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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生平及其思想
2007/03/23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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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生平

   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372BC,卒於赧王二十六年289BC),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父名激,母仇氏,本魯公族孟孫之後。後遷居鄒地(今山東鄒縣)故史記孟荀列傳說他是鄒人。是孔子孫子子思的再傳弟子。


   孟子幼年父親就去世了,全靠他那位賢淑的母親扶養他長大。他母親的賢淑,在我們中國的社會上,流傳有「孟母三遷」和「斷機教子」的美談。

   孟子在母親的教育下,用功讀書,學成以後以孔子的繼承者自任,招收弟子,並且遊歷列國,宣揚「仁政」、「王道」的主張。他到過齊、宋、魯、滕、梁等國,見過梁惠王,齊宣王等君主。雖然受到了尊敬跟禮遇,可是因為被認為思想保守,不合當時潮流,又沒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經試圖推行他的政治主張,可是滕是一個很弱小的國家,朝不保夕,對於孟子宏偉的規畫,沒有能力全面性的去實施它。


   到了晚年,孟子只好回鄉講學,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從事著書的工作,寫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以及盡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兩篇,因此全書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論和事跡差不多都保存在這七篇之中。

孟母三遷


  孟子是一位有智慧、心地善良、不與惡勢力妥協的人。小時候,他家住在墳場附近,常常看到一些送喪、埋葬的喪儀,便模彷起辦喪事來了,跟別的小朋友一起嬉戲的時候說:「老伴呀!你死了留下我一個人怎麼辦?」孟子的母親看到孟子這個情形便說:「唉!這裡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我要搬家。」

  後來孟母帶著孟子遷居到熱鬧的街市上,孟子天天看著別人做生意,便又學起商人做買賣的樣子來了!「趕快來買哦!趕快來買哦!最好的豬肉在這兒呢!」孟子的母親看見了又說:「這裡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好地方,還是再搬一次家吧!」後來他們搬到學校的附近,孟子天天看學生讀書,耳濡目染,很自然的就學起學生互相禮讓,認真讀書的模樣。他的母親看見了,很高興的說:「這裡才是我們永久居住的好地方!」 

斷機教子

   孟子上學後不久,有一天母親問他:「你今天在學校學了些什麼?」「我不知道!」孟子答不出來!臉上卻沒有一點羞慚的樣子。母親憤怒的拿起一把刀,割斷了織布機正在編織的布匹,孟子驚訝的說:「娘,為什麼要把這個好好的布割斷呢?」孟母生氣地說:「一個人如果不肯好好研究學問,就跟這割斷的布匹一樣,再也沒有法子繼續織成一匹布了!你上了學校,卻又不肯好好讀書,那去了又有什麼用呢?」


   自從受了母親的教訓,孟子就開始努力的讀書,孟子受業於子思的門人,治儒術之道,終於精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終於成為一個大學者。可惜孟子降生的時代,為中國的戰國時代,是一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篇》的時代,是一個「強凌弱,眾暴寡,智詐愚,勇苦怯」的時代,是一個「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的時代,更是一個一面「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一面則「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的時代《孟子‧梁惠王篇》。在這個時代裏,因為聖王不再出現,諸侯任性胡為,士子也就亂發議論,孟子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孟子以保衛儒學,駁斥異說為己任。孟子更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為保衛儒學而不得不與百家相爭。

   在這個時代裏,諸侯均窮兵黷武,所需要的是能合縱連衡,為他們擴張土地的權謀之士,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孟子守著先王之道,不肯阿世取容,稱堯舜,崇孔子,發而為中正和平王道民本的言論,希望各國國君用儒家仁義的精神,來治理國家,實行仁政。聽說魏惠王卑詞厚禮招賢,孟子至魏。魏惠王問他何以利吾國,孟子以不可言利而應行仁義相答。隨後到齊,遊稷下學宮,齊宣王任以為卿。宣王六年(314BC),孟子勸齊宣王乘機伐燕。 齊軍入燕,大量殺戮平民,引起燕人的反抗,被迫撤退。當時,孟軻多次勸宣王行仁政而勿圖霸業, 不要俘殺燕平民,為燕國立君,宣王一概加以拒絕。孟子又到宋、魯、滕、梁等國,宣傳他的仁政的政治主張。當時諸侯們忙於富國強兵和攻城略地,雖然對孟子十分禮遇,卻都認為其主張迂闊而不可用、不切實際,紛紛拒絕了他。齊王說:「很抱歉,我的國家現在需要的是能夠幫我打勝仗的人!」梁王也對孟子說:「要我實行仁政?這可不是我現在想要的!」


   孟子去了齊國、梁國,都不能獲得為國君做事的機會,他失望的想著:「唉!在這到處打仗的時候,要實現我的理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不如回去吧!」於是,孟子回到了鄒國和他的弟子公孫丑、萬章等人講義論道,宏揚儒家仁義的思想,並完成論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在思想學術上發揚儒學,薪火相傳以保衛聖賢之道統。後代的人敬重他的人格和學問,尊稱他為「亞聖」。而孟子的學說被視為孔門儒學的正宗。其著作《孟子》是儒家十三經之一。

 

孟子學說大要

  孟子生當擾攘戰亂之世,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孟子滕文公篇)覺民救世,保衛儒家道統為己任。當其周遊列國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篇),其聲勢之壯大,實超邁前賢而過之。惟孟子歿後,其學說湮沒而不彰;一直到唐代韓愈出,才認為:自孔子歿後,僅孟子得孔子的正傳;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韓愈一倡,此說大行。宋儒之極力推崇孟子,溯其源流,實自韓愈啟之。

