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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

　　「羅馬帝國衰亡史，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和最驚人的一幕。」在這歷史過程中，吉朋觀察，「各種不同的原因與其累積的結果，同許多人類歷史上最有趣的事件，相互交織在一起」。羅馬帝國何以走向衰亡？吉朋嘗言：「對哲學家言，歷史知識就是探討因果的知識。」《衰亡史》的讀者，一定會感到好奇：這個十八世紀的歷史家，對此一恆久的歷史課題，會提出什麼真知灼見？

　　關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一個習見的說法是：吉朋把它歸咎於「基督教的興起」。《衰亡史》的確提出「蠻族與宗教的勝利 (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and religion)這個論題，來說明導致羅馬帝國瓦解的力量。然而，細究《衰亡史》，我們會發現：吉朋對羅馬帝國何以衰亡並沒有一貫、系統的解釋。他曾在書中的不同情境，多處陳述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而這些因素之間並無一定的關聯性。他提到羅馬皇帝的失政、軍隊的跋扈、貴族勢力的翦除、公民精神的淪喪、社會的奢靡腐化等。當然，基督教的傳布與蠻族的入侵，也是著名的兩項。不過，若拿此二因素來概括吉朋對羅馬帝國衰亡的解釋，則將過度簡化他的歷史論述。

　　那麼，對於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的基本論點為何？吉朋自述《衰亡史》的目的，是要「推尋羅馬帝國衰亡的最重要情節」。《衰亡史》的敘事，起自公元二世紀兩位安東尼皇帝──庇烏斯(Antoninus Pius)與奧理留斯(Marcus Antoninus Aurelius)──在位時期。在這個時期，羅馬帝國達到鼎盛：羅馬帝國在基督紀元第二世紀，據有地球上最富饒美好的區域，掌握人類最進步發達的文明。自古以來聲名不墜而且紀律嚴明的勇士，防衛著遼闊的邊界。法律和習俗溫和卻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逐漸將各行省融合成一體。享受太平歲月的居民，盡情揮霍先人遺留的財富和榮光。

　　弔詭的是，在吉朋看來，這個鼎盛時代卻也是此一帝國步上衰亡的開始。何以如此？根據他的分析，關鍵在於羅馬帝國的政治制度：「奧古斯都體制」(Augustan Settlement)。

　　熟悉羅馬史的人都知道，屋大維在共和末期內戰勝利後，為了重建帝國，建構了一套政治體制。這一套體制，表面上維持共和的形式，實際上是皇帝個人獨裁，如吉朋指出：「共和體制的形象，從外表上看來受到尊敬和推崇：國家主權似乎仍舊掌握在羅馬元老院手中，而執政治國大權則已全部授給皇帝。」奧古斯都摧毀共和貴族，壓抑平民力量，去除了傳統羅馬政治中的制衡力量。如此一來，皇帝大權獨攬，沒有任何機制可加以制衡。

　　在獨裁體制下，帝國的命運繫於皇帝一人，其素質的良窳經常影響帝國的發展。賢明的皇帝固然帶來安定繁榮，奠定「羅馬和平」(Pax Romana)時代。早期的皇帝，如聶爾瓦(Nerva)、圖拉(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兩位安東尼皇帝，均能以才治國、以德服人，造成羅馬帝國的盛世。可是，吉朋提醒，歷史經驗顯示，羅馬皇帝的素質「可以看到極端的兩極：邪惡與美德、高潔完美與低劣敗德」。奧理留斯之後，皇帝或來自繼承，或由軍隊擁立，率皆才智平庸、專斷殘暴，其統治是依賴「專制」與「軍隊」。

　　「禁衛軍」(Praetorian Guards)弄權干政，是奧古斯都體制衍生的另一嚴重問題。奧古斯都深知，他的專制統治必須依靠武力維繫，乃決定建立一支「禁衛軍」，以備「隨時保護皇帝，威嚇元老院，或在第一時間撲滅叛亂」。到提比流斯(Tiberius)時，「禁衛軍」被允許在羅馬設置永久軍營。這個作法，吉朋認為，不啻是「幫國家套上鐐銬」。就他看來，「羅馬禁衛軍的跋扈，是羅馬帝國衰亡的第一個徵候和原因」。

　　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認為，導因於內部問題：「羅馬的敵人在其內部：暴君與軍人。」依照他的觀察，在奧古斯都建立獨裁體制之時，羅馬帝國就埋下了衰亡根源。兩位安東尼皇帝在位時，羅馬展現的盛世景象只是一種假象。就此角度言，在吉朋的討論中，「基督教」與「蠻族」兩大因素，只是加速羅馬帝國瓦解的力量，並非導致其衰亡的根本原因。

