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沒有人要求中國“下跪”，但世界的反感不是無的放矢
刁女士提到“中國才剛要站起來，全世界就壓着她的頭，要她跪”，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一種典型的受害者敘事，它將外部批評一律視為惡意打壓，而不是對中國外交行為與內政模式的理性回應。
事實上，今日國際社會對中國反感升高，並非因為她崛起本身，而是與其崛起方式息息相關：包括在南海的擴張行為、對新疆與香港人權問題的處置（事實上還有更早期的西藏的處置方式）（註一）、對新冠疫情早期資訊的不透明，以及“戰狼外交”中咄咄逼人的語言姿態。這些行為不僅挑戰國際秩序，也激起多數民主國家的警覺。當然，中共作為極權體制政權，本身就讓現代自由民主國家感覺戒懼，何況中國又是偌大的國家。
中國若真要“站起來”，就應該用一個更自信也更負責、更理性的姿態面對世界，檢視自己在國際秩序中的角色與責任，而不是一味抱怨外界不公、動輒自比為受害者。不反省自己，卻總以為全世界都在打壓她，這才是真正讓人反感的心態根源。
這裡，我再稍提一下川普的關稅政策問題。這對中國確實很不利。不過，理論上，這只是願打願挨的問題。中國如果真能夠完全搞內循環經濟，不跟外界做生意，或者不和美國做生意，美國關稅高又能奈中國何？而美國正是因為受不了長期大額貿易逆差，才來搞高關稅政策。當然，最終目的是要中國去和美國談。談又怎麼樣？如果沒有內在的危機，中國何須對美國下跪？中國依賴外貿，因為內部購買力太低，而後者又源於財富分配極度不平均。問題的根源其實是在內部，是在財富分配，而最終則是在權力分配。
二、批判中共不代表對中國人民的苦難無動於衷
刁女士質疑我對中國人民的苦難視若無睹。這種質疑是對我原文的誤讀。我從未否認中國人民曾歷經巨大的苦難，我反中共正是為了中國能夠理性改革，真正朝向幸福邁進，而中共的革命已經走向死胡同；維護中共，並不是在造福中國，而是在戕害中國。
我也從未完全否定現在的中國在某些領域的發展成就。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成就，就忽視中共在政治壓迫、人權侵犯與資訊封鎖上的問題。正是因為我在意廣大中國人民的尊嚴與福祉，我才更無法容忍一個政權以”苦難的歷史“為正當性基礎，長期壓制異見、逃避問責，並將一切批評都扭曲成對中國整體的侮辱。
簡單說，批評中共，不等於否定中國；正如批評川普，不等於背叛美國。這樣的區分，應是民主社會基本的討論能力。
三、我不推崇阿多諾，而主張思想應該是開放與多元的
我在前文中提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確是因為我比較欣賞人本主義馬克思這種思想傳承。但是，法蘭克福學派並不只有阿多諾，還有很多其他優秀思想家。事實上，若要說我傾向哪位思想家，我更推崇的是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他主張”理性溝通“，強調透過平等、非壓制的討論來追求理解與共識。
哈伯瑪斯並非激進的批判者，而是一位深思熟慮、具建設性的改革派，他的思想為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了持續進化的可能。這也正是我對待政治與思想的態度：不盲目追隨特定理論，而是從中尋找能夠支持人類自由、尊嚴與對話的價值。
若從人本主義的角度重新詮釋馬克思，我們也能發現一個關注人的”異化”(alienation)與自由的馬克思，而不是一個被極權主義扭曲濫用的馬克思。重要的是，思想從來不應被定於一尊，而應在不斷討論中進步與轉化。阿多諾也好，哈伯瑪斯也好，我們都不必把他們視作教主、定於一尊。他們可以自由思想。我們亦然。
四、偏心的委屈：天朝心態下的中國中心主義盲點
刁女士對中國“被打壓”所表現出的強烈委屈感，我願提出一點觀察：這種情緒表面上是對一個國家遭受外部壓力的同情，實則往往是從一種深層的“中國中心主義”出發——甚至是“漢人中國為中心”的想像所滋生出來的情緒反應。
這種情緒往往不是真正同理”中國“內部所有人民的苦難，而是對一個想像中強大、尊嚴不容冒犯的“中華大國”受到外界非議時所產生的心理防衛。它所捍衛的，不是人民，而是一個符號化的政權面子、一種帝國中心的文化幻覺。這是典型的“天朝心態”延伸到當代國際政治的反射性表現。
如果這份委屈感真是出於對中國境內人民命運的關懷，那麼她是否也會為那些流落異鄉的藏人、逃離家園的維吾爾人、被壓制沉默的香港人、長期遭受國際孤立與軍事威脅的台灣人感到同樣的痛與悲？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委屈，是否只是選擇性地為某一種政治想像的“中國”代言，而對實際存在的多數人的自由與尊嚴保持冷漠？
如果一個人對中國的苦難無比敏感，卻對中國體制下的少數民族壓迫視而不見，這種”共感“就不是普世的人道立場，而是一種政治情緒的偏心選擇。而這種選擇正暴露出她所謂”委屈“的根源：不是來自對人權的敏銳，而是來自對權威體制被挑戰的不安。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情緒往往會被政權操弄，將正當的國際批評簡化為對“整個中國”的敵意，製造出全民受害的氛圍，藉此掩蓋體制內部的問題，壓制異議聲音。
