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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葉嘉瑩的《我的詩詞道路》-1
2026/06/05 0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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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葉嘉瑩的《我的詩詞道路》-1
書名：我的詩詞道路
作者：葉嘉瑩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3/11
本冊作者談及自己的生平，以對詩詞的初涉、深入乃至後來的寫作、評論為主線，談詩論詞之余，淡墨書寫一生的起起伏伏，學術之外，亦可作一部人生大書觀之。
【Excerpt】
〈前言〉
……
……我在高中讀書時雖然成績很好，而且文理科平均發展，每年都獲得第一名的獎狀，但在報考大學時，卻頗費了一番考慮。因為我當時不能決定我是報考北京大學的醫學系，還是報考輔仁大學的國文系。報考醫學系是從實用方面著想，報考國文系則是從興趣方面著想。最後讀了輔大的國文系則是由於兩點原因：其一是由於輔大為一所教會大學，不受當時日軍及敵偽之控制，有一些（不肯在敵偽學校任教的有風骨的教師都在輔大任教，這對我自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其二則是由於輔大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大的招考則在後，我既已考上了輔大的國文系，所以就根本沒有再報考北大的醫學系，而這自然就決定了我今後要一直行走在詩詞之道路上的終生命運。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也曾經歷過不少挫折和苦難，但一生能與詩詞為伍，則始終是我最大的幸運和樂趣。
我是一九四一年夏天考入輔仁大學的，同年九月輔大才開學，母親就因子宮生瘤住入了醫院，動過手術後不久就去世了。當時父親既遠在後方，而小我八歲的小弟，則還在小學三年級讀書。我是長姊，所以就負起了照顧兩個弟弟的責任。幸而那時伯父一房與我們並未分居，仍同住在祖居的一個大四合院內。母親去世後，我們就不再自己燒飯，而由伯母擔負起了為全家燒飯的責任，伯母顏氏諱巽華，原來也受過很好的家教，喜讀唐詩，雖不像伯父和父親那樣高聲吟咏，但卻也常手執一冊，曼聲低吟。不過當時已是淪陷時期，生活艱苦，傭人被辭退後，就由伯母親自操勞家務。每當我要幫忙時，伯母總要我去專心讀書，不肯令我幫忙家務。所以我雖遭喪母之痛，但在讀書方面卻並未受到什麼影響，而且正如古人所說「愁苦之言易工」，所以我在喪母的悲痛中，反而寫作了大量的詩詞。
進入大學以後，在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顧隨先生來擔任我們「唐宋詩」的課程。顧先生字羡季，號苦水。他對詩歌的講授，真是使我眼界大開，因為顧先生不僅有極為深厚的舊詩詞的修養，而且是北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更兼之他對詩歌的感受有一種天生極為敏銳的稟賦，因之他的講詩乃能一方面既有著融貫中西的襟懷和識見，另一方面卻又能不受任何中西方的學說知識所局限，全以其詩人之銳感獨運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詩歌之本質。雖然當時也有人認為先生之講課乃是跑野馬，全無知識或理論之規範可以掌握依循，因此上課時也並不做任何筆記，但我卻認為先生所講的都是詩歌中的精華，而且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彩。所以我每次上先生的課都是心追手寫，希望能把先生所說的話，一字不漏地記載下來（《苦水先生詩詞講記》就是先生之幼女現任河北大學教授的顧之京女士根據我當年聽講的筆記整理編輯而成書的）。那時先生除了在輔仁擔任「唐宋詩」的課程以外，還在中國大學擔任詞選和曲選的課程，於是我就經常也騎了車趕到中大去聽課。在這期間，我遂於詩詞之寫作外，更開始了對令曲、套數甚至單折劇曲的習作。記得我第一次把各體韻文習作呈交給先生後，先生在發還時曾寫有評語說：「做詩是詩，填詞是詞，譜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當善自護持。」