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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冤獄始末
2022/03/03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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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冤獄始末

胡志偉


潛伏敵營十二年坐紅色牢十八年
   
葛佩琦冤獄始末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晚上,我居住的大同市郊王村車站,來了一列嚴密戒備的鐵悶子貨車,兩頭都有架著機槍的公安部隊。次日,我在鐵路維修工段遇到監獄中集訓隊(嚴管隊)大組長、原蔣經國大上海勘亂大隊大隊長丁鎖林。他說,昨晚從北京押解來五百多名「反革命犯」。那時文革已經開鑼,北京市當局要清理政治環境,那五百多個重犯有大學教授、原天主教北平教區主教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國頭號右派、據說要「殺共產黨」的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那時他已五十五歲,走路架著雙拐,既不能下煤窰挖煤,又不能在地面從事建築工程。半個月後,負責獄政的礦副政委賈存仁就決定把他轉送設在太原的省第一監獄。賈存仁名如其人,是部隊轉業的知識份子政工幹部,他出於惻隱之心,讓老葛到省城服刑以便就近治療,不料半年後被一個廿四級幹部田銳明指揮造反隊殘酷批鬥,指他「同情與包庇反革命份子葛佩琦」,把他裝在麻袋裡用木棍抽打。田銳明當了幾年「礦革委會主任」,最後以「文革三種人」被清洗,賈存仁官至山西省公安廳監獄管理局(原勞改局)政委,現已八十八歲,仍健在。
   
(一) 、卅七年黨齡地作者被當成戰犯「特赦」
   
一九七一年,林彪下達一號文件,將毗鄰中蒙邊境的勞改單位往內地搬遷,大青窰的幹部、工人、犯人統通轉移到太原近郊的西峪煤礦。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我所在的井下通風隊奉命打掃幾排新建成的職工宿舍,據一位資深公安幹部說,馬上要安置八百個特赦戰犯。十二月十五日,那八百個穿囚棉服的「戰犯」從太原石碴廠來到西峪煤礦大禮堂,省裡派了個大官宣佈中央的特赦令,會後宴開八十多桌,每桌至少有一位公安幹部作陪。


   
會後,那八百個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入住那幾座新磚房。我的宿舍離開他們僅一箭之遙,很快我就從幾個愛串門子的同事口中得知,葛佩琦也來了,居然還有人指名要見我,例如我父親的友人、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駐滬辦主任盛中宣少將、我姐姐的同學、上海市一女中學生會會長楊一薌(她在鎮反時大義滅親檢舉軍統特務父親,立了大功,到文革受批鬥才有所悔悟,類似電影《歸來》中的右派陸焉識的女兒)的父親等等。當時,幹部們忙於批鄧反右傾,防備比較寬鬆,我出於好奇,與一位姓殷的朋友連續訪問了他們中間一百多人。葛佩琦那時雙目幾乎失明,但很健談,有問必答。我主要詢問他的革命歷史、受冤經過、國民黨在大陸為什麼失敗等等。
   
(二)、葛佩琦的口述記錄稿大致如下:
   
一九一一年九月,我出生在山東平度縣淖泥溝村,弟兄五人和一個妹妹,八口之家僅三畝半地,唸了幾年私塾後考入縣城裡基督教會辦的知務小學,旋考入黃縣的教會崇實中學。一九二八年日寇製造五三慘案,在濟南屠殺我軍民同胞,我參加學生會組織的抗議大會,美國校長立即解散學校。父親借了十五元錢讓我獨自去北京。我哥哥的老師劉工程師介紹我去海京工廠當學徒,又兼職給羊奶場送羊奶,靠半工半讀用兩年時間在北京崇實中學讀完三年高中課程,於一九三三年越級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又在兩家中學兼課教數學物理,藉以支付昂貴的學雜費。
   
