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隋、唐時代以前，大部分的文化是靠韓國轉播的，後來才從中國直接傳入。韓國人向來對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感到驕傲，而認為日本只是後起的模仿者，有輕視之意。日本在19世紀後半突然興起，並不能讓大多數的韓國人增加對日本的敬意。圖為中日攜手為上海世博會仿古建造的「遣唐使船」下水。（本報資料照片）

2010-07-18 旺報 【呂正理】

1895年（清光緒21年，日本明治28年），清朝欽差大臣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910年（明治43年），日本的韓國統監寺內正毅與大韓帝國的傀儡政權總理李完用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將韓國併入日本帝國。台灣與韓國先後都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與韓國又脫離日本的統治。總計日本統治台灣剛好是50年，而統治韓國35年。

    　在日本統治期間，台灣與韓國的情況可以說是鮮明的對比。大抵來說，台灣人民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態度是從懷疑到適應，又從適應到合作。日本政府也對台灣採取安撫與懷柔政策，並大力進行各種民生及經濟建設。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似乎很有機會將台灣同化，如同琉球一樣。

    　韓國自始至終不只是懷疑，還有仇恨與不合作。相對地，日本政府對韓國人民也是一貫地採取高壓暴力手段。

    　為什麼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呢？其中恐怕與歷史發展的背景關係很大。

    　韓國的文明歷史發展比日本早好幾百年，而一向直接受中國的影響。日本在隋、唐時代以前，大部分的文化是靠韓國轉播的，後來才從中國直接傳入。韓國人向來對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感到驕傲，而認為日本只是後起的模仿者，有輕視之意。日本在19世紀後半突然興起，並不能讓大多數的韓國人增加對日本的敬意。明治維新期間，大院君拒絕與日本建交就是一個具體的例證。

    　韓國與日本的互動歷史非常早。西元三、四世紀，韓國的三國時代初期，「倭人」已經在朝鮮半島南端出沒，並進而與百濟國聯盟，不斷地侵擾新羅國。關於這些，日本有神功皇后的傳說故事，韓國的《三國史記》有明白的文字記載，更有高句麗時代的《好太王碑》提供確實證據。

    　16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兩次下令揮軍渡海征韓，被朝鮮與明朝聯軍擋住，無法得逞。日本軍隊在征韓期間殘暴嗜血，殺害無辜，在韓國人心目中留下無比惡劣的印象，歷久不滅。朝鮮開國後，日本與中國和俄國在朝鮮爭奪主控權，惡形惡狀，讓朝鮮人極為厭惡。朝鮮明成皇后慘遭日本人殺害，更是讓韓國人沒齒難忘。

    　韓國與中國為鄰，在歷史上有時獨立，有時是中國的藩屬國，而實際上完全自主。即使是蒙古人設立征東行省時，也還是透過高麗王朝行間接統治。中國唯一直接統治朝鮮半島的時候是在漢郡縣時代，但那是西元前的事，年代已經久遠。像唐太宗那樣的蓋世英主都無法征服高句麗，韓國人每每引為光榮的民族史。

    　總之，韓國人自認歷史源遠流長，在歷史上從來都是獨立的，斷斷不能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

    　反觀台灣，在明朝末年以前並沒有開化，而只有生活比較原始的原住民在此居住。荷蘭人及海盜鄭芝龍來了以後，台灣才開始發展。荷蘭人之後有鄭成功佔據，鄭氏王朝之後有清朝統治。清朝對台灣不但是漠視，兼且歧視，使得台灣成為清朝官吏最腐敗，治安最亂的一個地方。

    　移居台灣的人民飽受煎熬苦悶，以致於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清朝到了中日甲午戰爭前十年才忽然驚覺，刻意要經營台灣。然而為時已晚，台灣終究還是被日本搶去。

    　日本在歷史上與台灣從來沒有任何瓜葛，只有到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才在1874年出兵到台灣，但也只是教訓肇事的排灣族原住民。實際上日本人出現在台灣甚至比荷蘭人和鄭芝龍更早，在打狗和雞籠從事貿易和走私。若不是德川幕府下令鎖國，日本人不會大批離開台灣。因此，台灣人對日本不算陌生，也沒有什麼惡劣印象。

    　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後，台灣人民的態度很複雜。有人慷慨激昂，誓言要死守台灣。有人憤恨清朝政府無能，而以台灣為犧牲品。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對清朝並沒有什麼孺慕之情，只是既然已有田產、家園，對不確定的未來有些恐慌。

    　總之，台灣並不是人人一開始就強烈反對日本統治，與韓國截然不同。

    　作者簡介

    　呂正理，1950年生於台灣桃園大溪，清華大學化學系及化學研究所畢業，曾任跨國性企業英商卜內門化學公司台灣分公司( ICI Taiwan ) 總經理，及卜內門中國公司（ICI China）執行董事。1999年後從事企業顧問工作, 並於2003年自創鼎信顧問公司，專注於協助企業在策略、經營管理及組織之變革。作者在30餘年的工作中，也曾主導或參與創辦多家公司。本書是作者在歷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

