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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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的小說世界中，漢族被描寫為弱勢群體，而異族成為強勢力量，這是時時復現的歷史境遇，亦是貫穿始終的潛在問題。處女作《書劍恩仇錄》經由《碧血劍》直到封筆作《鹿鼎記》，皆觸及了滿漢之間的複雜矛盾，「三部曲」《射鵰》、《神雕》、《倚天屠龍記》凸顯了漢蒙等族的民族衝突，《天龍八部》則觀照了宋遼兩國漢族和契丹族的滄桑戰事，……一言以蔽之，漢、滿、蒙、回、藏、契丹等多民族共存的格局，甚至羅剎國等西方意義上之「他者」的眈眈虎視，都成為金庸小說有意面對的一種情境。
這種情境不能簡單歸結為（香港）殖民地境遇的寓言或隱喻，原因在於：一方面，香港不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她即將迎來的不是殖民地意義上的「解放」，而是百餘年後的「回歸」；另一方面，「民族?國家」、個人、身份與認同等有待梳理的關鍵詞，是鴉片戰爭之後方才見於中土的命題，在金庸小說所講述的年代從北宋末年至清朝初葉，這些命題尚未以現代的形式清晰浮現，所以它們不能被冒然借用到金庸小說所描寫的歷史時期。然而，「重要的是講述故事的年代，而不是故事所講述的年代」，在敘事者（金庸）親身所處的當代香港，在閱讀者親身所處的當代漢語世界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這些命題，伴隨著上個世紀以來的形形色色的東西文化碰撞，實有難言之隱與切膚之痛。金庸小說豐富凸顯的「民族?國家」的爭端、個人身份與認同的困境、以及歷史記憶的構成等等，實際上透過亦真亦幻的古代形象與人們當下的常識系統，反思了香港乃至廣義的殖民地社會所遭遇的問題，置疑並局部顛覆了任何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偏見。作為作者的金庸，與作為文化解讀者的大眾，在敘述、播散與接收行為的整套運作過程中，達成了對此類複雜問題的想像性思考。本章即試圖把「講述故事的年代」（敘述情境）與「故事所講述的年代」（被述情境）交錯起來討論，而契合點，正是敘述者借古諷今的「民族?種族?國家」命題。
一、「民族－國家」主題的多重寓意
異族入侵與異族統治：「編織情節」的意向性——「華夷之辨」、「保家衛國」觀念的淡化——是展示人性的「個人寫作」還是「民族寓言」或「殖民地寓言」？——私情、大義與男女性別差異——「開明政治」的微妙修辭——漢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的徵兆——「混雜化」的民族主義觀念——「為國為民」的大俠(民族國家賦予男人新的自我定義，還重振了他們的陽剛之氣）——「以情為重」的個人化俠客（無法「昇華」為大俠的性情中人）
如果暫時套用簡單化的二元對立思維，不惜忽略金庸小說的巨大豐富性，那麼可以說，從西藏胡僧血刀老祖（《連城訣》）到吐蕃國師鳩摩智（《天龍八部》），……他們構成了金庸小說否定性的異邦人物形象；從回族少女「翠羽黃衫」霍青桐（《書劍恩仇錄》）到滿清明主康熙（《鹿鼎記》），……他們構成了肯定性的異邦人物形象，兩個不同的系列構成了異邦人物形象的兩個極端。而從宋元之交血肉橫飛、漢族英俠以死盡忠的襄陽之戰（《神雕俠侶》），到明末清初袁承志猶疑於刺殺皇太極、最終飄然隱遁的背影（《碧血劍》），……這截然不同的兩幕場景，又折射出「民族?國家」衝突另一類涇渭分明的兩極。如此信手拈來的異邦人物乃至異族衝突的簡譜，已然足以令金庸小說的各類讀者關注「民族?國家」問題了，更不用提徘徊於漢族價值觀與契丹族身份之間的大英雄喬（蕭）峰（《天龍八部》）、曾被成吉思汗親口封為「金刀駙馬」從而漂泊於漢蒙之間的郭靖（《射鵰英雄傳》），……這一切均可表明「民族?國家」問題在金庸小說的敘事行為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主題。
在金庸小說的浩繁卷帙裡，「民族?國家」問題絕非簡單添加異國情調、回歸漢族中心主義的有趣噱頭，而是凸顯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所能遭遇的困境，以及民族?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除此以外，金庸小說還凸顯了香港的殖民地處境與金庸小說的修辭策略之間一種深刻的聯繫，因為在金庸的小說世界裡，無論是外族入侵正當其時，還是異族宰制已成大勢，這種異族為主、漢族為「僕」的格局，常常成為漢族群俠無法規避的現實。雖然就主要人物個人情感的歸宿而言，「大團圓」式的收場不乏其例，但是就政治命運與民族氣數而言，幾乎全是無可奈何、令人扼腕的局面，這一安排雖不能唐突命名以「殖民地」（香港）的境遇，然而可以象徵性地凸顯被殖民者的心態。再者，金庸作品的播散之廣，已然遍及漢語生存的每一個角落，所以某種意義上，金庸的小說又借助如此廣泛的閱讀行為，舉隅法式地提示出全球語境中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若干當下的處境。
馬國明在《金庸小說與香港》中指出，金庸的武俠小說大多發生在特定的歷史時空，通常漢族處於外族統治或是外族入侵的威脅之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族入侵是故事的有機部分而不是佈景。他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除《雪山飛狐》和《飛狐外傳》之外，都試圖在外族統治的現實底下尋找一種可行的政治解決方案。 馬氏的洞見乃是他辨析出同為「外族入侵」，「佈景」與「有機成分」之間存在著重要差別，但是說「金庸的武俠小說……試圖在外族統治的現實底下尋找一種可行的政治解決方案」，卻值得商榷。作為一種不可小覷的娛樂性文類，金庸的武俠小說因為包含了深邃的政治寓意，令觀者論者無法視而不見，然而金庸所完成的畢竟是虛構性敘事，與其說它尋找一種可行的政治解決方案，不如說它通過訴諸讀者情感的娛樂行為，誘發了一種烏托邦衝動，並提供了一幅想像式的解決圖景。它既發人深省，又妙趣橫生，可就是不能當真。
金庸小說的「民族?國家」問題，便在如下三種文化想像的圖景中展開：1、早期文本渲染個人意義上的俠客（小俠）借助「民族?國家」這一實體，昇華成「為國為民」的大俠；2、中後期文本使「民族英雄」式的大俠走向了個人化俠客這一維度，並以錯綜複雜的「混雜性」境遇，公開置疑了純粹的「民族?國家」觀念，批判了漢族乃至任何一族的中心主義傾向；3、從始至終，金庸小說的整套文本又借助中土武功文化(尤其是少林武功)的異域來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本土化努力，在置疑武功姓漢姓胡的二元對立思維、置疑武功(文化)之「本真自我」的同時，亦微妙地呈現了「揚華抑夷」的情結。總而言之，金庸常常選擇外族強於漢族的歷史時期「編織情節」 ，其微妙之處在於，小說的政治修辭傾向於淡化或者瓦解「華夷之辨」，而文化修辭卻暗中凸顯了「夷不勝華」的內在旨歸。