一九三五年我受地下黨影響,參加了籌組北大學生會以及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十二月十六日,我被軍警逮捕,關押四日後由蔣夢麟校長保釋回校。翌年一月,我隨五百人的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到保定,又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由於積極參加三三一抬棺遊行,六一三反對日本增兵華北遊行、節約餐費支援綏遠抗戰,我被全體同學選為北大學生自治會副主席,主席陳忠經後來打入胡宗南部,使胡屢戰屢敗,解放後官至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十七位執委有陸平*(*編按,下同:解放後官至北大黨委書記,是文革爆發時第一個被打倒的高教系統「走資派」)、劉玉柱(官至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袁寶華(官至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黨組書記)、胡昭衡(官至天津市長)等。大學畢業不到一個月,爆發了蘆溝橋事變,我隨五百多流亡學生到南京,還當選平津流亡學生會執委。十月初,憲兵司令谷正倫下令解散平津學生會,我和蔣南翔(官至高教部長)等十人被關押七天後送到南京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受訓,三個月結業後被分配到河南第一戰區,任豫東商丘地區的民運指導員,豫東抗日遊擊司令部成立後,任政訓處長。這時由八路軍開封辦事處主任劉子久(官至勞動部副部長)批准加入中共。一九三九年春,遊擊隊改編為暫編第二軍,同年五月在河北大名遭日軍掃蕩,損失慘重。我發現軍長宋克賓有投敵傾向,便連夜騎自行車離開軍營,晝行夜伏,到西安尋找我所在一戰區的司令長官程潛將軍,他那時已調任天水行營主任。程將軍說,已接到前方電報,宋克賓已經叛國投敵,要我再回河南把那支部隊拉回來。他發給我三百元慰勞金,任命我為天水行營豫東特派員,又給我配備了三名聯絡參謀和一部電台。我先去夏邑縣找縣長祁虞琴,策動他的青幫徒弟、偽和平救國軍獨立團團長袁天柱反正,再與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聯,於一九四○年十月,策動偽和救軍第一軍的三個師一起開到指定集合地點,此舉大大削弱了日寇在豫東的統治力量,我受到程潛主任的嘉獎。
   
一九四二年,天水行營西安辦公廳主任蔣鼎文任一戰區司令長官,我奉中共中央指示,隨蔣去一戰區任少將參議,然後以戰地聯絡組組長名義,赴豫東日佔區做情報工作。翌年,我從一名漢奸師長的參謀手中取得了汪偽高級軍事會議的整套文件,得悉侵華日軍急於打通平漢路交通線以便運兵進攻泰越緬印等國,我把情報分別報給了中共西安情報組織李年與一戰區長官部。同年初夏,我還奉命安排各地的情報員護送杜月笙夫人與張嘉璈妹妹從重慶通過敵佔區安全到達上海;還在商丘火車站建立監視日寇軍運的中心,按日登記通過商丘的日軍軍車次數、去向、番號、人數、裝備、物資數量等,一九四四年二月專程到天津、濟南偵察日軍調動情況,分別上報國共雙方。
   
抗戰勝利後,我奉西安地下情報組織負責人趙耀斌的指示,搭美軍飛機搶先抵達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聯絡站。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來北京,我給他安排了一輛小汽車供應酬聯絡之用,他立即委任我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少將督察,到了瀋陽,余紀忠派我代理政治部第一組組長,我就把國民黨部隊從關內調到東北的番號、主官姓名、駐地、人數、編制等匯編成東北駐軍一覽表,然後報給了我黨地下組織;我隨余紀忠出席瀋陽的黨政軍每兩週聯席會議時,獲得了一批重要情報,也報給了地下黨。我陸續把新六軍在遼南的部署、鄭洞國增援四平的陣容、新一軍在長春的動態都報給了地下黨。
   
