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中共心態其實也經歷過不同階段的變化。雖然反中共大體一直是我的基本態度，但是，是不是可以逐步放下敵意，試著接納中共，這種想法其實也曾經在我心中浮現，尤其在八十年代中的胡、趙時期。但是，六四事件大體是個重要的轉折點；而中共對新疆、香港的統治作為，也讓我對中共不再抱持幻想。

我的社會學訓練背景也讓我對中共有些深一層的認識。譬如。我讀過一種說法，是把馬克思思想分成為四種不同的思想傳承：第二國際（恩格斯）、第三國際（列寧）、結構主義（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人本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其中，“第三國際”傳承被認為最強調暴力鬥爭。毛澤東大體也屬於這一傳承。而中國文化傳統的專制體制對中共的實際作為也有深遠影響。我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共產黨，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共產黨或左派更傾向極權體制。而這種“極權體制”應該是中共危害性的根本問題所在。

對我來說，極權體制，作為一種結構特質，是中共問題的根本。當然，它背後夾纏著或結合著各種不同的元素，也許還包含某種程度的民族性（嚴格說應該是群體的文化性格），但是，它得以普及、得以持續，主要是因為它已經被制度化。而這種體制對人性總是產生傷害。也可以說，中共的根本問題未必是在中共成員本身的道德人格特質，而主要是極權體制的問題。

很多人是以人性的角度來理解或臆測中共，這雖然未必絕對不當，但是，很可能會錯失真正的重點問題。舉例來說，好像高棉人、緬甸人，其實他們多是佛教徒，他們中的一般人平常都表現善良，很好相處。但是，在1970年代，高棉人中的赤棉，卻進行了殘酷的屠殺。死亡人數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而4年前緬甸軍人搞政變，也表現得非常冷酷、殘暴，讓外界感覺恐懼。但這都是那平常顯得善良的族群中的一部分人的表現。所以，這種殘暴行為表現大體與群體的典型性格關係不大，而比較是制度結構在作用。

我從上述政治社會學觀點出發，試著捕捉中共這個統治群體的結構性問題。我認為極權體制、集體主義與鬥爭意識三者的結合，導致中共成為一個危害性極高，而且難以自我轉圜的組織。我特別要強調：這種危害性和中國人的典型性格關係不大；要避免從後者來推論中共在其制度結構下可能的行動模式。

基於以上我對中共組織結構特質的負面看法，我也被近年台灣泛藍人士轉紅的跡象驚嚇到，甚至也因為自己身邊一些人的親共態度而感到不可思議。依我的猜想，這主要有四個重要原因。一是出於民族情感，故有人傾向統一；一是人們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中共，因此低估了中共出於其極權體制的結構性質而可能有的危害性。這就好像在納粹迫害猶太人之初，世人多數不相信納粹會犯下那麼嚴重的屠殺罪行。恐怕連猶太人自己都難以相信自己會遭遇被屠殺的命運。尤其是中共以基建狂魔的姿態做出的建設成績，也讓一些人認為中共的統治成就值得肯定。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原因就是恐懼。人們傾向要屈服於強大暴力，而不是與之對抗；而且，人們也會努力讓自己相信，屈服是正確的選擇，而不是一種道德上的缺失。而為了避免讓自己在道德上感覺不安，一些人甚至可能會努力美化中共。

最後，也許部分台灣民眾會親共的另外一個理由是他們對綠營不滿，覺得被壓迫，甚至是被霸凌，於是他們試圖找到有力的靠山，而中共當然也樂意扮演這個角色。

以上的理由都並不突兀，也不難理解。但是，我會和這些與我背景相近的人的想法背離，一個最關鍵的認知差異大概是對中共危害性的評估。親共者是因為他們並不認為中共有特別大的危害性（甚至還是值得敬仰的對象），所以，他們選擇親共可以說是在諸害中擇其「輕」；也或者他們是由衷心向中共。對他們來說，有可能覺得綠營政府更可惡，是更不可相與的對象。