在發軔之作《書劍恩仇錄》中，正義與非正義的差異，相關於權力的強弱之分，而非種族民族之別，強權者為非正義的一方，而弱勢者成為正義力量的代言人。面對滿清皇族的強權統治，同處弱勢的漢族群俠與回族部落結成了天然聯盟，民族的劃分並非絕對排斥漢族之外的其他異族，而是有所選擇。但是，陳家洛之所以率領紅花會群豪與滿清朝廷對抗，乃是臨危受命，帶有明顯的被動與力不勝任的色彩，而且他時時陷溺於兒女私情。在全書行將收束時，他與香香公主、霍青桐三人在黃沙廢城讀到了羊皮古卷的傳奇。陳家洛讀完瑪米兒寫成的古冊，
陡然一驚，身上冷汗直冒，心想：「比起這位古代的姑娘來，我實是可恥極矣。我身系漢家光復大業的成敗，心中所想的卻只是一己的情慾愛戀。我不去籌劃如何驅逐胡虜，還我河山，卻在為愛姊姊還是愛妹妹而糾纏不……」
他苦思之下，打定主意：「光復大業成功之前，我決不再理會自己的情愛塵緣，她兩姊妹從今而後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妹子」。
感佩於為殺暴君而甘願犧牲自身貞潔的回族少女瑪米兒，感佩於她為部族為丈夫所達成的雙重獻祭，陳家洛終於陡然認清了光復漢室的使命，使小我得到一次有限的昇華。但這昇華只是短暫地化解情障，是從「民族?國家」角度重新界定自我的一種啟悟。而香香公主這一形象亦頗耐人尋味。她似乎是希臘海倫式的絕美女子，然而這種相似僅僅是外在容貌上的。海倫似乎是戰禍的根源，是「部落、世系、家族之間交換的……女人」 ，是被爭奪的禮物或戰利品，她似乎被戰事的頻仍攪擾得心神不寧；而香香公主的主動獻祭，所做出的則是有意識的自我犧牲，她秉承她所聽聞的更為古老的部族神話??「勇敢貞烈」的美麗姑娘瑪米兒犧牲生命、犧牲愛情，終除暴君的故事 ，是嘗試以一己之軀，換來整個部族的安寧。換言之，她所親踐的是關於犧牲的主題，而她最後所化成的一灘碧血，更是將血本身轉化成傳奇與吟唱，轉寫成一個部族的古老往事，一個子孫後代回味傳誦的悲涼謠曲。
需要指出的是，在處女作《書劍恩仇錄》裡，已然潛伏了「華夷之辨」、「保家衛國」的觀念逐漸淡化這一「意向性」的種子，在全知視角的觀照中，乾隆皇帝本人具有介乎漢人與滿人之間的模稜兩可的身份，已成民族主義陳詞濫調的「華夷之辨」在異族的最高統治者身上，發生了混淆和錯亂。雖然紅花會群雄屢屢公開對抗滿清朝廷和異族統治，但因為陳家洛出於兄弟情誼對乾隆的感召與輕信，反而縱容了異族統治。這種出於漢人家族觀念的血緣親情，在鐵血政治的土壤裡並無根基可言，亦真亦幻的同胞兄弟的血緣神話，無法戰勝現實環境的險惡與乾隆皇帝的權力慾望。
《射鵰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的民族主義意識雖然較為明朗，但仍存在多義性，郭靖與蒙古王室的親近關係佔去《射鵰》大半的篇幅，而且「沙漠蒼茫」的蒙古甚至一度成為郭靖母子躲避漢族奸臣追殺迫害的一方淨土，一處避難之所，直到成吉思汗由金國籠罩下的弱勢者變成對中原虎視眈眈的侵略者時，郭靖的俠義行徑才終於從糾纏於局部不公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昇華為憂患滿懷的「為國為民」狀態，此一心態，借丘處機之口一語道破，
蒙古雄起北方，蓄意南侵，宋朝君臣又昏庸若斯，眼見天下事已不可為。然我輩男兒，明知其不可亦當為之。希夷先生雖是高人，但為憂世而袖手高臥，卻大非仁人俠士的行徑。
這種憂國憂民的民族主義意識，以及與異族侵略者的對抗姿態，正是儒家傳統借助「忠」的觀念，所塑造成形的典型產物。《神雕俠侶》中獨來獨往的楊過亦受郭靖夫婦情愛事小、「國事為重」之襟懷所感染，陡然領悟「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含義。他原本欲圖用郭靖夫婦的首級換得情花之毒的解藥，以便與小龍女長相廝守，並兼報殺父之仇。啟悟之後終於拋棄了一己之念，與郭靖共抗外敵。 在金庸筆下，岳飛、袁崇煥這樣的民族英雄「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實以一身之生命關中國之全局」 ，連黃藥師這樣的疏狂孤傲之士，也常說「只恨遲生了十年，不能親眼見到（岳飛）這位大英雄」 。金庸早期作品的這種「民族英雄」的形象，竟然會使素來牽掛個人情感、家庭生活、並藐視儒家道德倫理的精靈古怪人物黃蓉，發生了內在性的轉變，
郭靖手執長劍，在城頭督師。黃蓉站在他的身旁，眼見半爿天佈滿紅霞，景色瑰麗無倫，城下敵軍飛騎奔馳，猙獰的面目隱隱可見，再看郭靖時，見他挺立城頭，英風颯颯，心中不由得充滿了說不盡的愛慕眷戀之意。他夫妻相愛，久而彌篤，今日強敵壓境，是否能再度將之擊退，誰都難以逆料。黃蓉心想：「我和靖哥哥做了三十年夫妻，大半心血都花在這襄陽城上。咱倆共抗強敵，便是兩人一齊血濺城頭，這一生也真是不枉了。」
這是個人得以昇華的瞬間，是一個女人因為愛一個男人，因為愛一個以國事為大的男人，從而也得以超越自身的時刻。對於男性群俠來說，「民族?國家」是他們沖決個人樊籠，成為大俠的必由之路；而女俠，像黃蓉這樣因為愛男人而進一步愛國家，在金庸小說中，並不是一個普遍的場景，它甚至屬於鳳毛麟角。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派武俠小說中，黃蓉式的自我昇華在金庸小說中屬於異數，然而在中國古代的歷史演義中，卻是一個常見的主題，其典型人物如穆桂英，也恰恰是因為愛楊宗保而效力於朝廷，楊門女將、十二寡婦征西，所凸顯的全是婦代夫命、保家衛國這一類主題。無論怎樣，引人注目的是，如此昭昭然與外族入侵者公然對抗、視死如歸的民族氣節，至《射鵰》「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倚天屠龍記》卻趨於曖昧不明。在漢族與外族的多元性關係中，在異族為主、漢族為僕的情境下，民族大義逐漸成為一個被懸置的客體，或者說，變成一個被質疑的問題。馬國明認為在《倚天屠龍記》中「專以驅除蒙古人為己任的明教」被稱為魔教，並受到正教「九大派嚴重敵視」，「外族統治的嚴重性又突然模糊起來了」 ；林凌瀚則持有異議，認為張無忌的主要功績便在於「安內攘外，消弭明教與『正派』的紛爭，一致抗元」， 馬氏與林氏的辨析各有千秋，但是金庸此處更暴露出一種曖昧性，即，張無忌的抗元意志蒙上了一層明顯的被動和軟弱色彩，這種軟弱與被動甚至帶有愛情至上的個人主義傾向。而蒙古郡主趙敏，更是不惜叛國叛父，向張無忌一吐真情：
你心中捨不得我，我甚麼都夠了。管他甚麼元人漢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漢人，我也是漢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儘是甚麼軍國大事、華夷之分，甚麼興亡盛衰、權勢威名，無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個你。你是好人也罷，壞蛋也罷，對我都完全一樣。
女人放棄自身的「民族?國家」身份與認同，全心全意歸屬於一個男人，不管他姓甚名誰，不管他何族何種，也不管他是正是邪，總而言之，男人成為女人最後的、唯一的歸宿，而女人對此無怨無悔，這是金庸筆下的女子最為絢麗也最為悲哀的一幕 ；而意亂情迷的張無忌，此時此刻，簡化為一個陷入情網的男人，一個溺情者，一個捨棄了其他身份的「純粹」的情人。於是，張無忌本人的身份也一如金庸大多數的作品一樣發生了意味深長的混亂：他似乎是反抗元朝的英雄，可是他最終所選擇的戀人卻是蒙古權臣的女兒趙敏；他辛辛苦苦重整旗鼓的明教，卻被朱元璋之流所篡取，他已經一反壯志驕陽的英雄氣概，放棄了恢復漢室江山的使命，成為「民族?國家」矛盾之下一個個人化的逃遁者。面對亂世，張無忌的那份疏懶與超然，事實上已與軟弱無異，他選擇歸隱山林、為趙敏畫眉取樂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這與其說展露出一絲縱任性情的瀟灑，不如說透出幾分解甲歸田式的無奈。
