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日出版《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下兩鉅冊，由侍從人員和蔣中正的人生交織，譜寫出大時代的歷史；受訪者均為蔣中正總統最親近的人員，由他們的眼和口，近距離剖析還原這位走下神壇、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中華民國領導人。史話版摘取汪希苓、楚崧秋兩先生訪問紀錄。一文一武均曾長期伴隨蔣公。由他們的生命故事，讀者不難體察到動盪中的千鈞一髮和黨國軍政裡的公忠體國。

我當時被任命為航海官，我原來學的是反潛，但頭一個工作卻是航海。

汪希苓，民國1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33年考入海軍後，兩度赴美受訓接艦，返國後曾參與龍口、蓬萊、長山島、鼓浪嶼等戰役。43年赴日接艦回國後，任上尉艦長，當選國軍戰鬥英雄，蒙蔣中正總統召見。44年再度赴美進修，之後歷任海軍訓練司令部訓練組長、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海軍侍從參謀。48年外派駐義大利武官，51年返國任永嘉艦艦長、海軍總部計畫署上校計畫組長。53年進入侍衛室擔任武官，58年出任駐美海軍武官，隔年晉升少將。62年返國後歷任副艦隊長、國安局副局長，次年任駐美外交參事，68年升中將，中美斷交後，改任顧問。72年調任國防部情報局局長，74年因「江南案」服刑，80年獲釋。

戰後海軍 國共對抗

民國34年8月，日本忽然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軍當初要我們去訓練的目的已經消失了，所以把我們的課程縮短，大概只受訓一年就回國。我們是民國35年5月回到上海。既然日本也投降了，我們這批從軍的學生回來以後，於是請求回學校繼續讀書。當時陳誠是軍令部長兼海軍總司令，他看到我們這些留學生的報告以後，就召集我們在南京精神訓話：「國家海軍正在興建，你們又剛剛從美國回來，你們這時候離開，海軍建軍工作會受到很大影響。」希望我們一直留在海軍；但是，我們當初都只是士兵的身分，很多人也都感覺在海軍沒有前途。陳誠一再強調，國家會重用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留在軍中。結果有部分同學「開小差」，但我們大部分都留下來，很快地，我們就升為軍官了。抗戰時海軍已經等於全毀，根本沒有什麼人才；抗戰勝利後，日本將一批船艦交給中國，但是海軍卻極端地缺乏人員。我們很多人都升了少尉，因為陳誠跟蔣委員長說，要把我們送到官校去受訓，甚至給我們學歷，所以很多同學都留下來。在當時，我們確實是改造的主力，因為，老海軍在歷經8年抗戰後已蕩然無存，只有我們剛從美國回來的，生氣蓬勃。雖然我們受的是專科訓練，實際上，船上各方面的實際操作訓練都很熟悉，我當時被任命為航海官，我原來學的是反潛，但頭一個工作卻是航海。那時國共已經開始交戰，東北方面戰事並不是很順利，民國37年在營口有一個師，實際可能是汪精衛時期的偽軍部隊整編過去的。當時東北戰事失利，駐葫蘆島的師長已經投共，但是後方都不曉得，他臨時電報要求補給，海軍派補給船和一艘破兵船過去，結果一去就沒有消息了，後來才發現他已經投共。

當時葫蘆島要塞司令是何世禮，海軍很擔心一艘破冰船「北極號」，聽說中共想把它改裝成海軍船艦，在上面加裝武器。那時海軍總司令是桂永清，陳誠已經離開，他們要求我們特別注意那艘船，免得將來在渤海灣一帶海軍的運作發生問題。

得到陸海空軍獎章

我那時候在永勝軍艦，以青島為基地擔任北方的勤務，我們在渤海灣巡邏時順道到處打聽這艘船的消息，後來從附近漁船上的漁民口中打聽到這艘船在營口。營口是一條河進去，從海岸到達裡面要航行半個多小時。當時我們比較年輕的不怕事情，主張：「進去吧！看情形再來處理。」向我們的艦長林鴻炳少校提出要求，艦長也答應了；但是葫蘆島要塞司令派有聯絡官在船上，他就非常反對，他說：「進去那麼深，他們船都停在那裡，位置都標定，你們進去，打你不是非常容易嗎？」但後來我們還是進去了，進去之後，發現船就靠在岸上，遼河比較窄，我們當時沒有辦法調頭，必須要下錨，才能把頭轉過來，結果我們就靠上去了。

當時中共那些陸軍沒有想到，以為我們是要去反攻作戰，所以他們並沒有在船上部署，當我們把船向外拖的時候，才發現我們是來搶船，那時候兩岸民房很多，他們只能用機槍打，我們事先也想到，在軍艦兩側堆放許多米包，因此很順利就把船拖出來了。在航行中，也可能誤傷一部份老百姓，回來以後，何世禮他們非常高興，向上面報請獎勵，桂永清總司令也特別對我們鼓勵。正好美國重新給我們4艘護航驅逐艦，艦長的資格差不多都是中校、上校，林鴻炳因為這個功勞升為中校而得以擔任其中一艘驅逐艦的艦長，其餘3艘驅逐艦的艦長都是上校。林鴻炳艦長呈報我們幾個人頒發獎章，參與「膠東戰役」使我第一次得到陸海空軍獎章，那時候覺得很榮耀，年紀輕（18歲），拿到獎章非常高興。（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