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透過訪問大陸及與習近平的會談，嘗試為國民黨的兩岸路線注入新的戰略意涵。從整體脈絡觀察，鄭麗文所推動的新政策，可歸納為五個相互連動的核心取向，構成國民黨兩岸論述的重塑藍圖。
一、以九二共識再定位為政治基礎：首先，也是最關鍵的取向，在於重新詮釋九二共識的角色與內涵。此次鄭習會中，北京刻意淡化「一國兩制」與「統一」的直接表述，轉而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一家人」等較具包容性的語彙，使九二共識重新回到「一中各表」的模糊空間。這不僅顯示中共在策略上由「目的論」轉向「過程論」，也為國民黨重新操作九二共識提供了政治縫隙。
鄭麗文的策略在於：不放棄九二共識，但降低其終局壓力，將其轉化為「反對台獨」的最低政治基礎。這種「去終局化」處理，使九二共識不再是通往統一的單一路徑，而是維持和平互動的制度門檻。
二、在美中之間尋求雙軌平衡：鄭麗文嘗試突破長期存在的「美國決定論」，重建台灣的戰略自主性。她提出「中美關係不用二選一，台灣兩個都要」，其核心意涵在於區分「倚美謀獨」與「親美保台」的差異。在此框架下，與美國的關係不再被視為對抗中國的工具，而是維持中華民國安全與國際空間的一部分。
同時，兩岸關係也不應完全從屬於美中競爭的結構。這種「雙軌平衡」策略，實際上試圖讓台灣從大國博弈中的被動棋子，轉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行動者。北京對此並未強烈反對，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其理解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歷史與現實連結，並不等同於台獨路線。
三、由統一目標轉向和平過程：鄭麗文希望將兩岸論述從「終局導向」轉為「過程導向」。此次會談中，中方刻意不提「一國兩制」，而以「和平發展」為主軸，顯示其策略重心已從追求統一的時間表，轉向維持穩定互動的過程。
鄭麗文亦呼應此一轉變，提出「和平制度化」的構想，主張建立長期運作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例如危機管理管道、協商平台與功能性合作架構。
這種轉向的意義在於：兩岸不再急於解決「最終是什麼」，而是先處理「如何避免衝突」。透過制度化的安排，將和平從政治口號轉化為可操作的現實機制。
四、以中華民族重構共同認同：鄭麗文努力提升「中華民族」作為兩岸共同政治與文化符碼的地位，實際上是將兩岸關係從制度對立，轉化為文化與歷史的連續性。對國民黨而言，這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論述資源，因為中華民國本身即源於孫中山的革命理想。
鄭麗文進一步將台灣定位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參與者與共構者」，而非被動承受者。這種論述強調尊嚴與主體性，試圖化解台灣社會對「被統一」的焦慮，轉而塑造「共同發展」的想像。
五、從兩岸關係提升至文明高度：鄭麗文在會談中提出，兩岸不僅應追求自身和平，更應將台海經驗轉化為全球解決衝突的典範。
這種論述將兩岸關係從區域問題，提升為關乎人類文明發展的課題。其核心理念在於：若兩岸能在高度對立中找到和平共處之道，將對全球提供重要的制度與價值參考。同時，這也形成一種正向循環——兩岸和平可為世界帶來穩定紅利，而國際社會的支持又能反過來鞏固兩岸和平。
這五大取向嘗試展現一個重要訊號：在高度對抗與不確定的時代，兩岸關係並非只有對抗或僵持兩種選項，仍存在透過調整敘事與制度設計，開闢新路徑的可能性。（作者為中央社前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