至於《鹿鼎記》這一超載的文本，這一充斥著多義性話語的「反武俠小說」，更使得「種族?民族?國家」衝突一顯撲朔迷離之貌。被九難師太笑稱為「古往今來第一小滑頭」的韋小寶，便是一個在多種權力、多種價值觀、甚至在多個女人間斡旋的人物。反清復明這一明確的政治主張被康熙皇帝的廉政英明所「問題化」，而且所謂的外族亦不僅僅是中華本土內部的滿族，還有凶悍的羅剎國亦即俄羅斯民族。經由康熙皇帝這一開明君主，中華內部的民族矛盾在某種意義上被轉化成「一致對外」的清政府與羅剎國的「種族?民族?國家」衝突，韋小寶後來率師打敗羅剎兵，最終簽定拓地固邊的尼布楚條約，此功此績之萬世不沒，直叫敘事者如是慨歎：
此約之立，使中國東北邊境獲致一百五十年之安寧，而羅剎兵東侵受阻，侵略野心得以稍戢。自康熙、雍正、乾隆諸朝而後，滿清與外國訂約，無不喪權失地，康熙和韋小寶當年大振國威之雄風，不可復見於後世。
……
此界碑所處之地，本應為中俄兩國萬年不易之分界，然一百數十年後，俄國乘中國國勢衰弱，竟逐步蠶食侵佔，置當年分界於不顧，吞併中國大片膏腴之地。後人讀史至此，喟然歎曰：「安得復起康熙、韋小寶於地下，逐彼狼子野心之羅剎人而復我故土哉？」
「抗外禦侮」的大獲全勝，使得滿族與漢族的內部衝突讓位於空間以及種族意義上的中原本土與「狼子野心」的羅剎國之間的抗衡，並且由於滿清朝廷的抗侮功績，實際上是「漢人」 韋小寶「天與人歸，…平了羅剎，為中國立下不世之功」 ，異族統治的相對合法性得到認可。細究起來，如此傾向早在《碧血劍》中已然初露端倪，「韃子皇帝」皇太極未得漢室江山，先關懷中原百姓的疾苦，欲為天下百姓做事，「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只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袁承志聽了這些話，只覺句句入耳動心，渾忘了此來是要刺死此人，內心隱隱似盼多聽一會，……」 《鹿鼎記》則借康熙之口，再次為異族統治致以辯辭：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我）父皇是滿洲人，我親生母后孝廉皇后是漢軍旗人，我有一半是漢人。我對天下百姓一視同仁，決沒絲毫虧待了漢人，為什麼他們這樣恨我，非殺了我不可？
如果此處還是異族皇帝本人的自我辯護，以及對漢人狹隘民族觀念的質問，那麼，韋小寶的旁述與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反響，則屬於漢人在某種程度上認可滿清異族統治的旁證。《鹿鼎記》行將收尾處，韋小寶告知顧、黃二人康熙讀了黃宗羲所撰《明夷待訪錄》，一代大儒們「吃了一驚」，深恐「一場大大的文字獄」又將興起，誰知韋小寶說康熙「這些日子中天天讀黃先生這部書，不住讚你做得好，括括叫」，眾人放心之餘，
黃梨洲道：「原來韃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韋小寶乘機說道：「是啊。小皇帝說，他雖不是鳥生魚湯，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較，也不見得差勁了，說不定還好些。他作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過得比明朝的時候好。兄弟沒學問，沒見識，也不知道他的話對不對。」
顧查黃呂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開國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皇帝崇禎，若不是殘忍暴虐，便是昏庸糊塗，有哪一個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當代大儒，熟知史事，不願抹煞了良心說話，不由得都默默點頭。
此處需要加以補充的是，漢族大儒的明察事理與草莽英雄的方剛血氣（也許有亂逞血氣之勇的嫌疑）之間，恰恰形成一種微妙的不同。查繼佐道：「……可是韃子佔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嚥不下去」，幾人計議立韋小寶為帝，韋小寶大驚失色，決計不從。與群儒相比，天地會群豪顧不能辨析也不願辨析皇帝本人昏庸還是英明，他們所耿耿於懷的只是民族身份的異同，無論如何，萬萬不可讓非漢族的成員統治漢人。但草莽英雄也發現了康熙皇帝的勵精圖治、深得民心，即便是以一種憂慮的語氣，天地會之一員李力世也不得不承認，「韃子皇帝年紀雖輕，卻是十分精明能幹，又會收羅人心。天下百姓對前朝已漸漸淡忘。再這般拖得幾年，只怕韃子的江山就坐穩了。」 他們試圖勸韋小寶帶領眾人尋機刺死韃子皇帝，而韋小寶卻「決計不干」。群雄所想的，乃是「天地會和韃子不共戴天」，韋小寶卻不得不在天地會與滿清朝廷之間斡旋，對雙方都講義氣，其結果當然不是揭竿而起、驅除韃虜，而是行刺的舉措一拖再拖，終至無成。
雖然就清代歷史而言，滿人入主中原日久，又經康乾盛世，其文化層面逐漸漢化，滿漢之間同化融合之程度漸深，漢人對滿人的夷夏之防亦漸淡薄， ，然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既然韃子皇帝比漢人皇帝更懂得勤政愛民，有什麼理由要把他推翻？此便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鹿鼎記》寫作時期）香港經濟起飛、教育日趨普及，再加上經過天星小輪加價暴動、六七年「反英抗暴」等一連串騷亂後港英（尤其七一年麥理浩上任以還）大力推行社會福利，使香港邁入「現代」時期，從而培養出香港人對港英的歸屬感等諸般情況，有著隱約呼應的關係。
「被殖民者無力自治，而要依附於開明殖民者」這一處境，恰恰應和著70年代香港殖民地的境遇。而韋小寶的雙重身份或者說尷尬處境??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至友和重臣，又是反清復明組織天地會的香主，正是香港本土居民與即將獲得的中國身份以及英國殖民者之間關係的一個隱喻。於是金庸小說對於此類複雜情境與心態的書寫，便恰如芭莫 (Amgelika Bammer)所洞察，林凌瀚所刻意發揮的，「文本的置換運作正好配合港人本身 被殖民的置換處境（即身份被轉移、延宕、壓抑）：對中國既緬懷又疑懼，對殖民統治則欲拒還抑的心態下，認同的對象既此亦彼，同時又非此非彼，他我之間不輟協商，無時或息。」