孟子對心性之分析及修己之道

孟子的待人處世之道

孟子對義利的看法與為政之道

孟子的為學的態度與教育的方法

孟子對實現世界大同之理想

孟子對心性之分析及修己之道

  自古以來,有關人性善惡,始終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歷代聖哲也作了很多探討與解釋,他們依據人性善惡,定出很多人生修養的法則。亞聖孟子率直肯定人性是天所賦予的,裡頭就有「仁、義、禮、智」的根苗,因為人性是天生就善的,所以,人之可貴在於內而不在外。他說:「每個人都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這個「仁愛、道義、禮法、理智」等四種心情,並非從外面煉成我這樣的,而是我本來就固有的。如果用心去研求,就可以得到他;放棄了,就會失掉他。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以,子認為人之有此「仁義禮智」四端,就好像人有四體一樣。有此四種體能而謂沒有能力,那就是甘心賊害自己也。誠如他說的「曠安宅而弗居,拾正路而不由,哀哉!」

性善說
  孟子繼承子思率性之說,而為性善之論。孟子有云:「凡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古時候帝王就為了有不忍害人的心,所以有不忍傷民的政事施行出來。推不忍害人的心,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運丸於掌上。為什麼要說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照孟子的解釋:譬如現在有人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快要跌到井裏去,那是無論心腸怎樣硬的人,都會有驚駭和憐憫傷痛的心情表現出來,這種心情完全出於自然,並不是想藉此結交那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想博得鄉族朋友的稱讚,更不是憎惡那求救的呼聲纔會如此的。」


  從這點看來,可見沒有憐憫傷痛的心,就不算人;沒有羞恥憎惡的人,也不算人;沒有辭謝退讓的心,更不算人;沒有是非的心,更是算不得人。這憐憫傷痛的心,便是仁道的發端;這羞恥厭惡的心,便是義理的發端;這辭謝退讓的心,便是禮節的發端;這是非的心,便是智識的發端;一個人的心,具備了這四端,就如同身體具備著四肢一樣。假使具備了四端,自己卻說沒有能力為善,那便是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則是賊其君,使陷於惡。

擴充四端
  仁義禮智四端,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有了這四端,又知道擴充的,那就好像火在開始燃燒,泉水在開始湧出,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的情形。故此,在擴充這四端方面,「荀能足之足以保四海,荀不足之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篇》


  孟子認為人祗要順著本性所發動的心情,就可以為善,這也就是他所說人性本來是好的道理,至於做不好的事,並不是本來材質不好的罪。譬如憐憫傷痛的心,是人人都有的;羞恥厭惡的心,也是人人都有的;恭敬的心,也是人人都有的;是非之心,也是人人都有的。這憐憫傷痛的心,便是仁愛;這羞恥厭惡的心,便是道義;這恭敬的心,便是禮法;這是非之心,便是理智。照這樣看來,仁愛、道義、禮法、理智這四端,並不是從外面煉成這樣的,原是自己本來就有的,不過人不去思考罷了。所以說,用心去研求,就可以得到它,不用心去研求,就把它失掉了。到後來所做的事,好壞的不同,竟有相隔一倍到數倍甚至不能計算者,這都是不能充分發揮他本來材質的緣故。《孟子‧告子篇》


  孟子以性善是人天賦之本能,內心之自然,與生俱來。不論賢愚,性是相同的,而結果有善惡不同者,便是後天能否確保而擴充的問題。就是順其性而擴充之則為善,受環境物質的誘惑支配而汨滅其本性則為惡。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此四端若能擴而充之,則為聖人。人之不善,即不能就此四端擴而充之,並不是他的本「性」與善人不同的緣故。


  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亦即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在能思想,在能依理義而行,在能「從其大體」以保守其心志。能思之心為人所特有,是「天之所以與我」者,所以是「大體」,耳目之官,是人與禽獸所同具,所以是「小體」。若只從「小體」,則不僅為小人,而且為禽獸。


  孟子認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於不知操持保守而放失牿亡其良心,由於良心放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因此不可頃刻即失其養,更當無時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篇)
這是說仁道,就是人的本心;義理,就是人的大路;人拋卻了大路不去走,放棄了本心,不知道尋回,真是可憐。人有雞犬放到外面去,則曉得去找牠們回來,放了心出去,倒不曉得去找牠回來。所以學問之道,沒有其他的方法,祗要把放失的心求回來就好了。


  孟子教人凡事要反求自心,保守存養,勿因私欲而失其本心。設使人無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假使人所想保全的沒有再比生命更要緊,那末,凡是能保全生命的,就不論什麼卑鄙的手段,都肯使出來了。假使人所憎恨的沒有再比死亡更厲害的話,那末,凡是能夠逃避死亡與禍患的,就不論什麼違反大義的事,都肯做出來了。不過話說回來.人還是有良心的,為了大義的緣故,人所想保全的,有比生命更可貴者。人所憎惡的,有比死亡更厲害者。因為人是有良心的,所以人就能捨生取義,這不僅有道德的人,才有這存心,實在是人人都有的,不過有道德的人,能夠不喪失罷了。《孟子‧告子篇》


  關於孟子的修己之道,孟子曾自己說過:「我四十不動心。」《孟子‧公孫丑篇》當他的弟子公孫丑問:老師的不動心的工夫,與告子的不動心有什麼分別?又怎麼才能達到老師所說不動心的境界時?孟子則回答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篇》


  孟子所講的不動心,也就是心有所主,能當大任而不惑不懼。「知言」是說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養氣」是指順養此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以復其初。能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惑;能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畏懼,這就是能當大任而心有所主的原因。而告子之學則與此恰恰相反,告子的不動心是冥然無覺,悍然不顧的意思。

  孟子養氣的步驟有四:第一是養勇,第二是持志,第三是集義,第四是寡欲。茲分述之:

