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鳥總統 Photo Credit: ChatGPT）
一、台獨金孫
賴清德號稱「台獨金孫」，但他否認，他說這是藍營給他的稱號：他是礦工之子，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
但台語的「金孫」本來就不意味天生富貴，它只是心肝寶貝的意思。不論台獨金孫這四個字的起源何來，賴清德是獨派人士的心肝寶貝，這是不爭的事實。
2019年1月，總統府資政吳澧培、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總統府前資政彭明敏、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在報紙上以半版的篇幅共同發表公開信，表達對總統蔡英文失望，呼籲她放棄競選連任。信中雖未提及誰最適任下屆總統，其為當時行政院長賴清德鋪路的心意昭然若揭。
這件事是漢朝「商山四皓」故事的現代版。漢高祖劉邦寵信戚夫人，要廢掉呂后所生的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兒子。但呂后委託張良設計，請來劉邦素所看重的四個老人輔佐太子。劉邦看到商山四皓跟隨著太子，對戚夫人說：「羽翼成矣。」終究打消了廢太子之意。
吳李彭高四皓沒有成功讓蔡英文打消競選連任之意，其後黨內英派領導者一方面延宕初選過程，另一方面變更初選規則，讓蔡英文成功贏得初選，最後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助瀾之下，成功競選連任。
這一陣陣民進黨內部風波，讓獨派積怨在心，那恨意深到令我吃驚的地步。我在加州遇見的深綠台僑，即使在蔡英文壓倒性勝選之後，仍然不掩其對蔡英文憤恨之意，乃至於全盤接受彭文正等人對其倫敦政經學院博士學位全係偽造的指控。箇中原因，當然不外是為「金孫」不平。
賴清德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但他的確是在獨派的重望之下當選總統，他當然知道他的核心支持者對他的期望，也知道在這重望之下他當總統的責任所在。他就職演說的第一句話便說：「我年輕的時候，立志行醫救人。我從政的時候，立志改變臺灣。現在，站在這裡，我立志壯大國家！」這「國家」兩字，正是他的支持者千呼萬喚所想從他口中聽到的。
二、政治潔癖
賴總統的政治潔癖眾所皆知，與馬英九前總統的政治潔癖差堪比擬。這種潔癖可以反映在道德上的反貪腐，也可以反映在意識型態上的堅持。更有甚者，它可以反映在政治上的恩怨必報、用人唯親。
2015年賴總統連任台南市長時，因為議長李全教賄選案，曾長達232天不進入市議會接受質詢，這便是他政治潔癖的極致表現。反黑金讓他顯示了清廉立場，而不進入議會則讓他得以避免與反對黨折衝，保存了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2024年賴清德當選總統，不但他在藍白綠「三跤㧣」競爭中只贏得40%的少數選票，民進黨在在立法院也只有45%的席次。我曾在〈民眾黨是未來台灣政治的樞紐？〉一文中分析：柯文哲是總統大選的「孔多塞贏家」（Condorcet Winner），而民眾黨是立院心生態的政治樞紐（pivot）。在這樣的局面下，賴清德要順利執政，勢必要與白營結盟。當時的選項之一，是支持白營提名的黃珊珊，換取民眾黨在主要政策上對民進黨的支持。以黃珊珊素來與綠營友善的政治背景，這不失為不錯的選項。黃珊珊不但在2016年競選區域立委時獲得民進黨禮讓，她哥哥黃曙光也獲蔡英文任命為參謀總長高位。然而，黃珊珊「小英側翼」的形象終究不見容於賴系。賴政府的潔癖終究使得民進黨在關鍵時刻於政黨合縱連橫無所作為，伏下了其後施政迍邅的局面。
賴總統在用人上也顯示了他恩怨分明的性格。坊間盛傳內閣中賴友友的名單，其最著者是經濟部長郭智輝。更誇張的，所謂「信賴台灣之友會總會」的12名理監事中，就有黃仲銘出任資策會董事長，湯期安出任臺灣菸酒公司董事長，簡展穎出任農業金庫董座。新潮流的鄭文燦，雖然出任海基會董事長，旋即因弊案被收押去職；賴、鄭之間的派系競爭，本來就不是新聞，何況鄭又是蔡英文愛將，一度被視為民進黨的接班人。而直屬英系的洪耀福、洪耀南兄弟，在蔡主政時炙手可熱，目前則韜光息影，難以東山再出。