但是，開明政治的問題這道悄悄呈現的敘事裂縫，與香港處境的關聯是雙向的，一方面，開明政治或者說異族統治成為一個可被接納的事實，另一方面，金庸仍舊不忘書寫漢族群俠的武功勝利，這也意味著漢民族的文化勝利，從而以曲筆的方式，再次確認漢民族的本位。因為為被統治者的漢人屈從於滿清統治者僅僅是一個方向，另一個維度則是異族統治者對於漢族文化的認同，「此時期中，謂為異族蹂躪中夏之時期可，謂為異族同化於中夏之時期亦可。蓋華夏之文化，冠絕東方，且夙具吸收異族灌輸文化之力」 。滿清開明君主精細研讀漢人典籍，歎服漢儒的洞識，並隱隱有心心相印之感；皇太極雖然所學有限，自陳「我讀漢人的書，始終不易有甚麼長進」，但仍舊歎到：「漢人的學問，不少是很好的」 ；面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康熙）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 。而中華武功作為一種「物戀」對象，對於異邦異族的深刻吸引，更是武俠小說刻意渲染的一個母題。康熙最初與韋小寶比武練習，採用的是滿洲人的摔跤絕技，後來卻用上中華本土武當派的上乘功夫。除此以外，康熙甚至還嚮往披起夜行衣，模仿漢俠的行俠仗義；乾隆本人「甚耽漢人之文化」 ，附庸風雅，到處題詩，雖被金庸解嘲為「才高六斗，詩成八步，…比當年曹子建少了兩斗，多了一步」 ，然而滿清皇帝公然以漢文詩詞為喜好，這種「戀物癖」式的自我漢化行為，既是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亦屬武俠小說裡將「異族」最高統治者加以漢化的一種「狂想」 。
除此之外，這種漢民族本位思想，也表現在金庸小說漢族男俠與異邦女子的情感關係上。《倚天屠龍記》中，波斯女子小昭為救張無忌等人被迫重返故國，臨別前如是與張無忌依依惜別：「此後咱們東西相隔萬里，想要再服侍一次，也是不能的了」，話語之間明顯透露出小昭寧作張無忌的丫鬟，也不願成為波斯的女王，此情此景充分表露了漢族男性中心主義傾向。蒙古女子趙敏獻身於漢族男俠張無忌，亦舒緩了漢民族主體所深藏的受制於異邦的創傷記憶，所謂的抗元大俠形象的刻意營造，以及蒙古郡主的決然歸依，正是對於這種創傷記憶的想像式治癒，它是以文化書寫的方式，改寫著被異族凌辱的集體潛意識。雖然蒙古元朝統治漢人、滿洲清朝宰制漢人，乃是無法更改的一樁史實，但金庸小說以虛構的傳奇，將其轉換為漢俠個人生活的勝利，而且金庸小說中常有異族女俠對漢族男俠的深情與歸依，卻沒有漢族女俠與異域武士的兩情相悅，這仍舊帶有「天朝德威遠被」的漢本位色彩。
即便如此，如果說金庸的作品中存在著民族主義傾向，那麼，這也是一種「混雜化」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作者本人的態度，還是作品所呈現的面貌，都與那種「純粹的」或者「單純的」民族主義有所不同，現代時期的文公直以明代忠臣于謙為主角，寫出《碧血丹心大俠傳》，於1930至1933年分集出版，其自序聲稱：
頻年羈旅海濱，鬱鬱寡歡，長日無聊，每弄文自遣。旋受《太平洋午報》之聘，任編輯，鞅掌之餘，即讀海上新出版物，以覘近代文化之趨向。是時，除因革命高潮之澎湃，社會、經濟之作，如雨後春筍，蓬勃叢茁外，其餘雜誌小說漸趨入頹廢淫靡之途，論者每慨歎為每況愈下，喪失我雄毅之國民性……志欲昌明忠俠，挽頹唐之文藝，救民族之危亡，且正當世對武俠之謬解，更為民族英雄吐怨氣，遂有《碧血丹心》說部之作。
顧明道作《荒江女俠》的意圖自陳如下：「余喜作武俠而兼冒險體，以壯國人之氣。曾在《偵探世界》中作《秘密王國》、《海盜之王》、《海島鏖兵記》諸篇，皆寫我國同胞冒險海洋之事；或堅拒外人，為祖國爭光者」 。平江不肖生的名作《江湖奇俠傳》雖有「怪力亂神」之嫌，但其另一部經典作品《近代俠義英雄傳》轉而描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的故事，則頗能凸顯中華男兒之陽剛氣概、一掃「東亞病夫」之恥。30年代武俠小說的民族主義敘事傾向大多以刻意凸顯中華武功之威力為能事（如霍元甲嚇跑俄、日、蘇格蘭武士），金庸則一反前賢，從《天龍八部》開始，他已經明顯地置疑民族主義傾向與種族劃分裡的價值判斷，等到公開論述他筆下最耐人尋味的人物之一韋小寶時，金庸更是直言不諱：
中國歷史又充滿了漢人屠殺少數民族的記載，使用的手段常常很不公道。我們有一種習慣，在和外族鬥爭中，只要是漢人做的事，都是應當受到讚揚的。班超偷襲匈奴使者，所用的方式在今日看來簡直匪夷所思，等於中國駐印大使率領館員，將蘇聯駐新德里大使館放火燒了，殺盡蘇聯大使館人員，嚇得印度和中國訂立友好條約，於是中國大使成為百世傳頌的民族英雄。
其他國家的歷史其實也差不多。英國、俄國、法國等等不用說了。在美國，印地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國白人高出了多少。
考慮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始終存在一個困境，中國的民族存在著多樣性，民族內部的矛盾和統一，一直質疑著純粹的民族國家身份。金庸則在自己卷帙浩繁的武俠小說裡顛覆了正/邪、大漢族/外族、大中國/蠻夷之邦的二分法，對於個人的情感、義氣等個人性價值觀予以高揚，並重塑了一系列複雜的個人英雄與民族英雄形象。其筆下的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等人物，與文公直等武俠小說作家的霍元甲式的形象相比，幾有霄壤之別。金庸的男性群雄們時常摻雜著幾絲纏綿悱惻的個人私情，使得男性主人公要麼乏力自振，要麼壯志未酬，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轉寫為「俠之大者，為民為情」。一般說來，「『俠』主要是一種浮游於天地間的特殊的精神氣質，不應該把它局限為一種職業」 ，而且這種精神氣質在現實世界必將附著於「民族?國家」這一實體，該實體既是豪放不羈的俠客加以抗拒的對象，又是他們藉以將個人意氣「昇華」 為浩然正氣的一個中介。雖然大多數武俠小說所提及的民族與國家的歸屬感，在很大程度上專屬於男性，而且這種歸屬與認同能夠賦予男性人物以「民族?國家」主體意識並重振他們的陽剛之氣， 可是金庸並未完全認同於這種歸屬感，他也不願意讓其男性英雄的自我形象借助「民族?國家」得以昇華。
在陳家洛那裡，「反清復明」乃至「驅除韃虜，還我中華」，不過淪為歷史的浩蕩長風中孤獨高揚的一面旗幟，一個終究不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虛幻的姿態。金庸的男性主人公往往搖擺於重整河山的宏圖大業與刻骨銘心的一己私情之間。《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直到《雪山飛狐》之中，最落落寡歡、心牽魂系的仍舊是香魂已逝的香香公主，而不是重振漢室江山的未竟功業。換言之，金庸在錯綜複雜的「民族?國家」關係中，突出的是個人化的兩性關係中多愁善感的層面，這種可感可佩的個人性情感生活，與那些偉大的事件、波譎雲詭的故事、還有傳統文化的細節相比，其實並非稍遜一籌，而是難分軒輊，或者說相映成趣、互為補充。金庸筆下的主要男性人物??陳家洛、袁承志、楊過、張無忌、狄雲、胡斐、段譽、令狐沖，他們佔了十四部長篇小說主人公的絕大部分，所扮演的實際上是一個未忘國恥家仇的多情者，而不是重整河山、統領群豪的民族英雄。他們的為情歸隱與所謂的「功成身退」，也是個人面對無法解決的困境時，以個人、愛情、價值重建與歸屬問題，提供一種想像式解決方案。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解決，或者說是貌似解決而實際上無能為力的解決。
二、身份的「混雜」與歷史記憶缺失症