(一)養 勇

  養勇是培養勇氣,能培養勇氣,才能不畏怯,不動心。孟子指出,北宮黝與孟施舍,養勇的方法不同,照朱熹的解釋:北宮黝蓋剌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不能相比,然論其氣象,則各有其相似之處。《孟子‧公孫丑篇》朱注,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不過二人都是血氣之勇,雖能不動心,而未必合乎理義。孟子指出從前曾子告訴他的弟子子襄說:我曾經聽到我的夫子說過的大勇是這樣的:自己反省一下,若是理不直,對方雖是一個穿粗布寬大衣服的平常人,我應畏避而讓他;倘若自己的理直,雖千萬人在前,我也要勇往直前的與之對敵。《孟子‧公孫丑篇》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曾子反身循理,所守則在「義」;故曾子所說的勇,才配算作大勇。

(二)持 志

  孟子養氣的第二個步驟是「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公孫丑篇》就是要持守其心志,更要使氣不致妄發,以免意氣用事而不可抑制。志是心的理智作用所定的行為的動向,氣則是一種情感作用,所以應該是「志」為「氣」之帥,也就是以「志」為氣的主宰。但徒有「志」而無充塞全身之「氣」,則又因循退縮,無進取之勇。所以要志之所至,氣即隨之,當敬守其志,而使氣能聽命於志。志動氣,則志為主動,氣為被動;氣動志,則氣為主動,志為被動。志出令而氣受令,則心便不為氣所動了。

(三)集 義

  孟子認為氣是配合義與道的,義是人心之當然,道是天理之自然,集義也可說就是積善。無道義,即不能生浩然之正氣。若平時所為,事事循理而行,皆合於義,則集合此義,自能生浩然之正氣。孟子認為養氣必以集義為事,而且要祗問耕耘,而勿預先期望其收穫。其或未充,則當從容涵蓄,不當揠苗助長。時時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者,求諸心,直養而無害,則心勿忘而義集矣。也就是說,一切言行,若能處處時時,循理合義,積義既久,此氣自生,便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中庸》,達到「浩然正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孟子‧公孫丑篇》的境界。

(四)寡 欲

  耳目口鼻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所以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篇)這是說要養自己的良心,最好是能減少嗜欲,做人如果嗜欲少,則外物不能誘之,故心存而不放。嗜欲多,則心為外物所誘,放而不存。集義屬養氣的積極方面,寡欲屬養氣的消極方面,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有不欲而後可以有欲。唯其寡欲,始能安貧樂道,持守本心不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篇)這才算是真正的大丈夫。


  孟生所講知言,是指能明辨別人言語之是非。孟子指出語言之病有四,第一為詖辭,第二為淫辭,第三為邪辭,第四為遁辭。他說:「聽了這人的說話是偏重一邊的,就知道他的心被利祿所遮隔了;聽了這人的說話是放蕩無禮的,就知道他的心被私欲所沉溺了;聽了這人說話不依正理,就知道他的心已離開道義了;聽了這人的說話處處逃避,就知道他的心已受著重大的困屈了」(參見孟子公孫丑篇)。蓋言為心聲,就其言之病,可知其心之失。楊朱主張為我,知有己不知有群,其流弊至於無君、無政府。墨翟主張兼愛,視至親猶眾人,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天倫。陳仲子避兄離母,亡親戚君臣上下,入於楊;白圭欲更稅法,二十而取一,其治水以鄰國為壑,亦近楊。宋牼禁攻寢兵,欲以利說秦楚之王而罷其師,入于墨;許行欲平階級,齊物價,與民並耕而食,饔餐而治,亦近墨。孟子深知其皆生心害政,邪說誣民,故以理闢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心通於道,乃能無疑於天下之理。


  孟子修己之道,主張內養浩然之氣,不怵於禍福死生,而能見義勇為;外衡天下之言,不眩於是非邪正,而能慎思明辨。拿先儒的學說來比,孟子所說的知言,相當於格物致知,養氣相當於誠意正心。拿後儒的學說來比,程伊川所說的「涵養須用敬」,相當於養氣,「進學則在致知」,相當於知言,二者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是相輔相成的。

孟子的待人處世之道

  孟子的待人之道,可得而舉者,約有六事:

一、為不驕矜,不自滿;
二、為誠信待人;
三、為親君子,遠小人,與人為善;
四、為反求諸己;
五、為篤於人倫;
六、為不為已甚,不趨極端。

(一)不驕矜、不自滿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孟子盡心篇)這是說一個平常人忽然暴發如韓魏兩家這樣多的家財,如果他自己仍是看得很輕淡,不以富貴而驕縱自肆,反而謙虛自持,那末他這個人的見識高明,便勝過別人很遠了。「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盡心篇)這是說舜做平民時吃乾飯和野菜,好像要貧窮一輩子的樣子;等到做了皇帝,穿起彩色的衣服,彈著五絃琴,有堯的兩個女兒侍奉他,又像本來應該有這樣的富貴一樣。
  孟子認為一個人應該不以貧賤而怨尤,不以富貴而驕矜,不能因境遇的不同,做人的態度也隨之改變。

(二)誠信待人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篇》這是說居下位者不能得上面人的信任,百姓就不容易聽他管束了。要得那上面的人信任,預先須有一層工夫;假使不能夠得朋友的信任;就不能得上面的人信任了。要得朋友的信任,預先也須有一層工夫,假使不能事奉父母到喜歡的地步,就不能夠得朋友的信任了。要得父母的歡心,預先也須有一層工夫,假使回頭省察自己的心地不誠實,就不能夠得父母的歡心了。要自己本身誠實,預先也須有一層工夫;假使不明白那天理良心的解釋,就不能使自己的本身誠實了。所以誠是天性,代表了天道,也就是天授於人的自然的道理,由於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完成誠的工夫。所以說能夠修到至誠的地步,以誠信待人,必能感動人心,如果不能誠信待人,則決不能有感動人心的效果的。

