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上個工作一年多之後的某一天，我回到前公司。

以往車子很自然的開進停車場，現在要辦證，還要交代我找誰。

因為還在媒體工作，所以我找公關。巧的是，公關辦公室搬到我從前辦公室的同一層樓，分據大廳的左右邊。

網路不再隨插隨用，資訊處的大哥來幫我裝線。熟人變外人。

熟悉的建築，熟悉的聲音，熟悉的味道。一時有點恍惚，不知身在何處。

樓下的銀行也變了樣，重新整修之後，完全不同了。櫃台的小姐、貸款的先生、賣基金的理專，甚至連保全的警衛都換人了。滄海桑田，人事已非，不過彈指間。

遠遠就聽到了，熟悉的前同事們的談笑聲，而我已經不是那裡的一員。幾年前採訪張信哲的照片還掛在新聞網門口的牆面上。電梯口遇到主播，匆匆說了句寒喧的話。

如果遇到感情很好的同事，當然開心地聊上一番；就怕碰上半生不熟的舊識，不知該說什麼好。所以我走樓梯，避開可能的尷尬。

彆扭的心情不是近鄉情怯，倒像是離了婚的女人，走近前夫家的院子，那一扇門卻推不開。門裡的生活與她無涉無干，累了，這兒不是她休息的港灣；任何時候，不是她來去自如的家。

既不能要，也不能給。不必盡義務，也不擁有權利。

於是有點懂了。離異之後，母親之所以從未現身，不是她不想，是她做不到；父親走後，後母之所以恩斷義絕，不是她不要，是她要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