「種族?民族?國家」衝突下個人身份認同的困境與悲劇——胡漢恩仇——純粹身份的坍塌與「混雜性」身份的浮現——大、小民族主義之分——認同政治中的「悲悼」與「憂鬱」——異族統治下的文化傳承與集體記憶——說書世界：集體記憶的建構抑或另一類模糊改寫？——被異族奴役者混亂的記憶清單：有所記憶又時時遺忘
「由秦迄今，二千餘歲耳，然黃帝之子孫，屈伏於他族者三百餘年；北方之同胞，屈伏於他族者且七百餘年」 ，創傷記憶歷歷在心，「種族?民族?國家」矛盾迫在眉睫，在動盪不安的「種族?民族?國家」衝突迫在眉睫之際，個人的身份是什麼？個人如何向某一群體認同並獲恩准？有家有國的個人究竟如何被安置？這是無法規避的境況。「身份問題會變得如此複雜甚至殘酷，再不是靠認同於某一種文化價值可以穩定下來」， 而且身份認同的確立，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價。《書劍恩仇錄》中出身漢室的乾隆皇帝，被偽裝、被修改並被限定為一個滿族後裔，他的漢族身份將永遠被否定並被禁止，只能私下題匾祭墓、修廟建園，偷偷表達對漢族父母的孝心和有限的認同 ；《射鵰英雄傳》中李萍在成吉思汗以性命相要脅時，諄諄教誨郭靖「不可忘本」 ，值此生死攸關的轉折關頭，這個不能忘卻的「本」，就是即便遭受外族強權的侵害凌辱，也仍舊不屈不撓的本土文化的「根」，這種對於「本」的執著與對於「根」的固守，一如這種寧死不屈的骨氣所凸顯的，並非大漢族沙文主義，而是作為一個擁有確定的「民族?國家」身份的人所能展示的信念與尊嚴。
即便如此，郭靖仍舊無法抹殺在「苦寒之地」的蒙古塞外曾經擁有的溫情記憶，那是躲避漢族奸臣追殺、與蒙族華箏公主共同成長的體驗，還有少年時代起就與蒙族四王子拖雷、神箭手哲別的友誼，只有到了與蒙古大汗反目成仇之時，郭靖身份的混雜性和不純粹性，才公然成為一個問題。但該問題及其所表露的境遇，最多構成一種痛苦的矛盾，尚不能形成對郭靖本人所承襲的價值觀念乃至個體生命的真正威脅。相形之下，《天龍八部》裡的蕭峰所面臨的以及所承擔的，則要慘烈悲壯得多。他所肩負的漢人和契丹人這雙重身份的重壓，以及對南朝丐幫和大遼國、對契丹生父與漢族養父忠孝不能兩全的尷尬處境，使得他最終以個體的生命為代價,熄滅宋遼兩國十年的戰火，從而「以身飼虎」般地化解了「種族?民族?國家」的衝突，身體力行了一種象徵性的、富於悲劇色彩的解決途徑。 蕭峰一死，對於契丹君主和中原群豪構成了雙重衝擊，
耶律洪基見蕭峰自盡，心下一片茫然，尋思：「他到底與我大遼是有功還是有過？他苦苦勸我不可伐宋，到底是為了宋人還是為了契丹？他和我結義為兄弟，始終對我忠心耿耿，今日自盡於雁門關前，自然決不是貪圖南朝的功名富貴，那……那卻又為了甚麼？」
對於遼國君主耶律洪基來說，此際縈繞心中的榮辱勝敗，仍舊附著在「大宋─大遼」的利益消長與兩個民族的歷史恩怨之上，而中原群豪則如是議論：「他自幼在咱們漢人中間長大，學到了漢人大仁大義」 ，這是明顯的漢族中心主義論調，不足為訓；「喬幫主果真是契丹人嗎？那麼他為什麼反而來助大宋？看來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傑」 ，這仍舊是從維護漢族利益的立場出發評判蕭峰的所作所為，只不過在刀光血影面前終於能夠有限地突破自身的民族偏見，論天下英雄不再以「種族?民族」劃分為前提。在考察金庸小說裡漢族與異族的依存與對抗方式時，維護領土、抵禦外侮的抗爭行為與標榜「中原」和「漢族傳統」的自戀性機制之間是有所不同的，後者有可能淪為「一種固執而惡性的中心主義的存在」 。
面對蕭峰之死，無論是漢人還是遼人，出於一種偏狹的民族主義立場，都不能理解喬（蕭）峰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以天下蒼生為念」、「保土安民」的動機和壯舉。慕容博欲圖聯合吐蕃、西夏、大理以及遼國復燃戰火，割據中原，不惜以坦然受死成全蕭峰的殺母大仇，面對此番境遇，蕭峰大義凜然，不為所動，他踏上一步，昂然說道：「你可曾見過邊關之上，宋遼相互仇殺的慘狀？可曾見過宋人遼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遼之間好容易罷兵數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鐵騎侵入南朝，你可知將有多少宋人慘遭橫死？多少遼人死於非命？」 ，在蕭峰的反詰裡，宋人和遼人同為戰爭的受害者，而不再是單純的對立者或是相互仇恨者。邊關征戍之苦所殃及的，既有宋人，也有遼人。喬（蕭）峰所稟賦的漢族和契丹族的雙重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慈悲襟懷，使他在動盪不安、水深火熱的「民族?國家」衝突裡，洞察到宋遼雙方的苦難與無辜。
於是金庸所賦予的郭靖、蕭峰等人的身份，便包含著一種明顯的「混雜性」 （hybridity） ，這種「混雜性」以韋小寶最為突出。作為妓女的兒子，他從來不知父親的種族、民族與姓名，甚至「父親是誰？」這個問題起初他從未想過。這意味著，「父親」永遠是一個「無名者」，他在韋小寶的記憶中成為一種缺失，一片長久的空白。他是作為一個孤兒、一個被剝奪了父子血脈相承關係的棄兒、一個甘於認可這種被剝離狀態的孤零零的個體而存在的。這種父親一直缺席、父親的「種族?民族?國家」身份曖昧不明，因而造成兒子的「種族?民族?國家」身份模糊不清的狀況，既喻示了年輕的子一代與父親一代似乎與生俱來的、永遠無法彌合的斷裂，又喻示了子一代解決身份危機、達成血緣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可能性將永被擱置。當韋小寶佯裝被殺，重歸揚州，尋訪父親的身世與身份時，他與作妓女的母親有一段對話，
韋小寶將母親拉入房中，問道：「媽，我的老子到底是誰？」韋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韋小寶皺眉道：「你肚子裡有我之前，接過什麼客人？」韋春芳道：「那時你娘標緻得很，每天有好幾個客人，我怎記得這許多？」
韋小寶道：「這些客人都是漢人罷？」韋春芳道：「漢人自然有，滿洲官兒也有，還有蒙古的武官呢。」
韋小寶道：「外國鬼子沒有罷？」韋春芳怒道：「你當你娘是爛婊子嗎？連外國鬼子也接？辣塊媽媽，羅剎鬼、紅毛鬼到麗春院來，老娘用大掃帚拍了出去。」韋小寶這才放心，道：「那很好！」韋春芳抬起了頭，回憶往事，道：「那時候有個回子，常來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裡常說，我家小寶的鼻子生得好，又點兒像他。」韋小寶道：「漢滿蒙回都有，有沒有西藏人？」
韋春芳大是得意，道：「怎麼沒有？那個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唸經，一面唸經，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著我。你一雙眼睛賊忒嘻嘻的，真像那個喇嘛！」
