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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7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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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平:人與書之間  弄了一陣子尼采研究,不免常常有人問我:"尼采對你的影響很大吧?"有一回我忍不住答道:"互相影響嘛,我對尼采的影響更大。"其實,任何有效的閱讀不僅是吸收和接受,同時也是投入和創造。這就的確存在人與他所讀的書之間相互影響的問題。我眼中的尼采形象摻入了我自己的體驗,這些體驗在我接觸尼采著作以前就已產生了。  近些年來,我在哲學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學院化、概念化狀  態,使哲學關心人生根本,把哲學和詩溝通起來。尼采研究無非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種方便的學術表達方式而已。當然,我不否認,閱讀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時起作用的還有我的氣質、性格、經歷等因素,其中包括我過去的讀書經歷。  有的書改變了世界歷史,有的書改變了個人命運。回想起來,書在我的生活中并無此類戲劇性效果,它們的作用是日積月累的。我說不出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什么,也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說,有一些書,它們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在我的心靈歷程中留下了痕跡。  中學畢業時,我報考北大哲學系,當時在我就學的上海中學算爆了個冷門,因為該校素有重理輕文傳統,全班獨我一人報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里數學課代表,理科底子并不差。同學和老師差不多用一種憐憫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誤入了歧途。我不以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輩子生活在與人生無關的某個專業小角落里。懷著囊括人類全部知識的可笑的貪欲,我選擇哲學這門"凌駕于一切科學的科學",這門不是專業的專業。  然而,哲學系并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學課程很快就使我厭煩了。我成了最不用功的學生之一,"不務正業",耽于課外書的閱讀。上課時,課桌上擺著艾思奇編的教科書,課桌下卻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讀得入迷。老師課堂提問點到我,我站起來問他有什么事,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說來慚愧,讀了幾年哲學系,哲學書沒讀幾本,讀得多的卻是小說和詩。我還醉心于寫詩,寫日記,積累感受。現在看來,當年我在文學方面的這些閱讀和習作并非徒勞,它們使我的精神趨向發生了一個大轉變,不再以知識為最高目標,而是更加珍視生活本身,珍視人生的體悟。這一點認識,對于我后來的哲學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個人在青春期讀些什么書可不是件小事,書籍、友誼、自然環境三者構成了心靈發育的特殊氛圍,其影響畢生不可磨滅。幸運的是,我在這三方面遭遇俱佳,卓越的外國文學名著、才華橫溢的摯友和優美的燕園風光陪伴著我,啟迪了我的求真愛美之心,使我愈發厭棄空洞丑陋的哲學教條。如果說我學了這么多年哲學而仍未被哲學敗壞,則應當感謝文學。  我在哲學上的趣味大約是受文學熏陶而形成的。文學與人生有不解之緣,看重人的命運、個性和主觀心境,我就在哲學中尋找類似的東西。最早使我領悟哲學之真諦的書是古希臘哲學家的一本著作殘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尋找過自己",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未經首察的人生不值得一過",猶如抽象概念迷霧中聳立的三座燈塔,照亮了久被遮蔽的哲學古老航道。我還偏愛具有懷疑論傾向的哲學家,例如笛卡兒、休謨,因為他們教我對一切貌似客觀的絕對真理體系懷著戒(www.lz13.cn)心。可惜的是,哲學家們在批判早于自己的哲學體系時往往充滿懷疑精神,一旦構筑自己的體系卻又容易陷入獨斷論。