(三) 、王石堅赴台做大官 葛佩琦蒙冤入地獄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晚,打入保安司令部政工處任二科科長的李年同志和打入瀋陽警備司令部任新聞處副處長的王書鼐以及當上遼北省長嶺縣縣長的邢國彥突然被捕,我的直屬上司趙耀斌也在西安被捕。那時陳誠到東北任行轅主任,杜聿明被調走,我改任中宣部東北通訊處處長,運用職權,保釋了幾個被捕的東大學生。瀋陽解放後,我回到北平,得知李宗仁上台後,以證據不足,釋放了李、王、邢三位同志。從他們口中知,前年十月,西安、蘭州、北平、保定、長春等地的地下組織,被捕七、八十人,其中謝士炎等五人已遇難。我在瀋陽做地下工作是和李年單線聯,組織上屬於趙耀斌,可趙下落不明*(*趙耀斌即王石堅,一九四七年九月,設在北京順天府東街的秘密電台被破獲,導致四十四名地下黨員入獄,牽連一百廿三人被捕。王石堅隨國民黨赴台,官至國防部保密局少將設計委員。然而,熊向暉在其回憶錄中堅持否認王石堅叛變,稱中共中央迄未對王作出結論。原因可能是王被捕後未招認熊向暉、申健、陳忠經等三人是高級共諜,只輕描淡寫說企圖利用這三人,所以這「情報三傑」未被國民黨逮捕)。
   
四月初,我在全國總工會見到了分別近十年的入黨介紹人劉子久,他介紹我去華北局組織部。雖然有劉子久、李年、邢國彥證明我入過黨、做過地,但因找不到單線聯繫人趙耀斌,所以組織關係還不能恢復,遂被打發到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半年後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理化教研室任物理組組長。此後我一再向系黨總支與校黨委申請恢復組織關係,答案總是:你的問題時間長了,問題複雜,不好解決。
   
五月廿四日人大黨委兩次發給我書面通知,要我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我想我是一個冒險犯難,為黨做過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斷了組織關係。黨委並沒有對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的申訴信,作出任何答覆,為什麼要把我列為「黨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頭兩次通知,我沒有出席座談會。第三次通知送來之後,有總支的一位同志來動員我,他說:黨委三次書面請你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你都不去,不太合適。我就勉強地去參加了座談會。
   
為了打消入會者的顧慮,使大家踴躍發言,黨委書記說:「黨的政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冕。」而且他還補充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方針。
   
我在會上根據幫助黨整風的意願,就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方面,給黨委提了一些意見。
   
三天後,五月廿七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刊出了我的發言。但其中竟有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
   
這段話不是我說的,歪曲了我發言的原意。當天下午,我到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要求更正。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同志接見了我。當時我的性情有些急躁,指著《人大週報》上登的那段話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副校長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我沒有料到,不但《人大週報》沒有給我更正,而且四天後,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五月卅一日的第七版發表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時候,編輯用了一個長長的提示語作為標題,以示醒目:
   
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標題)

(四) 毛澤東親自栽贜 造偽證發動反右
   在這個小插題之下,說葛佩琦論述了這樣一些話:

   我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麵。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生活水準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汽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物資供應之所以緊張,這是由於執行黨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豬肉哪裏去了呢?
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糧食被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養豬……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是歡迎他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利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1945年抗戰勝利時,受了日本人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用聯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匯報得多,就是好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這是組織給他的任務。

   ……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隨後,《人民日報》在六月五、六、七日天天都發表了批判我的文章。八日,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為標誌,毛澤東發布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總攻擊令,同時在第七版又發表了一篇批判我的三千字的長文,其中摘錄批判我的如下「反共言論」更是令人目瞪口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然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群眾為什麼不敢信任共產黨呢?因為群眾在八年中體會到共產黨善變……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人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時,把對流過血流過汗的人關在大門外,冷若冰霜。有些黨員六親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黨給媽媽來信稱同志。這些事例說明群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段話。《人大週報》刊登的我那個發言的全文中,也沒有這段話。這段報純屬捏造。我看到之後,當即給《人民日報》寫了更正信,六月九日上午,我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這封信全文如下:

   編輯同志:

   六月八日你報七版刊登的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這段報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是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

