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曰：「食色，性也」，飲食與性，是人的本性。不過，這其中的「性」卻是隔著神祕矇矓的面紗默默地在中國流傳著，但不代表著古代中國的性文化有如荒蕪的沙漠一般空乏淒涼，事實上「性」在古代中國可是多采多姿，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保守、愚昧與落後而己！只是受到日後禮教的嚴格束縛，只能在檯面下一直延續至今。從前正統的中國史學多強調政治史，或許去探討一下古代中國的性文化，可以讓我們更全方面地了解中國文化的多樣性。

 

坦蕩時代-先秦至唐

基本上，先秦至唐時的中國，對於性的態度比較開放。在原始時代的兩性生活是屬群婚雜交狀態，「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一方面可以從長久以來被稱頌的聖賢出生的神話、傳說略知一二。常可從古書上看到一些非凡人物都是「感應於天」、「受之於神靈」，他的母親才懷孕分娩的。例如商朝的始祖契，其母名為簡狄，嫁給了帝嚳，但是卻沒有生下一兒半女。後來到祭祀高懨，吞下了一顆燕子蛋，即「玄鳥之卵」後生下了契；周后稷之母「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其他相關的例子不勝枚舉，之所以會出現這些神話、傳說，一方面想要藉非凡人物的「特殊出生方式」來替他們戴上神聖的光環之外，另一方面是這些非凡人物出生時「不知其父」，後人「為尊者諱」，於是強調他們是「感天而生」。實際上，簡狄、姜嫄等人都是在祭祀高懨時受孕，高懨在古代是掌管男女、生殖之神，每年會有一個祀高懨的節日，青年男女在祭祀完畢後，就可以在郊野進行性行為。如此一來，簡狄、姜嫄應該是在這種情形下受孕的。

 

後來因為生產方式的改變與規範兩性之間的關係，逐漸產生了婚姻制度，原本以女性為主的母系社會也轉變為父系社會，但社會上對性的態度沒有相當嚴格的規範。春秋戰國時代，上層階級的貴族有極大的性自由，婚外性關係相當普遍，《左傳》裡就記載了不少這方面的事例。除此，貴族婦女在性方面也擁有相當程度的性自主。漢武帝的姑母館陶公主寡居，收養一名年輕人董偃，後來成為自己的情夫。漢武帝去探視姑母時，還尊稱董偃為「主人翁」；南朝宋的山陰公主更是跟皇帝抱怨：「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於是皇帝替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首就是山陰公主的男寵。至於唐代，較為人所熟知的自然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她在性生活的開放上招致後世不少的批評與責難，當時也有臣子上奏談論此事。不過實際上，當時對武則天收納情夫並不反對，一方面是因她是孤家寡人，另一方面女皇帝就等同皇帝后妃成群，也有多夫的權利。當時反對的是朝廷對於性的風潮太過招搖，勸武則天要節慾，不要讓性醜聞滿天飛。

 

在婚姻上，如結婚、改嫁再婚、離婚等，這個時期的婦女也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在許多古代重要的典藉中對此圴未採貶抑的態度。而儒家的經典《禮記》上甚至還有一段奇怪的記述：「三月而廟見，稱來歸也。擇日而祭於襧，成婦之義也」。這段話是說新婚的女子，要等三個月之後行廟見之禮，才算獲得正式的身份。也就是指若三個月之內雙方相處不和諧，仍可取消婚姻。如果這段期間女子去世，也仍不能算是男方的媳婦。似乎有點類似現今社會談論的「試婚」！

 

在締結婚姻時總會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講法，這句話早在先秦時代已有之，後世多以為是父母親可以任意安排子女的婚姻，但其原先的含義與後世解釋的不同。父母之命，指的是婚姻須得到父母的贊同；媒妁之言，指的是一種禮儀。從《後漢書．梁鴻傳》記載的事例可以了解到古代女子能夠有選擇婚姻的自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這個時期女子夫死再嫁或離婚再嫁是相當普遍的。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著名戀愛故事，是在卓文君寡居時發生的，然後再嫁給司馬相如；曹操還曾告訴其妻妾「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的話。在離婚方面，女子還可以主動提出離婚的訴求。在漢代，如果丈夫操行不良或有惡疾、家貧難以共同生活以及男女雙方家庭矛盾尖銳，女子在這些前提下可以提出離婚，這不僅是法律所認可，也為社會大眾所接受。而唐代在兩性關係上較中國其他朝代更為開放，也比較沒有貞操觀念。據遺留下來的數份唐代離婚文書中可以得知男女雙方是協議離婚，另外這些文書似乎都有既定的格式，由此可推斷可能當時協議離婚相當普及。