　　吉朋對基督教會的不友善，是眾所皆知的事。他在《衰亡史》中對基督教有嚴厲的批評。他曾指責教會的出世精神、修院制度與獨身主義，認為這些精神顛覆了羅馬人傳統的公共德行；他更批判教會的神學爭論、教士的腐化與宗派的內鬥，讓原已紛亂的帝國進一步撕裂。不過，在吉朋的認知裡，教會的負面影響是在公元四世紀後才顯現。實際上，基督教雖然早在帝國境內傳布，但是到三一三年才被尊為國教。同樣地，蠻族也是到四世紀後期才對羅馬形成嚴重壓力。三七八年，哥德人(Goths)擊敗皇帝華倫斯(Valens)於亞得里亞那堡(Adrianople)，正式在帝國境內立足。四○六年，勃艮地人(Burgundian)、阿拉尼人(Alani)與汪達爾人(Vandals)成功渡過萊茵河。吉朋評論此事說：這一次著名的渡河之舉……可視為是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羅馬帝國的淪亡。自此致命的一刻，長久以來分隔地球上文明與野蠻國家的障礙，被夷成平地。

　　自此以後，羅馬帝國搖搖欲墜。四一○年，哥德人入侵義大利，攻陷了羅馬，蹂躪此一「永恆之城」(Eternal City)。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滅亡。

　　綜合而觀，吉朋基本上主張：羅馬帝國的衰亡導源於奧古斯都獨裁體制的建立。這個論斷看似宏觀，事實上並無特殊的原創性。這裡，他只是重述古典「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一些概念。觀念上，吉朋偏向羅馬共和。在這方面，他深受羅馬史家塔西陀(Tacitus)與啟蒙哲士孟德斯鳩的影響。這一古一今兩位人物都稱頌「共和體制」，認為羅馬共和的制衡精神，確保了羅馬的自由，造就了羅馬的偉大。相對地，奧古斯都的專制體制刻意摧毀共和精神，使羅馬人民變成政治侏儒。一群政治的侏儒如何能夠支撐一個偉大的帝國？

　　在今日，吉朋有關羅馬衰亡原因的論斷，許多已經流為歷史常識。從現代學術的角度評斷，吉朋的歷史敘述長於道德化的修辭，而短於嚴密的分析式論證。他經常下格言式的論斷，修辭的力量掩蓋了論證的空泛。《衰亡史》第三十八章這一段文字，可說是典型的「吉朋式」論述：羅馬帝國的衰亡，乃是毫無節制的擴張(immoderate greatness)帶來的自然而無可避免的後果。繁榮埋下了衰敗的伏筆，而隨著征服的擴大，其毀滅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時間或災難移走其人為的支柱，其龐大的構造遂被其自身的壓力所壓垮。 
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說，其原因「既簡單且明顯」。在他看來，這個帝國的走向衰亡乃是勢所必然。反倒是，它「能存在如此長久，才令人感到驚訝」。

一世代人史學雄心與探索的完成

　　十九世紀以來，隨著史學的專業化，羅馬史的研究有進一步發展。新一輩羅馬史家的研究愈趨嚴密、精緻，無論在研究的廣度或解釋的深度上，都已經超越吉朋《衰亡史》的成就。德國的莫姆森(Theodore Mommsen)是十九世紀的羅馬史大師，所著《羅馬史》(Romische Geschichte，1854～1885)五卷，甚至獲得一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二十世紀更是名家輩出，俄國歷史家羅斯托夫茲夫(M. Rostovtzeff)《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兩卷(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1957)，與英國歷史家瓊斯(A.H.M. Jones)的《羅馬帝國後期史》三卷(The Later Roman Empire，1964)，都是體大思精的傑作，堪為羅馬史研究的新典範。儘管如此，吉朋的《衰亡史》在近代史學的經典地位仍然難以取代。

　　《衰亡史》全書分為七十一章，六大卷；其敘事縱橫一千二百五十年，涵蓋西歐、伊斯蘭與拜占庭三大文明。吉朋耗費二十年的光陰，才完成此一大作。從任何角度看，《衰亡史》都是一部巨構。假若吉朋對羅馬帝國的衰亡，沒有提出具原創性的解釋，那麼，這一部史著的價值何在？在近代史學史上，這部巨著應如何作學術定位？

　　吉朋寫作《衰亡史》，有學者指出，「只是要敘述羅馬的故事，把眾多歷史事實轉化成一個大敘述。《衰亡史》的史學成就，不在於提出羅馬帝國衰亡的創新解釋，也不在於新歷史事實的發現。吉朋的史學雄心，是在以一個啟蒙的敘事架構，來統整近世學者的考證成果，將其建構成一個創造性的大綜合。吉朋細膩的構思與卓越的文采，使《衰亡史》的寫作空前的成功。」

