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臺灣早期的處境（1683-1735） 

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軍攻下台灣，鄭克塽投降，結束明鄭在台二十一年的經營。台灣孤懸海外，既已收復，但防守、治理都是問題。是以，有些大臣們主張棄守，下令在台漢人全數遷回大陸。著名理學家李光地，甚至建議皇帝，將台灣借給荷蘭人，讓他們年年稱臣進貢。（1）此時清廷，籠罩著將這塊「蠻荒之地」，大有去之而後快的氣氛。 

所幸，施琅（2）卻全力保台，他曾經實地勘察台灣山川形勢，知道臺灣十分重要，不但三度上疏，請示棄留，還在〈恭陳台灣棄留疏〉中，強調守住台灣既能阻止海盜與荷蘭人藉機騷擾東南沿海，而且台灣向來是海外樂土，「野沃土膏，物產利薄，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常之需，無所不有。」，不會加重大清帝國任何負擔。經他苦苦勸說，終於讓康熙皇帝下定決心，結束歷時八個月的廷議，於隔年（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863年）四月，將台灣劃為一府三縣，隸屬福建。閩人大舉入臺，開啟大陸文人及書家之交流。（3） 

儘管事已至此，清朝對台灣並不友善，但由於臺灣地理位置優越，土地肥沃，加上台灣得天獨厚的氣候，稻米一年可二熟至三熟，又盛產蔗糖及茶。在水產方面：盛產烏魚，每年所生產的烏魚子馳名世界，所生產的魚子醬，可與俄羅斯比美。在礦產方面：有金、煤、硫磺等。在林產方面：有極為高貴的檜木木材及樟腦。 

在臺灣，有極重大的經濟利益，是以，從大陸移墾的人口日眾，且逐漸致富，掀起大量閩、粵來臺移民的風潮。他們來臺之後，仍然未忘自己的祖先，價值判斷與社會道德標準，仍循中國傳統為主。臺灣雖然有原住民，但在漢族優勢文化的薰陶下，台灣日益「內地化」，對中國本土文化產生強烈認同感。 

（2）、江山代有人才出 

臺灣雖然強烈認同中原文化，但清朝可不那麼想。清朝在光緒21年（1895）與日本發生甲午戰爭，清朝失敗，卻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是以，清朝真正經營臺灣之時間，自乾隆始，至光緒割讓臺灣止，前後總計不過一百六十年。此期間，清朝從盛世轉敗，對臺灣書法的發展，也有不同的影響，茲分敘如下： 

臺灣真正歸在清朝的統轄，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因閩、粵人民的移入，書法也跟著帶進臺灣。因為先民來臺灣，都是為生活所逼，赤手空拳來打天下，那時，連溫飽都成問題，何能從事書法創作？但時日既久，經濟生活也日漸豐裕，以臺灣人的智慧，也漸能與中原文化接軌。 

我以不同統治者的政績，將書法的發展，觀察歸類為三個時期：A、乾、嘉盛世的書風（1735-1820），大約在乾隆至嘉慶年間。B、出現一個空前的嶄新局面（1821-1861），大約在道光至咸豐期間。C、遲到的碑學發展（1862-1895），大約在同治時期，一直到臺灣割讓給日本。這種劃分的方法，一定會引起非議，我願坦誠接受指教。 

A、乾、嘉盛世的書風（1735-1820） 

乾隆（1711—1799年），名愛新覺羅·弘曆，廟號清高宗，是清朝入關之後第四任皇帝，在位六十年（1735—1795），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乾隆皇帝建立「十全武功」（4），自稱「十全老人」。 

