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務人員差旅補貼

西元八四五年農曆十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派人查對各個屬縣的賬目，發現江都縣“程糧錢”一項被人挪用，而挪用者竟然是江都縣的縣令吳湘。李紳很生氣，向朝廷報告了此事。朝廷派人再次核查江都縣的賬目，確認李紳的報告屬實，於是將吳湘鎖拿進京，判了他的死罪。

    這件事在《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鑒》等文獻中均有記載，其中《資治通鑒》敍述甚詳，中間還加了備註，專門解釋什麼是“程糧錢”：“(唐代)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准估，故有程糧錢。”意思就是說，唐代公務員出差，可以預支一些糧食，路程近，糧食就少一些，路程遠，糧食就多一些，如果路程非常之遠，攜帶糧食不方便，還可以折成錢，叫做“程糧錢”。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唐朝的程糧錢跟後來的差旅費非常相似。

    前面說過，淮南節度使和朝廷先後兩次查對賬目，都發現了江都縣程糧錢被挪用，說明至少在西元八四五年前後，程糧錢這種公務支出已經被單列，成了縣級政府收支預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江都縣令吳湘挪用程糧錢，其實就是挪用公款。另據《唐律疏議》，官員挪用公款超過“三十疋”即被問成死罪，所以吳湘挪用程糧錢的數額肯定超過了“三十疋”。

    “三十疋”就是三十匹布，唐朝錢、布通用，開元盛世時，一匹布折合銅錢二百文，三十匹布相當於銅錢六千文，按當時購買力，約等於人民幣七千二百元。既然吳湘挪用程糧錢在七千二百元以上，那麼江都縣的公務人員差旅費預算必然也在七千二百元以上，這一點毫無疑問。

    那麼在西元八四五年，江都縣的公務人員差旅費用究竟是多少呢？我認為，決不會比七千二百元高出太多，因為唐朝公務員出差，那差旅補貼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見過幾份唐代文書，上面列有唐懿宗時期敦煌地區公務員出差的開支，都是按預計的行程天數支領糧食，平均每人每天僅開銷粟麥或糜子六升左右。隋唐一升合今六百毫升，六升小麥僅重二點五公斤，按現在大陸糧價，折合人民幣不到五元。

    附注：

    一、江都縣令吳湘盜用程糧錢一事，見於《資治通鑒》卷二四八；

    二、唐代官員挪用公款超過“三十疋”即判死罪，見於《唐律疏議》卷十九；

    三、唐懿宗時敦煌地區公務員出差開支，見於《敦煌寶藏》；

    四、隋唐一升合今六百毫升，見於《中國歷代度量衡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