相比之下,文學藝術作品就更能保持多義性、不確定性、開放性,并不孜孜于給宇宙和人生之謎一個終極答案。  長期的文化禁錮使得我這個哲學系學生竟也無緣讀到尼采或其他現代西方人的著作。上學時,只偶爾翻看過蕭贛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因為是用文言翻譯,譯文艱澀,未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大學畢業以后很久,才有機會系統閱讀尼采的作品。我的確感覺到一種發現的喜悅,因為我對人生的思考、對詩的愛好以及對學院哲學的懷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應。一時興發,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譯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余。現在,我正準備同尼采告別。  讀書猶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塊耽得太久也會膩味的。書是人生的益友,但也僅止于此,人生的路還得自己走。在這路途上,人與書之間會有邂逅,離散,重逢,訣別,眷戀,反目,共鳴,誤解,其關系之微妙,不亞于人與人之間,給人生添上了如許情趣。也許有的人對一本書或一位作家一見傾心,愛之彌篤,乃至白頭偕老。我在讀書上卻沒有如此堅貞專一的愛情。倘若臨終時刻到來,我相信使我含恨難舍的不僅有親朋好友,還一定有若干冊知己好書。但盡管如此,我仍不愿同我所喜愛的任何一本書或一位作家廝守太久,受染太深,喪失了我自己對書對人的影響力。 周國平作品_周國平散文集 周國平:女性拯救人類 周國平: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分頁:123

亦舒:紀律  所謂紀律,就是做好份內的事,在規定的時間做,以及盡量做得最好。  一個有責任心的人,無論在人生哪一個階段,都重視紀律,即使是幼兒,清晨也非起來上學不可,乖乖梳洗更衣,收拾書包出門。  缺乏紀律的人極之可怕,他老是來不及做功課,也不覺得交不出功課有何羞恥,永遠似低能兒,推卸生活責任,做他夥伴,真是死去活來。  可是社會寬宏大量,稱這種人有藝術家脾氣,純真、可愛、不食人間煙火,這可能是天下至大誤會。  一種是家(www.lz13.cn)境實在太好,毋需發育智能及骼力,不用長大,一切由大能的父母安排,另一種見環境太差,索性不去奮斗,數十年依然故我。  老是趕不上時間:約會遲到、升不了級、抓不住機會,與社會脫節,很快喪失競爭力量。  天大的才華還需紀律輔助,六十年代的金庸每晚必在謝斐道明報館小房間撰稿,一盞孤燈,四周漆黑,令十七歲的我無限訝異,身為老板,還那么辛苦?  律己太嚴了。   亦舒作品_亦舒散文集 亦舒:空心老倌 亦舒:女朋友分頁:123

蘇雪林:適之先生和我的關系  談起適之先生和我的關系,有同鄉和師生的兩層。胡先生是徽州績溪人,我是太平縣一個包圍萬山中地名“嶺下”村莊的人。論地理很接近。周圍“嶺下”二十里內,言語自成系統,但和徽州話還是差得很遠。假如我打起鄉談,胡先生大概聽得懂,胡先生若說起他那績溪土白,我便半句也弄不明白了。現代人對鄉土觀念已甚淡泊,胡先生是個世界主義者,豈屑為鄉土狹小圈子所束縛?我雖不配稱為世界主義者,可是常認中國人省籍關系、親屬關系等,極妨礙政治的進步,因之鄉土觀念也極不濃厚。不過覺得我們安徽能產生胡適之先生這樣一位人物,私衷常感驕傲,那倒是不免的。  我之崇敬胡先生并不完全由于同鄉關系,所以這一層可以撇開不談。  說到師生關系,也很淺。我只受過胡先生一年的教誨。那便是民國八年秋,我升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國文系的事。胡先生在我們班上教中國哲學,用的課本便是他寫的那本《中國哲學史》上卷。我的頭腦近文學不近哲學,一聽抽象名詞便頭痛。胡先生那本哲學史所講孔孟老墨,本為我們所熟知,倒也不覺煩難,不過當他講到墨經所謂墨辯六篇,我便不大聽得進了。再講到名家堅白同異之辨,又《莊子》天下篇所學二十一例,更似懂非懂了。胡先生點名時,常愛于學生姓名下綴以“女士”字樣,譬如錢用和女士、孫繼緒女士……,嘗使我們聽得互視而微笑。他那時聲名正盛,每逢他來上課,別班同學有許多來旁聽,連我們的監學、舍監及其他女職員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間教室容納不下,將毗連圖書室的扇槅打開,黑壓壓地一堂人,鴉雀無聲,聚精會神,傾聽這位大師沉著有力、音節則潺潺如清泉非常悅耳的演講,有時說句幽默的話,風趣橫生,引起全堂嘩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誰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詞片語。