乾隆在內政方面創舉不多，但是文化的推展上，卻留下不少的佳話。因為乾隆本人，是個熱心的文藝愛好者，據說他的詩作達四萬多首，常在名勝古跡上親自題詩。在位期間，實施了許多大規模的文化工程，包括：編撰「四庫全書」、「大清會典」、「周易述義」、「三禮義疏」、「皇朝通志」、「八旗通志」等書籍，還校刊重刻了「十三經」、「二十二史」、「三通」等書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庫全書」的編撰（5），共收入古書3457部，共79070卷，裝訂成36275冊，保存了許多珍貴古書，為中國古籍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嘉慶是一個尊奉儒家的明君，是一位勤政圖治，也能守成的君主。清朝對臺灣經營的重心，原本一向以中南部為中心，宜蘭被視為行攻邊疆，常成為海盜、流寇的聚集地。為便於經營開發，在台灣知府楊廷理多次奏請設廳，嘉慶十四年（1810）准奏，在宜蘭設葛瑪蘭廳。（6）從此獲得較大的資源，對北部的發展，增加了很多助力。 

據「臺灣省通志」學藝志藝文篇記載：乾隆、嘉慶間，城市繼立，當時人文薈萃，此時，臺灣民眾熱心科舉者，亦多博學、儒雅、才俊之士，率能執筆吟哦，附庸風雅。事實上，乾隆至嘉慶中期，臺灣人口較明鄭時期多了十倍，經濟發展也較之前繁榮。 

儘管如此，臺灣中科之士甚少，乾隆至嘉慶間，從傳世書家之書跡與文獻中得知，游宦（7）有：蔣允焄、楊開鼎、朱景英、柯輅、葉文舟、陳邦選、朱桓、張湄、楊廷理、楊二酉、劉明燈、武隆阿、曾作霖、姚瑩。游幕（8）則有：謝曦、林光夏。臺灣賢達只有林朝英、張朝翔等人而已。 

此一時期之文化人口，也大都集中於臺南一地，因為此處是臺灣最早開發地，設有港口，得兩岸交通之便，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乾隆初年，相繼來臺巡臺三御史：楊二酉、張湄、楊開鼎，皆熟諳帖學。（9） 

林朝英對臺灣書法傳承，貢獻很大，茲將其生平介紹如下： 

林朝英（1739〜1816）小名耀華，或作夜華，字伯彥，別署一峰亭，又號梅峰、鯨湖英。原籍福建漳州府海澄縣，祖父林登榜自康熙卅二年（1693）攜家帶眷渡臺，創立「元美」號，經營布匹、砂糖的海運生意，事業蒸蒸日上。林朝英幼年聰明伶俐，琴、棋、書、畫，無所不精，年長喜讀書，文章別有新意，惜考運不佳。 

乾隆四十三年（1778），林朝英在臺南三界壇興築宅第，名曰「蓬臺書室」，懸掛「一峰亭」木匾，才華洋溢的他，在這裏盡情地創作，蕉石白鷺、風荷影梅的瀟灑潑墨，益發顯得他才華橫溢。 

一般人，流行以書法筆意畫竹，而林朝英郤以畫竹的筆意寫字，撇捺之間，似片片竹葉，人稱「竹葉書」（10），但也有人說他盡得「鵝群體」（11）的真髓，將豪放奇秀的筆意，鎔鑄於繪畫之中，大膽粗獷的飛白用筆，恰與明朝徐渭的狂逸線條一脈相承。總之，他的字瀟灑出塵，有雄偉之美。
  林朝英也是一位慈善家，為人重義輸財，樂善好施，做了很多體恤窮困、解危救溺的事蹟。嘉慶九年（1804）有鑑於臺南孔廟老舊破敗，乃慷慨解囊，贊助重修，歷經三年完工，地方政府聯名提報獎勵，1813年（嘉慶18年），曾獲清廷頒「重道崇文」匾額，併賜從六品光祿寺置正職銜。兩年後，建石坊永為紀念，這座石坊現今仍然存世，不過已移到台南市公園內供人景仰。嘉慶廿一年（1816）壽終正寢，享年七十八歲，受清廷諡封為「謙尊」，留給後世「海外才子」的典範。 

1983年第一次公開展示林朝英的一幅自畫像，他穿皮袍，戴帽子，一名琴童，隨侍在側。再仔細端視，赫然發現他竟將自己畫成「睜一眼，閉一眼」的老人，何以如此？著實令人驚異，令人費猜疑！
B、出現一個空前的嶄新局面（1821-1861） 