(三)親君子遠小人、與人為善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齊人傅之,一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篇)用白話文來解釋是說:孟子對宋國的大夫戴不勝說:「你要你的國王成為一個賢明的國王嗎?我明白告訴你:比方有一個楚國的大夫在這裏,要想使他的兒子學說齊國話,那未請齊國人教授他呢?還是請楚國人教授他呢?」戴不勝說:「當然請齊國人教授他。」孟子說:「一個齊國人教授他齊國的話,許多楚國人卻說楚國話來混亂他,雖是天天鞭打他,要他把齊國話說得純熟,總是不可能的;如果帶了他,把他安置在齊國名叫莊嶽的市街間住上幾年,雖天天鞭打他,要他仍舊說楚國話,也是不可能的了。」「你說薛居州是個心地善良又有才幹的人,所以你舉薦到宋王面前,可以時時勸諫宋王行些善政,假如和宋王在一起的人,無論年紀大的小的,官位低的高的,都能像薛居州一樣心地善良又有才幹,那末,還有誰去和宋王做不善的事呢?假使和宋王在一起的人,無論年紀大的小的,官位低的高的,都不像薛居州那樣心地善良又有才幹,那末,還有誰和宋王做出善事來呢?祇有一個薛居州,究能使宋王怎麼樣呢?」


  孟子這段話也可借用到朋友關係上,朋友中小人多,雖欲為君子,不可得也,朋友中君子多,雖欲不為君子,不可得也。所以要能親君子遠小人,與人為善,才能進德修業,日就有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篇》這裡孟子勉勵人君要誠心向善,以行動來表現善,假使祇是在口頭上談善,沒有事實證明,不能使人相信,而心悅誠服;如果能把善見諸行動,以實惠施諸他人,則天下所有的人都會信服他。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篇》善與人同,則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就是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舍己從人,樂人有善,喜歡採取別人的長處而效法之,使人益進於善。所以拿別人的善言善行做榜樣,就是與人為善,也就等於自己幫助別人為善,君子的美德,實在沒有再大過幫助別人為善的了。


  親君子遠小人是為善的起點,「取諸人以為善」,「與人為善」,則人我一體,同登善域,這裏可見聖人好善的誠心沒有窮盡,是更高一層的境界。

(四)反求諸己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離婁篇》這是孟子教人應該反求諸己。我愛人,別人卻不親近我,如此我就應反省自己良心上愛人的工夫,是否不及;我管束別人,別人卻不受我的管束,我就該反省自己用智的地方,是否不週到;我用禮貌去對待別人,別人卻不用禮貌回答我,我就該反省自己的禮貌,是否不恭敬。大凡做的事,得不到良好反應時,絕不可魯莽的責備他人,而必須反省檢討自己有沒有錯誤。自己本身端正,則天下的人,自然都歸服你。詩經上說:常常思念自己行動合不合天理,便能為自己求得圓滿的幸福。


  「孟子又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孟子‧離婁篇》這是說:君子所以和眾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能省察自己的心,省察自己是否以仁待人,以禮律己。有仁道的人就能愛護人,有禮法的人就能敬重人;能夠愛護人的人,別人也常常愛護他;能夠敬重人的人,別人也常常敬重他。假定有個人在這裏,以強橫不講禮的態度對待我,君子必須先行自問有無不仁無禮與不忠的地方;不然,這種橫逆的事件,怎會不斷加到我的身上?如經兩次檢討反省,於仁於禮於忠,俱毫無缺陷,而那橫逆的行為還是照舊襲來,君子便把他看作是個不講道理的妄人,這種狂妄無知的人,仁不能感動他,禮不能約束他,一直這樣妄作非為,那和禽獸有什麼分別,對於禽獸,又何必與之校是非論曲直呢?

(五)篤於人倫

  在人倫關係方面,孟子特別推崇舜的孝德,那時候天下的士人都來歸服他,妻堯帝之二女,使他獲得天下頂好的美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均不足以解憂,祗有能順父母的心,得到父母的歡愛,才可以解除他的憂愁。孟子指出一個常人,年紀小的時候,都想親近父母,長大後到曉得喜歡女色的時候,便想親近年輕的女人,等得有了妻子兒女的時候,就想親近妻子同兒女,到了做官的時候,便想親近國君,如果不能得志於國君,則躁急熱中。祗有舜的孝順父母,其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牽動,窮達不能改變。年少時思慕父母,五十歲時還是思慕父母,耕田在歷山時思慕父母,居天下之位時還是思慕父母,這就是舜比常人偉大的地方。
《孟子‧萬章篇》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孟子‧滕文公篇》孟子認為做人必須講求道理,如果祗知道吃得飽,穿得暖,生活得安適,沒有教訓加以約束,那就和禽獸的行為相近了;因此聖人非常憂愁,要契擔任司徒官,教導人倫大道,叫他們曉得父子要有親愛的感情,君臣要有相敬的禮義,夫婦要有內外的分別,長幼要有大小的次序,朋友要有信實的交誼。人民裏面,有已經明白人倫大道的要獎勵他,不明白的要引導他,有心違背的要匡正他,行為乖悖的要糾正他,心力不足的便扶助他,鼓舞他,總要使他自己領悟得做人的大道,更時時去提醒他並施給恩惠。這是聖人憂民的表現。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盡心篇》以上一樂,為有家庭幸福而樂;二樂,為能修德潤身而樂;三樂,為國家培育英才而樂。孟子認為人倫道德較政治尤為重要,故強調君子之三樂,重於「王天下」之樂。

(六)不為已甚、不趨極端

  孟子讚揚孔子的為人,曾說:「仲尼不為已甚者。」《孟子‧離婁篇》孔子主張中庸之道,凡事過與不及,皆所不為。如稱人之善,不必有心說得太美;論人之惡,不必故意說得太壞,已甚就是太過,太過等於不及,孟子私淑孔子,深知孔子時中之義,要時人效法孔子,不趨極端,不為已甚。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孟子‧離婁篇》這是孟子教人對於義理,應切實審辨,不要犯太過和不及之弊。有時表面看來似乎可取,後來仔細考慮後覺絕不能取,因為取了,違背廉德。有時表面看來似乎可以給與人,後來仔細考慮後覺絕不能與,因為給與了,有傷惠德。有時表面看來可以死節,經考慮後又覺得絕不能死,因為死了有傷勇德。蓋苟取固傷廉,過分之「與」與無益之「死」,皆非「與」和「死」之正當行為。可見天下事理,生死取與之間,必求合乎中道。傷廉失之不及,傷惠傷勇又失之太過,過與不及,俱是一種病態,為聖賢所不取。




