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二十二日，直隸巡撫李維鈞收到了雍正帝所賜兩顆鮮荔枝，上折謝恩，雍正帝朱批說：“此物北方實屬難得之物，即在庭諸大臣朕所親信，不過間賜一二枚耳。”荔枝不再僅是水果，也成為了君臣密切關系的指示器。
同時得到雍正帝賞賜鮮荔枝的，還有年羹堯。與一般讓遞送奏折的家人等順便捎回(包括上面李維鈞)的賞賜方式不同，這次是專門派人經官方驛站送去。雍正帝甚至就此親筆給年羹堯寫了朱諭：
鮮荔枝最難待時。今因六天驛程，或者到來亦未可知，所以撞造化，給你帶來，到時不知如何。鮮荔枝，不得到你嘗嘗，朕不如意，所以勉強寄來。或因朕加恩之誠，鮮好到來，亦未可定。
非一般恩賞
大概認為可給年羹堯意外驚喜吧，雍正帝心里先激動了，寫得有點語無倫次。這么好的東西，不讓年大將軍嘗嘗，委實過意不去。時間都算好了，走驛站，荔枝用六天能從北京到西安，至于到時是好是壞，實在沒有把握。但還是希望，鑒于自己內心之誠，老天會給面子吧。
六月三十日，年羹堯接到驛遞而來的物品，除新制琺瑯鼻煙壺二件、各種新茶四匣外，就是雍正帝的朱諭，當然還有荔枝。不是一兩顆，而是四顆啊。
年羹堯看到，“竟有一枚顏色、香味絲毫未動”。年羹堯“東望九叩，默座頂禮，而后敢以入口也”。
接著年羹堯向雍正帝特別解釋道：由于“沿途水阻”，這次驛遞用了九天時間，因“長途暑候，馬上九日，而留一鮮荔枝完好如新，此固上蒼有意明示，以天人交感，君臣交孚，一誠所格，至于如斯”。
由于比預計送達日程遲了三天，若硬說荔枝都是完好的，那“無此物理”，是不可能的；若直說全都壞啦，“則圣主加恩，無以顯應”，更是不可能了。
年羹堯如此一番說道，雍正帝不禁感嘆：“真奇才！”“非錦心秀手，何能如此令人快心悅目之。”
從這次非同一般的荔枝賞賜看，這時二人的君臣關系極歡洽。身為川陜總督、撫遠大將軍的年羹堯，在這一年三月剛剛平定了青海羅布藏丹津叛亂，取得了雍正帝即位以來的“第一武功”，這對于新任天子的統治(當時還不是很穩定)來說，是最有力的支持。雍正帝的心情，在他給年羹堯奏折朱批的一句話里表露無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知遇榜樣，今天下后世欽慕流涎就是矣。”
至于君臣交惡，那是后來的事，不能將此時的賞賜與言語，判定為雍正帝給年羹堯灌迷魂湯。
官員因得到皇上荔枝賞賜而謝恩的奏折，時常可見，有的雖字面說是鮮荔枝，實是蜜浸荔枝，賜真正鮮荔枝很少見。相比較來說，朝中特別是皇帝身邊的大臣得到鮮荔枝賞賜的機會要多得多。有時，他們會將這種恩賞記錄下來。
尋味謝恩詩
乾隆十一年(1746年)，內閣學士沈德潛(1673~1769年)因原配夫人病故，得到乾隆帝特別允準，返籍料理喪事。回到朝廷后，適逢皇上賞賜荔枝，沈德潛注意到，王公得到兩顆，大臣只有一顆，而自己卻是兩顆。對此殊恩，他感動不已，專門作詩一首并呈御覽：
丹荔當年貢七閩，盆中采摘賜嘗新。攀歸二顆爭傳看，共道天家厚老臣。
乾隆三年，66歲的沈德潛中舉人，第二年中進士。乾隆七年有次考試，乾隆帝當眾稱呼他為“江南老名士”，這為他邀得了盛譽。沈德潛寫上面這首詩時，已75歲高齡了，確有資格自稱“老臣”。“破格”多得一顆恩賜荔枝，在沈德潛看來，無疑是君臣間一段佳話。
但清宮里也有與恩賜荔枝有關的詩作，讀來頗耐人尋味。
嘉慶帝(颙琰)登極后，將他皇子時的詩作刊行，稱《味余書室全集定本》，有一首《恩賜荔支恭紀》(見卷三)：
包貢年年閩嶠南，頒來絳實共分甘。輕紅染就香偏馥，爛紫敷成色正酣。
瓊液生津凝碧椀，錦膚映肉勝黃柑。拜恩何幸嘗仙品，一顆驪珠圣澤含。
先寫荔枝來自福建，接著是對荔枝色香味的描述，最后是圣恩賞賜。表面上平淡無奇，且荔枝是一顆，還趕不上沈德潛的待遇呢。