因為聽胡先生講話,不但是心靈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杜威先生來華演講,每天都是胡先生擔任翻譯,我也曾去聽過一二次。杜威的實驗主義當時雖曾獲得學術界的注意,并有若干演講紀錄刊布出來,卻引不起我鉆研的熱情,實際上是由于我的哲學根底太淺,不能了解的緣故。  記得某晚有個晚會,招待杜威,胡先生攜夫人出場。胡夫人那時年齡尚不到三十。同學們以前對我說她比胡先生大上十歲,并立一起有如母子,那晚見了師母容貌,才知人言毫不正確。師母的打扮并不摩登,可是樸素大方,自是大家風范。  可惜胡先生只教了我們一年,便不再教了。我生性羞怯,在那上課的一年里,從來不敢執卷到胡先生講桌前請教書中疑義,更談不上到他府上走動,胡先生當然不大認識我。他桃李滿天下,像我這樣一個受教僅一年的學生,以后在他記憶里恐怕半點影子都不會有——但胡先生記憶力絕強,去年九月間,我赴南港,他同我談女師大舊事,竟很快喊出他教過的國文系好幾個同學名字。我以后即不稍露頭角于文壇,也許胡先生仍然依稀記得有這樣一個學生哩。  民國十七年我在上海,胡先生那時在中國公學任校長,家住江灣路。我曾和一個同學去拜望他,并見師母。胡先生正在吃早餐,是一碟徽州特制麥餅,他請師母裝出兩盤款待我們。他說:徽州地瘠民貧,州人常到江浙一帶謀生活,出門走數百里路,即以此餅作糇糧,所以這種餅子乃徽人奮斗求生的光榮標志。我后來在《生活周刊》上寫了一篇謁見胡先生的報道,談及麥餅故事。后來在某種場合里遇及胡先生,他稱贊我那篇文章寫得很不錯。大概從此腦中有了我的印象了。后來胡先生翻譯一篇小說,題目好像是《米格兒》,是說一個女子不負舊盟,愿意終身伺候殘廢丈夫的故事。我又在《生活周刊》上作文贊美,以為此類文章對于江河日下的世風,大有挽轉功效。胡先生第二次又翻譯了一篇性質相類的小說,曾于小序中提及我的名字,說蘇雪林女士讀我所譯的《米格兒》,寫信鼓勵我多譯這類文章,我也打算譯幾篇云云。胡先生對于一個學生竟用起“鼓勵”的字眼,你看他是怎樣謙虛!  在那幾年里,胡先生一有出版的新著作,一定簽上名字送我,如《白話文學史》、《詞選》、《廬山游記》、《胡適論學近著》等,他主編的《努力周報》、《獨立評論》,每期都由發行部給我寄來。可是我為人極為顢頇,又奇嫩無比,接到他寄給我的新著,竟連道謝信都不回他一封。即如我在收到他替我撰寫的一副對聯(聯文見我近著《台北行》“春風再坐”一節),也未有只字稱謝。好像胡先生欠了我的東西,應該償還。這些事我現在回憶起來,疚心之極,可是當時的胡先生卻一點也沒有怪我。氣量之寬宏,古今學者中試問有幾?  抗戰發生后,胡先生奉命赴歐美宣傳,我們沒有再通信。直到三十八年,五月間,我毅然離開武漢大學十八年的崗位,到了上海。聽說胡先生那時也在上海正準備出國,打聽到他住址去謁見他。胡先生對待我非常親熱,說我寫的那封勸他快離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動了。我一共見了他兩次,第三次我自杭州游覽西湖回,帶了一大包龍井茶葉和二包榧子送他。他出門去了,留條托侍役轉送,也未知他究竟收到沒有。  我以前寫信給胡(www.lz13.cn)先生,僅稱“適之先生”,自一九五二年胡先生來台灣講學,我寫信和當面說話,便改稱“老師”了。自己年齡漸長,閱歷漸深,“價值觀念”也愈明了,對胡先生學問、人格愈來愈尊敬,覺得非這樣稱呼于心不安。記得一九五九年夏胡先生在師范大學畢業會上演講,我那一年為療治目疾,也在台北,聽講時恰坐在前排。胡先生演講當然是關于師大畢業生為人師之道,不知怎么,胡先生忽然說為人師不易,他自己教書三十年,不知自己究竟給了學者多少好處,所以聽人稱他為師,每覺惶愧。譬如他所教的北京女師大國文系,出了好幾個人才,像女文學家蘇雪林,到于今還“老師”、“老師”地稱呼他,真叫他難以克當。胡先生說時望著我笑,在台上的杜校長及其他幾個也望著我笑,羞得我連頭都抬不起。后來杜校長在他辦公室招待胡先生等,我恰從門口走過,胡先生欠身對我打招呼,意欲我入內共享茶點,我竟匆匆走過了。我的羞怯天性至老不改,而大師之如何的“虛懷若谷”也可以更看出來了。  我對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而彌篤。記得去秋在南港胡先生第二次請我吃飯時,我坐在他客廳里,對著胡先生,受寵若驚之余,竟有一種疑幻疑真的感覺。孔子、朱熹、王陽明往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及歷代若干有名哲人學者也都不可再見,而我現在竟能和與那些古人同樣偉大的人,共坐一堂,親炙他的言論風采,豈非太幸運了嗎?誰知這種幸運竟也不能維持多久,胡先生也作了古人了。  (選自《蘇雪林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蘇雪林作品_蘇雪林散文 蘇雪林:收獲 蘇雪林:一封信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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