  孟子的處世之道,可得而舉者約有五事。

一、為以天下為公。
二、為以覺民救世維護道統為己任。
三、為任勞任怨,不計毀譽。
四、為不同流合污,隨波逐流。
五、為順天知命。

(一)天下為公

  孟子去見梁惠王,王站在池子邊,看著鴻雁麋鹿戲耍,惠王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這是說賢者以仁義之道治國,國家安寧,所以能在這樣的地方玩樂,不賢者當國,國不可保,雖然有了這樣的地方,亦無法享樂。詩經上說:「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這是說文王初造靈臺的時候,心裏正想怎樣佈置,怎樣營造,那些百姓就一齊前來,替他做工,沒有幾天工夫,就造好了。文王起初的意思,本不想很快完工,那些百姓卻自願如兒子替父親做事一樣的趕工。文王在花園裏遊玩,看見小鹿優游自得的伏著不動,身上的毛非常光滑,鳥的羽毛很潔白,文王在池邊遊玩,欣賞著游魚活潑地跳躍著。古之人因為與百姓同樂,所以能夠得到快樂。夏桀自己曾經說過:他有天下,如天之有太陽,太陽喪亡,他才會滅亡。書經湯誓篇上,百姓乃引用桀的話說:「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孟子‧梁惠王篇》到了百姓寧願與之俱亡,則雖有臺池鳥獸,那裏還能一個人獨自享樂呢?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孟子又反覆說明天下為公,與民同樂的道理,孟子指出:人民不得其樂,因而非議其上者,固然是不合情理,君王不與民同樂者,也是不合情理。蓋君王以百姓的歡樂為歡樂,百姓自然也將君王的歡樂,視同自己的歡樂了;君王以百姓的憂愁為憂愁,百姓自然也將君王的憂患,視同自己的憂患了。
《孟子‧梁惠王篇》


  孟子認為賢者處世,以公天下之心為心,樂則與天下同樂,憂則與天下同憂,上下一心,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覺民救世、維護道統

  萬章曾問孟子,有人說,伊尹用宰割同烹調的手藝,要求商湯用他,有沒有這件事?孟子的回答是沒有這件事,更不是這樣說法。當初伊尹在有莘國的鄉間種田,就喜歡講唐堯虞舜的道理。凡不合仁義之道的,雖拿天下的俸祿給他,他也不回頭看的,把四千匹馬給他,他也不看一眼的。凡不合仁義之道的,雖一根草也不肯給別人,就是一根草也不向別人收取。商湯差人拿禮物去聘請他,他不肯收受,他覺得如去做官,就不能像現在這樣在田野裏,可以無憂無慮,享受講究堯舜之道的樂趣,到了湯第三次差人去聘請他,才改變態度,覺得與其住在鄉間種田,自由的講求堯舜之道,倒不如使現在的國君為堯舜之君,現在的人民個個學做堯舜之民,使他能親見堯舜時代的盛世。天生養這些百姓,是要叫先曉得道理的人,去提醒那後來曉得道理的人,叫先明白道理的人,去提醒那後來明白道理的人。他認為他就是天生百姓中先明白道理的人,所以應該用他所曉得的道理去提醒這時候的百姓,現在如果他不去提醒他們,還有誰去提醒他們呢?照這樣看來,伊尹是一個以覺民救世為己任的人,他所思念的是如不以仁義之道化民,就像自己把他推倒陷在水溝裏面一樣,他自己願意擔任治理好天下的重責。故一到商湯那裏,就勸他征伐夏桀,拯救天下的百姓。孟子指出他沒有聽說過,有枉屈了自己的道,卻還能匡正別人,污辱了自己的身子,還能匡正天下的人。聖人的行為,雖有不相同的地方,有的遠避國君去隱居,有的親近國君去為政,有的因不合意辭官而去,有的雖不合意仍不肯辭走,但殊途同歸,都能保守住自己清白的身心。他祗聽說伊尹要求商湯行堯舜之道,並沒有聽說靠宰割烹調的手藝來博得商湯的賞識。這是孟子辨明伊尹以覺民救世為己任,要使天下之民,都受到堯舜之道的恩惠。 《孟子‧萬章篇》


  孟子離開齊國,他的弟子充虞在路上問孟子說:「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孫丑篇》孟子告訴他,他並沒有因怨天尤人而表現不高興的意思,祗是有悲天憫人之意而已。孟子指出自古以來大約每隔五百年,一定有聖王興起,而且這其間一定有個名傳當世輔佐聖王的賢人。從周朝開基到現在,已經七百多年了,照現在的時勢考察,也該有聖賢出世,來平治天下。假使天意還不要天下太平,那就罷了。如果要把天下治理得太平,則當今之世,除了他還有那一個能擔當此一大任呢?」這裏可見孟子乃以覺民救世,維護道統為己任。

(三)任勞任怨、不計毀譽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篇》這裏孟子勉勵人不要怕憂愁勞苦及窮困,因為仁人志士大都由挫折苦難中成長出來,挫折苦難愈多,其成就必愈大。所以要能任勞任怨,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貉稽對孟子說他很不得眾人的稱道,孟子告訴他沒有什麼關係,士人本來就不易為眾人所了解的。詩經上說:「憂心悄悄,慍於群小,」這是形容孔子生前見怒於小人,受盡悶氣的遭遇。詩經上又說:「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這是描述文王的遭遇。孟子以上所言是在說明一個人要修其在我,任勞任怨,不計毀譽的意思。《孟子‧告子篇》