但仔細翻看整個詩集，就發現問題了。這首詩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詩集中唯一記述得到恩賜荔枝的作品，而當了三十多年皇子的颙琰，絕不可能只這一次得到父親賞賜荔枝，如五十一年有首詩就名為《荔枝》，但詩句無恩賜內容(見卷二十二)。還是四十一年，颙琰又寫了一首《賜哈密瓜恭紀》(見卷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味余書室全集定本》三千二百多首詩中，只有這兩首是寫恩賜食物的，恰又在同一年。颙琰為何如此鄭重書寫呢？“一顆驪珠圣澤含”，只是簡單的圣澤嗎？《賜哈密瓜恭紀》一詩中有云“綿綿瓜瓞沾天澤”——“綿綿瓜瓞”寫瓜大小成串，除表示“子孫昌盛”之意外，是否隱有所指呢(當時颙琰自己還沒有子嗣出生)？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乾隆帝在三十八年冬將颙琰立為儲君，但極其秘密，只是將此事告訴了軍機大臣，密匣詔書中所書何人則未明示。颙琰本人肯定也不知道。難道三年之后的這一次荔枝與哈密瓜賞賜，讓颙琰對父皇的微妙心思有所覺察？
這又進一步讓人聯想到：雍正元年祈谷大典之后，雍正帝在養心殿召皇子弘歷(也就是后來的乾隆帝)，賜嘗一小塊肉，弘歷發現只他一人，弘時與弘晝等兄弟并不在場，而這塊肉本是大典上祭獻給上帝的小牛肉，由雍正帝帶回宮的。
登極之后，乾隆帝說當時他就悟出了其中的深意。那么，乾隆四十一年他賞賜颙琰的荔枝、哈密瓜，是否如乃父雍正帝當年一樣，有什么特別的意味嗎？
可惜，颙琰這兩首詩并無注文，當然他也不可能在注文中明言或作任何暗示，否則“秘密立儲”也無秘密可言了。故上述推測是否有理，還有待挖掘其他相關史料作為旁證。
“妃子笑”真相？
能詩善文的清朝皇帝們，有時也將荔枝入詩。乾隆帝一首名為《荔枝》(御制詩四集卷八十三)的詩，值得注意：
分根植桶土栽培，度嶺便船載以來。經宿敗而人馬斃，紫微詩句涉虛哉。
“紫微”指宮廷。乾隆帝吃著荔枝，撫今追昔，靈光閃現，挑起對唐朝宮廷荔枝“傳統認識”的毛病來了。
詩后有一長長的注釋，指出過去人們的錯誤有二，其一就是“經宿敗”。乾隆帝鑒于本朝荔枝由福建桶運而來的現實，指出杜牧“一騎紅塵妃子笑”詩，以及“自南海七日而馳至長安”的說法不可信，因為那樣一來，“其果必敗不可食”。
第二個錯誤是“人馬斃”。乾隆帝認為，唐書等記載“多不實”，因為他了解清朝的驛遞實況：報送軍機要務，一晝夜馳六百里，加急八百里。要跑到這個速度話，每到一個驛站，必須換人易馬，“豈有馳斃之事”！乾隆帝斷言：“唐時馳進荔枝即真，亦斷無不換人易馬之理，一人一騎，豈能直馳數千里乎？”
對于杜牧的《過華清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宋朝時就有人根據史書記載，指出唐玄宗“以十月幸驪山(華清宮的所在地)，至春即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其實”。
可是，今天我們沒有人從根兒上否認《新唐書·楊貴妃傳》所說的：“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既走陸路，清朝時“哈密瓜貢”的做法，也許可以參照——“起貢時，瓜只熟至六分，途間封閉包束，瓜氣互相郁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但問題是，通常離枝的荔枝并不能如哈密瓜那樣能夠“悶熟”而不損其色香味。
皇家所好，臣下們自必絞盡腦汁竭力辦到，且不計人力物力成本，歷朝歷代，莫不如此。那么，清朝人能想到船運荔枝樹進貢京師，唐朝人是否也可以由驛站運送荔枝樹，讓荔枝自然熟呢？也就是說，不必“一騎紅塵”，而是可以慢慢傳送；荔枝新鮮到達，同樣可以贏得千金難買的“妃子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