真正值得我們珍惜的中國，不應該是那個不容批評、要求全世界為她讓步的“天朝”，而是那個能面對現實、包容多元、願意傾聽不同聲音的中國。唯有如此，中國才能真正“站起來”，而不是在假想的委屈中原地踏步。
結語
在這個充滿分歧的時代，我們最需要的，並不是把思想或政黨標籤化、妖魔化，而是重拾一種理性對話的能力：能夠批評中共，但不否定中國；能夠討論馬克思，但不崇拜教條；能夠質疑主流，但不破壞制度。
我們真正該害怕的，不是誰說了“否定”，而是我們喪失了討論“肯定與否定”的能力。
註一：
這裡面還未包含“蒙古”。這恐怕並不是因為蒙古族對漢人為主的中國從來就心悅誠服，而是蒙古幾乎已經完全被打趴、被分割了。不是在19世紀以後，而是在18世紀以前。準格爾之役打了很長時間，造成了準格爾部蒙古族的近乎滅族式的災難。其實，在文革期間，蒙古族再度遭到沉重打擊。「內人黨」冤案造成重大傷亡。依據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34.6萬人被關押，16,222人被迫害致死， 81,808人致殘。另據估計，內人黨事件中實際有2-10萬人非正常死亡，總共有數十萬人被關押和迫害。連烏蘭夫（前國家副主席）也受到牽連而受到打擊。
另外，回族也未必從來就對漢人中國心悅誠服。在19世紀末，左宗棠的部隊清剿回亂，按照馬長壽根據關中地區的口述調查寫成的《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調查記錄》指出，1869年，清軍北路劉部首先把靈州金積堡周圍全部的回民屠殺乾淨，屠殺全部500多座回民村的回民，殺死了超過五十萬回族人。而這很可能只是回亂屠殺回民的一部分。
“真正的理性，是能夠區分「批評」與「抹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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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你附的视频旁，有另個視频標題為“習近平在俄病危”，你會點來看嗎？
非學有專精的學者宣傳”中國經濟大崩潰“，你會轉帖嗎？
這類造謠者不是卑鄙是什麽？
當認知戰铺天蓋地而來，中國的適度自衛反擊，是可理解的。
在此欄留言，我不是要出風頭。以實名發言，將自己曝露在危險中，愚不可及！但，在此艱險的局勢下，在台灣没有一個人能選擇沉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是的，没有一個人可“站高處，看馬相踢”！
請閣下自省你發表偏激言論的强大動力何來，當你下筆時，摸摸自己的良知，誠實自問，這些言論是真為了台灣人，中國人的和平，還是在火上澆油？
（我真切地反省，在留言時，我是否也因回應了你的有害passion，而傷害了自身的靈性。在udn我朋友没有，仇家倒是一拖拉庫，他們等着要看好戲。你一再把標題上我的名字，這心理我是明白的：）
以下這段話譯自《慕善集》，也分享給大家：
“每當有人愛上屬世之物時，他的心靈就會承受負擔，被拖累而無法上升。這種人的意志，也就是，心的重量、其成見和平衡都傾向於邪惡的東西。
痛苦和試煉就是這樣折磨著整個人類，不論他們是住在城市、山上、修道院、鄉下或沙漠的基督徒。
....為了獲得人的讚美而設計的五花八門的智慧、或權柄、或來自人們的榮耀、或憤怒、或無用的言論、或只是做白日夢和聽閒言閒語、或為了人們的尊敬而好為人師--在各種情況下，把自己獻給一種激情顯然就是愛它。”
（2025/05/11 13:02 留言記錄）
結論看似正確，卻堪議。
前文您問：“滿足哪些歷史條件，國家才能自由化？“我反問：“真理，正義，自由”的人類集體存在模式，可曾真正落實在人類歷史上？“您尚未作答。
整個西方文明史就好像周伯通自個兒左手打右手，現單就以“主體”（Subject）這個名詞來看西方哲學的“互打”演變，再來談“自由”的定義吧。
主體的概念先是由亞里士多德提出，他說“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希臘社會逐渐形成以人為本的主體性哲學，著重於主體的自主性。然而，長達千年的中世纪，人的主體性逐渐被神學所抑制，一直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期，新興資產階级取得話語權，高举人文主義，高呼”自由，平等，博愛“才又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地位，扳回一城。
之後，就實現 “理想國”了嗎？到了後工業化社會，人的主體性随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愈趋不堪，接下來就是無產階级革命的反擊了。
