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便跟大陸出版業打交道30多年，我的歸納總結是：

中國對出版業是管制的，中國的出版業是變化的；中國對出版業的變化是管制的，中國對出版業的管制是變化的。

在中國，出版業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統一管理，要在中國發行書報雜誌，出版單位的申請書應檢附出版單位的章程、申請設立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機關的相關證明。

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從收到設立出版單位的申請之日起90日內，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決定，並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門，書面通知發行單位。

若不批准，會敘明理由。

申請設立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應自收到批准決定之日起60日內，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門登記，領取出版許可證。

登記事項由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規定。出版單位經登記後，持出版許可證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依法領取營業執照。

出版自由有很多定義，在我看來，要求不高，只要日報或期刊的ISSN刊號可以免費獲取就行。比如在德國，主管單位是德國國家圖書館，而不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早就成了出版人在中國的「潛規則」。

2007年底，大陸同業邀我回去一起出版月刊，我們當時分析了期刊出版管制的情勢，決定以書代刊（以書號代刊號），這是因為申請不到正式刊號。

理論上，這樣的作法是可行的，可以用書號的叢書形式出版期刊。但是，實際上行不通，因為大陸書號買賣的價格太高，一個書號大約1至3萬元人民幣，不是大財團，很難砸重金。

2009年，韓寒的雜誌《獨唱團》也是以書代刊，但出版一期後，《獨唱團》第2期便停刊了。

新聞出版總署先後頒布《音像製品批發、零售、出租管理辦法》、《外商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企業管理辦法》、《中外合作音像製品分銷企業管理辦法》和《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

這些法規只是在發行和零售方面打開大門，而在出版環節根本沒有放鬆管制，反而造成出版行業的尷尬：盜版盜印猖獗和書號價格飆升。

9月24日，香港鳳凰衛視播出了《問答神州》，主持人吳小莉對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進行專訪。

柳斌傑表示，要盡快打通民營出版業和國有出版業的接軌通道，讓民營出版業由體制外變成體制內，並且能夠參與書號申請。

儘管我對中國出版自由比較悲觀，但是，允許民營出版業進入體制內，至少可以享受到體制內的某些權利，至少可以申請書號。

民營出版業多了，體制的管制必然發生變化，迫使相應的審查逐漸寬鬆。

旺報201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