 

緊縮時代-宋至清

唐代之前對性開放的態度到宋代開始轉變，走向極端保守。宋代的理學家們強調「禮教」，禮教的理論與觀念早在先秦時代就有典藉記載，但是要經宋代以後的理學家們不斷地大聲疾呼與言論，才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生活的重要力量。「禮教」，廣義地說，是「恭儉莊敬」，狹義地說，是「男女授受不親」。什麼是「男女授受不親」？就是男女的身體不能隨意相互接觸。原先並未嚴格規範，但到了後來的一些做法只能用荒謬與殘酷來形容。元代有位寡婦馬氏，因生乳瘍，有人告訴她要立即就醫，否則就有危亡的可能，她卻說寧死也不能讓其他的男子見到自己的身體，最後竟因此而亡。馬氏的行為可說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語最具體的表現。事實上，就連醫生看病，也必須遵守男女之別的原則。明代李梴在《醫學入門》中曾談到：「如診婦女，須托其至親先問症色與舌，及所飲食，然後隨其所便，或症重而就床隔帳診之，或症輕而就門隔幃診之，亦必以薄紗罩手」。

 

宋明理學家對於禮教的理論與觀念都是從儒家經典而來，但是孔孟皆主張要「發乎情，止乎禮」，遇有特殊情況可以權衡變通，例如當嫂子落水，快要淹死時，就可以身體相互接觸，把人救起來。可是宋代以後的這些衛道人士，卻扭曲了儒家原本合理的意思，專注一些不合人性的事物上，只能「存天理，去人欲」。實際上，能真正做到並做好「禁慾」的人根本少之又少，連理學大家也不例外。朱熹不斷鼓吹「革盡人欲，復盡天理」，但是後來卻被監察御史揭發他言行不一，告發他曾誘使兩名尼姑作妾，他的大兒媳在兒子死後卻懷了孕。這一醜聞讓朝廷大加震動，皇帝也下旨要懲罰他，朱熹也沒辯駁，反而立即上表謝罪，承認所有的過錯，還在文中痛罵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如此，朱熹向來道貌岸然的形象蕩然無存，表現出理學家的虛偽與醜惡，無怪乎當時反對派稱理學為「偽學」。

 

今日社會上雖民風較開放，但仍有不少人有「處女貞操」的情結。中國古代對處女貞操如何檢驗的方法，最早見於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養生方》一書，即守宮砂，就是食用過朱砂的死蜥蜴粉末點在女子的手臂上作驗證。這種方法流傳日久，卻不必認真看待，而且雖然最遲漢初就有檢驗處女的方法，並不代表受到重視，仍是要到宋代之後對於處女貞操的要求才大為勃興。

 

宋代以後愈來愈要求女子的貞節。朱熹有個朋友陳師中，其妹夫去世，朱熹寫信力勸他督促其妹守節，不要有改嫁的念頭。到了明清兩代，由於書藉的宣傳，政府的大力鼓勵，在社會生活中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力。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元年下詔旌表節婦，還規定「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其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這是中國朝廷第一次為嘉獎貞節所發佈的命令。這個詔令一出，進一步強化女子守貞的行為，因為一方面可為家族爭光（旌表門閭），另一方面又有經濟上的利益（除免本家差役）。清朝也持續地推動與號召，在這種情勢下，所謂「節婦」、「烈女」愈來愈多。據估計，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但至明代竟高達36000人！

 