這就是金庸封筆之作最後的文字，一個明顯亦莊亦諧、寓意深刻的開放式結尾。梁啟超曾經區分了「小民族主義」與「大民族主義」，前者乃「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後者乃「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 ，韋春芳這樣的妓女所稟賦的，便是一種個人化的、情緒化的「大民族主義」，一種並不狹隘的「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藏」的東方「大民族」意識，或者說，一種廣義的黃種人「中心傾向」，她所堅拒的，則是種族膚色全然不同的「羅剎鬼、紅毛鬼」，是在生理特徵方面差別甚大的「異類」，在她的意識表層，她毫不猶豫地將「血系、語言文字、住所、習慣、宗教、精神體質」 判然有別於漢族的俄羅斯人指認為敵人；而從韋小寶的「民族?國家」身份之謎出發，那麼韋春芳面對「漢滿蒙回」嫖客來者不拒的「寬容」姿態，則給韋小寶的身份永久地籠罩上一層無法辨識的迷霧，於是，純粹的「種族?民族?國家」身份在韋小寶身上，在《鹿鼎記》這部爭議極大的巨著裡轟然坍塌，被質疑並被反諷。
霍米‧巴巴在討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關係時，曾頗富洞見地指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身份都帶有某種「混雜性」，兩者之間充斥著「含混」與對抗，這令二者之間充斥著異質性的、多元化的對抗性空間，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裡，異族統治者與漢族群俠百姓之間，不但存在著外族強勢者因為主動研析中土文化而帶來的內在思想空間的混雜，以及蕭峰、康熙、乾隆、韋小寶式的身份的混雜，而且存在著郭靖式的生活空間與情感空間的不純粹性，以及張無忌式的對抗異族統治的含混性。
個人身份的「混雜性」所導致的是個人認同的舉步維艱。這種困境不僅僅是血緣和文化意義上的，也表現在個人的價值觀與趣味方面。金庸小說的男主人公往往存在一種愛情至上的價值觀，《飛狐外傳》中陳家洛一出場，便「臉色憂鬱，似有滿懷心事」，當胡斐將他誤認為滿清重臣福康安而與他過了致命的一招後，陳家洛「隨手揮送，瀟灑自如」地化解了胡斐的攻勢，「身子微微一晃，隨即坐穩，臉上閃過一絲驚訝，立時又回復了先前鬱鬱寡歡的神氣」 從現代視角看，這是一個「悲悼與憂鬱症」的患者，而
憂鬱症患者是一個不能克服一件珍愛之物的喪失從而最終把喪失感內化的人。……憂鬱症患者異於其他悲哀者之處，就是他顯示出一種虛妄的自我貶毀的症狀。因為喪失的本身意義對患者來說一直是潛意識的，所以喪失的感覺會向內轉，使他覺得他自己完全無用，好像一個不公平地被拋棄的人一樣。
陳家洛念念不忘的是香香公主而不是恢復漢室江山的大任，楊過（《神雕俠侶》）在十六年的時間苦苦守候的是小龍女（平生心血所凝乃是一套「黯然銷魂拳」），擊殺蒙古大汗則是金庸「為增加小說之興味起見」 有意虛構的閒筆，而最具陽剛之氣的蕭峰（《天龍八部》）悔恨不已的是被他親手誤殺的情人阿朱。在金庸筆下，指點江山的男性俠士的「珍愛之物」是他們所鍾情的女子，這種「英雄氣短」的瞬間，這種「悲悼」或者「憂鬱症」的時刻，是一種個人性的徵兆。而且，諸如此類的憂鬱感受也無法得以外化而只能深藏於內心，甚至找不到可以發洩、控訴和斥責的替代物。於是，這種不能轉化成「貶毀他者」的「自我貶毀」，便呈現為一種萎縮和無力的狀態，一方面，它標示出他們是不公亂世、以及冤孽情緣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它也提喻式地表現了「為民為情」的男性俠客無法逃避類似的挫折，亦無法融合「私情」與「大義」的命運遭際。
如果說武俠小說這一被文學史所邊緣化的文類，以及俠客，這一被歷史所邊緣化的群體，形成了一種非中心化的「內容與形式」的結合，那麼，這些為國仇私恨所糾纏的受壓迫者本身，有沒有被武俠小說美化或者「神話化」的趨勢呢？他們是否如周蕾所言，「通過一種獨特的象徵性位置?? 一種無權力的位置 ??獲得道德性的勝利」 呢？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男性主人公這種被放逐、被拒絕的狀態，並不等同於周蕾借助南茜‧阿姆絲特朗（Nancy Armstrong）和列奧那德‧特能 豪絲（Leonard Tennenhouse）分析《簡‧ 愛》時所刻意闡發的「一種以表現自我為『無權力』分子來支配他人的暴力典範」 ，像陳家洛這樣的被剝奪權力者，不是試圖支配「瘋女人」的簡‧愛，而是一個政治角鬥場上的失敗者，一個出於民族大義、深摯情感而作出主動犧牲的情場失意者，同時也是敘事者所肯定的、摒棄暴力的「道德」與「正義」層面的勝利者。
在身份危機、認同困境之中，金庸不僅凸顯了異族強勢者的外在壓制，而且觸及了弱勢的漢人面對中國文化之承傳時所遭遇的問題。在文化征服與文化對抗的複雜過程中，異族在文化上漢化，既是有據可查的史實，也是漢人的一種幻想，外族人以認同華夏文化為歸宿，成為漢人所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然而韋小寶的「文盲」性質卻揭示了這樣一種令人擔憂的狀況：漢族被統治者、或者原住民的文化承繼問題不一定必然受害於異族入侵和異族統治，文化健忘症一方面可以是異族統治者或殖民者所致使，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被殖民者自身的惰性所造成。《鹿鼎記》中「韋小寶用錯成語，乃是家常便飯，絲毫不以為意」 ，「堯舜禹湯」被他說成「鳥生魚湯」，「駟馬難追」韋小寶老是說錯，「什麼馬難追」、「……馬難追」、「那個馬難追」，甚至還有迎合蘇菲亞公主的「三頭馬車難追」，「完璧歸趙」等成語更被韋小寶肆意發揮，竄改原意，……相形之下，反而是韃子皇帝更熟知中國傳統文化。正如林凌瀚所指出的，成語的道聽途說、誤記誤用，實際上是異族統治下文化遺忘症的具體症候， 而韋小寶的胡說八道、道聽途說的行為，其深意恰恰在於令讀者自然聯想到香港的語言混雜問題??英文的混入，英語、粵語、國語的等級差異和交互運用，正是韋小寶語言混雜的潛在寓意。而更為嚴重的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痛史實與教訓，竟被韋小寶言差語錯地說成「嘉定三賭」，還暗暗嘀咕嘉定人賭術必是了得，這段文字便可揭示韋小寶的心態：
（他）年紀幼小，滿洲兵屠殺漢人百姓的事，只從大人口中聽到，並未親歷。 在宮中這些時候，滿洲人只太后一人可恨……其餘自皇帝以下，個個待他甚好，也不覺得滿洲人如何兇惡殘暴……是以種族之仇、家國之恨，心中卻是頗淡的。
行至後文，當康熙尚且為自己族人昔日入關之暴行痛定思痛、心存懺悔時，屬於受害漢人之後裔的韋小寶卻如是勸慰康熙：「當時的確殺得很慘啊。揚州城裡到處都是死屍，井裡河裡還常見到死人骷髏頭。不過那時候我還沒出世，您也沒出世，可怪不到咱們頭上。」 昔人王船山憤慨於滿清異族的殘忍以及漢人的懦弱與臣服，曾經激烈言辭，認為對於此等夷狄「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 ，然而世易時移，韋小寶當下所收到的實惠，使他已然忘卻、或者根本不曾記住屬於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慘痛文化記憶，這種自我遺忘或者自我完成的記憶缺失，判然有別於清初漢儒忍辱負重、被迫屈從異族統治的行為。
然而韋小寶所患的又並非完全徹底的記憶缺失，他深深浸淫於傳統的戲文與說書世界中並樂此不疲。金庸寫道：