　　一部縱橫千年的史著，必須建構在無數的歷史事實上面。根據一項統計，吉朋的《衰亡史》一共使用超過八千個以上註腳。這八千多註腳，就如八千塊磚頭，疊出一座羅馬大廈。在這些註腳裡，我們可以看到吉朋閱讀的廣闊與治學的堅實。根據同一統計，《衰亡史》引證到的近代古典學者，人數多達四○九人。這些作者幾乎涵蓋所有的十八世紀能夠接觸到的羅馬史專家。在歷史寫作史上，吉朋旁徵博引的功夫是空前的，很少有史家能夠企及，更不用說超越了。

　　吉朋自述：「我的敘述乃萃取自最後這一時期的古典閱讀。」《衰亡史》一書的知識基礎，主要有二：古代拉丁歷史家的著述與近代古典學者的研究論著。拉丁古典是吉朋自幼熟悉的知識領域。在寫作《衰亡史》時，他更「不知不覺投入奧古斯都時代浩瀚的歷史大洋中」，深入「原始史料，包含希臘文與拉丁文者，從笛翁(Dion Cassius)到馬塞利努司(Ammianus Marcellinus)的著作，從圖拉真皇帝時代到西羅馬皇帝的末期為止」。

　　吉朋更大量徵引近代學者的古典研究成果。從文藝復興以來，經典考據與古史考掘變成為歐洲歷史研究的主流。經過三百年的努力，歐洲學者對希臘、羅馬作了廣泛的研究，累積了豐富的古史知識。在這方面，十七、十八世紀法國古典學者的貢獻尤大。吉朋寫《衰亡史》時，廣泛地應用了他們的論著。

　　吉朋自幼接受拉丁古典訓練，並長期浸淫於近代的古典學術，但是本人卻不曾真正從事古典考證工作。事實上，他很早就質疑自己是否適合純古典研究工作：「即使我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我仍必須以英文來闡釋原典的思想，而這種即興式的理解，必比不上專家學者的精緻翻譯。」他承認自己雖研究過「考證理論」，卻「未學到如何應用這門技藝」。

　　在氣質上，吉朋是一個典型的「紳士學者」。他不是皓首窮經的學究，不屑投入博學式的瑣細研究。「我自己的性向和這個時代的喜好，使我決定走入史學……一個歷史家的角色是值得尊敬的，猶如一個單純的年鑑或官報編者是可鄙的。」他對史學工作的本質，有相當現代的看法：歷史工作不只在考訂瑣碎的史實或編纂枯燥的年鑑，歷史家的目標是要把複雜的史實建構成一個可以理解的「系統」。一個理想的歷史家，既不是考古家(antiquarians)或博學家(erudites)，也不是編纂家(compilers)或年鑑家(annalists)，而應是一個能夠建構出「哲學的」歷史敘述的「歷史家」。

　　在近世歐洲，「歷史家」經常淪為「單純的年鑑或官報編者」。英國文學家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A.D.)就不掩飾對史學的輕蔑。「真正真實的歷史難得一見」，他說，「某些國王統治過，或某些戰爭發生過，這些我們可相信是真實的；但是，其他添加上的色彩，所有的歷史哲學，都不外只是臆測。」在他眼中，歷史「只不過是一部年鑑，僅僅是一串依年序排列的著名事件」。吉朋的雄心是要讓史學還復本來面貌，而《衰亡史》的寫作即是此一願望的實踐。

　　吉朋雖然不認可「經典考據」與「古史考掘」是真正的史學，但卻了解到「考古家」或「博學家」著作的價值。他是啟蒙時代史家中，少數能夠欣賞、應用近代歐洲古典研究成果的人。這一種認知是吉朋的史學終究能超越時代的原因。歷史寫作的風格，吉朋認為，固然要避免淪為「枯燥的編年體」，但也不能墮入「誇飾的議論」。徵引古典學者的發現，讓他的歷史敘述不但能「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故」。吉朋的自我學術的要求非常嚴格。羅伯森曾查證《衰亡史》的內容，發現：「他有努力研究的功夫，缺乏此一功夫，無人當得歷史家之名……我曾核對過其多處引文……發現他引註的文字，無一不是其親自查過的。」

　　在近代歐洲史學史上，《羅馬帝國衰亡史》是歐洲歷史寫作從「博學式的經典考據」，轉化為「近代的歷史敘述」的代表作。透過這部傑作，吉朋提升歷史寫作的層次，讓歐洲史學告別傳統的編年史或人文式的經典考證傳統，而開始展現出「現代的」特質。英國歷史家崔弗羅普說：吉朋的《衰亡史》代表「一整個世代人的史學雄心與探索的完成」。這是一個具有歷史眼光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