從笛卡爾，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到拉康，福柯，德里…. 光是這個“主體性“的名詞定義，西哲們就充份演繹了周伯通式左右手互搏的錯亂。
你要談“自由“？請先表明是以誰主張的”主體性“為立場，當你預設好對自由的語境，以上的大哲們就會給你南辕北辙的答案。那麽再談geist (精神)與宗教的spirit，可會有結論？這個看似開放性的討論，只會是原地打轉。
讀哲學，有其樂趣，一旦被繞進去，就不妙了。尼采精神分裂了，他難得清醒地說道：真理並非客觀存在的，而是人創造出來，甚至是為了權力意志的需求而必須創造出來的。
以之來看宗教神學亦可。你問，那麽我為何還如此堅信基督？讀哲學的唯一好處，就是它讓我看到以人為主體所發展出來的“理性“是多麽幼稚，脆弱與充满偏見。而人若要與最高層次的聖靈交通，就必須培養出辨别人類語言的假智，才能避開誤區與陷阱。
行文至此，我必須說，西方哲學裏最講直觀的，莫過於馬克思主義了。它的無神論，摒棄所有人為的“神神叨叨“，直指受造物自身。這樣說來，這反倒成為以直觀來”理解“神的最佳途徑了。
謝謝格主不删留言，不把我列入黑名單。
請留住這篇文章及回應，供日後檢驗。
今讀到一篇立論鏗鏘的好文，在此分享。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50510003066-262104?ctrack=pc_opinion_headl_p01&chdtv
愛台灣也愛中國！
此文標题本人名字，把這些天的留言，也集中到這裏。本人甚不喜被斷章取義，强貼標籤。
2025/05/08 07:25
是的，我對所有好戰的國家都恐懼，我不勇敢。我無法想像台灣發生巷戰，在沙灘散步就被地雷給轟了，我無法忍受馬桶没水冲...
戰爭是最下策，所有的殺戮原都是可以避免的。“愛你的鄰舍”太難，能做到的是--各退一步，不挑釁。
中國人不殺中國人？這是wishful thinking。一旦擦槍走火，殺红了眼，人，不管你是誰，就会失去理智。不要再以你對“民主”的熱情去點燃仇恨，為要成就你個人的榮光，要證明你是先知？
請别拿我們當墊背。
前附的影音，你顯然没看。和平，奮鬥，救世界！你我都有責任。
大家都該看看這個影音，尤其是格主。放下你的偏激，讓中國在和平中好好進化。真正的民主自由是得建立在民生均富的基礎上的，廢墟中，何能侈言自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Cwn4ml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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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影音是一位美國學者的演說，與會的全是歐洲人。主要講的是歐盟和北約的地缘政治。
不是一般的台灣名嘴政論喔，標題下得有些悚動，害我差點也不想看，的確該改進。
其實提到中國的部份才不到1分鐘吧？
不預設立場，打破意識型態，開放心胸，聽聽真正理性的思维。
（把這留言提上來，格主将我貼標籤為“中國中心”思维，非常誤導）
2025/05/04 19:58
我再把我之前的兩則留言貼上，以免某些讀者被閣下的“花花心腸”修辭學給繞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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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貴文標題的用的“鏡像”，可是Simulacrum（類像，擬像）？這字在藝術界，尤其後現代主義很愛用，是西方最重要的哲學命题之一，因為它觸及 representation(再現)的危險。
繪畫/雕刻如此，語言學上更是容易以操弄符號直接來取消了真實與客觀，流於虛無，以致人們無法確信自己能以語言准確地來“再現”現實。
我們可以這麽理解：“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思想付諸文字符號後，就已各說各話，衍生無盡的各式解讀，再加上時空變遷，早已不具原初的定義。
到現在還執著於“民主自由“和”共產主義“這八個字的人，其實已掉進一個與現實無關的封閉系统，他們依這兩個名詞的表面意義來建構自己的思想，自我强固意識型態，並以之來制约主體對客體的再現與理解。
格主的近期系列文章已充分演绎了Simulacrum 的陷阱—一種“仿真邏輯”的强化語境，結果就是進一步脱離現實。
我本人亦不認為“綠共”這詞可再現“民主進步黨”的沉淪，但這是呈現給那些認定“共產黨”就是代表罪惡，被這根深柢固語境所制约了人們，一種 “擬像”的語言。
以此較易被了解的擬像—共產黨是邪惡的，來打破另個牢不可破的擬像—民主是神聖的--或許，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鬆動那種對“名詞”的執拗吧？
2.