  孟子又說:「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離婁篇》這是說有人本不求良好的聲名,忽然得到意料之外的稱譽,叫做「不虞之譽。」又有人原要求自全其節,反而遭到極不能堪的毀謗。叫做「求全之毀。」一時過情的讚許,以此而定人之賢;一時無根的毀謗,以此而決人之不肖,都是不對的。蓋三代行直道,以善惡為是非,後世多頹風,以好惡定毀譽。因此有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也有期為完人,而不免受謗的。人若無作好作惡之私心,然後天下有公是公非之正論。處世之道,祗要修其在我,問心無愧,外來不切實際的毀譽,都可不必計較。

(四)不同流合污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之類也。』」《孟子‧滕文公篇》這裏是說君子雖欲出仕,但他的做官不是為個人的名利,而是為了能救人救世,決不肯為了做官而隨波逐流,與世俗同流合污。

(五)順天知命

  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篇》這是說凡事情非人力所能做到,而他自然能做成,這就是天意安排;沒有人去使他這樣,他卻自然這樣,這就是命運造成。孟子說舜、禹、雖有傳賢傳子之不同,都是順天命,沒有私意存在。孟子主張盡人事以待天命,是要人知命守命,執善而固執之的意思,沒有聽天由命,自暴自棄的意思在內。人事之努力,在於自我,而天命之早遲,則要順天知命,寧可終身不遇,斷不枉己求人。能知命則能安貧樂道,人與人才能寬容忍讓,和睦相處。



孟子對義利的看法與為政之道

  關於孟子對義利的看法,一般學者都說他論仁義,非功利,祗有陳百年先生闡明孟子思想時對此有不同的說法。百年先生認為仁義與功利,並不互相牴觸,仁義不但不會妨礙功利,反足以促進功利的獲致而使其臻於鞏固。孟子有「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之語,後人不察,遂生誤解,以為孟子忽視功利。其實孟子並未忽視功利,只是主張:欲致功利,必須實行仁義而已。齊王好貨,孟子並未加以諫止,只勉其「與百姓同之」,不要一方面「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而另一方面則「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且嘗主張:「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又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凡此所說,都足以見孟子的並未忽視功利,且把為人民謀求功利這件事情視作王道之始。孟子又稱頌文王,謂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且把為人民謀功利視作仁政的要著了。孟子所以申說義利之辨,只是教人遵循仁義的大道,以謀求功利,不要忘卻了仁義而妄求功利。實行仁義,內則「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外則「可使制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仁者無敵」,其為功利,豈不甚大!故居仁由義所獲致的功利,纔是真實而永久的功利,急功近利所獲致的功利,只是虛幻而短暫的功利。故由仁義以求功利,纔是正路,由功利以求功利,則為歧途。捨正路而由歧途,功利不可必得,縱或倖得,亦不能持久。


  孟子為政之道,可得而舉者,約有五事,

一為行仁政以仁義為本;
二為選賢任能;
三為闢邪說,衛正道;
四為消除鄉愿習氣;
五為愛民而與民同樂。

(一)行仁政,以仁義為本

  孟子的為政之道在發政施仁,一切以仁義為出發點,以仁義為本,仁政的要領在保民、富民、愛民,其方法則在推恩,發揚仁義禮智四端;在制民之產,使之豐衣足食;在教民孝悌,愛有差等,嚴人獸之分。故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又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又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篇》孟子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篇》。

(二)選賢任能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孟子‧梁惠王篇》大意是說:「所稱為故國者,並不是說有高大的樹木便算古老,乃是說要有累世勳舊的臣子。現在君王不但沒有累世勳舊的臣子,連親信的臣子都沒有,不久前所進用的人,到今天已不知逃亡到那裏去了。」這裡孟子勸告齊宣王,進退人才要特別慎重,必須聽從大眾的公論,內不專任一己的獨見,外不偏徇一人的私情。孟子對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篇》這裡孟子是說應該選拔賢才治理國事。孟子又指出:尊重有道德的人,任用有本事的人,再去羅致那些有才幹的人,都給予大位,那末天下的讀書人,人人心裏高興,情願供事在他的朝廷上了。街上做買賣的,祗收房租,卻不收那貨物的稅,或者規定法則,去平均他們的市價,而不收房租,那末天下的商人,都喜歡並且情願將貨物藏在他的市上了。關卡地方,祗稽查匪類而不收行人的稅,那末天下的出門人,人人心裏喜歡,情願出入在他的道路上了。種田的,祗叫他幫助耕種國家的公田,卻不收取他私田的租稅,則天下的種田人,都情願耕種在他的田畝上了。這裏有些制度雖然跟現在的情形不同,但大原則還是一樣的,就是說能行仁政,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使人民均能安居樂業,生活富足,應天順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篇》

(三)闢邪說、衛正道

  公明儀曾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滕文公篇》孟子指出楊朱墨翟的邪說不能消滅,孔子的教化就不能大行,這就是拿邪說欺騙人民,遮蔽了仁義,仁義被邪說所遮蔽,不僅是率獸食人,而且人將相食。所以孟子要保持先聖之道,拒絕楊墨邪說,反對不合禮法的言論,使那些不依正道的人無法興起。也祗有能夠闢邪說衛正道的,才是聖人的門徒。

(四)消除鄉愿習氣

  孟子跟孔子一樣,非常討厭「鄉愿」,鄉愿是一種圓滑、虛偽、自以為是,偽裝好人,冒充君子的小人,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孟子‧盡心篇》的人。孟子主張闢邪說,衛正道,別善惡,明是非,所以對鄉愿習氣,深惡痛絕。一個國家鄉愿愈多,則政治必不能清明,社會風氣必流於卑污,所以消除鄉愿習氣,也是為政之要圖。