其後我又有一次寫了題為《晚秋雜詩》的五首七律，還有題為《搖落》的另一首七律，呈交給先生，先生發還時，竟然附有六首和詩，題為《晚秋雜詩六首用葉子嘉瑩韻》，這真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喜和感動。不久後，氣候已嚴冬，我就又寫了《冬日雜詩六首仍疊前韻》，而先生竟然也又和了我六首詩。所以我在那一段時間寫的作品特別多，這與先生給我的獎勉和鼓勵是絕然分不開的。更有一次，先生要把我的作品交給報刊上去發表，問我是否有筆名或別號，我那時一向未發表過任何作品，當然沒有什麼筆名別號，先生要我想一個，於是我就想到了當日偶讀佛書所見到的一個鳥名，喚做「迦陵」，其發音與我的名字頗為相近，遂取了「迦陵」為別號。這當然也是受了先生在講課時常引佛書為說的影響。及至畢業後不久，先生更給我寫了一封信來，說「年來足下聽不佞講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卻並不希望足下能為苦水傳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傳，則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盡得之。此語在不佞為非誇，而對足下亦非過譽。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獄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先生對我的過高的期望，雖然使我甚為惶恐慚愧，但先生的鞭策，也給了我不少追求向上之路的鼓勵。先生往往以禪說詩，先生教學的態度也與禪宗大師頗有相似之處。他所期望的乃是弟子的自我開悟，而並不是墨守成規。他在課堂上經常鼓勵學生說：「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我想我後來教學時之喜歡跑野馬，以及為文時之一定要寫出自己真誠的感受，而不敢人云亦云地掇拾陳言而敷衍成篇，大概就都是由於受先生之鞭策教導所養成的習慣。而先生在課堂講授中，所展示出來的詩詞之意境的深微高遠和璀璨光華，則更是使我終生熱愛詩詞雖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個至要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夏天大學畢業後，我開始了中學教師的生活。大概由於我自己對古典文學的熱愛，遂使得聽講的學生們也同樣產生了對國文課熱愛的感情，於是遂陸續有友人邀我去兼課，最後乃在另請人批改作文的條件下，我竟然同時教了三個中學的五班國文課，一週共三十個小時之多。而由於師生們對國文課的共同熱愛，遂使得我對如此沉重的工作量也居然絲毫未感到勞苦。那時中學的國文課每週都要有一定的進度，而且有時要舉行同年級的聯合考試，因此遂使我在講課之際，除培養同學的興趣外，對知識方面的講解也極為認真而不敢掉以輕心。認真的結果，當然使我自己也獲得了不少的教學相長之益，只不過這段教學生活為時並不久。一九四八年的天，我就因為要赴南方結婚，而離開了我的故鄉北平。誰知此一去之後，等待我的乃是一段極為艱苦的遭遇。
我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底結婚，同年十一月就因國內情勢變化，隨外子工作的調動去了台灣。一九四九年夏，長女言言出生，同年十二月外子就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我所任教的彰化女中，自校長以下有六位教師也一同因白色恐怖被捕，我也在其中，於是我遂帶著吃奶的女兒一同被關起來了。其後不久，我雖幸獲釋出，但既失去了教職，也失去了宿舍，而外子則仍被關在海軍左營附近的一個山區。為了營救被關的外子，我遂攜懷中幼女投奔左營軍區外子的一位親戚。白天懷抱幼女為營救外子而在南台灣左營軍區的炎陽下各處奔走，晚間要等親戚全家安睡後才能在走廊上搭一個地鋪帶著孩子休息。直到三個月後暑假結束了，才經由一位堂兄的介紹，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了一個教書的工作。在這期間，現實生活中雖然已使我失去了創作和研讀粹的心情和餘裕，然而自幼對於詩詞的耽愛則積習已深，偶然也仍或有一些詩句湧現出來，雖有時也任其自生自滅，但有時也間或將之敷衍成篇。現在為了填補我在這一段詩詞道路中的空白，就姑且錄下幾首詩來作為當時的紀錄吧。其中一首是題為《轉蓬》的五言律詩：