格主深受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影响，應也知這個學派主要的構建理論就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解放人類”，達到自由訴求，尤其是其理論的“旨趣”。
無奈的是，該學派歷經三代的演變，自以為涵盖西方主流哲學，如黑格爾，弗洛伊德…卻成了一支為反對而反對的雜牌軍，對破壞旣有秩序高度熱情，卻没有能力有實際建樹。
阿多諾（Theodore Adorno）可謂是該學派的第三代的代表，其鼓吹的美學至今仍被許多藝術家奉為圭臬，他的哲學，簡言之，即是一種“否定辯證法”。黑格爾和馬克思雖也是在求否定，但較有變通，否定的否定，可以導致肯定。 Adorno則不然，他死磕到底，他的否定是绝對的否定，是永不含任何肯定的否定。當一派學說走到這份際上，可以肯定的是，除了破壞，就只會是更深的破壞。
藝術家可以随意糟蹋前人的作品求自以為的創新，而一個國家能禁得起這樣的折腾？
貴文提到“ 歷史情境的巨大差異”這句話，您旣然可以接受阿根廷的歷史情境，為什麽就對中國的苦難無動於衷？總是一個勁兒將她往死裏打，不願正視其努力成果？全球有哪個國家能在這麽短的時間裏，提升十四億人民的生計？
而才剛要站起來，全世界就壓着她的頭，要她跪！
看到中國的表現，我常忍不住紅了眼眶。
中國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進程，幸好領導者具辨别力的智慧，未放任西方那類“三手”革命理論肆虐，爽了理論家，滿足少數人的破壞慾，把全民帶向深渊。
2025/05/10 07:54
"文明價值應該優先於民族情感嗎？"
“所以，當文明與民族衝突時，我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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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出一個十足的偽命題，再回以非黑即白的答案。
有點智力的人，立刻能指出其中的謬誤。
讀讀維基吧，以下定義，很基本，卻很中肯：
假兩難（推理、論證）（英語：false dilemma），又稱非黑即白（black-or-white）、偽（假）二分法、偽二擇（選）一法、偽兩面法、雙刀法、二極體思維等，是提出少數選項（一般是兩個，但有可能是三個或更多）要人從中擇一，但這些選擇並未涵蓋所有的可能性的非形式謬誤。
與假兩難推理相對的謬誤有假定一切都有中間解，或者某種中間解是最佳解的訴諸中庸，以及認為對立議題彼此不對立的否認對立等等，像「你要不就是跟我們一夥的，要不就是與我等為敵的」（You'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這類的講法，或諸如將理性與情感、內向與社交、天然呆與腹黑、左派與右派等看似對立的事物視為彼此衝突的屬性的作法，在某些情況下，會犯下此種謬誤。
”任何兩種不同價值之間都可能出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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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的確不是選青菜或蘿蔔那麽簡單。
昨在捷運上碰到幾位海外歸僑（包括一位白人老先生），其中一位老太對旁讓座的小姐聊起旅行經驗：“2，30年回台時，被廁所嚇壞了...到哪兒都得叫計程車..."
今天台灣的乾净與方便，是全體人民的努力，得來不易。對岸也迎頭趕上了。
這一切的”文明“都得在”和平“的前題下才得以進行。
聽任自私的政客，不顧現實，硬是叫戰，激化對立，假民主之名，把台灣玩残，置人民生命於其股掌。引戰，再企圖以戰止戰，自不量力，這是文明進程的必须嗎？
覆巢之下無完卵，廢墟裏何來民主自由？給中國進化的空間，就是給台灣時間。
（這篇旣標题我的名字，就把相關的留言也贴過來。）
5/10/2025
這個題目很大，格主僅憑某位網红簡述歐洲學者的一本書，就 “非常佩服“，令人不禁對閣下向來引以自豪的critical thinking的深度感到憂慮。
16世紀才出現Utopia（烏托邦）這個名詞，最早或可溯及希哲Plato的《理想國》的概念。拉丁文的意思是“烏有之鄉”--不存在的地方。
這個類指名詞，幾乎推動了所有西方的文化思想的實驗與實踐。從文學，藝術，哲學，宗教，乃至經濟，科技… 都可看到Utopia 和Dystopia（反烏托邦）的角力。整個西方文明史就好像周伯通自個兒左手打右手。
無辜的是那堆被亂拳所傷的寡國小民和原住民，非死即傷，而他們原本已有，或正在發展，屬於自己的烏托邦。
你問：“滿足哪些歷史條件，國家才能自由化？“
我也抛出個問題：“真理，正義，自由”的人類集體存在模式，可曾真正落實在人類歷史上？
（别再以希臘城邦為例，那被世代哲學家捧上天，神化了的一小撮貴族，不能代表實質的國家，與全體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