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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青年梁宗岱》-2
2025/10/15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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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青年梁宗岱》-2
瓦萊里（Paul Valery）文，將水仙比作女性，作《水仙辭》，意即賦予女孩的自戀、貞潔。第一句美極了，傳誦一時：
你終於閃耀著了麼？我旅途的終點。
（Que tu brilles enfin, terme pur de ma course !）
——木心，〈第二講 希臘羅馬神話（二）〉（《文學回憶錄》）
繼續閱讀及分享《青年梁宗岱》。
梁宗岱和瓦萊里的情誼，不僅止於作家與譯者的關係，甚至應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成功案例，本書試圖從瓦萊里的同學側面觀察的一篇文章還原出一個歷史場景，頗值得參考，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青年梁宗岱（增訂本）
作者：劉志俠、盧嵐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01
內容簡介
梁宗岱（1903－1983），1924年至1931年游學法國和歐洲，七年間從一個詩歌青年蛻變為一個成熟的作家，回國後成為著名的翻譯家、文學評論家和教授。
本書是一本敘述性傳記，跨越1903年至1931年的二十八年時間，從梁宗岱的家世開始，至歐游學成歸國。主要內容根據筆者近年在海內外搜索到的歷史文獻撰寫，引用多種新發現的少作、書信、日記、手稿和同時期的中外出版物，包括梁宗岱致文學大師瓦萊里十四封信和羅曼羅蘭四段日記。所有敘述均有所本，史實為重，評論從簡，詳盡介紹人物、事件和時代背景，具體還原出一個真實的青年梁宗岱及他的成長過程。
【Excerpt】
〈瓦萊里與索邦大學〉
梁宗岱到巴黎是為了進大學，他選擇了巴黎大學（Universitéde Paris）文學院。一般史書說這所大學在十二世紀開始成形，由多間大大小小私塾式神學校組成。幾百年間，成員和結構經過多次變化，大革命時期甚至一度消失。現在一般人稱之為索邦大學（La Sorbonne），因為主校區位於其中一個成員索邦神學院的舊址。這家學院由神學家索邦（Robert de Sorbon, 1201–1274）在十三世紀創立，辦得很成功，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未發跡前擔任過院長。大權在握後，他大舉重建和擴張，裡面的建築物至今仍是巴黎大學的主要地標。校園在十九世紀末再次改建，之後便定型下來，一個世紀後，梁宗岱見到的大學面目和當年幾乎沒有兩樣，古色古香。
……
梁宗岱在瑞士已聽過瓦萊里的名字，讀過他的詩，到達法國時，正值他的文學聲望如日中天，索邦文學系的學生視他為偶像，整天把他的名字和詩句掛在嘴邊。梁宗岱很快遇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時巴黎大學文科學生會正展開一個關於詩的辯論會，一個美國同學約我一起去訪問法國當代最著名的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聽取他的意見。我是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去按門鈴的。出乎意料之外，一坐下他便對我們（特別是我）娓娓不絕地大說他對中國文化的觀感。（《我的簡史》）
……