（A）、開書法風潮的領導者 

在道光三年（1823年）清廷正式於福建舉人名額中，特准在台灣錄取進士一名，新竹鄭用錫就是當年另額額取中進士者。（12）自此，臺灣書風，出現一個空前的嶄新局面。 

在此之前，臺灣社會以經濟掛帥，社會領導階層以富豪為主體。道光之後，科甲文人之質與量皆大增，文人聲望地位也隨之漸提昇，形成另一股龐大的勢力。 

鄭用錫以維護「道統自居」，對傳統詩文、書、畫藝術，尤為重視。所建名園、山莊，畫棟雕樑，其風格都以中原為尚。成立詩文社，為文人雅集、書畫酬酢之地，也因此將書畫藝術，帶入了文人生活意趣中，成為昇華藝術的促媒。 

當時臺灣都市的開發，侷限於臺南一地，漸而擴及北部。幾個有龐大經濟實力的大家族，延聘大陸飽學儒士，來臺教育子弟。他們也非全為科舉，只是重視文雅高尚的士族生活品味而已。 

大家族中，最具影響力的，首推板橋林家，其所聘游幕名士有：謝穎蘇、呂西村、葉東谷三人，除了林朝英外，清代臺灣的書畫藝術，以他們三氏成就最高。 

道光至咸同年間，臺灣書法家擅長法帖者，則以進士鄭用錫、蔡廷蘭、陣登元、陳望曾、施士浩、許南英、丘逢甲，舉人陳維英、張書紳、羅秀惠；孝廉黃本淵；秀才施梅樵、洪以南最具代表性。此外孫爾準、曹謹、林則徐、周凱、徐宗幹、呂世宜、郭尚先、葉化成、謝琯樵、何冠英、丁捷三、黃應清、洪毓琛、蔡徵藩、沈葆禎、劉明燈、丁日昌、魯淇光、楊浚、曾光斗、林國芳、曾遒、吳尚霑、唐景嵩、許筠、陳楷、李望洋、張希袞、蔡凌宵、吳子光等，在館閣體（13）的書寫上，都是具有個人風格而享盛名者。他們的書法成就，在進入日據時代後，更是引導台灣書法風格的主要人物。 

（B）、十足草根的書法風格 

臺灣文人藝術的根源，來自兩方面。其一，傳承中原正統書風，另一最大特色，則為融合浙、閩地區的文化。因浙、閩地近臺灣，有所謂的「浙派」，源自馬、夏一派的蒼勁水墨，崇尚健拔、勁銳、粗獷、豪放的美學意味，及表現強烈「閩習」風格。其代表性人物有被文人評為「狂態邪學」的福建書畫家鄭顛仙（板橋），筆意奇縱狂率的花鳥畫家林良，乃至明末徐渭豪放瀟脫的潑墨法，清初遺民書畫家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黃慎之辣腕、狂氣，不時勾起臺灣民眾，強調生動勁健，發自內在的潑辣感情。此一風尚與清初傅山醜怪書法美學相得益彰（14）。最具代表性的人，首推林朝英「雙鵝入群展啼鳴」之鵝群體書，柯輅的「揣摩心事惟黃卷」、朱術桂的「古松奇石在山中」之竹盟書，張朝翔的「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乃至晚期來臺的楊草仙草書風格。 

但臺灣人的「閩習」風格不同於醜怪書風者，在傅山、王鐸的醜怪，是一種內歛自制的樸拙之怪，臺灣人之書風，是一種發自內在的移民潑辣感情，似乎還包含了臺島的草根性特色。如同美國在西部拓荒的時代，崇尚牛仔，冷酷沉穩、身手矯健，驃悍大度的氣質一般。臺民早期的藝術特質與情感徵象，就是帶有這種草莽英雄習氣，崇尚的是「驃悍，潑辣」的風格，尤其在清初，臺灣書家的大字榜書中，更明顯表露這種豪氣。 