有政治潔癖的總統，身邊圍繞的只有他的親信，要他與黨內敵對派系、反對黨議員談判、折衝、妥協、合作，是責其所難，勉強去做也會厭惡而不勝其任。當執政黨是少數政黨，執政者又不願意「搞政治」（polticking）時，他通常只能訴諸「修辭」（rhetoric），以言語來越過國會，直接訴求於人民。賴總統的「十講」，很可能就是在這樣的考量下做出的決定。
不幸的是，賴總統本不以善於演講知名，而他在第二講提出的「雜質」說立刻引起軒然風波。把不同的民意當成「雜質」，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都可以被詮釋為他政治潔癖的表現，令他百口莫辯。在黨內外交相指責之下，「十講」不得不喊停於第四講。然而為時已晚，「十講」及其後面反映出的總統性格，很有可能是大罷免大失敗的主要原因。
大罷免大失敗的原因眾說紛紜：曹興誠的一時間說中共對台灣長期滲透、分化、統戰的程度，遠大於想像，後來又說民進黨未積極參與、動員，錯失了契機；民進黨秘書長林右昌則歸咎於普發一萬。學術界要做嚴格的因果推論固然需要時間，但要做基本的相關性研究卻也不難，我曾就「普發一萬」、「中國干涉」、「民進黨」、「賴清德」、「民眾對於權利的態度」、「民眾黨聯合國民黨」等可能原因，請人做出726之前兩周每日聲量的時間序列圖，發現「中國干涉」及「民眾對於權利的態度」在這段期間聲量微弱，而「普發一萬」的聲量則在一周前即已急速下降。最驚人的，是「賴清德」及「民進黨」在725達到最高點，兩者當天的總聲量佔我所列舉可能原因總聲量2/3以上！
三、總統性格的類型
我曾在〈李登輝總統的性格〉一文中引用已故杜克大學政治學教授 James David Barber 在《總統的性格》（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一書中的理論來分析李總統的性格。嗣後我也用了同一理論，寫了〈馬英九總統的性格〉一文，分析馬英九總統的性格。這兩篇文章的連結在此：
Barber的理論從兩個基調來劃分四種（美國）總統性格的類型：
第一個基調：總統對於他的工作有多少動力？這個基調依活動力的高低可以分為「積極型」（active）和「消極型」（passive）兩種極端。總統每天從早到晚像旋風一樣轉個不停地工作是為積極型。如果每天輕輕鬆鬆，晚上睡眠充足，午後還要小睡，那就是消極型。
第二個基調：總統對於他的工作感覺如何？所謂感覺指的不是指他對自己的工作表現是否滿意，而是指他工作是否勝任愉快甚至樂在其中？這個基調依感覺的正負可以分為「正面型」（positive）和「負面型」（negative）兩種極端。總統能夠享受權力的運作、對工作應付裕如、領導人而不為人所役，這樣就是正面型。反之，若覺得權力是一種累贅、視職責如勞苦重擔、作為領導人反為眾人所役，則是負面型。
為何Barber教授選擇這兩個看似簡單的基調來界定總統的性格類型呢？他指出：幾乎所有的人格研究都會涉及「積極─消極」的對立，例如「支配─服從」、「外向─內向」、「侵略─馴順」、「攻擊─防衛」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快能覺察到一般人付出心力的傾向。同樣地，我們也能很快覺察到一般人感覺上「正面─負面」的傾向：例如「樂觀─悲觀」、「希望─懷疑」、「快樂─哀傷」等等。因此，Barber教授認為兩個基調是一般人生活態度的兩個中心特質。它們是能夠清楚識別而且相互獨立的。
Barber教授把這兩個基調組合成四種不同類型的總統：「積極正面型」、「積極負面型」、「消極正面型」、「消極負面型」。他論列如下：
「積極正面型」：工作積極並勝任愉快，如魚得水。反映出高度的自尊心與對環境的成功掌握。這類型的總統追求的是具體結果。代表人物：羅斯福總統。
「積極負面型」：強迫性地工作，彷彿藉著努力工作來填補空虛或迴避焦慮。追求權力與對環境的掌控，但苦於不能好好處理自己的盛氣和野心。這類型的總統追求的是權力。代表人物：尼克森總統。