這次愉快的會面成為梁宗岱文學生涯的最大契機，他很快便決定翻譯瓦萊里的詩作《水仙辭》，“1927年，我利用課餘翻譯了瓦萊里的長詩《水仙辭》”（梁宗岱《譯事瑣話》）。陳佔元在1927年3月到巴黎，目擊他已經開始翻譯。
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的資料證實這一點，瓦萊里在記事冊最早提到梁宗岱是1927年3月14日，梁宗岱到他家來，請他外出進餐（雅雷第《瓦萊里傳》）。以他當時的社會地位，帶給他數之不盡的應酬，幾乎沒有個人自由時間。他願意擠出時間接受邀請，說明兩人已經來往了一段時間，更大可能是與他的作品翻譯有關。
這件事在索邦文學院引起小小轟動。差不多一個世紀後，我們在索邦大學圖書館的發黃舊雜誌裡找到一篇文章，出自文學系一位女學生手筆，她是梁宗岱的同班同學，名叫瑪麗—瑪德蘭·馬蒂諾（Marie-Madeleine Martineau），發表文章時略去瑪麗，簡稱瑪德蘭·馬蒂諾。……
……
1930年12月10日，《法蘭西詩神》第9年第10期出版了《瓦萊里專號》 ，全部文章都以瓦萊里為題。馬蒂諾文章題名《瓦萊里先生與索邦大學》（Monsieur Paul Valéry et La Sorbonne）：
隨著歲月令我加深對自我的認識，我對瓦萊里先生的評價更高。但於我而言，他的名字將永遠跟索邦大學的一些記憶分不開。在那裡，我這個年輕的女孩子已經喜愛他，跟一群志趣相投的同學，一起贊頌他。大家都剛出中學校門，大家都發現了他。
事實上，我不打算在這裡探討瓦菜里先生跟索邦大學的種種關係，也非像評論家有能力做的那樣，去研究他對不同的學生小團體作出的影響，亦不是要列出索邦大學的講座清單，曾經談及瓦萊里的，或者他本人曾經講過話的。我只想喚回一小群人的共同記憶——那個年代，我們每三個句子就有兩句提及我們的偶像，我們引述他的詩句語錄，滔滔不斷朗誦他的作品，甚至編成打油詩，當我們找不到語言來描述閱讀他的作品所激起的熱烈感情，我們便舒暢地長嘆一聲。
這個說：“啊！《海濱墓園》（Le Cimetière marin）！真美！”
“在《歐帕里諾斯》（Eupalinos）裡，有一個和大海有關的句子，‘海水淹沒赤足，浸透，越過，再回落到上面’，你們可記得？”
所有人的臉孔都因為激賞而紅光四射。另一個人從室外氣喘吁吁跑進來，在明亮的課堂裡高聲喊叫：
你終於閃耀著了麼，我旅途底終點！
今夜，像一隻麋鹿奔馳向著清泉，
直到他倒在蘆葦叢中方才停喘，
狂渴使我匍匐在這盈盈的水邊。
（按：詩句來自《水仙底斷片》，梁宗岱譯文）
上課了，先來一條語錄才開始。下課時，有時來一首打油詩：
啊，沉悶長課後猶流蕩著的溫柔，
課上完了，鄰座之愛亦溜走！
呵欠幾許，倦怠無力，但填滿了
溫柔地被壓成一團的學識……
（按：原詩句子的梁宗岱譯文：
啊，日力消沈後猶流蕩著的溫柔，
當他歸去了，終於給愛灼到紅溜，
慵倦，纏綿，而且還暖烘烘地炙手，
此中蘊蓄著無量數的寶藏……）
又有一天，另一個學生俯首在一杯清水上面，虔誠地誦讀：
芳泉，我底泉，冷清清平流著的水。
《水仙底斷片》（Les Fragments du Narcisse）得到這麼樣特別的寵愛，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朋友梁宗岱正好在翻譯，要介紹給中國的讀者認識。
聽他［用中文］朗讀《水仙辭》的時候，真使人感到好奇！他使用一種跳躍的聲音，抑揚頓挫，清脆奇異，像鈴聲顫抖，穿透出一種青檸檬的微妙酸味。
怎麼就聽出這是飽含柔軟與溫暖的瓦萊里音調！而梁宗岱信誓旦旦，說在漢語裡，同樣非常悅耳。
……