可惜，由於來臺灣的先民，為生活打拼，生活困苦的居多，難以風雅，無力購買、保有書法作品。再加上，臺灣潮濕悶熱的氣候，對於書法作品的保存更為不利，長期下來，少有書法遺跡。雖在文獻上可考的書法名家，留下的作品也有限，想研究各書家的造詣和風格，甚是困難，這是探討台灣書壇的盲點。所以只能在僅存的墨跡和相關的資料中，逐步探討屬於台灣書法起源的脈絡。 

以下介紹本時段的幾位書家。 

呂世宜，為道光年間舉人，曾任漳州芝山書院講席，據史家謝浩等考證，其來臺時間約為道光十七年底。然由其為蔡廷蘭畫像題字，款署癸卯（道光二十三年），是否該年又復至廈門不得而知。 

呂世宜曾任廈門玉屏書院山長，後遊講於臺灣海東書院。為首位以金石智識啟發臺灣人者，日籍史學家尾崎秀真推為臺灣書法第一人。其書風影響臺灣人甚廣，（據板橋林氏後代，名收藏家林熊光稱：呂世宜曾為板橋林家購置近千餘種金石拓本），呂世宜於廈門期間，曾有林硯香、墨香兩位金石之友。 

墨香擅於刻石，曾手刻呂氏篆隸行世，凡四十九石，自號「四十九石山房」。石刻成於道光九年，甚得當時名士稱道。其對金石學之涵養功力，融入書中，以凝歛中鋒、治篆、隸於一爐。他擅用燥墨，使筆畫末稍呈現雁尾，富有飛白之韻，能入古境，復自立新風。然生平最得意者為八分書，林熊光手稿曰：「其篆、隸雖鄧、伊不能凌，其真，草，雖劉、梁不能駕」。其亦師亦友的郭蘭石，曾刻「伯仲之間見伊侶」印一方以贈之。呂世宜亦曾自署：「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而懶於拈筆，但以行草行世」。日人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中云：「呂世宜善八分書與伊秉綬齊名，閩中早有伊、呂雙絕之譽。」可知福建汀州伊秉綬，確曾影響呂世宜之書風、線條、章法。（15） 

臺邑書家習漢隸者，自呂世宜以來，率受其影響，日人山中樵曰：「臺民喜習漢隸，呂西村所影響也，惜無西村樸茂雄邁，駿爽寬宕功夫。」日人尾崎秀真曰：「臺灣隸書皆呂西村流。」如光緒年間鹿港鄭鴻猷、鄭貽林、臺北吳廷芳；日據時代臺中王石鵬、臺北吳如玉、豐原蔡說劍等，無不在其書風臨習之範圍下。惟其中鄭鴻猷，較具世宜骨力，然不若之雄邁寬宕。 

郭尚先，為清初渡臺諸家書名最著者，影響亦最大，呂世宜長尚先一歲，然兩人亦師亦友，呂世宜尊之「蘭石師」。清龔顯曾在「芳堅館題跋」敘錄：「蘭石先生以工八法名嘉道間，…書法娟秀逸宕，直入敬客『磚塔銘』之室，行書嗣體平原『論坐』，中年以後，幾與董思翁並駕齊驅，……署跋金石，釣稽真贗，手題掌錄，恒衿莊研究，不肯率意下筆、獨得晉、唐無諍三昧。」。其書為院體書風之代表，是帖學與館閣書風集大成者。臺灣早期曾印有「郭蘭石楷書孝經」帖傳世，筆力遒健，格局寬裕，直可頡頏趙、董。 