「消極正面型」：缺乏主張，但樂於與人為善，藉以博得感情。自尊心低，但淺薄的樂觀傾向令人信賴他、嘉許他。這類型的總統追求人們的愛戴。代表人物：雷根總統。
「消極負面型」：既然不熱心工作又不能從工作中獲得樂趣，那為何要勉為其難？因為自覺擔任總統是責無旁貸的義務，並以這種想法來補償無能感導致的低自尊心。為了逃避政治的衝突和不確定性常強調一些模糊的原則和程序問題。這類型的總統追求的是公民美德。代表人物：艾森豪總統。
把Barber 的理論用於當今美國總統川普，我們很容易就可看出川普是「積極負面型」的總統。其實早在2017年川普上任滿百日，水門事件時任尼克森白宮顧問的John Dean就判定川普總統是「積極負面型」。他引了以下兩段Barber的話（ChatGPT譯文）：
『主動／消極型的人生活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這個世界不僅具有明確的威脅性，還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唯有保持緊繃、警覺以防範危險，才能應對。對他而言，最大的威脅來自他人；他傾向於將人類分為弱者與貪婪者，但同時也可能毫不覺得矛盾地，以浪漫化的方式理想化「人民」。』
『在試圖理解社會因果關係時，他將解釋限制於陰謀或混亂之間，在嚴密、祕密控制的意象與完全失序的意象之間搖擺。他努力透過訴諸抽象原則來化解決策衝突，以便使過於複雜的現實變得可掌控。』
這兩段話拿來看今天的第二任川普，只有更為確切。Dean的分析全文，請見：
John Dean: “Active/Negative Trump Is Doomed to Follow Nixon”
四、賴清德總統的性格
我在〈李登輝總統的性格〉一文中判定李登輝是「積極正面型」的總統。這個結論不難下：李登輝勇於任事，活動力充沛，克服重重阻礙，實行了多項變革，而又樂在其中。他早期接受媒體訪問時，就說主流非主流鬥爭這段日子是他最快樂的時光。卸任後接受政論節目《新聞面對面》訪問，主持人謝震武問他執政過程中有沒有擔心過軍事政變，他回答不會。他回憶與郝柏村的鬥爭，津津樂道，笑逐顏開，似乎已經做到了毛澤東所說「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境界。
在〈馬英九總統的性格〉一文中，我則判定馬英九是「消極負面型」的總統。馬總統常在正式場合打瞌睡，有一次在防災會議上，幕僚李佳霏傳紙條給他：「總統，媒體在拍您打瞌睡，霏」。他也不是不勤快，他在會議時常記下詳細的筆記。我在2010年隨旅美台灣政治學者訪問團拜會他時，親眼見到他全程三小時振筆疾書。這不是總統的工作，他如此積極，徒然貽人「馬司長」之譏。他穿短褲慢跑時意氣風發，勘災時則愁眉苦臉，還嗆災民說「我這不是來了嗎?」。他有政治潔癖，不肯放軟身段，視派系為黑金淵藪，與地方菁英難以交融，最後引起反彈，乃至於與王金平公開決裂。
賴清德總統就任才一年多，尚無足夠資料確切判定他的性格類型。他是積極型還是消極型尚難判定，但他是負面型則殆無疑義。「積極負面型」與「消極負面型」的主要差異，除了活動力外，也反映在對人與世界的看法。「積極負面型」總統有高行動力，他們主動設定議程，積極參與，但他們把世界視為充滿威脅的地方，把行動力投到對他人的控制與鬥爭之中，對他人充滿了敵意與不信任。「消極負面型」的總統則傾向迴避衝突與權力鬥爭，不主動進入別人的地盤，他們對別人的不信任更多是保持距離，而不一定會在主觀上懷疑別人想利用自己。
負面型的總統自尊心低落，但「積極負面型」總統表現於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對他人具侵略性，而「消極負面型」總統則是政治「孤鳥」，防衛機制嚴密，缺乏人緣。
總統的作息和非公開行程是國安機密，我無從得知。但依我上面的分析，賴總統似乎跟馬前總統一樣，屬「消極負面型」的總統。說賴總統是「消極型」並不意味他懶怠國政，而是說他設定議程時常捨難就易，迴避直接衝突。這也就是馬前總統「司長」型的行政風格。