馬蒂諾在文章開頭，擺出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但很快便露出年輕人面目。她寫文章時不過二十二歲，離開大學不久。整篇文章滿溢青春氣息，不是一個曾經滄桑的人能寫出來的。寥寥幾筆，勾一勒出一個活鮮的梁宗岱形象，讓我們知道他不僅像法國大學生那樣上課，而且是校園文學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屬於崇拜瓦萊里的學生圈子。她筆下的梁宗岱正是我們所熟悉的梁宗岱，一個自信、直爽、開朗的詩人。同時也旁證了他翻譯《水仙辭》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白天黑夜都放在心上，掛在嘴邊，不管人家是否懂漢語，只顧高聲朗讀琢磨自己的譯文，其成功自有因由。
……
梁宗岱廁身在這群熱愛文學的大學生中，一起沈浸在“瓦萊里熱”中，單憑這種經歷已經能夠學習到很多文學的奧妙，何況他比其他同學多出一個優越條件，能夠親炙瓦萊里的身教言傳。馬蒂諾文章最後敘述索邦“瓦萊里熱”的最高潮：
我們勝利歡樂的日子，是居斯塔夫·柯恩先生在索邦大學講解《海濱墓園》那一天。這有點像一齣壓軸戲，我聽到教授以他的美麗而低沈的聲音開始朗讀：
這片平靜的房頂上有白鴿蕩漾。
它透過松林和墳叢，悸動而閃亮。（卞之琳譯文）
這時候，我不知道是怎樣的一種顫慄佔據了自己。絕對的靜寂，比起我們最專注聽課的時候更甚。這是一種既沈思又激動的靜寂。只有一個聲音，一個飽滿的聲音，不斷把我們沈浸在這首熟悉的詩歌裡，它的嶄新面貌使我們驚愕。正如我們聽同一首交響樂，從來不會有兩次相同那樣，這首詩朗讀得那麼出色，跟我們一樣帶著虔誠的崇敬來朗讀，在這座梯形教室裡突然獲得了一種簇新的色調和寬廣度。
講解對我們有幫助，但我們對這首詩足夠熟悉，不至於在某些細節上完全認同講課者的意見，這讓我們後來非常開心地互相之間你爭我論。
瓦萊里本人在課室裡，我們認出他在聽眾之中，像一個聽話的學生，專心聽人家解釋他的詩。我們偷偷地看他，他跟普通人無異，心中當然感到驚奇。然而，他的出現為我們的歡樂增加了一種十全十美的圓滿屬性。我們所處的狀態，是極度的狂熱。
柯恩先生講解之後，瓦萊里先生發言了。
他從座位一下子站起來，對教授表示感謝，對解說給予好評，闡釋了一個難點，或者不如說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對我們說，他的詩一經發表，便不再屬於他本人，任由我們以個人氣質去理解，將我們想要的東西放進去。我們要在自己的身體內，去吸收他送給我們的這件禮物所包含的內容。
我們青少年時期就養成愛上這些詩歌，毫無疑問，隨著感性變得更有自我意識，這些詩歌一定呈現出更深刻更珍貴的意義，事實已經是這樣。還是濟慈這麼寫道：“我們閱讀美文，在沒有到過作者到過的地方之前，永遠不會完整地領會。”我們能否指望走過瓦萊里走過的所有道路？他在路上撒下敏銳非凡的智慧。有誰知道呢？此時此刻，我們仍在尋尋覓覓，醉心於困難的事物，像太司特先生（按：M.Teste，瓦萊里筆下人物）的創造者那樣。
這次演講會很有名，居斯塔夫·柯恩（Gustave Cohen, 1879–1958）是一位文學史家和評論家，1925年起在索邦大學任講師，1932年被任命為教授。演講會在1928年2月24日星期五下午舉行。這是一次文學系課程，在最大的黎塞留梯形教室（Amphithéâtre Richelieu）舉行，有九百個座位。瓦萊里以普通聽眾身份靜悄悄出現在學生席上，但很快便被人認出。他的出現是一個謎，他的傳記作家雅雷第教授（Michel Jarrety）提出兩個解釋。一是他事前接到柯恩的邀請，但這樣一來，作為嘉賓，他沒有理由坐到學生中間去。另一個解釋是他在前一天晚上，曾經到過同一個梯形教室，參加一個政要名士群集的研討會，由國防部長主持，討論歐洲合作問題。可能在進出的時候，看到課程告示牌，一時好奇，第二天私下跑來參加。
馬蒂諾當時還年輕，又是瓦萊里迷，由開始到結束，只是一味感到興奮，卻不知道瓦萊里心中百感交集，回到家裡在日記寫下感想。他說自己當時好像分裂成兩個人，一個活著，另一個已經死亡，活著的人坐在學生席上，聆聽講壇上的老師講解死去的人的作品。他結束講話時，引用了《海濱墓園》的一句詩：“我在這裡吸吮自己未來的煙雲”（Je hume ici ma future fumée）。柯恩的演講經過整理後，次年一月刊登在《新法蘭西雜誌》上，1933年再印成單行本，瓦萊里為他寫了一篇序言，仍然堅持“任由讀者理解”。