可是這些「節婦」們一旦走上「守節」之路，就必須要忍受靈與肉的煎熬。在長期孤寂蕭索的守寡生活中，有時情欲的爆發是難以自制的。有的是受到外在的刺激，但仍然把持住「貞節」。荊溪有某婦，十八歲即守寡，有次見到亡夫的遠親，不覺心動，到了夜晚，「欲往奔之。移燈出戶，俯首自慚，回身復入，而心猿難制。又移燈而出，終以此事可恥，長嘆而回。如是者數次」。有的則是利用折磨肉體的方式來抑制性衝動。青城子《志異續編》中記載某一節婦夜晚獨眠，輾轉不寐，就拿一百個銅錢丟落地上，再一一將銅錢找回，等全部撿完之後早已身心疲乏，便可順利入睡。

 

由於強調男女之防與禁止淫邪，為了使人禁慾並方便自我反省，明清時代流行一種「功過格」。功過格本來是道教徒用來輔助自己進行道德修養的工具，後來流傳至民間，因為方便好用，廣為大眾採行。功過格內容包羅萬象，其中也有不少關於禁慾的內容，比較著名的有《十戒功過格》、《警世功過格》等，以量化的方法就可以計算自己累積了多少「過」。不過種種相關的內容可說是要讓人成為一個「六根清靜，一切皆空」的聖賢，因為就連無意間碰觸女眷也要記一過！作色情夢也要記一過！更不用談其他更嚴重的行為了。另外，也可從所定「過」的多少看出古人對此問題抱持的輕重程度，如性犯罪上，若性侵害尼姑是記過最重，萬惡不赦。性侵害寡婦或處女，一千過。但如果對方是僕人之妻，則有二百過，因為僕人地位較低。如果侵害的對象是妓女的話，則罪更輕，僅有五十過，因為其社會地位更低。

 

現象探討–娼妓、同性戀

何謂娼妓？即「為男子提供性服務的女子」。一般來說，娼妓的起源多與宗教有關。希臘著名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記載古代巴比倫有「聖娼」，也就是巴比倫的婦女一生必須要有一次到神廟去，與給她錢的男子交合之後才算完成對神的任務。而古代印度也有類似的制度，稱為「佛陀之娼」。但至於中國娼妓的起源是否與宗教有關，則現今遺留下來的證據不多，因此爭議也很大。有學者認為殷商時代有「巫娼」的存在，其性質就與巴比倫、印度的情況類似，但也有人主張中國古代並未出現過類似巫娼的痕跡。但不管如何，娼妓在人類歷史上由來已久，一直延續至今。

 

中國娼妓若以服務對象為區分，可分為宮妓、官妓、營妓與家妓等。宮妓與官妓、營妓都可以說是官方經營的娼妓。宮妓主要是提供音樂舞蹈用來娛樂天子；官妓則為是各級文武官員服務；營妓就是為軍人提供服務。這種官營娼妓的出現通常可追溯至春秋時齊桓公設置「女閭」；營妓的起源則是越王勾踐是為了討伐吳國，將一群寡婦安置於山上，是要「使士之憂思者游之，以娛其意」，是用來安撫將士。至此以後，中國官營娼妓的傳統持續了約兩千年之久。不過原則上官營娼妓是不以賺錢為目的，而是由政府對她們進行「官給衣糧」的供給制。所以，官營娼妓可以從官府獲得衣糧而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她們只須為官府執役，就是服務官員或外來使節等。至於不受官家管轄的私妓，主要以賺錢為目的。其起源據現今的資料推斷至少唐代以前已有之。私妓至晚明時期更趨繁盛，而且已經出現純粹僅以出賣肉體為業的下等妓女。到了清代，因為雍正皇帝取消賤民階級，也就是終止了千餘年的樂籍制度，取消了官妓，遂使得私妓一統整個中國，從而沿續至今。除了官妓、私妓外，還有家妓，是養在貴族、豪門中的妓女，可說是主人身份、地位與財富重要的象徵之一。

 

一般人往往把賣淫與妓女聯想在一起，可是在古代，容貌美麗、能歌善舞且可吟詩繪畫的妓女可是讓皇帝、文人士大夫爭相著迷追求的對象。宋徽宗就曾迷戀名妓李師師；李白詩文中常談及妓女；杜牧更是經常流連於青樓之中，故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的詩句；而白居易狎妓的「熱度」還超過杜牧，每到一處就縱情聲色。若進一步深究為何文人雅士常與有才氣的妓女來往，主要的原因應該可從精神層面來說。這些有文采又有文化修養文人士大夫雖有妻妾，但主要的目的多是傳宗接代，與她們比較沒有精神上的契合。若想要彌補精神上的缺憾或戀愛的感覺，對象通常只會是妓女。