揚州市上茶館中頗多說書之人，講述《三國誌》、《水滸傳》、《大明英烈傳》等等英雄故事。這小孩日夜在妓院、賭場、茶館、酒樓中鑽進鑽出，替人跑腿買物，揩點油水，討幾個賞錢，一有空閒，便蹲在茶桌旁聽白書。他對茶館中茶博士大叔前大叔後的叫得口甜，茶博士也就不趕他走。他聽書聽得多了，對故事中英雄好漢極是心醉……
韋小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豪氣義氣，包括救助身復重傷的茅十八，其價值觀念的塑造成形，說書作為建構記憶的一種藝術載體實在功不可沒。韋小寶的機智謀略大多來自戲文說書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收服王屋山派傚法「臥龍弔孝」，法場掉包救茅十八套用《法場換子》、《搜孤救顧》的情節，對俄之戰，則戲劇性地、大雜燴式地拼湊《三國演義》：
這位將軍頭戴紅帽子，身穿黃馬褂，眉花眼笑，賊忒兮兮，左手輕搖羽扇，宛若諸葛之亮，右手倒拖大刀，儼然關雲之長，正乃韋公小寶是也。
他縱馬出隊，「哈哈哈」，仰天大笑，學足了戲文中曹操的模樣，只可惜旁邊少了個湊趣的，沒人問一句：「將軍為何發笑？」
然後他接連滑稽模仿式地使出「七擒七縱」、「諸葛亮火燒盤蛇谷」（他活學活用成「韋小寶尿射鹿鼎山」）、「周瑜群英會戲蔣干」等妙招，大敗羅剎國人。在某種意義上，諸葛亮一直是漢民族世界的偶像人物，但在西南少數民族的傳說之中，孔明卻是一個反面的、惡魔式的形象，孔明「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在其羽扇綸巾的瀟灑機智之中，亦包含一定程度的濫殺無辜。有意味的是，《鹿鼎記》以戲仿手法，將韋小寶置換成諸葛亮，將諸葛亮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置換成韋小寶與紅毛羅剎鬼的關係，這種改寫方式本身突出了對「種族?民族?國家」問題重作評價時的複雜境情，並質疑了中國漢族史官代代書寫的漢族屠殺異族的「合法性」歷史敘述。
讓我們再回到韋小寶個人記憶的成因，這個小說世界裡面所展現的橫亙於朝廷與江湖之外的說書世界，使得多少社稷興亡、國仇家恨、身後榮辱的歷史經驗和衝動因而得以延續播散，
其時明亡未久，人心思舊，又不敢公然談論反清復明之事，茶坊中說書先生講述各朝故事，聽客最愛聽的便是這部敷演明朝開國、驅逐韃子的《英烈傳》。明太祖開國，最艱巨之役是和陳友諒皤陽湖大戰，但聽客聽來興致最高的，卻是如何將蒙古韃子趕出塞外，如何打得眾韃子落荒而逃。大家耳中所聽，是明太祖打蒙古韃子，心中所想，打的卻變成了滿洲韃子。漢人大勝而韃子大敗，自然志得意滿。是以明朝開國諸功臣中，尤以徐達、常遇春、沐英三人最為聽眾所崇拜。說書先生說到三人如何殺韃子時，加油添醋，如火如荼，聽眾也便眉飛色舞，如醉如癡。
說書行為，或者本雅明意義上的「故事講述者」 ，整合並昇華著聽眾的歷史記憶與當下沉重的體驗，從而使被異族所奴役的人們在快意聆聽之際，抵制著可能患有的憂鬱症、歷史健忘症和本土記憶缺失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一針見血地指出，「認同…無法被回憶，（它）必須被敘述出來。」 這就是說，認同是由某種敘事和言語建構而成的。換言之，個人的、集體的、民族的和國家的認同，恰恰是被歷史、文化構造出來的產物。所謂的「民族英雄」是靠（官方）歷史的書寫、乃至民間文化的口口相傳塑造出來的，歷史的真相往往被意識形態的強權、民間大眾的渴望所修改和遮蔽。歷史感本來支離破碎的韋小寶卻完整無缺地保存著一份聽書的記憶，這位揚州茶坊中的理想聽眾更是將《大明英烈傳》聽了個滾瓜爛熟，而且在草莽英雄茅十八面前反過來充當了說書先生的角色，說到明太祖愛將沐英平定雲南一事，雖然有信口雌黃之嫌，但也還唾液橫飛，有聲有色，令本已赤膽忠心的草莽英雄茅十八更是熱血沸騰，倍增對於前朝英烈的仰慕之情。
然而在韋小寶這裡，沉痛的國仇家恨並不是切膚之痛的歷史記憶，而褪變成他肆意發揮的遠古傳奇，他本人的慷慨激昂、熟極而流，並不能增強他本人的歷史感受力，以及對自身亡國奴處境的清晰體察，他把沐英這位前朝猛將視為「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派他來保太祖皇帝駕的，豈同凡人？」 ，便是一個極富深意的例證。將前朝英雄神話化、非歷史化，意味著將內心記憶模糊化，於是在異族統治的情境裡，被壓抑的個體既有所回憶，又時時遺忘，記憶的清單混雜如斯，這正是弱勢者歷史記憶錯亂的一種症候。
三、武功（文化）的「本真」與「混雜」
武學譜系與師承淵源：「華夷之分」與二元對立思維的局限性??破除華夏/夷荻之分：比武的文化蘊涵??「揚華抑夷」的情結的具體症候??對武功/文化「純粹性」、「本真性」的有力置疑??對不同種族、民族、國家、文化遭遇之問題情境的複雜書寫
錯落含混的記憶清單，無「武」無「俠」的複雜情境，在金庸「金盆洗手」之作《鹿鼎記》中，成為錯綜複雜的本土/異族之間對抗/交流的具體症候。然而通觀金庸十四部武俠小說，武學武功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徵性表述，乃是貫串始終、無可或缺的一個層面，也是武俠小說與其他文類構成區別的最為獨特的層面。武功的遊戲功能，文化蘊涵，及其與身體相關的敘事策略和「本文的愉悅」，其不可規避的問題指向之一，乃是武功(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物戀」對像)的本土性與異域性、本真性與混雜性。
考察「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武學譜系，一套繁複的等級秩序與師承淵源，貫穿於金庸十四部長短篇作品。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在回部磁山的神秘玉室，發現流傳於西部回疆的漢籍《莊子》。回族古人阿里憑《莊子》第三篇《養生主》的「庖丁解牛」一段，「懂得了空手殺敵之法」。 而陳家洛復受阿里啟發，悟出「空手制敵」的絕頂武功，大勝「火手判官」張召重。流落於異國他鄉的武功/文化漢籍，經由異族武士的體悟，再巧遇漢族傳人而發揚光大。於是在這個精巧的故事裡，異國他鄉不再是充滿凶險邪惡或是異國情調的刻板形象，而是成為漢族俠士對武功大徹大悟的轉捩點。這種對於異域空間與本土典籍(文化的實物，亦是象徵之物)的重新書寫，鋪設了一段本土至異域再回歸本土的複雜的武功/文化流程，從而在武功/文化的傳承方面，留下了本土/異域人士共同解讀的印記。
在「射鵰三部曲」當中，最受矚目的武學典籍乃是《九陰真經》、《九陽真經》兩大奇書。《神雕俠侶》最後一章《華山之巔》，在重新封過「東邪、西狂、南僧、北俠、中頑童」之後，突然出現少林寺儒雅高華的覺遠和尚及其徒兒張君寶兩個高手。師徒二人無意間研析《九陽真經》而習得曠世武功，而這《九陽真經》，乃是達摩老祖在《楞伽經》梵文原著的夾縫中，「親手書寫的一部經書」。 那麼，習得達摩祖師親撰之《九陽真經》的張君寶(三豐)、張無忌等漢族俠客，究竟是異域武功的承繼者，還是本土武功的開創者？俠客師承淵源的問題，直接導向了金庸小說的高明武功是誕生於中華本土還是來自異邦的疑問。項莊發現金庸小說最初的版本與修訂本在《九陰真經》的出處上，有一個巨大的改變。《射鵰》最初說《九陰真經》是梵文著作，後來的修正本則易梵為漢，而且明言為北宋時黃裳所作。其實除了「易梵為漢」這一語言的改寫，金庸還將此經易佛為道，從而與中華本土文化搭設了更為源遠流長的關聯。此黃裳本是文官，奉旨印刻五千四百八十一卷《萬壽道藏》，為防錯字，細心校讀，竟於數年內不但「精通道學」，而且「無師自通，修習內功外功，竟成為一位武功大高手」。後遇強敵、遭毀門之災後，在深山修煉四十年不忍埋沒，著成《九陰真經》。 於是，原本用梵文書寫的《九陰真經》被金庸在修訂本中，改寫為漢人撰述的道家寶典。