馬蒂諾的文章沒有提及梁宗岱是否在場，既然他是文學系學生，又在翻譯瓦萊里的詩篇，沒有理由會錯過這樣的盛會。
……
瓦萊里（Paul Valery）文，將水仙比作女性，作《水仙辭》，意即賦予女孩的自戀、貞潔。第一句美極了，傳誦一時：
你終於閃耀著了麼？我旅途的終點。
（Que tu brilles enfin, terme pur de ma course !）
——木心，〈第二講 希臘羅馬神話（二）〉（《文學回憶錄》）
繼續閱讀及分享《青年梁宗岱》。
梁宗岱和瓦萊里的情誼，不僅止於作家與譯者的關係，甚至應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成功案例，本書試圖從瓦萊里的同學側面觀察的一篇文章還原出一個歷史場景，頗值得參考，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青年梁宗岱（增訂本）
作者：劉志俠、盧嵐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01
內容簡介
梁宗岱（1903－1983），1924年至1931年游學法國和歐洲，七年間從一個詩歌青年蛻變為一個成熟的作家，回國後成為著名的翻譯家、文學評論家和教授。
本書是一本敘述性傳記，跨越1903年至1931年的二十八年時間，從梁宗岱的家世開始，至歐游學成歸國。主要內容根據筆者近年在海內外搜索到的歷史文獻撰寫，引用多種新發現的少作、書信、日記、手稿和同時期的中外出版物，包括梁宗岱致文學大師瓦萊里十四封信和羅曼羅蘭四段日記。所有敘述均有所本，史實為重，評論從簡，詳盡介紹人物、事件和時代背景，具體還原出一個真實的青年梁宗岱及他的成長過程。
【Excerpt】
〈瓦萊里與索邦大學〉
梁宗岱到巴黎是為了進大學，他選擇了巴黎大學（Universitéde Paris）文學院。一般史書說這所大學在十二世紀開始成形，由多間大大小小私塾式神學校組成。幾百年間，成員和結構經過多次變化，大革命時期甚至一度消失。現在一般人稱之為索邦大學（La Sorbonne），因為主校區位於其中一個成員索邦神學院的舊址。這家學院由神學家索邦（Robert de Sorbon, 1201–1274）在十三世紀創立，辦得很成功，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未發跡前擔任過院長。大權在握後，他大舉重建和擴張，裡面的建築物至今仍是巴黎大學的主要地標。校園在十九世紀末再次改建，之後便定型下來，一個世紀後，梁宗岱見到的大學面目和當年幾乎沒有兩樣，古色古香。
……
梁宗岱在瑞士已聽過瓦萊里的名字，讀過他的詩，到達法國時，正值他的文學聲望如日中天，索邦文學系的學生視他為偶像，整天把他的名字和詩句掛在嘴邊。梁宗岱很快遇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時巴黎大學文科學生會正展開一個關於詩的辯論會，一個美國同學約我一起去訪問法國當代最著名的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聽取他的意見。我是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去按門鈴的。出乎意料之外，一坐下他便對我們（特別是我）娓娓不絕地大說他對中國文化的觀感。（《我的簡史》）
……
這次愉快的會面成為梁宗岱文學生涯的最大契機，他很快便決定翻譯瓦萊里的詩作《水仙辭》，“1927年，我利用課餘翻譯了瓦萊里的長詩《水仙辭》”（梁宗岱《譯事瑣話》）。陳佔元在1927年3月到巴黎，目擊他已經開始翻譯。