賴總統「消極負面型」的性格顯示在不久前發生的重大車禍事件。5月19日，78歲的余姓男子在三峽因開車超速導致3死12傷，賴總統第一時間即親往醫院探視傷者。當時有家屬向總統請命「70幾歲的人就不要讓他再開車了」。賴總統立刻指示成立專案小組，還在第二天520執政周年演講的開場白提及要釐清事故發生原因，檢討改進。交通部迅即宣布要將高齡駕駛換照年齡降低，並預定在2026年完成改革。
這個事件，看似賴總統及執政團隊因應危機，劍及屨及，在520重要周年前夕，夤夜籌謀應變，除了更改第二天演講的講辭，並立即成立專案小組，迅速訂出改革方針。然而僅僅數日之後，新北檢偵查終結，認定余翁不確定故意殺人罪嫌重大，因余翁已死亡，依刑事訴訟法裁定處分不起訴。這事本來只是地方政府的權責，賴總統及其行政團隊卻在事故發生原因尚未釐清之前倉促處理。這看似行政積極，卻恐難免「司長」之譏。
賴總統抱著「台獨金孫」的殷殷期盼就職，強調意識形態純粹的德性。但作為政治孤鳥，他的潔癖驅使他迴避衝突和不確定性，而只對公民以修辭來強調模糊的原則和程序問題。他在「團結國家十講」第二講中提出的「雜質說」便是「消極負面型」性格的典型表現：
『用民主淬鍊出國家團結的力量。這八成的民意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罷免，一張又一張的選票，像打鐵、鑄劍一般，一錘又一錘，千錘百鍊，百鍊成鋼，打掉雜質，淬鍊出捍衛主權、守護民主鋼鐵般的意志，這樣自然而然可以守護國家。』
我在奧斯汀德州大學的同事Jeffrey Tulis有一本深具影響力的著作，書名是《修辭式總統制》（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Tulis在此書中論道：具修辭能力的總統能教育公眾、建立聯盟並迅速因應緊急事件。但是經常使用選舉式政治傳播模糊了治國與選舉的界線，卻可能鼓勵總統繞過國會，侵蝕了憲法的制衡體系。
「修辭式總統」的治國方式，對於「消極負面型」的總統特別具吸引力，因為這種類型的總統既然沒有足夠的活力在國會折衝樽俎，又覺得回應支持者的期望是責無旁貸的義務，最容易的做法便是用模糊的修辭來補償其無能感。賴總統面臨少數執政的困局，要以「十講」直接面對公民，冀求有助於「大罷免」，卻終因修辭問題而適得其反。雖然「十講」被迫止於第四講，然而為時已晚。「大罷免」的慘敗，賴總統及其「十講」難辭其咎。
五、結語
本來政黨競爭過程是重複賽局，從長期著想，「以眼還眼、以牙還牙」（Tit-for-tat）相對於「相互背叛」是對雙方均較優的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那麼為何之前王金平時代的政黨協商今天無法運作？我想這是因為時間的急迫感，也就是中國「戰爭邊緣」威脅之下的危機意識。套句《合作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作者 Robert Axelrod的話：未來的陰影不夠長了，重複賽局實質上無異於有限賽局，囚徒困境依然無解。
這種局面下，本來總統是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位積極的總統，未嘗不能以手中豐富的行政資源，對執政黨或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威脅利誘，強勢通過有利於自己施政議程的法案。賴總統卻似乎不此之圖，反而冀望以修辭技巧，繞過國會，直接以德行訴諸選民。然而修辭實非賴總統所擅長，運用過當反而侵蝕制衡體系，徒然加深其「孤鳥」、「潔癖」的形象。這種「消極負面型」性格的總統，實在無助於解決立法院「囚犯困境」的僵局。
因此，在反對黨多數聯盟不願倒閣，只求杯葛施政，而執政黨無從解散國會，又不著力於議會政治的情況下，大罷免未嘗不是立院困境的一劑虎狼藥。雙方在罷、選戰場上實力相見，結果對哪個政黨有利，本來就在未定之天。如今大罷免大失敗，讓輸者痛定思痛，也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一線生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