遣隋使與遣唐使

2010-07-18 旺報 【呂正理】

日本在隋、唐時代以前，大部分的文化是靠韓國轉播的，後來才從中國直接傳入。韓國人向來對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感到驕傲，而認為日本只是後起的模仿者，有輕視之意。日本在19世紀後半突然興起，並不能讓大多數的韓國人增加對日本的敬意。

    　推古天皇在位期間（592~638年）是日本歷史發展的一段關鍵年代。在中國，隋文帝於589年統一南北，結束了將近300年的分裂與戰亂。推古天皇與聖德太子決定與中國建立直接的文化交流。

    　推古天皇8年（隋文帝20年，公元60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使者到中國。中國的史書稱推古天皇為「多利思比孤」。推古天皇15年，日本又派小野妹子為特使到中國，在第二年（大業4年，608年）晉見了隋煬帝。日本在此之前都自稱倭國，還在國書上對中國皇帝稱臣，但是這一次完全不一樣。國書一開頭寫著：「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煬帝大怒，說以後如果有像這般無禮的國書就不用再呈上。不過隋朝對日本使節仍然以禮相待。從此以後，日本對外已經漸漸不再使用「倭」字，但是還沒有開始使用「日本」的國名。

    　推古天皇一共派出5次使節團到隋朝，稱為「遣隋使」。使節團還帶去學者、學問僧到中國留學，目的在吸收中國先進的文化與技術。在此之前，日本是間接由百濟吸收中國的文化。遣隋使是日本和中國文化的首次直接接軌，意義極為重大。遣隋使節團之中的南淵請安及高僧旻後來分別成為日本儒學宗師及著名的學問僧；另有高向玄理專門研究中國的職官制度。

    　隋朝後來大亂，日本只好停止派出遣隋使。唐太宗統一中國後，日本又繼續派出使節團，稱為「遣唐使」，前後一共19次，而規模更大。使節團通常派出二至四艘大船，每艘最多可載150人。使節團中有很多由國家選派的留學生。日本這種大規模集體出國考察，送留學生出國研習的作法，在「遣隋使」、「遣唐使」已經奠下傳統。19世紀西方列強興起，日本推行明治維新，也數次派出龐大的代表團，由高官率領，乘船到歐美各國考察，同時又送一大群學生到國外留學。這是日本之所以能夠迅速趕上歐、美，成為當時亞洲新起強權的重大原因之一。

    　遣隋使及遣唐使帶回來巨大的衝擊，使得日本民智大開。學問僧旻、南淵請安和高向玄理三個人回到日本後，都設立私人學堂，廣收弟子，其中有很多是權貴子弟或是青年俊彥，影響極大。第35代皇極女天皇的長子中大兄皇子也拜南淵請安為師，因而南淵請安的另一個傑出弟子中臣鎌足就成為中大兄皇子的智囊。中臣鎌足與蘇我入鹿也曾經一同受教於學問僧旻，聽講佛經及《周易》。中臣鎌足卻不齒蘇我家族的行徑。皇極四年（645年），中臣鎌足與中大兄發動政變，在朝中刺殺蘇我入鹿，滅掉蘇我家族。政變後，皇極天皇堅持要退下而禪位給弟弟，即是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年號「大化」。這是日本第一次使用年號。

    　孝德天皇的時代實際上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兩個人在主導朝廷施政的方向。兩人參考唐朝的制度，又請學問僧旻及高向玄理為新政府的顧問，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組織都做了大幅度的改革。中央政府設立了八省，地方則劃分為國、郡、里，長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大化朝廷又依唐朝均田制的作法，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再依戶口調查的結果授田給農民耕種，稱為「班田收授法」。朝廷又沿用唐朝的租、庸、調法，徵收賦稅，派遣傜役。這就是日本有名的「大化革新」，其目的在於建立中央集權，削弱原有的部落豪強。

    　革新的詔書雖然發布了，各部落豪強大多拚命抵制，中央政府也沒有足夠力量去推動。因而革新是否能夠推動，是很有疑問的。在孝德天皇以後，歷代天皇都必須一再重提革新，並且不斷地修改相關的法律與行政命令。中臣鎌足因為有大功，被賜姓藤原。藤原家從此成為日本第一巨室。藤原鎌足的兒子藤原不比等與刑部親王兩人共同合作，完成了一部新法典，在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年）發布，稱為《大寶律令》。

    　《大寶律令》包括6卷刑法條文（稱為「律」）及11卷行政法條文（稱為「令」）。日本從此才真正成為一個「律令」國家。中央政府方面明訂為二官八省制。二官指負責祭祀的神祇官，和負責一般行政事務的太政官。太政官之下設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納言等官。八省分別是宮內省、大藏省、刑部省、兵部省、民部省等。其中大藏省負責財政收支及貨幣相關事務，從此時設置，至今已超過1300年而名稱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