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的資料證實這一點，瓦萊里在記事冊最早提到梁宗岱是1927年3月14日，梁宗岱到他家來，請他外出進餐（雅雷第《瓦萊里傳》）。以他當時的社會地位，帶給他數之不盡的應酬，幾乎沒有個人自由時間。他願意擠出時間接受邀請，說明兩人已經來往了一段時間，更大可能是與他的作品翻譯有關。
這件事在索邦文學院引起小小轟動。差不多一個世紀後，我們在索邦大學圖書館的發黃舊雜誌裡找到一篇文章，出自文學系一位女學生手筆，她是梁宗岱的同班同學，名叫瑪麗—瑪德蘭·馬蒂諾（Marie-Madeleine Martineau），發表文章時略去瑪麗，簡稱瑪德蘭·馬蒂諾。……
……
1930年12月10日，《法蘭西詩神》第9年第10期出版了《瓦萊里專號》 ，全部文章都以瓦萊里為題。馬蒂諾文章題名《瓦萊里先生與索邦大學》（Monsieur Paul Valéry et La Sorbonne）：
隨著歲月令我加深對自我的認識，我對瓦萊里先生的評價更高。但於我而言，他的名字將永遠跟索邦大學的一些記憶分不開。在那裡，我這個年輕的女孩子已經喜愛他，跟一群志趣相投的同學，一起贊頌他。大家都剛出中學校門，大家都發現了他。
事實上，我不打算在這裡探討瓦菜里先生跟索邦大學的種種關係，也非像評論家有能力做的那樣，去研究他對不同的學生小團體作出的影響，亦不是要列出索邦大學的講座清單，曾經談及瓦萊里的，或者他本人曾經講過話的。我只想喚回一小群人的共同記憶——那個年代，我們每三個句子就有兩句提及我們的偶像，我們引述他的詩句語錄，滔滔不斷朗誦他的作品，甚至編成打油詩，當我們找不到語言來描述閱讀他的作品所激起的熱烈感情，我們便舒暢地長嘆一聲。
這個說：“啊！《海濱墓園》（Le Cimetière marin）！真美！”
“在《歐帕里諾斯》（Eupalinos）裡，有一個和大海有關的句子，‘海水淹沒赤足，浸透，越過，再回落到上面’，你們可記得？”
所有人的臉孔都因為激賞而紅光四射。另一個人從室外氣喘吁吁跑進來，在明亮的課堂裡高聲喊叫：
你終於閃耀著了麼，我旅途底終點！
今夜，像一隻麋鹿奔馳向著清泉，
直到他倒在蘆葦叢中方才停喘，
狂渴使我匍匐在這盈盈的水邊。
（按：詩句來自《水仙底斷片》，梁宗岱譯文）
上課了，先來一條語錄才開始。下課時，有時來一首打油詩：
啊，沉悶長課後猶流蕩著的溫柔，
課上完了，鄰座之愛亦溜走！
呵欠幾許，倦怠無力，但填滿了
溫柔地被壓成一團的學識……
（按：原詩句子的梁宗岱譯文：
啊，日力消沈後猶流蕩著的溫柔，
當他歸去了，終於給愛灼到紅溜，
慵倦，纏綿，而且還暖烘烘地炙手，
此中蘊蓄著無量數的寶藏……）
又有一天，另一個學生俯首在一杯清水上面，虔誠地誦讀：
芳泉，我底泉，冷清清平流著的水。
《水仙底斷片》（Les Fragments du Narcisse）得到這麼樣特別的寵愛，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朋友梁宗岱正好在翻譯，要介紹給中國的讀者認識。
聽他［用中文］朗讀《水仙辭》的時候，真使人感到好奇！他使用一種跳躍的聲音，抑揚頓挫，清脆奇異，像鈴聲顫抖，穿透出一種青檸檬的微妙酸味。
怎麼就聽出這是飽含柔軟與溫暖的瓦萊里音調！而梁宗岱信誓旦旦，說在漢語裡，同樣非常悅耳。
……
馬蒂諾在文章開頭，擺出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但很快便露出年輕人面目。她寫文章時不過二十二歲，離開大學不久。整篇文章滿溢青春氣息，不是一個曾經滄桑的人能寫出來的。寥寥幾筆，勾一勒出一個活鮮的梁宗岱形象，讓我們知道他不僅像法國大學生那樣上課，而且是校園文學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屬於崇拜瓦萊里的學生圈子。她筆下的梁宗岱正是我們所熟悉的梁宗岱，一個自信、直爽、開朗的詩人。同時也旁證了他翻譯《水仙辭》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白天黑夜都放在心上，掛在嘴邊，不管人家是否懂漢語，只顧高聲朗讀琢磨自己的譯文，其成功自有因由。
