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光年間，有關台灣民風紀錄的採訪冊、地方志頗多，丁曰健的《治臺必告錄》一書中，便有許多與台灣原住民相關的記載，本書的前五卷輯錄前人治臺的文件，後三卷才是作者自己的言論，就書名而言，亦頗有官員間經驗傳承的意味，以之觀察清代治臺官員眼中的台灣原住民，本書倒是不錯的素材。

　　藍鼎元於〈復呂撫軍論生番書〉中寫道：

　生番殺人，台中常事。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穿林飛箐，如鳥獸猿猴。撫之不能，剿之不忍，則亦末如之何矣！惟有於出沒要隘必經之途，遊巡設伏，大張礮火，虛示吾威，使彼畏懼而不敢出耳；然此皆由於地廣人稀，不闢不聚之故，非因侵擾而然。……其殺人割截首級，烹剝去皮肉，飾髑髏以金，誇耀其眾，眾遂推為雄長，野性固然。（p.32-33）

　　文後的﹝原評﹞更是明白地說出「威之使畏，然後可以施恩；制之有方，然後可以向化。御番之法，無過於此。」這種先威後恩的統馭方式。然而，原住民出草獵人頭之事，部分也與漢人的越界拓墾以及惹事有關，劉韻珂的〈奏開番地疏〉中提到：「台灣不法奸徒，向有勾引佳里興等社野番潛出卡隘，擾害邊民之事。」（p.209）若將罪責完全歸於原住民，未免有失公允。

　　漢人對原住民的擾害，似乎有過於此。鄧傳安在〈水沙連紀程〉一文中嘉慶廿七年描述踏堪水沙連途中所見：

　民人生齒日繁，藩黎生齒日耗，不知何故？余經過處，已見三社為墟，疑他處亦有似此者。過埔裡社，見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詢知自被漢民擾害後，社益衰、人益少。（p.119）

　　文中所謂「漢民擾害」是否為漢人對原住民出草的報復，或是越界拓墾時的衝突事件，文中並未言明，只是官員使用「漢民擾害」一詞，可見鄧傳安在看待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企圖保持行政中立的態度。

　　熊一本於〈條覆籌辦番社議〉一文中更指明番漢衝突頻頻的主因：

　蒙詢水、埔六社番眾窮苦，固由不諳耕作，亦難保不因漢奸私墾凌遍所致。現雖傾心內附，設開墾一律成熟，漢奸因所獲之利不敵私墾；內附各番又見墾熟之田獲利甚厚，不無垂涎；漢奸乘機煽惑，竟難保各番不始順終悖，更難保漢奸不助番抗官。此其可籌慮者二也。（p.230）

　　文中可見漢人、生番、熟番之間隱含的競爭與合作的關係。至於文中提及的社番「不諳耕作」一事，劉韻珂的〈奏開番地疏〉也提及：

　……社番眾男女老幼共一千一百六十三人，匍匐前來，苦訴伊等衰弱窮困：各社番地悉成曠土，伊等不解耕種，以致生計日廢，無可謀食，情願薙髮易服，改為熟番，求准內附；並獻納各社輿圖，籲懇歸官經營。（p.208）

　　社番「不諳耕作」，自古而然，為何導致無可謀食的地步，值得探討。是否為林野狩獵區的日漸縮小，或者與漢民的越界侵地耕種有關，或許可以據此線索繼續追查。

　　官員身為一地之長，對域內各族群間衝突的調處有其一定的影響力，只是在漢人以優勢的耕作技術和武力入侵原住民居地蔚為風潮之時，官吏縱然有意保護，成效便相對顯得十分有限了。

200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