   應改為

   「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

   (五)
土豹子濫充法官 書呆子沉冤莫白
   《人民日報》對我的這封更正信不但隻字未提,而且對我的批判更加連篇累牘。 六月十四日,該報以南京電、保定電、瀋陽電,發表了三篇外地批判我的報導, 同時刊發了《葛佩琦的學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六月十五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馬寅初的《我對儲安平葛佩琦的言論發表些意見》。六月十六日,在《堅決粉碎右派的進攻》的大標題下,不但有《農業勞動模範痛駁葛佩琦》的小標題,在《復員軍人號召保衛革命果實》的那一段,還說「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說共產黨員『無惡不作』」。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發了新華社的報導:《人民大學教授抨擊葛佩琦王德周》。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第七版《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北京礦業學院礦工和革命軍人出身的學生座談》,大批葛佩琦。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頭版《按不住心頭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總標題下,老蘇區人民、河北一農業社農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會或談話,痛斥葛佩琦的「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深夜。砰砰的敲門聲把我驚醒。一位穿便衣、兩位著警服帶著手槍的人闖進了書房,問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證」。我問為什麼要逮捕我,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我說「我自學生時代就參加了革命隊伍,為革命作了很多工作」。來人說:「有話以後再講,你先簽字吧!我在「逮捕證」上簽了字,便被一副閃亮的手銬銬住了雙手。然後便開始了查抄。衣箱、書箱、櫥櫥櫃櫃,都搜了個遍。當他們搜出他當年做地下工作、掩護自己真實身份時穿的國民黨的軍裝、騎在繳獲的日本戰馬上照的一張像片時,他們高興得大叫:「這不是反革命的證據嗎?」於是我被抓進了監獄。

   這監獄座落在北京城東北角的草嵐子胡同,人們叫它「草嵐子看守所」,原是國民黨的「北平軍人反省院」,當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就在這裡被關押過。 我被關進了沒有十平方米的監號。門上有個高約三厘米,橫約十厘米的長方形窺孔,內有一張木板舖可睡五個犯人,屋角有個大尿桶。每天除「放茅」(上廁所)、「放風」(跑步)外,不能出監號寸步。一個小窩頭、一碗棒子麵粥和一塊鹹蘿蔔的早餐。指導員找我談話: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一九五八年春節過後,我入獄已近兩個月,才第一次接受正式審訊。審訊我的是一位年輕的審訊員。這位年輕人對祖國的現代史和黨的地下工作知識,似乎還是一張大白布。當我回答他對「歷史經歷」的詢問,說到一九三八年在河南商丘地區組織豫東抗日遊擊隊時,這位年輕人間:「你組織遊擊隊幹嘛?」葛佩琦回答:「抗日。」這位年輕人把桌子一拍:「胡說!國民黨是積極反共的,你會抗日嗎?!」

     「你說說,你在東北當『國民黨少將』,你都幹了些什麼?」

     「我是共產黨員」,我說,「是黨的地下組織派我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以『國民黨少將』名義作掩護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國民黨的大量重要軍事情報,報給了我黨地下組織……」

     「你是『國民黨少將』,你怎麼會是共產黨員呢?」年輕的審訊員怒斥道。「你這是公然污衊共產黨!這是審訊室,你要小心!你再這樣胡說,就要罪上加罪!」

     這樣的審訊一共進行了卅六次,有時白天黑夜連續進行,實足是精神折磨。從第一次審訊後,我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產黨員。審訊員給我的「親筆供詞提綱」中,也沒有要求寫參加共產黨和奉黨的指派做地下工作這一條。為黨為國出生入死十幾年,早被一筆勾銷了!

     一九五八年秋天,這位年輕的審訊員,對我進行了第二階段共達30次的系統審訊。審訊內容與第一階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你出賣了共產黨的哪些利益,才當上『國民黨少將』的?!」我說:「我不但沒有出賣共產黨的利益,我還給共產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戰勝利後,黨中央西安地下情報組織派我到東北做地下工作時,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批人,單是我們這個情報小組就有四個人;以『國民黨少將』名義作掩護的,也不只是我一個;和我在工作上單線聯繫的李年,也是用『國民黨少將』身份作掩護的……」

   一九五八年初冬,審訊員給我一份「親筆供詞提綱」,我很快寫好交了上去。不久審訊員對我說:「你的問題已經『結案』,聽候法院開庭審理。」我不禁暗自驚喜,以為儘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幾將一年的歲月,終於「結案」快回家了!

