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留下的是職位，有些人留下的是制度，還有一些人，除了制度之外，更在人們心中留下值得一生學習的典範。
日昨，我到外交部聆聽劉前主計長三錡先生以〈我的非典斜槓人生〉為題的演講。兩個多小時裡，他談公職生涯，也談教育改革；談制度創新，也談領導哲學。沒有刻意渲染自己的成就，只是平靜地分享一路走來的思考與抉擇。
然而，我知道他所說的，並不只是個人的故事，那是一位公務員以專業和信念，參與改變臺灣教育制度的一段歷史。
坐在台下，我的思緒，也不斷回到三十多年前。
民國八十年，教育部公開徵選兩名約聘人員。那幾年，因私立大學實習銀行發生弊案，主管機關決定建立會計師查核制度，希望從制度面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我前往應徵，第一次見到了劉三錡會計長。後來才知道，他也是東吳會計系學長。
歲月流轉，許多細節早已淡去，唯獨那一頭白髮，始終停留在記憶裡。
錄取後工作不到一年，我決定辭職，全心準備高考。向劉會計長說明自己的想法時，他沒有絲毫遲疑，短短一句話，流露出一位長官對年輕人的成全：「考上後，歡迎再回教育部。」
一年多後，我真的回來了。
當年的我，以為只是回到一個熟悉的工作環境，多年後才明白，原來是從此有機會參與幾項重大制度改革，也重新回到影響自己一生的領導者身邊。
演講中，最令我動容的，是劉前主計長談起國立大學校務基金制度誕生的經過。
故事，並非自教育部開始，而是從一篇文章談起。民國六十七年，知名學者高希均教授在聯合報發表〈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探討當時公、私立大學學雜費政策所衍生的公平性問題。
多數人讀完文章便過去了，
三錡先生沒有。
身為主計人，他相信數字，也相信制度可以被重新思考。當時任職行政院主計處的他，利用公餘時間，一本一本翻閱單位預算書，重新統計各校教育成本、學雜費收入、各項財務資料，以及政府補助情形，希望弄清楚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沒有人交辦，也沒有任何獎勵，只因為他想把事情弄明白。
統計結果讓他大吃一驚！國立大學學生實際負擔的教育成本，只占極低比例；反而許多家庭經濟條件較弱、就讀私立大學的學生，卻承擔著高出數倍的學費。表面上看似學雜費問題，背後卻是整個制度的失衡。
那時，一顆改革的種子，便悄悄埋進他的心裡。
直到79年，他奉派擔任教育部會計長，毛高文部長一句：「有沒有辦法把學雜費留給學校使用？」再次喚醒了這顆沉睡多年的種子。
他思考的，並不只是「把錢留下來」，而是更進一步思考：能不能藉由制度改變，讓大學真正擁有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的能力？
於是他提出國立大學改採校務基金制度的構想，讓學校的收入留在學校，讓校長開始思考經營，讓開源節流成為校園文化，也讓大學擁有更多自主規劃未來的空間。
然而，這項改革並非一蹴可幾。
從理念形成、行政院審議、十三所大學試辦，到《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完成立法，前後歷經數年之久；設置條例通過後，擴及全國國立大學與專科學校。
多年後，各大學校長紛紛表示，如果沒有校務基金，臺灣高等教育很難因應快速變遷的時代，它成為今日臺灣高等教育重要的制度基石。
談起這段往事時，他只是平靜地分享，彷彿那只是漫長公職生涯中的一項工作。
聽到這裡，我非常感動。一項足以影響臺灣高等教育數十年的制度，起點竟只是四十多年前，一位年輕主計人在讀完一篇文章後，即使有人潑冷水說：「這太難了，做不來。」他仍願意花時間翻閱一本又一本預算書，反覆思考、耐心等待。
原來，一項足以改變時代的制度，往往不是瞬間誕生，而是在歲月裡慢慢扎根，等待最適合發芽的時機。
一顆種子能夠長成森林，靠的不只是最初的播種，也需要後來無數人的悉心照料。校務基金制度亦是如此。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通過後，很多挑戰也開始。從建立會計制度、訂定作業規範、編製會計分錄釋例，到向全國各校說明制度精神與實際作法，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許多人一步一步接力完成，制度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那段時間，我正好在主管科負責校務基金學校預算、會計及決算的督導，參與財務制度鬆綁相關法規修訂，以及會計分錄釋例之修正；也曾擔任教育部會計分錄釋例主講人，向全國國立大學主計人員說明與運用。
當時只覺得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多年後再回首，才明白那些看似繁瑣的會計分錄、制度說明與講習訓練，其實也都是讓這項改革得以深植校園的重要養分。
93年初，我調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適逢國立社教館所館務基金制度試辦階段，於是，我又從制度的推動者，成為制度的實踐者，並將實務經驗撰寫成文，發表於《主計月刊》。
直到這一天坐在演講會場，我才將這些片段一一串連起來。原來，過往自己所參與的，不只是不同階段的工作，而是陪伴一項制度，從理念萌芽、逐步推動，到真正融入教育現場的一段歷程。.......(未完，待續)
🌟生命影響生命
一顆種子，長成一片森林
① 一位主計人，種下高教改革的種子
② 他救了國民教育
③ 真正的領導，是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