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者》裡的大提琴、澡堂、為死者妝扮的種種儀式都打動人心，而最吸引我的卻是片中那一位不在場的父親。

　　他唯一出場的是最後，以遺體的方式出現。主角命定最後必然為離棄自己的父親送行，是幾乎片子開始不久就猜得到的。但這個父親的形象仍然吸引我。他在鄉間開一個小酒吧，喜歡音樂，收藏許多唱片（難免想起村上春樹），甚至因為太愛音樂要兒子學大提琴；卻在兒子六歲時跟一個女職員跑了。他並未另組家庭，卻走上流浪的人生，臨終前，他的手裡握著當年兒子送給他的一顆小石頭。他活了七十年，遺物連一個紙箱都裝不滿。

　　我曾經想寫這樣一種人物，在《台北卡農》裡安排了一個遺棄妻女的男人，但因為焦點是「台北」，小說的時間跨度不能拉得太大，無法拉長到老（那會是另一個台北景觀了），我讓他停止流浪，安排他去開寵物店了。相同的是，他們都沒辦法面對自己遺棄過的人，他們回不去了，無論流浪到老死，還是落腳在城市裡毫不起眼的一個小店裡。

　　這個電影從被遺棄者的角度書寫，因為寬容而得到和解，而成為感人的電影。但我離開電影院之後不斷思索的卻是那個離棄者，從他的角度來拍攝，這將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悲慘嗎？也不必然。我自然又想起《希臘左巴》。

有一種人，對於自己所遺棄的，猶如一道永不結痂的傷口。然而有一種人，卻對這些淡如輕煙。關於遺棄，我還要想想。也許在未來的小說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