   (六)
無期徒刑誅連九族 老婆離婚嫂被打死
   六月廿九日,距離我為自己作出強有力辯護的三個月又廿五天,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給我作出了「判處無期徒刑」的判決。《判決書》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發展情報人員,並親自搜集我軍情報,報與敵特機關,參加鎮壓學生運動。多次誹謗我黨,鼓動蔣匪幫反共反人民的氣焰。解放後對其主要歷史罪行又長期隱瞞,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舊惡,給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學擔任講師的重要職位。被告本應感恩自悔,痛下決心,徹底改造,重新作人,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但被告卻相反,視人民對其寬大為可欺,死抱反動立場,堅決與人民為敵。乘黨整風之際,即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向黨和政府展開全面的進攻,竟公然叫喊要殺共產黨人,要推翻人民政府。

   被告這些嚴重罪行,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故本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證物:匪(指國民黨)軍銜花八個、帽徽一個、司章三個、軍服兩套、軍服帶兩條全部沒收。

   我曾向北京高院、市人民檢察院多次提出申訴,光是在北京市第一監獄就寫了二百四十頁,約十二萬字,但都被駁回了。

   
  (胡按:
最後一次我率直問他:「你既有恁大功勞為何會判無期徒刑還罪及妻孥——老婆離婚、二嫂被打死、二哥逐回鄉下冤死?」他悔恨交加答曰:「且為世間不忠其黨(指國民黨)者戒!早知共產黨翻臉不認人,我絕不會加入共產黨」。我問他:《紅岩》、《上饒集中營》那些作品把國民黨特務機關描繪得那樣陰森恐怖,你怎麼能在胡宗南鼻尖下竊取情報呢?」他說:「我對國民黨是很了解的,他們組織鬆懈,又講究江湖義氣,一旦東窗事發,光憑同鄉同學求情,也不愁脫險。蔣介石義釋陳賡就是具體例子。胡宗南同他的校長一樣,心慈手軟,所以失去了天下。胡宗南對文人極為尊敬,由於愛才,由於專注於治軍作戰與訓練青年,自然忽略了保密防諜。他認為年青人左傾是源流所趨,他在七分校、戰幹團提拔了不少左傾青年,卻自信能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化與薰陶他們,使之走上正道,好像他喜歡騎烈馬,善於獸一樣。其實共產黨這匹烈馬可是桀驁不馴呀!」

那天我們談得興致沖沖,不料外間有一個機電科臨時調來打雜的共青團幹部坐著偷聽。於是,小報告轉到了通風隊隊部,罪名是「現反、歷反一起懷念失去了的天堂」「幻想蔣介石反攻大陸」,還建議把我送回大院(監獄)去。那時負責政治教育的幹部叫張會留,他在隊務會議(廿多年後,我故地重遊,才得悉這一內幕)上說:「這裡的刑事犯好改造難管理(指偷竊、嫖娼等),政治犯不論歷反、現反都是好管理難改造(不認罪)。他們有文化、有理論,正因為思動反動,才需要留場繼續改造,如果都送回大院去,栽也栽不下,在哪裡不是改造?」於是大事化小,沒有把我移送司法機關懲處。三年後,我父親委託一位同宗的御用大律師、全國人大代表上書鄧小平,憑藉鄧大人一紙批文,我終於順利離境,成為西峪煤礦六千員工中首位抵達自由世界者。)


   葛佩琦在西峪滯留了一百多天,才勉強獲得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回京,但必須由他女兒簽署一份保證書,保證不向市政府要求分配工作與住房,每月衹發給生活費十八元。七六年三月下旬他離開西峪前,我與友人殷君在附近小鎮義井一家上海飯店為他餞行,他給我留下了北京他女兒的地址。我到香港後一直同他通信聯,回信都是他女兒筆錄,末尾由他簽名。我以他學生的名義去信,表示中國人民大學香港校友會對他十分同情,正準備組團去北京探望他,為他伸冤。他回信說,有這樣好的學生,他十分感動,他還記得我的聲音與容貌(在太原有零點一視力)等等。我深知香港寄去大陸的信件,每封都要在公安局駐郵局辦事處預檢,我有個同學的母親就是幹這一行的,在全國範圍內做信檢的幹部有幾十萬人。葛佩琦這個摘帽反革命、毛澤東欽點的頭號右派,非但公安局要拆信,派出所、居委會都要插一手,拆了、攝影留底還要逐級上呈。「蔣幹盜書」焉知非福?八十年代初的共產黨,對海外輿情還是有幾分起碼的尊重的,我後來才知道,我的十幾封「海外來信」加速了他的徹底平反,這是我一生中最為得意之事。

