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臺灣，可考的最早的年代是1291年，元世祖時，在澎湖設巡檢司。之後，便未見治理臺灣之記載。反而在1623年看到：明朝禁止船隻航行台灣之文獻。那時，海盜猖獗，臺灣引為活動據點，是謂「土匪窩」也。

1624年至1662年，臺灣飽受荷蘭與西班牙的蹂躪，終年征戰，民不聊生，何有文風可言？不過荷蘭人以武力鎮壓，征服台灣後，也曾展開短暫的基督教教化工作。對幾千年未經開化，且沒有使用過文字的台灣原住民來說，這類教化工作，也似乎是收到些微的效果（1），歐洲文明，因此而傳入臺灣。但是，荷蘭傳教士，雖是依據宗教信念和人道主義教化原住民，但不可否認的，他們的傳教和教化行為，仍是替征服者，荷蘭人謀利益。因此，他們的傳教和教育，亦即荷蘭人的所謂教化工作，是建立在他們的政治利益上，當然與本研究無關

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南明隆武（唐王聿鍵）在福州南郊，設立「福京國子監」、「儲賢館」又廷試貢生、選萃士，行鄉試以舉賢能。其中「儲賢館」選舉人才和行鄉試成效較大。隆武年間，福建（丙戌科）、兩廣（乙酉科）、雲貴（丙戌四月以前開科）鄉試，為明鄭遷臺前，最後一科考試。中科的舉人，有上百員，加入鄭成功抗清的大業。

真正普遍在台灣實施教育的是鄭成功。1661年鄭成功擊退荷蘭東印度公司後，在臺灣厲行文治武功。鄭成功令陳永華（2）籌策科舉制度，於永曆20年正式實行。據「江日昇外記」所載：「康熙五年丙午（永曆20）年正月，建立先師聖廟，旁置明倫堂。又各社令設學校，延師，令弟子讀書。議兩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有名送院，院試取進，准允入太學，…經以陳永華為學院，葉亨為國子助教。教之養之，自此臺人始知學。」

可昔天不假年，隔年鄭成功即去世。不過，繼承者鄭經與明鄭主要官員陳永華，積極從事台灣的教育工作。1666年，陳永華於當時台灣首都承天府建造全台灣第一座孔廟，並在孔廟左廂內設置太學，即今該地全臺首學由來，這也是全台灣的第一所由官方出資興辦的求學場所，名字稱為官學，又因為設於孔廟內又稱為儒學。

在鄭成功來台之前，已有少數文人入台定居，其時在康熙至雍正年間。當時，尚未普遍獲得碑帖的資料，書壇風格並無明顯的跡象可循。僅有的少數諸家，其書風仍因循中原帖學之風，以二王、晉唐為骨幹。但這些留有書跡的諸儒，都是當時開臺英雄人物，書風中，流露出高度的個人氣魄與風格，文字倍顯雄渾、有力、奇勁。

此期間，臺灣書家列入名錄者，約於1621年起，先後有沈光文、朱術桂、鄭成功、沈佺期、陳永華、紀琮等人。及至康熙年間，巡道陳璸，康熙至雍正年間臺灣知府蔣毓英、靳治揚等諸儒士，也先後抵臺。

因手邊資料有限，僅舉其中較具代表的人物如下：

（1）、沈光文（字文開、號斯庵，鄞縣誌作光文），曾官至太樸少卿，以明經貢太學。豫于畫江之役，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擢工部郎中。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遷太僕寺少卿。由潮陽航海抵金門。當事以書幣招之，文光焚書返幣。及鄭成功克臺灣，遂依之以終。所著詩文甚多，皆賦臺灣風景。

沈光文對臺灣的文化傳承，貢獻良多，有「台灣文獻始祖」之譽。曾與隨鄭成功來台的文人雅士如韓又琦、鄭廷桂、趙行可等人倡組「福台新詠詩社」，這個文人組織，如無其他可資證明之反對史料，應該推斷是開啟台灣文化之起源。

（2）、開臺英雄鄭成功，(1624－1662)明天啟四年(1624)出生於日本平戶的千里濱，幼時由母親田川氏哺育，名福松。他的父親鄭芝龍是海盜，雄霸中國東南海。

傳統漢民族是以陸權立國，明末海盜、倭寇為患，朝廷不思根本鏟除，僅以消極的方法，規定「片板不得入海」來處理。鄭芝龍與倭寇周旋，朝廷認為有利於邦國，將之從海盜，晉升為大明的官軍。當清軍入關、明朝瀕臨滅亡的時後，鄭芝龍等人擁立唐王，在福州建立政權，從此鄭芝龍掌控國家命脈。