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
已嘆身無托，翻驚禍有門。
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
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還有一首是當台南鳳團花開時，我因思念故鄉而寫的一首《浣溪沙》小詞：
一樹猩紅艷艷姿，鳳凰花發最高枝。驚心歲月逝如斯。 中歲心情憂患後，南台風物夏初時。昨宵明月動鄉思。
還有一副聯句，是我擊到在北平一所學校給學生們上課，黑板上寫了一副聯語，我在給學生們講解。聯句是：
室邇人遐，楊柳多情偏怨別。
雨餘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嬌。
以上三則作品，除了《浣溪沙》一首小詞，曾被台灣友人為我編集《迦陵詩詞稿》時收入了集中以外，其他一詩一聯則均未收入集中，因為《轉蓬》一詩寫的是白色恐怖，當時台灣尚未開放，所以未敢收入。而聯句一則，則因是夢中所見，並非醒時所作，因此也未曾收入。
三年後，外子幸被釋出。次年，幼女言慧出生。一年後經友人介紹，我就與外子一同轉到台北二女中去教書了。到台北後，見到了以前在北平輔仁大學任教的兩位老師，一位是曾教過我大學國文的戴君仁先生，另一位雖未教過我，卻是曾住過我家外院作為緊鄰的許世瑛先生。他們對我不幸的遭遇，都極為惋惜同情，遂介紹我進入台灣大學兼任了一班僑生的大一國文。次年，台大改為專任，教兩班大一國文，而二女中不肯放我離開，一定要我把當時所教的兩班高中送到畢業。於是我遂同時教了四班國文課，再加上作業的批改，每天都極為疲累。這時我的身體已遠非當年大學初畢業時可比，再加之又染上了氣喘病，我那時只是為了生活，所以不得不努力工作，至於所謂學問事業，則我在當時實未嘗對之抱有任何期望，不過我對古典文學之熱愛的感情，則始終未改。因此無論我的身體如何弱，我在講課時也依然能保持精神方面的飽滿飛揚。只是在寫作方面則輟筆已久。直到一九五六年夏天，台灣的教育部舉辦了一個文藝講座，我被邀去講了幾次五代和北宋的詞，其後他們又來函邀稿，我才迫不得已寫了《說靜安詞〈浣溪沙〉一首》一篇文稿。這可以說是我在詩詞道路中由創作而轉入了評賞的一個開始。而自從這一篇文稿發表後，遂有一些友人來向我索稿，於是我遂繼之又寫了《從義山〈嫦娥〉詩談起》一篇文稿。前者是我所寫的關於詞之評賞的第一篇文稿，後者則是我所寫的關於詩之評賞的第一篇文稿。讀者從這兩篇文稿自不難看出，我對詩詞的評賞，原是從頗為主觀的欣賞態度開始的。這種評賞之作，就今日衡量學術性著作之標準而言，很可能是要被視為一種不入流之作品的。我以為這其實應是受了西方衡量標準影響之故。因為中國古代所重視的原來本該是一種「興於詩」的傳統，而我自己就恰好是從舊傳統中所培養出來的一個詩詞愛好者。何況我的老師顧羨季先生在講課時，他所採取的也就正是這種如同天馬行空一般的純任感發的說詩方式。如此則我在早期所寫的評說詩詞之文字，其所以會形成此一種純任主觀的以感發為主的說詩方式，自然也就無怪其然了。
我還記得當這兩篇文稿發表後，有一天在台大中文系第四研究室見到了鄭騫教授，鄭先生對我說：「你所走的是顧羡季先生的路子。」鄭先生是顧先生的好友，對顧先生了解極深。鄭先生認為這條路子並不好走，因為這條路子乃是無可依傍的。首先就作者而言，如果一個人對於詩詞若沒有足夠的素養，則在一空依傍之下，必將會落入一種茫然無措，不知從何下手寫起的境地。而如果大膽模仿此種寫法，則將是不失之膚淺，則失之謬妄。作者要想做到自己能對詩歌不僅有正確而深刻的感受，而且還能透過自己的感受，傳達和表明一種屬於詩歌的既普遍又真實的感發之本質，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鄭先生對我這兩篇文稿卻頗為讚賞，說：「你可以說是傳了顧先生的衣缽，得其神髓了。」其實我當時正是憂患餘生，內心並未敢抱有什麼「傳衣缽，得神髓」的奢望。我只是因了友人索稿的機緣，把自己因讀靜安詞和義山詩所引起的某種共鳴的威動一加發抒而已。但也許就正因我自己的寂寞悲苦之心情與靜安詞和義山詩有某種暗合之處，因此反而探觸到了他們詩詞中的一些真正的感發之本質，也未可知。在此而後，我又陸續寫了《幾首味花的詩和一些有關詩歌的話》，與《從「豪華落畫見真淳」論陶淵明之任真與固窮》，以及《說社甫〈贈季白〉詩一首——談李杜之交誼與天才之寂寞》等文稿，這一批作品，可以說就都是我的屬於以一已之感發為主，所寫的早期詩詞評徵之作。