 

異常性行為是相對於正常而言，並沒有嚴格的科學標準。例如女子纏足，在明清之際視為正常的現象，但現在看來則是令人感到莫明其妙。在諸多的異常性行為中，重要者首推同性戀。又可分為男性同性戀與女性同性戀兩類。

 

男性同性戀見諸史書，最早的是《商書．伊訓》，其中曾談到「三風十愆」，三風其中之一為「亂風」，「亂風」中又包括「四愆」，其中一項即為「比頑童」，也就是男子寵幸男童。後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以後，相關的記載愈來愈多，男風興盛。中國古代對男同性戀有一些代稱，如「分桃」、「安陵」、「龍陽」、「斷袖」等。分桃是指春秋時的衛靈公與其男寵彌子瑕；安陵是指戰國時楚共王與其男寵安陵君；龍陽是指戰國時魏王與其男寵龍陽君；斷袖是指漢哀帝與其男寵董賢。歷代許多皇帝、貴族、豪門多有男寵，有人統計，自西漢高祖至東漢寧帝，就有十個帝王有過男同性戀的史事。不過，這些有男寵的上層階級並不是純粹的同性戀者，他們也有妻妾，是雙性戀。

 

男性同性戀也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在民間流傳著。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社會動盪、政治混亂、民生不安，加上胡風傳入中國，在種種影響之下，社會風氣自然變得放蕩、頹廢。當時很流行「以男為女」，許多男子多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做婦人狀。還有「丈夫著婦人衣行歌，旁人齊和」的現象。這種行為自然也會推動同性戀的發展。在中國歷史上，男子注重修飾打扮的行為並不多見，只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才有。

 

男風一直到明清時代還存在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優伶。優伶就是戲子。清朝時京劇盛行，不少旦角都是由男子扮演，因為職業的關係，這些男子多貌美而有女腔，所以也是許多士大夫或富商爭相交往的對象。另外，還有男娼與男妾。清朝時男娼也與妓女一樣泛濫；清末太平天國的東王楊秀清曾挑選一批貌美少年，將其男扮女裝，稱為「男妾」。還有的文人，他們年少俊美的男書僮也常是他們的性伴侶。清代名士鄭板橋即是一例。他曾在《板橋自敘》中曾提及自己「酷嗜山水，又尤餘桃口齒及椒風弄兒之戲，然自知老且醜，此輩利吾金幣來爾」，他了解他已經年老力衰，如果有人還願意和他從事同性戀行為的，那也是為了他的錢，但他也不在乎。明清時有的地區，如福建，男性同性戀也成了風俗，有結拜的行為：「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如婿，弟日後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者，尚寢處如伉儷」。

 

至於女性同性戀，則史書上記載極少，主要原因應該是這種行為較不為社會所容許，所以只能祕密進行，不像男性同性戀這樣張顯於外。中國古代稱女同性戀者為「磨鏡」，主要的女同性戀者多來自於宮女、女道士、女尼等，因為和男子之間的接觸機會極少，因此才容易有此現象。清末民初，在廣東、福建、上海等地，出現一些女同性戀組織，如「金蘭會」、「自梳女」等，這些女子皆相互結拜，親如夫婦，誓不與男子婚嫁。

 

結  語

一般學者常會運用「父權體制」、「性壓抑」的理論去解釋中國古代性文化，也就是說是「性」的發展是受到人為抑制或被迫壓抑才會出現像「自梳女」、「纏足」等現象。不過這種理論常是以較負面的觀點來解釋中國性文化發展，而且只能反應出一部份的原因，仍不足以證明父權體制、性壓抑是否真的是既定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應該以平等開放的心態去看待中國的性文化，這樣才能較全面了解它的發展與變化。

 

參考書目：

江曉原，《性張力下的中國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劉達臨，《性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劉達臨，《性史圖鑑》，台北：八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