謝琯樵，為清代臺灣書家唯一可與呂世宜並提者，清代寓臺帖學名家中，嘉慶、道光年間有郭尚先，咸豊年間則首推謝琯樵最著，其影響甚廣，流傳之墨蹟均甚精。學者推測其受聘板橋林家西席，時間必不早於咸豊八年，因咸豊八年十月二日為臺南富紳石氏八十大壽，謝琯樵書壽文八幅，壽文中列名板橋林國華。謝琯樵才藝，為該時期為林家所倚重，其蘭石圖題畫詩曰：「己未（成豊九年）春夜。脩竹山館燈下寫。為紹庭二兄大雅清品琯樵弟蘇。」入板橋林家當於咸豊九年春之後了。其後因與東家微有爭執，遂拂袖而去，寓於艋舺，與大龍峒文士，時相往來。按《詠雪齋詩稿》李家瑞之序（咸豊十年所作）云：「…時余方續纂詩話，謝琯樵雖由臺灣內渡，尚未抵里……」依此推算琯樵寓臺時間，約有四年。 

謝琯樵嘗謂：「余書法實佳於畫，而次於詩」。其書名不遜於畫，日漢學家尾崎秀真曰：「…清朝中業以後，南清第一鉅腕，然甚可怪，清人所著之詩話畫傳之類，無一載其名，惟其在流寓本省時，書畫文章頗入圓熟之境，是以在本省之作品，殊多逸物，蓋彼確有一種天才，其魄力氣慨之超越，直躍於其詩文書畫之上。」可知其在清代臺灣書畫史上，所受尊崇與推重之至。光緒十六年狀元吳魯稱曰：「琯樵先生筆力沈雄，莫怪吉光片羽，吾鄉皆珍如拱壁。」。謝琯樵所書寸楷，亦端莊敬謹，類顏真卿，行草則取米南官，參以類平原「爭座位帖」之筆意，縱筆抒寫，略無滯凝，收放之間，古韻盎然，謝琯樵與林朝英，並稱二大尚意派書畫家。 

沈葆禎，為道光二十七（1847）年丁末進士，咸豊十一年調福建船政大臣，十三年因臺灣牡丹府事件，清廷詔葆禎為欽差大臣，督辦軍務。其後又奏請臺灣移駐福建巡撫，以一事權。及添設臺北府縣等，在臺開山撫蕃，築砲臺，架電報，振商務等要政，對臺灣開發建設其功至偉。光緒元年奉旨入京，嗣擢兩江總督。臺人以其清望冠時，力任艱鉅，兵略吏治，並卓千古，每一道及，感念之聲不絕。其傳世墨跡，舉凡行書、對聯或尺牘皆有。行楷書，書風相類，略似鄭燮、何紹基，以分隸入行、楷書中，撇捺以隸書，蠶頭雁尾筆勢為之，書風清新活潑。書風除了上述所敘之筆勢外，行筆著墨，復取濃墨宰相劉墉，章法疏朗，線條粗細相間，彼此遞映，有骨、有肉的風韻，惟其書風與石菴不同處，在細線條處每多澀筆，而石菴書風較敦厚、豐腴，沈葆禎此書風，則較蕭澀、蒼茫。 

C、遲到的碑學發展（1862-1895） 

臺灣自乾隆、嘉慶以來，經濟的逐漸發展，以人口增加之數量，足可說明臺灣的開發與發展、繁榮。至清代後期，光緒九（1883）年，已由明鄭時代的二十萬人增加至二百五十萬人。光緒二十一（1895）年，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當年，人口更達到三百萬人。人口代表開發的勞動力，也代表文化的拓展。 

臺灣與大陸交通究竟不便，書法的演進，多少還是有些隔閡。那時大陸正由帖學進入碑學的風格中，但是台灣並未直接受到影響，大致書風，仍以帖學為中心。偶而有造詣較高的大陸書家進入台灣，才逐漸將已經在大陸蔚為風潮的碑學引進。從此台灣就在帖學書法興盛，碑學逐漸發展的情況下，一直延續到日據時期，再與由日本所傳入的六朝碑版之風相會合，使得台灣，從而開始興起一段具有日本味的碑派書法。 

