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
 
    《唐律疏議》引《關市令》，說：“錦綾、羅、綢絹、綿布、犛牛尾、真珠、金、銀、鐵，並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西邊、北邊外諸鄰國，向來有侵擾邊境的慣習，唐禁止鐵出關，顯然是防止鑄造兵器。其餘禁物，衣料是要控制進關貨物，目的在換取以馬匹為主的各種牲畜，真珠、金、銀、犛牛尾，國內稀少，不願外流。少府監屬官有互市監，在邊境上掌管外國貿易，可見唐對西北邊市，商業與軍事兼顧，不許商人任意謀利。

    從南方海路上來通商的各國，都是遠國，不會發生軍事行動，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廣州設市舶使，專管收稅，外國商人，只要不違犯唐法律，貿易往來，完全自由。中國商人到外國通商，也很發達。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東遊記》說，唐時中國海船特別巨大，波斯灣風浪險惡，只有中國船能夠航行無阻。阿拉伯東來貨物，都要裝在中國船裏。當時中國船稱雄海上，也就意味著中國對外通商的繁盛。中國輸出的主要商品，絲織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進的資格受國際市場的歡迎。埃及開羅南郊福斯他特遺址，發現唐至宋初的瓷片數以萬計，敘利亞沙瑪拉遺址發現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納巴特遺址也發現唐瓷片。可以設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貨。婆羅州北部沙撈越地方，發現唐朝人開設的鑄鐵廠，據當地考古學者的論證，鑄鐵技術自中國傳入，對當時還在銅器時代的社會，起著推動作用。依據這些事例，唐朝高度發展的手工業產品和技術，通過商人曾對海外諸國作出了貢獻。
 
   

大商業和商人
 
    唐時商業多至二百餘行，每行總有較大的商店。據現有材料看，最大的商業當是放高利貸的櫃坊。櫃坊又有僦櫃、寄附鋪、質庫、質舍等名稱，類似後世的當鋪。唐德宗借長安富商錢，僅得八十余萬緡，搜括僦櫃的錢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萬緡，足見櫃坊是大商業。櫃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錢帛、粟麥。錢，一部分是櫃坊自備的資金，一部分是別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裏說：自今以後，如有入錢買官，納銀求職，發覺後，錢物沒收。櫃坊明知事情，代為隱瞞，不來告發，要嚴加懲罰。因櫃坊資金大，有錢人願意寄存錢財，櫃坊又兼似後世的錢店。錢以外的帛、粟、麥，是農民借錢的抵押品。櫃坊剝削的主要對象，仍是農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詔說，近來公私放債，取利息頗多，自今以後，天下放債或收息，私人只許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規定四、五分，實際收息當高於規定。

    開設櫃坊的人，自然是巨富，還必須與權貴有關係。長安大商小販多列名神策軍籍。求官人通過櫃坊等富商向宦官買官職，宦官也通過櫃坊等富商成為工商業者的政治代表。

    次於櫃坊的大商業有鹽商、茶商及波斯珠寶商。八八○年，侯昌業上書斥責唐僖宗和田令孜，說“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櫃坊，全城般（搬）運（藏匿財物）”。楊師立《數陳敬.十罪檄》裏說，“搜羅富戶，借彼資財；抑奪鹽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戶及胡商的貨財，鹽鐵轉運使高駢上書阻止，說，“天下‘盜賊’（指黃巢等起義軍）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奪取。田令孜強奪富商，失去作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與富戶胡商的關係，高駢卻說得很清楚，即這種人受朝廷保護，與官吏相輔而行，刻剝民眾使陷於饑寒的絕境。黃巢在廣州為什麼殺胡商，理由就在這裏。

    隋煬帝時商業已很發達，唐高祖時富商鄭鳳熾（一作鄒鳳熾，說是唐高宗時人），家產不可計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與權貴往來，勢傾朝市。曾對唐高祖誇富說，終南山上每株樹掛絹一匹，山樹掛滿，我家裏還有餘絹。這種記載未必可信，鄭鳳熾是隋、唐間巨富，卻是事實。唐太宗時，安州（湖北安陸縣）人彭通獻布五千段供攻遼東軍費，賜文散官宣義郎（從七品下）名號。唐高宗時，安州人彭志筠願獻出絹布三萬段助軍費，賜奉議郎（從六品上）名號。武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內殿賭博。唐玄宗時，京城富商王元寶，被稱為天下至富，也稱為王家富窟。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來往，但除兩個姓彭的人，得低級文散官名號，其餘都沒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時辛替否《陳時政疏》說“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勢，更便利於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