(五)愛民而與民同樂

  孟子認為欲得天下,必須得民心;欲使人民歸心,必須與民同好,與民同樂,推己及人,以爭取人民的向心力。孟子說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為小,齊王之囿,方四十里,民以為大。其故由於文王之囿,與民同樂,雖百里猶以為小,而況七十?齊王之囿,不能與民同樂,故民視為陷阱,雖十里猶以為大,而況四十?孟子因齊王好樂好貨好色,乘勢利導,反覆說明愛民而與民同好同樂,推行王政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的道理,可惜齊王陷溺已深,沒有絲毫的覺悟。《孟子‧梁惠王篇》



孟子的為學的態度與教育的方法

  孟子時代,教育的目的,以明人倫為本。洒掃應對,事親敬長,以至一切修己待人的大道,都是教育的範圍。「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篇》這是說仁,愛的言論,不及仁愛的事實所形成的名聲感人深切,好的政事不如善的教化能得人民的信仰。人民對於善政是基於畏懼之心,而對於善教則由衷愛戴。善政不過能得到人民財賦的供給罷了,祗有好的教化,纔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悅服。可見孟子對教育的重視。


  孟子為學的態度可得而舉者,約有四事:

一、為虛心。
二、為專心。
三、為自得。
四、為有恆。

(一)虛心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盡心篇》孟子認為為學要虛心,要誠懇,孟子為要矯正滕更炫己輕人的缺失,啟發他尊師重道的意念,所以用不屑教誨的態度來激發他。
  孟子不僅要求學生虛心,而且要求教師亦要虛心。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篇》,這是孟子戒人勿以為人師而自滿,要以多研究多學習的心情,充實自己的學養,方能樂育英才而無愧。

(二)專心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篇》大意是說:即使天下最容易生長的東西,假使只有一天溫暖它,倒有十天凍冷它,也就不能生長了。孟子認為他去見齊王的機會本來就很少,當他退出後,那些小人便又到了齊王面前;他雖能使齊王暫時有點覺悟,又有什麼用呢?孟子又拿下棋的技能來作譬喻,指出那不過是很小的玩意罷了;但如不肯專心致志,就得不著訣竅。那奕秋是全國最擅長下棋的人,現在請奕秋教兩個人下棋,其中一個能專心,把奕秋所教的話,完全聽在心裏;另一個雖在聽著,心裏卻以為也許有雁鳥就要飛來,想拿起弓,用繩子拴上箭去射牠下來,因此雖和人家共同學習,總不能夠比得上人家。是不是因為他不夠聰明?我可以說完全不是,只是不肯專心致志去學罷了。孟子認為為學之道,不在聰明智慧,而在專心與努力。必須專心致志,切實努力,以全副精神去研究,困知勉行,才能有成。《孟子‧告子篇》

(三)自傳

  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篇》這是說為學要學生自動而積極的反應,自己去做、去看、去想、去經歷,自己領悟其中的學理。教師的任務是指導學生學習,不是代替學生學習。


  孟子又說:「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盡心篇》這是說木匠與車匠,祗能傳授人法度,卻不能使工徒心思靈巧。運用的巧妙,還要靠工徒自身的心悟,這也是學貴自得的意思。

(四)有恆

  孟子說:「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孟子‧盡心篇》這是孟子勉勵人為學做事都要持之以恆,有始有終,不可半途而廢。從掘井看為學,從為學看齊家治國,均須如此。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孟子‧盡心篇》大意是說,一個人的心,要常常去用它,好比山上的小路,要常常去走,就自然會形成一條大路;若是隔了一陣子不走,茅草便要生長起來把路塞住,一個人的心好久不用,也會像給茅草塞住一樣。這裏孟子指出研究學問要常常用心,不可中斷,如不能有恆而中斷,雜念便會把心塞住了。



  孟子教育的方法可得而舉者,約有五事:

一、為順應自然。
二、為注重啟發。
三、為因材施教。
四、為富有懷疑精神但不武斷曲解。
五、為注重由博反約。

(一)順應自然

  孟子說:「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認為當時的人,能夠不像宋人這樣幫助稻苗長大的,真是少得很。把養氣當作沒有益處,便放棄了的,那是不去拔草灌溉養苗的一類。用外鑠的方法,硬要幫助這個氣,使它生長的,更和拔起稻苗助長的沒有分別;那不但沒有益處,反而是害了它。孟子覺得人的善性,猶如一粒潛伏在心中的種子;「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孟子‧告子篇》,可以發揚為「美」、為「大」、為「聖」、為「神」《孟子‧盡心篇》;「苟夫其養,無物不消」《孟子‧告子篇》,而「牿亡」,而如「牛山之濯濯」《孟子‧告子篇》。養的方法是順應自然,使它自己生長,而不是用「揠苗助長」的方法。

(二)注重啟發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孟子‧告子篇》大意是說教誨人的方法很多,我拒絕他不願意教誨他的意思,其實也就是在教誨他。這是孟子激勵學生的方法。孟子因齊王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乘勢利導,勸他與民同樂,啟發他推行仁政。孟子與齊王論王道,與告子論性,與陳相論許行的謬說,不憚煩瑣,反覆辯證,最後抽絲剝繭,使對方自己發現真理,這都是孟子教育方法注重啟發的實例。

(三)因材施教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教人的方法有五種:一種是給他適當的點化,使他更進於善境,好像草木之能自然生長,但得了及時雨的潤化,使它更易欣欣向榮。一種是培養他的德性,使他有所成就。一種是使他的才能有所發揮,俾能通達而有用。一種是對他的疑問給予充分的解答。一種是雖未能直接及門受業,然能法其所教而自治者。這五種都是孟子教人的方法,由此小以成大,大以成大,各以其材質而使之均有所造就。就教者言無棄才,就學者言亦不致自棄,這就是孟子因材施教的方法。