……
梁宗岱廁身在這群熱愛文學的大學生中，一起沈浸在“瓦萊里熱”中，單憑這種經歷已經能夠學習到很多文學的奧妙，何況他比其他同學多出一個優越條件，能夠親炙瓦萊里的身教言傳。馬蒂諾文章最後敘述索邦“瓦萊里熱”的最高潮：
我們勝利歡樂的日子，是居斯塔夫·柯恩先生在索邦大學講解《海濱墓園》那一天。這有點像一齣壓軸戲，我聽到教授以他的美麗而低沈的聲音開始朗讀：
這片平靜的房頂上有白鴿蕩漾。
它透過松林和墳叢，悸動而閃亮。（卞之琳譯文）
這時候，我不知道是怎樣的一種顫慄佔據了自己。絕對的靜寂，比起我們最專注聽課的時候更甚。這是一種既沈思又激動的靜寂。只有一個聲音，一個飽滿的聲音，不斷把我們沈浸在這首熟悉的詩歌裡，它的嶄新面貌使我們驚愕。正如我們聽同一首交響樂，從來不會有兩次相同那樣，這首詩朗讀得那麼出色，跟我們一樣帶著虔誠的崇敬來朗讀，在這座梯形教室裡突然獲得了一種簇新的色調和寬廣度。
講解對我們有幫助，但我們對這首詩足夠熟悉，不至於在某些細節上完全認同講課者的意見，這讓我們後來非常開心地互相之間你爭我論。
瓦萊里本人在課室裡，我們認出他在聽眾之中，像一個聽話的學生，專心聽人家解釋他的詩。我們偷偷地看他，他跟普通人無異，心中當然感到驚奇。然而，他的出現為我們的歡樂增加了一種十全十美的圓滿屬性。我們所處的狀態，是極度的狂熱。
柯恩先生講解之後，瓦萊里先生發言了。
他從座位一下子站起來，對教授表示感謝，對解說給予好評，闡釋了一個難點，或者不如說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對我們說，他的詩一經發表，便不再屬於他本人，任由我們以個人氣質去理解，將我們想要的東西放進去。我們要在自己的身體內，去吸收他送給我們的這件禮物所包含的內容。
我們青少年時期就養成愛上這些詩歌，毫無疑問，隨著感性變得更有自我意識，這些詩歌一定呈現出更深刻更珍貴的意義，事實已經是這樣。還是濟慈這麼寫道：“我們閱讀美文，在沒有到過作者到過的地方之前，永遠不會完整地領會。”我們能否指望走過瓦萊里走過的所有道路？他在路上撒下敏銳非凡的智慧。有誰知道呢？此時此刻，我們仍在尋尋覓覓，醉心於困難的事物，像太司特先生（按：M.Teste，瓦萊里筆下人物）的創造者那樣。
這次演講會很有名，居斯塔夫·柯恩（Gustave Cohen, 1879–1958）是一位文學史家和評論家，1925年起在索邦大學任講師，1932年被任命為教授。演講會在1928年2月24日星期五下午舉行。這是一次文學系課程，在最大的黎塞留梯形教室（Amphithéâtre Richelieu）舉行，有九百個座位。瓦萊里以普通聽眾身份靜悄悄出現在學生席上，但很快便被人認出。他的出現是一個謎，他的傳記作家雅雷第教授（Michel Jarrety）提出兩個解釋。一是他事前接到柯恩的邀請，但這樣一來，作為嘉賓，他沒有理由坐到學生中間去。另一個解釋是他在前一天晚上，曾經到過同一個梯形教室，參加一個政要名士群集的研討會，由國防部長主持，討論歐洲合作問題。可能在進出的時候，看到課程告示牌，一時好奇，第二天私下跑來參加。
馬蒂諾當時還年輕，又是瓦萊里迷，由開始到結束，只是一味感到興奮，卻不知道瓦萊里心中百感交集，回到家裡在日記寫下感想。他說自己當時好像分裂成兩個人，一個活著，另一個已經死亡，活著的人坐在學生席上，聆聽講壇上的老師講解死去的人的作品。他結束講話時，引用了《海濱墓園》的一句詩：“我在這裡吸吮自己未來的煙雲”（Je hume ici ma future fumée）。柯恩的演講經過整理後，次年一月刊登在《新法蘭西雜誌》上，1933年再印成單行本，瓦萊里為他寫了一篇序言，仍然堅持“任由讀者理解”。
馬蒂諾的文章沒有提及梁宗岱是否在場，既然他是文學系學生，又在翻譯瓦萊里的詩篇，沒有理由會錯過這樣的盛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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