當然，我已經幾次嘗試提醒，這種評比是大有問題的。我強調「民主主義應優先於民族主義」，具體來說就是台灣不宜基於民族情感而預存對中國大陸的偏好立場。另外，我也提過如下論點：人們容易放大近處所見的惡，而忽視遠處的惡。所謂「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是類似的道理。泛藍因為和綠營的互動較頻繁，也有較切近的利害衝突，所以對綠營格外反感。反之，中共的惡，比較是一種抽象的認知，所以容易被忽略、被低估。中共如何壓迫維吾爾人（還有其他少數族群），我們又沒有親眼看見，又怎麼知道真假，又怎麼會有特別的感覺。中共宰制香港，讓香港人活得很壓抑，我們同樣也沒有什麼感知。就算有人報導，我們也可以認為那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惡意宣傳。至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看事情，是不是有人在操縱我們的感覺、看法，也不難憑先入為主的直覺認定沒有就是沒有。

中共使力營造出某種認知，並且以各種優惠待遇招徠台灣民眾。這些作為顯然不是沒效果。當然，最後，中共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拿下台灣，而且當然最好是兵不血刃。問題是，一些台灣民眾也認為：統一又有什麼不好，大陸現在發展得不是很好嗎？

我以為大陸的發展好，有一部分是假象，是刻意營造出來的印象。譬如都市出現的許多高樓大廈，讓人看了不免有觸動。還有那些高鐵、高速路…。但是，這些建設，儘管被譽為基建狂魔，卻很可能是出於某種特殊資源分配考慮，可能犧牲了底層民眾的利益，而優先發展政績工程；而且工程也可能華而不實。那些高樓大廈眼看著正在出問題。高層住宅變成燙手山芋，因為已經變成居住者的夢魘。還有大量住宅建案變成無人城。高鐵恐怕也會成為導致政府負債的大宗。基建求速，卻未充分考慮其可持續性與社會效益。

也許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些建設無法掩蓋中國當前政治高壓、言論封鎖、司法不公、社會不平等等根本性問題。中共犧牲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水準，來營造基建狂魔的績效。這種剝削式的財富分配模式正在為通縮、經濟衰退鋪路。不考慮實際經濟效益的基建也成為了經濟衰退的部分成因。再說了，統一後台灣民眾究竟是屬於被犧牲還是會持續得到優惠的一群呢？

泛藍的態度似乎把綠營視為主要敵對者，甚至賦予“綠共”之名，強烈暗示其負面存在意義，卻略過或淡化處理對中共的可能批判。這是很矛盾的做法。

也因此，我對使用「綠共」一詞極不以為然。我認為這種用語背後隱含的邏輯是危險的。它將本質上在制度信仰與治理方式上與中共全然不同的民進黨，標籤為類中共政黨，這不僅是誤判，更是混淆視聽。

台灣的民主制度，無論是誰執政，至少還必須在言論自由、選舉制度與憲政秩序的基礎上運作。民進黨當然有值得批評之處，但用「共產黨」這樣的字眼去類比，是對語言與事實的雙重侮辱。這種說法既模糊了真正的敵人，也助長了一種內耗性的政治仇恨，而這卻正是中共樂見的結果。

要真正反共，不只是口頭說說，更應該在認知上保持清明。批判民進黨不代表就可以容忍或淡化中共的危險；將民主台灣的政黨與極權體制混為一談，無異於為真正的威脅打掩護。

所以，我再次強調，「綠共」這種提法是泛藍自我矛盾的表現。

按：

我總是說“反中共”而避免說“反共”，因為共產主義也是個更廣泛的概念。對共產主義，我比較不願意籠統表示反對。說“反中共”，意思較限定，而且暗示中共和一般的共產主義未必盡同。我以為中共又摻雜了傳統中國的所謂“秦制”習性，這就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