此一類作品，雖或者並不符合今日受西方學術界之影響的對於學術論文之要求，然而在舊詩詞方面修養極深的前輩學人繆鉞教授，卻對這些文字頗為欣賞。繆先生在其所寫的〈《迦陵論詩叢稿》題記〉一文中，曾特別指出我的《論陶淵明》一文，以為能「獨探陶淵明為人及其詩作之精微」，又以為我對陶的評述「不僅欣賞詩作」，且能「進而收興發感動陶治人品之功」。又曾指出我的《談李杜之交誼》一文，謂其能「探索詩人之用心」，「並寄託自己尚友古人之遠慕遐思」。先生對我的溢美之言，雖使我極感衝傾，但繆先生所提出來的我的文稿中所傳達出之感發作用，則確實是我評賞詩詞的一個重要基礎。而這應該也正是中國詩歌中源遠流長的一個「興於詩」的重要傳統。不過，當我在那時撰寫這些文稿時，則並沒有這種反思的認知。至於其竟而自然形成了如此之結果，則如我在前文所言，應該乃是由於兩點因素：其一蓋由於我早期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吟誦和創作之訓練，使我對詩歌養成了一種頗為直接的感受之能力；其二則由於我在大學讀書時所受到的顧先生之啟迪和教導，使我於直感之外，又培養出了一種興發和聯想之能力。此後我在詩詞之研讀與教學的道路上，雖然又經過了多次的轉變，但我在早年教育中所獲得的培育和啟發，則是我在詩詞之道路上所奠下的根本基石，這是我對於教導我的尊長和老師們，所終生感激不忘的原因，也是使我終生受用不盡的。
記得我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的《後敘》中，曾經談到我所寫的第一篇評賞詩詞的文稿—《說靜安詞〈浣溪沙〉一首》，以為其「多多少少帶有一點自己的投影」。其實此種情況並不僅此一篇作品為然，基本上說來，我早期所寫的那些評賞文字，大概多數都帶有自己心靈的投影。因為那時我才從創作轉入到評賞的寫作為時不久，所以在評賞中也仍然有一種創作的心態和情趣，對於行文造句也仍然有一種美的追求，我曾使用近於王國維的淺易雅潔的文言體來寫作《說靜安詞》一篇文稿，又曾使用富含詩之情調的白話文來寫作說李商隱的《嫦娥》及《燕台》等詩的文稿，這些女稿可以說就都是既帶有創作之情趣也帶有個人心靈之投影的作品。至於我所寫的第一篇純客觀的評賞之作，則當是我於一九五八年為《淡江學報》所寫的《溫庭筠詞概說》一女。這種轉變之形成，一則固然由於向我邀稿的《學報》之性質，與以前向我邀稿的一些文學性的雜誌之性質，二者間有很大的不同；再則很可能也因為我在那些文學性的文稿中，已經將自已內心中的一些情緒發抒得差不多了，所以遂有了從主觀轉入客觀的一種傾向。不過縱然如此，除了極少數的純理論或純考證的作品以外，直到現在我之評說或講述詩詞作品，其經常帶有一種心靈與感情的感發之力量，也仍然是我的一種特色。其次我應該一提的是我在詩詞道路上的另一轉變，那就是我由為一己之賞心自娛的評賞，逐漸有了一種為他人的對傳承之責任的反思。這類作品大抵都是因為我有見於詩詞評賞界中的某些困惑和危機，由於一種不能自已的關懷之情而寫作的。即如六〇年代我在台灣所寫作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一書，以及書前所附的《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的一篇代序的長文，就是因為有見於當日台灣現代詩之興起，所造成的反傳統與反現代的爭執和困惑而寫作的。再如七〇年代我在加拿大所寫作的〈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關於評說中國舊詩的幾個問題〉一篇長文，則是因為有見於當時台灣及海外的一些青年學者，在西方文論的衝擊下，因嘗試使用新理論與新方法來詮釋和評說中國舊詩，所產生的一些荒謬的錯誤而寫作的。從表面看來，這些論說和辨誤的文字，自然不似以前所寫的主觀評賞之文字之易於獲得一般讀者的喜愛，但若就一些真正有志於學習如何評賞舊詩的讀者而言，則如《集說》中，我對歷代評說這八首詩的各種紛紜之詮釋與評說的逐字逐句的比較和論定，以及在《舊詩傳統》一文中，我對各種誤謬的說明和辨正，也許這一類文字才是更有參考價值的作品，也才更能反映出我個人在這條道路上摸索探尋時，一些親身體驗的甘苦之經歷。而當我經歷了由主觀而客觀，由為己而為人的種種轉變之後，我遂更走上了由對作品之評賞，轉入了對文學理論之研討的另一段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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