相形之下，達摩老祖的《九陽真經》這部佛家經典，竟然成書早於《九陰真經》八百餘年。《九陽真經》在兩種版本中，皆達摩老祖所撰，最初本由天竺文字書寫，而並非中華本土著述。《倚天屠龍記》中，張三豐背熟半部《九陽真經》，便已開創武當一大門派，細究出處，天竺武功乃是漢族頗具代表性之武功的始祖。 在項莊看來，張無忌所學的「乾坤大挪移」與「聖火令」乃是波斯武功，他雖然戰勝少林三神僧，卻受挫於初習《九陰真經》的周芷若，然而無論怎樣陰陽相生相剋，畢竟是在天竺神功與波斯神功之間鬥法。 《神雕俠侶》中楊過從獨孤求敗的遺著獲益匪淺，而獨孤求敗雖非來自天竺、波斯，但「獨孤」乃是胡姓，究其武功根底，多半繼承域外。《射鵰英雄傳》中郭靖的「降龍十八掌」是丐幫獨門武功，但來歷不明，項莊如是打趣：「雖不能指為舶來品，但也無法證明為國貨」 。
潘國森則援引如下文字，作了有力的質疑，其一是，張君寶(三豐)數年之後，便已悟到：
達摩祖師是天竺人，就算會寫我中華文字，也必文理粗疏。這部九陽真經文字佳妙，外國人決計寫不出，定是後世中土人士所作。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侶。假托達摩祖師之名，寫在天竺文字的楞伽經夾縫之中。 (著重號為筆者所加)而張三豐的弟子俞蓮舟與張翠山重逢，講述張三豐對武功的精思時，說：這《九陽真經》據覺遠祖師說是傳自達摩老祖。但是恩師言道，他越是深思，越覺未必盡然。一來真經中所說的秘奧與少林派武功大異，反而近於我中土道家武學；二來這《九陽真經》不是梵文，而是中國文字，夾寫在梵文的《楞伽經》的字畔行間。想達摩老祖雖然妙悟禪理，武學淵深，他自天竺西來，未必精通中土文字，筆錄這樣一部要緊的武經，又為甚麼不另紙書寫，卻要寫在另一部經書的行間？……或許這是少林寺後世的一位高僧所作，卻假托了達摩老祖的名頭。 (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由此潘國森斷言「九陽真經」姓「中」不姓「印」。項莊與潘國森各自的洞見雖結論有所分歧，但其思辯的邏輯，還是固守在華夷之分的二元論對立上。而在筆者看來，姓「中」姓「印」的問題遠不如另一個問題重要：即，某一武功（亦指涉文化）、門派（亦指涉文化機構）的沿襲與獨創，不可能空前絕後，本土文化與異邦文化相互交流與相互滲透的過程，常常導致一種「混雜」的新質。固守華夏/夷荻之分這一簡單化、絕對化的傾向，根本無法解釋自我/他者文化交往的複雜情境。《天龍八部》中成長於中原的契丹裔英雄蕭峰與少林和尚比武之際的對話頗為意味深長：
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絀，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
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別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別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眾人的敵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別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璣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著極輕微的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干係。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 (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在這場《天龍八部》中最為凶險豪邁的比武之中，蕭峰以「華夷之辨」回應「夷夏之防」，有力地置疑了固守「華胡之異」者的盲點與荒誕。少林武功在中土與其他門派的「牽連」，以及本土化的長久歷程，置疑了武功的單一自足性（autonomy）和純粹性，其實也置疑了文化的自足性和純粹性。在多種文化交流、共存的環境中，文化的「純正的」「本真自我」是不可能存在的。就不同「種族?民族?國家」的交往過程而言，破除本土/異域執拗的傲慢與偏見，才是各種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發展的軌跡與遵循的策略。金庸本人亦坦陳：「我相信多元主義可能更合理一點，事情不要絕對化。」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破除「夷夏之防」的傲慢與偏見的同時，金庸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還葆有一種持久的關愛與信賴， 其潛意識中可能還是深藏著「揚華抑夷」的情結。異域奇人或者身懷絕技的胡僧向中華武林的挑戰，其類型固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但其間最富本土/異域文化筆試意味的，是異域高手向座落中原本土、由漢族高僧代代鎮守的「天下第一名剎」少林寺的宣戰。《倚天屠龍記》開篇不久，即寫到一張紙箋，神不知鬼不覺地赫然放在少林寺羅漢堂降龍羅漢佛像的手中，箋上墨沈淋漓、筆勢挺拔遒勁：「少林派武功，稱雄中原西域有年，崑崙三聖前來一併領教」 。
經過一番有意的延宕以及一個精巧的敘事圈套，原來「崑崙三聖」並非三人，而是一個琴棋劍三絕的「長臉深目」、瘦骨稜稜的中年白衣人，其幾近唯一的異域特徵，只是一雙「深目」，而他在「小東邪」郭襄面前所展露的絕技，竟是以古紋斑斕的瑤琴彈奏中原失傳的古曲《空山鳥語》、《百鳥朝鳳》，還有中原傳統技藝??圍棋。他對於中土文化的熟諳與領悟，即便像郭襄這樣家學淵源得天獨厚的「小高士」，也自驚奇讚歎不已。敘事至此，此「深目」白衣人一副傳統中國文化裡刻意渲染、而又屢見不鮮的定型人物??閒居狂生、遺世高人之相，只是當解救郭襄之困，「以極巧妙身法，閃避極剛猛敵招，這等武功身法另成一家，和中土各家各派著名的武學均自不同」 。
就本質而言，「崑崙三聖」何足道是一個內在漢化了的西域人，而受其挑戰而處於危急時刻的少林寺，其護法者竟然是身纏鐵鏈的挑水和尚覺遠，以及在藏經閣中掃地烹茶的小廝張君寶；換言之，戰勝異端式挑戰者的，不但不是名門正派的傑出人物，而是受懲罰、被忽視的漢族「小人物」，這奇崛之筆在漢族/異族對抗之際，也蒙上了明顯的戲仿等級尊卑的色彩。
甚至「異域」武學奇才的武功師承，亦可在漢人漢籍之中找到源頭。《天龍八部》中蕭峰的父親契丹人蕭遠山神功蓋世，一舉擊敗少林派玄慈、丐幫幫主汪劍通等中原武林高手，而他刻在石壁上的「遺書」則點明師承：
……余受業恩師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