  (七)
市委批准高院判決 徹底平反耗費十年
   葛佩琦回北京時離四人幫覆滅僅半年光陰,但他的徹底平反,竟耗費了十個春秋。他來信僅談了個概況,我從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的回憶錄才知道老葛的平反昭雪真是一部艱難的歷程。他給當年的人大黨委常委、組織部長、人事處長李逸三寫信,讓對方證明,廿三年前在整風座談會上絕未講過「殺共產黨」那一大堆話。此時李逸雲已退到二線,任國務院參事。幸虧李逸三天良未泯,以當年座談會主持人身份上書中組部部長胡耀邦,要求責成有關部門徹查葛佩琦十八年冤獄是怎樣產生的,他懺悔道:「劃葛佩琦右派,我是舉過手的,我們做了多少禍國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無事……我建議查清製造這十八年冤獄的有關人員時,判處他們十八天徒刑,讓他們體會一下十八年冤獄的滋味!」

   李逸三請中央調查部調閱當年西安地下情報組的檔案,又找到當年的地工戰友陳忠經、邢國彥寫了證明材料,北京高院才同意立案覆查,又找到當年入黨介紹人劉子久及地下黨李世璋寫了證明,高院才予結案。不料高院的判決必須經中共北京市委「批准」,李逸三給胡耀邦再發信,一年後高院才宣告撤銷一九五九年北京中院的無期徒刑判決,將當年沒收的四十一兩黃金折價三千六百多元(一兩黃金才折八十七元人民幣,如今一萬多元一兩呢!)。再過十三個月,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才公布《覆查結論》,自一九七八年十月起(即全國右派改正之日)恢復高教六級工資待遇。十九天後,北京市委辦公會議同意人大黨委意見,對葛佩琦右派問題予以改正。又過二十日,市委教育工作部向人大轉達市委常委會的通知。再過十五個月,北京市委同意恢復他的黨籍,終於恢復他那「三八式」老黨員的本來面目。又過八個半月,到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北京市委辦公廳發文改正他的右派問題。十三億百姓配置了六千萬個脫產幹部,人浮於事,冗員充斥,有好處的人人爭功,含風險的個個推擋,難怪冤獄越積越多,民憤猶如火山爆發。

   這麼一個冤獄,為什麼在眾多證據齊備之下,還要拖宕十年才予以徹底平反呢?因為葛佩琦是「欽犯」。每當調查單位到人民日報翻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那篇「殺共產黨」的原稿時,用毛筆字插入的那段赫然是「太祖高皇帝」的筆跡,既然是「偉大領袖」親自加字栽贓誣陷,哪個小吏敢吭聲呢?幸虧胡耀邦不信邪,衝破層層阻力拍板讓葛伸冤;至於五月廿七日「人大週報」那一段贅詞是哪個小毛澤東搞的鬼,就無法追查了。人民大學歷經十年文革,紙張檔案早就被紅衛兵燒了個一乾二淨,也許有人畏罪,乘亂燒毀原稿滅跡。這裡,人們必須敬佩人民日報編輯部,他們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人民日報那篇「御批」報導的原稿。否則,一九九三年葛佩琦八十二歲病故時,怎麼會有朱穆之、陳忠經、劉導生、劉玉柱、袁寶華、顧大樁、鄧力群等幾十位部級高幹為他治喪?卅六年前他含冤蒙難時,這些身居高位的老戰友個個噤若寒蟬、明哲保身。葛佩琦到晚年才悟出:他年輕時只懂得幫共產黨矇騙國民黨,卻不懂得共產黨還會喬裝矇騙老百姓與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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