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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長夏島嶼，日子過得極其緩慢，慢得像台鐵淡水線老火車哐當哐當的輪軸聲，要晃蕩許久，才能把一整天的暮色送進海口。那時的年輕人，身上都還穿著粗俗的布衣，懷裡揣著幾卷泛黃的近體詩詞，在歲月的起點上，一無所有，卻偏偏撞見了這世間最無可救藥的真情。

      那一年，年輕的小伙子去到工廠實習。他生得溫文儒雅，身上帶著一股與那個粗礪時代格格不入的古典氣質。許是這份讀書人的儒雅太過亮眼，在滿是機器嘈雜與油汙的實習廠房裡，第一眼，就撞進了一個多情小姑娘的心坎裡。

      小姑娘比他小一歲，家住在基隆，是個在海浪與漁火中成長的漁家女兒。漁港的女兒向來最敢愛敢恨，她的心思比太平洋的潮水還要炙熱，認定了，便再不回頭。她開始在工廠裡尋找每一個可以擦身而過的瞬間，笨拙卻又無比勇敢地製造機會。終於，在某個午后，工廠機器的喧囂聲彷彿在某一秒鐘刻意安靜了下來，她走近他，迎來了彼此生命中第一次開口說話的契機。

      自那以後，姑娘的邀請便帶著海港的風，黏滴滴地吹進了小伙子的青春。有一次，她刻意約他去基隆的舊城門砲台古蹟。那是一條需要依山而上的山路，經年的風雨讓石階高低不平，沿途大坑小洞，極其難走。那一天，她刻意約他去基隆的舊城門砲台古蹟。那是一條需要依山而上的山路，經年的風雨讓石階高低不平，沿途大坑小洞，極其難走。那一天，姑娘特意穿了一雙高跟的麵包鞋，每走一步，厚重的鞋跟就在嶙峋的巖石上搖晃得令人心驚膽顫。她深怕下一步就會跌倒，於是含羞地伸出手，企圖去拉住身旁這位年輕男伴的手。

      可那時候的小伙子生性極其害羞，男女授受不親的規矩守得比誰都緊，根本不敢去碰人家的手。為了避免拉到手的尷尬，他索性規規矩矩地加快了步伐，刻意走在姑娘的前面引路，而不是並肩走在旁邊。兩個人就這樣一前一後，在不緩不急的汗流浹背中，終於抵達了高高在上的砲台。

      崖頂的風極大，吹散了漫天的粉紅暮色。他已汗流浹背，姑娘更是香汗淋漓。砲台旁剛好有個賣冰的小攤，羞澀的小伙子買了兩份，默默地遞了一份過去。那是兩個人在那個長夏裡最甜的一份滋味。隨後，他們默默地坐在一塊巨大的巖石上。四周是孤獨的懸崖，腳下是海浪來了又捲去的瀛海，可兩個毫无經驗的年輕人，卻在最該訴衷情的時刻，陷入了徹底的靜默。或許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又或許是那時的風聲與心跳已經足夠大聲。直到太陽西斜，兩個人才匆匆忙忙下山，各自搭上公車回家。那一路的車窗上貼滿了晚霞，兩個人依舊靜默無聲，只有眼神在擁擠的人潮裡，一次次無言地互看。

      後來，時鐘的指針被現實推著走。小伙子學校畢業，入伍當兵，服役一年十個月；且實習完畢也從未曾再彼此聯絡過。那是一段絕來音的漫長歲月，沒有手機，沒有問候，只有冷冽的兵營與漫長的等待。但基隆港邊的漁家女兒，卻用最不稀釋的硬氣，死死守著那個在砲台吃冰的黃昏。在小伙子即將退伍的前一個星期，姑娘終於忍不住心頭的思念，大方地撥通了電話，向小伙子的母親詢問退伍的正確日期與時間。

      退伍的那一天，小伙子剛跨進家門不過幾分鐘，客廳的電話鈴聲便急促地響了起來。他接起話筒，那頭傳來了熟悉的、前前後後三年多未曾聽聞的聲音。姑娘邀他立刻去台北車站會面，說有很重要的事情。

      台北車站的街頭車水馬龍，喇叭聲與人潮喧囂不已。兩個人并肩走著，像當年下山時一樣漫無目的。走著走著，姑娘突然停下腳步，深吸了一口氣，開口說道：「我父母要我結婚了。」

      那一瞬間，整條喧鬧的台北街頭在年輕人的耳邊瞬間塌陷成一片死寂。他站在二十多歲一無所有的起點，剛換下軍裝，沒有工作，沒有出路，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命運巨浪，他只能用最誠實、也最無奈的理智回答她：「可我才剛退伍，連個職業都還沒有，也不知何時才能找到工作。」

      這句話一落地，姑娘企圖掩飾，卻煞時紅了眼圈，大顆大顆的眼淚一滴滴地從眼眶滾了下來。她趕緊拿出手帕，擦拭著那不斷湧出的淚水。兩個人走著走著，繞回了公路局車站，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那一天，他們在黃昏的裂縫裡，各自搭車，回到了各自的自家。

      一個星期後的深夜，家裡的電話最後一次響起。話筒那頭的姑娘哭著告訴他：「明天，我就要嫁人了；父母逼著。」

      那通電話，兩個人都沒有再發出任何聲音。大洋彼岸的基隆漁港下著雨，話筒這頭的台北小伙子呆若木雞地站著，手裡的話筒重如千斤，卻遲遲沒有放下。他聽著那頭無聲的淚水，眼著看著那條曾經甜蜜相依的台灣傳統歲月，在那個黃昏裡，像海浪一樣，徹底捲了過去，再也沒有回來。

      故事，就在那聲盲音裡，成了完結篇，再也沒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