鄭成功七歲時(1631年)被父親接回中國，（3）並且改名為「森」。唐王相當賞識鄭成功，於是賜他姓『朱』，改名『成功』，因此大家都稱呼他為「國姓爺」。

鄭成功十五歲在南安縣考取「秀才」，再經考試，為南安二十個「廩膳生」（4） 之一。後拜浙江虞山大儒錢謙益為師。所以鄭成功不但能詩、能文，也擅長書法。

（3）、明宗室寧靖王朱術桂 ，字天球，號一元子，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九世孫，遼王朱植(明 太祖第十五庶子)的第八世孫，明萬曆四十五年九月廿五日(西元一六一七年)生於湖北荊州，人品雄偉、美髯、弘聲、善書翰、喜佩劍、沈潛寡言、勇敢無驕。原來他是分封在荊州，因避張獻忠之亂而進入福建，依附鄭成功。後又隨鄭經來台定居在赤崁城傍。鄭氏降清他就決心自殺殉國，並將所有產業分賞其所耕佃戶，作一首絕命詩云：「艱辛避海外，總為數莖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在自宅拜祖後，投環自縊，時在永曆卅七年六月廿七日(西元一六八三年)殉國，忠骸葬在本鄉本鄉「今竹滬村」，享年六十六歲。（5）

（4）、沈佺期（1608 - 1682）也值得記述。沈氏字雲右（或作又），號復齋，福建南安人，明末流寓臺灣。祖、父兩代皆早逝，其祖母陳氏立志守節。萬曆年間倭寇屢次侵犯南安，陳氏捍外侮、撫孤兒，鄉人對陳氏有「鳲鳩之均、熊膽之教」的美譽。1642年舉於鄉，同年聯捷成進士，累官吏部郎中。1645年鄭鴻逵與兄芝龍擁立唐王朱聿鍵稱帝於福州，建號隆武，召沈佺期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1646年9月隆武帝下詔親征，清軍閃電入閩，迫城下，隆武倉皇出奔，旋即被追及，遇害。隆武亡，沈佺期遁跡廈門，與徐孚遠、王忠孝諸人以名節相勵，清廷屢徵召，都不就。1647年鄭成功起兵，沈佺期前往參贊戎務。1661年4月鄭成功取臺灣，沈佺期隨之入臺。次年鄭成功卒，沈佺期自此閉戶謝客，以文史自娛，兼以醫藥濟人，全活無數，居臺21年卒。 （6）

除了以上所述者，尚包括許多文藝之士。可考的有：徐孚遠、李茂春、盧若騰等人，在藝術上，都是有造詣之賢者，當然也有許多渡海而來的失意讀書人，他們在台灣定居後，對台灣的文化生根有著極重要的地位。（7）

從這些人士來台後所帶來的中原文化，也帶來開啟書法、繪畫與詩詞的風氣。其中尤以詩詞吟詠的推動，一直在台灣流傳，甚至到了日據時代還是深入民間，有著相當好的成就，與中原詩文不分軒輊，尤其是由詩文所關聯的書法，從而有了不錯的發展途徑。

自古以來，科舉一直是書法的主要動力，許多文人為求在高中科舉，除了努力學文讀書之外，還需寫好書法，雖然科舉的館閣體抑制了書法藝術的發展，但是對於書法的普及和重要性提昇了很多。在台灣的情形也是如此，明亡之後，

據載：康熙年間，臺灣已開科取士，高拱乾「臺灣府志」載：福建提督張雲翼疏稱：「丁卯大比之年，在臺灣則為鼎新開科之日。」是知康熙26年（1687）年是臺灣開科取士之始，依「臺灣通志稿．選舉誌」登錄：當時有清一代，進士列名者38人。清王詩琅「清代舉人．人物表」列舉臺灣舉人總數320人。這些精英，更是台灣書壇的中堅分子。（8）

科舉文士在此時，雖然已不算少數，然臺灣在道光以前的科舉並未發達，屬草創階段，諸儒士書風尚未成氣候，也少有書跡傳世，自明鄭時代至雍正年間，可見著錄書家之書跡，都是來臺開荒籌策的官吏，能文、可書而已，談不上書法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