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駒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罵：'你们医院知道張伯駒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幹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買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幹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個的贡献，能趕上張伯駒？'"

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真迹赠送给毛泽东
“你從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張伯駒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個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羅伯伯（指羅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么？这诗句是谁寫的？”
“杜牧。”
“对，張伯駒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張伯駒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聽着，聽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個事实，而是在编造一個神话。这個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樣子的？想必張伯駒是风流倜傥，器宇軒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張伯駒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發给他的一张獎狀。”

張伯駒擺擺手，打断了父亲的話頭：“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講这些话。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個不懂政治的人劃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業；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产党用我，我是這樣。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30年代 張伯駒
張伯駒喟嘆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無二。我買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賣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利害了。所以我從30歲到60歲，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確，那就是我在自己的書畫录里寫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绪。”
張伯駒
獄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無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憐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尋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遠遠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張伯駒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婦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個什么位置？张氏夫婦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墜逝，如浮雲飘散。而一個非亲非故無干無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遠去的亡靈，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遞来抚慰与同情。
張伯駒夫婦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駒走進病房见是八個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個病人的病情都比他嚴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個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張伯駒不够级别，不能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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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雖說古有名訓，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但值此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際 ，
還是得留許自己一點後路，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所以我主張甘迺迪修正主義:
不但要問我們能為國家做什麼?
相對要問國家能為我們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