(四)富有懷疑精神但不武斷曲解

  孟子認為如完全相信書上的話,倒還不如沒有書為好。就以書經上武成這篇文字為例,言武王誅紂,戰事慘烈,血流漂杵。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孟子教人讀書要慎思明辨,要有懷疑精神,但決不可武斷曲解。所以高子看到大禹的鐘紐被蟲蛀得很厲害,便認為禹的鐘用的人多,而文王的鐘用的人少,因而推知禹之樂美於文王之樂。孟子則認為這是一種武斷曲解,譬如城門口的車轍深,固為城門祗容一車進出,但這不是一車兩馬之力所能致,而是車馬通行多,日子久的緣故。同樣此道理:禹的鐘紐有快斷的樣子,那是歷年長久的緣故,假使因此便說禹之聲優於文王之聲,當然是武斷曲解。
《孟子‧盡心篇》

(五)注重由博反約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離婁篇》這是說求學問要博覽多讀,會通一切,然後由博反約,得其要旨。學不求之於「博」,便識見淺陋而不能精思旁通,但不反之於「約」,便工夫散漫而無所歸宿。由博反約,才能達到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地步,否則不學無術,固步自封,既不能溫故,也不能知新,必致自誤誤人而後已。



孟子實現世界大同之理想

  當齊宣王問孟子和鄰近國家交際的方法時,孟子告訴他要以德服人,以大事小,要與各國和平相處,並濟弱扶傾,尊重國際道義,以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


  孟子生在「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梁惠王篇》的社會,專制統治,殘民自肥,率獸食人的社會,特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篇》的觀念,這實在是人類意志自由的大覺醒,頗合於現代民權主義的精神。

(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認為人民最重要,祭祀五土五穀的神壇(社稷)為次要,三者中國君最輕。因此,要能得全民的擁戴,纔能做天子。至於能得天子的心,不過被封為諸侯,能得諸侯的心,不過被任為大夫。假使諸侯無道,危害到社稷之存在,則要改立另一個諸侯。假使牛羊豕三牲齊備,祭祀的飯食祭品都已清潔,祭祀也按時舉行,然而社稷之神,卻不能保佑人民,而有水旱之災,那末就當毀壞舊壇,另立新壇以奉祀之。《孟子‧盡心篇》以前的說法是神權在君權之上,君權又在民權之上,而孟子卻說社稷為民而立,可變置改造,國君則須得人民擁護,經人民之認可而始存在。

(二)爭取民心

  孟子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篇》所以孟子認為為政之道,一面要發政施仁,保民而王,一面則推己及人,重視民心之向背,以爭人民之擁戴。

(三)尊重民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萬章篇)這是說天不說話,不過用舜的行為及他的事功,暗地指示堯將天下給舜就是了。因為天不說話,所以天意還是藉人民的謳歌,也就是民意來表現。因此所謂「天與之」實在也就是「人與之」,書經泰誓篇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故天視天聽實以國君能否尊重民意為準。

(四)人民有革命之權利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篇》。孟子指出傷害仁道的,叫做賊;毀壞義理者,叫做殘;賊仁殘義的人,叫做獨夫。他只聽說武王誅殺了一個獨夫名紂的,沒有聽說武王弒君啊!孟子引用書經上所說的獨夫紂,說明國君如不能稱職或危害人民,致眾叛親離的時候,人民有發動革命,推翻暴君之權利。

(五)君臣是對等關係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篇》孟子認為君臣是一種對等關係,應各盡其職分,為君者應盡君道,為臣者應盡臣道,為君者並無欺壓臣民的特權。

(六)崇尚法治

  孟子雖然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篇》,但我們不能以此曲解他不重法治。當孟子的學生桃應問他舜為天子,皋陶為法官,舜的父親瞽瞍殺了人,那末應該如何處理呢?孟子回答說:皋陶依法拘拿瞽瞍就是了。桃應道:舜不會阻止嗎?孟子說:舜怎麼可以去阻止呢?皋陶本有這拘捕人的權柄啊!《孟子‧盡心篇》另外在孟子其他篇章裏我們都可看到孟子這種崇尚法治,守法護法的精神。
  孟子雖然要求豪傑之士,即使沒有恆產,也應該有恆心。對一般庶民則主張應制民之產,使他們生活安定,「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篇》他明白建國之首要在民生的意義,頗合於現代民生主義之精神,茲就其要點略加申述於後:

(一)制民之產、使足衣足食

  孟子指出一般庶民因為沒有固定不動的恆產,也就沒有固定不移的恆心;假如沒有恆心,那就會放蕩越軌胡做非為,一切犯法的事,都幹出來了。等到他犯了罪,然後再用刑罰去處治他,這便等於拿著羅網去網羅人民一樣。豈有仁德的國君,把網民政策認為可以實行的?所以賢明的國君制定人民的產業,必使他們上能事奉父母,下能養活妻子,豐年一年到頭吃得飽,荒年也可免饑餓而死,然後施行教化,督促他們向善,這樣人民服從起來也就容易了。《孟子‧梁惠王篇》這就是制民之產,使足衣足食,先養而後教的道理。

(二)充裕國民生計、發展生產

  孟子所提出的制民之產的辦法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篇》從這段文字,可知當時人民極為貧窮困苦,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衣帛食肉在當時視之為老人才能有的享受。不違農時,充裕國民生計,發展生產,實為當時施政之要圖。

(三)輕徭薄賦、愛惜民力

  孟子說:「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孟子盡心篇)這是孟子主張輕徭薄賦,愛惜民力,反對苛征暴斂的意思。不過孟子也不贊成白圭欲二十取一之稅則,《孟子‧告子篇》為了政事能推行盡利,稅收太少也是不夠支應實際需要的,所以孟子主張取民有制,量出為入,過與不及,都是聖賢所不取的。

(四)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

  孟子指出文王能善養老者,所以天下歸心。鰥寡孤獨,此四者乃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認為使人民養生送死沒有缺憾,便是用王道治國的開始。《孟子‧梁惠王篇》君王能切實負起責任來,解決民生問題,就可使天下的人民都來歸服了。

  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麗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閑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致於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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