好意地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迭個(這個)小姑娘壞來些!懶惰!” 拿莫溫學著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皮帶盤心子頂在頭上,就不會打瞌!”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么工資減少而招致帶工老板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并不怎樣客氣,因為除出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愿意的工作,所以外頭有些工人就被迫用送節禮的辦法來巴結拿莫溫,希望保障自己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人卻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的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吸收著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膨大了。單就這福臨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收買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后,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織布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元的資本。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著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這樣聯想,在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 “一·二八”戰爭之后,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征是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著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可是在這漸減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卻在激劇的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東洋廠的四萬八千工人里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科學管理和改良機器,粗紗間過去每人管一部車的,現在改管一“弄堂”了;細紗間從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個錠子),現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機間從前每人管五部布機,現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論貨計工,產量增多就表示了工資的增大,但是事實并不這樣簡單。工錢的單價,幾年來差不多減了一倍。譬如做粗紗,以前每“亨司”(八百四十碼)單價八分,現在已經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車子,工作十二小時,從前做八“亨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現在管兩部車做十六“亨司”工錢還不過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錢的多少,和她“本身”無涉,那么當然這剝削就上在帶工頭的帳上了。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義務勞動,豬玀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于和鋼鐵造成的機器不一樣的,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逼著在做工。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檢查女工身體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 “讓她扎一兩根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著她的骨頭會做怕夢!” 但是,帶工老板是不怕做怕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板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回轉頭來瞪了她一眼。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愿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分做平均,做了兩年,帶工老板在她身上實際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么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里,偷偷地托一個在補習學校念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手里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板和兩個打雜的站在門口。滿臉橫肉的老板趕上一步,一把扭住她的頭發,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轟罵! “死婊子!你倒有本事,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玀,一天三餐喂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樣子! “誰給你寫的信?講,講!” 鮮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樓里吊一晚。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喚之外,絕沒有別的聲息,屏著氣,睜著眼,千百個奴隸在黑夜中嘆息她們的命運。 人類的身體構造,有時候覺得確實有一點神奇。長得結實肥胖的往往會像折斷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蘆柴棒一般的卻偏能一天一天地磨難下去。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還有韌性地在那兒支撐。兩粥一飯、十二小時騷音、塵埃和濕氣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規則地反復著,直到榨完了殘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一滴血汗為止。 看著這種飼養小姑娘謀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舷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的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的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里看來,船戶對墨鴨并沒有怎樣的虐待,因為船戶總還得養活它們,喂飽它們,而現在,將這種關系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的被飼養者的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制度,和對這種制度忠實地服務著的十五六世紀封建制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的(www.lz13.cn)、死一般的長夜。表面上,這兒似乎還沒有自覺,還沒有團結,還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里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被強壓強榨著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 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這些殖民主義者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 夏衍作品_夏衍散文集 夏衍野草讀后感 夏衍名言名句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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