此時書壇不只人才倍出，也漸漸由前期的流寓名士為主的狀況，轉變為臺邑人士為主。其留傳有墨跡之臺灣書家甚多，較活躍的芳名誌於後：劉齊銜、詹紹安、陸鼎、岱齡、蔣學瀛、劉銘傳、陳衍、宋滋蘭、楊草仙、鄧承脩、李烇、李秉鈞、陳寶琛、王仁堪、陳琇瑩、林紓、陳望曾、林紹唐、陳贊圖、陳蓁、蔡壽星、施士浩、王蘭生、楊五卿、吳鍾善、王學潛、張書紳等。 

註釋： 

1、   鍾孝上 台灣先民奮鬥史 台灣文藝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八月 

2、   周雪玉　施琅攻台的功與過 台原出版社 一九九○年二月 

3、   金成前　施琅黃梧降清對明鄭之影響 台灣文獻 十七卷第三期 

4、   所謂「十全武功」，包括：兩次平定西北的準噶爾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兩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一次出征緬甸，一次出征越南和兩次出征尼泊爾的廓爾喀。 

5、   清朝為了箝制漢人的思想、文化，鞏固統治權威，曾大興「文字獄」。到乾隆時代達到了高峰，數量之多，株連之廣均遠超過前代，累計達130多起。乾隆更熱衷於此道，在編撰「四庫全書」期間，有十幾萬部圖書，因各種原因犯忌而被禁毀，這是一樁文化公案。 

6、    1875年噶瑪蘭廢廳改縣，而以噶瑪蘭的「蘭」字，冠上「宜」字，改稱「宜蘭縣」，由新設的臺北府管轄。自此以後，「噶瑪蘭」這三個字就不見了，而「宜蘭」則變成該縣新的專屬名稱。 

7、   游宦，謂離家在外做官。晉 陸機 「為顧彥先贈婦」詩之二：「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唐 杜牧 「柳長句」：「灞上漢 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離中。」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公度 生於嘉應州 之窮壤，游宦於 新加坡 、 紐約」 

8、   游幕，從事幕府幕友的職務，即讀書人輔佐官衙做事。 

9、   孫文良 乾隆皇帝雲龍出版 2001.01.

10、 「竹葉書」之說，概係以畫竹之手法入書，有挺勁速捷之特質。 

11、 鵝群體草書，將豪放奇秀的筆意鎔鑄於繪畫之中，為林朝英書風的一種。 

12、鄭用錫，字在中，號祉亭。生於乾隆53年(1788)，卒於咸豐8年(1858)。用錫於道光三年中進士，會試第四十一名，殿試三甲第109名,鄭用錫是第一位以台灣原籍之身份，而高中進士，人稱「開台進士」。 

13、館閣體又稱“干祿書”、“院體”，與明代的台閣體異名而同質。狹義地講，專指用於抄書或殿試的小楷書冊，追求“烏、方、光”，端正齊整；廣義地解釋，則不限於小楷，舉凡缺乏個性，平、板、圓、勻的行楷書體，均可歸於館閣體之屬。如康熙、乾隆、鐵保、永瑆、沈荃、張照等的書法。此外，從姜宸英、汪士鋐、劉墉、梁同書、王文治、翁方綱等人的帖學書法中，也可以看出受館閣體束縛的痕跡。館閣體雖缺乏個性和生動變化，但其所包涵的雍容、平和、中庸、大度的氣局，卻是不可抹煞的。事實上，在當時和後世頗受典藏家的青睞，具有相當的市場行情。 

14、傅山（1606-1684）出生於明朝末年，山西太原人，初名鼎臣，又字喬山，後改名山。原字青竹，後改青主。自號公佗、朱衣道人、石道人等。 

明亡後，傅山一度出家為道士，並與顧炎武等人秘密從事反清活動，並曾被捕。在獄中「抗詞不屈，絕食數日，幾死」。 

傅山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被稱為「清初六大師」，同時代人評價他「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博極群書，時稱學海」。他還是位名醫，在書法，繪畫藝術上也有非凡的造詣，開清代金石學之源。全祖望在「陽曲傅先生事略」中說他：「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 

傅山提出的「四寧四毋」理論：「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寧輕滑，寧真率寧安排。」的藝術主張，三百多年來一直備受推崇。 

15、江炳成 古往今來話台灣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