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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朱光潛的《談文學》-2
2025/10/08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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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朱光潛的《談文學》-2
朱光潛翻譯的作品甚多，包含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黑格爾的《美學》、克羅齊的《美學原理》、萊辛的《拉奧孔》、約翰．彼得．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等。
在本書中，他寫的這一篇〈談翻譯〉應該可以視為一位專業譯者的現身說法，極具參考價值，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談文學
作者：朱光潛
出版社：五南圖書
出版日期：2021/5
朱光潛說：
學文學第一件事是要多玩索名家作品，其次是自己多練習寫作，如此才能親自嚐出其中甘苦，逐漸養成一種純正的文學趣味，學得一副文學家體驗人情物態的眼光和同情。到了這一步，文學的修養就大體算成功了。如果不在這上面下功夫，即使讀完任何討論文學的書籍也無濟於事。
這本書說淺一點不能算是文學入門，說深一點不能算是文學理論。主要是我學習文學的甘苦談。
……
【Excerpt】
〈談翻譯〉
……
談到翻譯，這並不是一件易事，據我個人的經驗，譯一本書比自己寫一本書要難得多。要譯一本書，起碼要把那本書懂得透澈。這不僅要懂文學，還須看懂文學後面的情理韻味。一般人說，學外國文只要有閱讀的能力就夠了，仿佛以爲這並不很難。其實閱讀就是一個難關。許多大學外文系教授翻譯的書仍不免錯誤百出，足見他們對於外國文閱讀的能力還不夠。我們常易過於自信，取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從頭讀到尾，便滿以為自己完全瞭解。可是到動手譯它時，便發現許多自以為瞭解的地方還沒有瞭解或是誤解。迅速的閱讀使我們無形中自己欺騙自己。因此，翻譯是學習外國文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訓練我們細心，增加我們對於語文的敏感，使我們透澈地瞭解原文，文學作品的精妙大半在語文的運用，對語文不肯仔細推敲斟酌，只抱著「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就只能得到一個粗枝大葉，決不能瞭解文學作品的精妙。
閱讀已是一個難關，翻譯在這上面又加上一個更大的難關，就是找恰當的中文字句把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閱讀只要精通西文，翻譯於精通西文之外，又要精通中文。許多精通西文而不精通中文的人所譯的書籍往往比原文還更難懂，這就未免失去翻譯的意義。
嚴又陵以爲譯事三難：信，達，雅。其實歸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辦到。原文「達」而「雅」，譯文不「達」不「雅」，那還是不「信」；如果原文不「達」不「雅」，譯文「達」而「雅」，過猶不及，那也還是不「信」。所謂「信」是對原文忠實，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達出來。有文學價値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機體，情感思想和語文風格必融為一體，聲音與意義也必欣合無間。所以對原文忠實，不僅是對浮面的字義忠實，對情感、思想、風格、聲音節奏等必同時忠實。稍有翻譯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極難的事。有些文學作品根本不可翻譯，尤其是詩（說詩可翻譯的人大概不懂得詩）。大部分文學作品雖可翻譯，譯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絕對的「信」只是一個理想，事實上很不易做到。但是我們必求儘量符合這個理想，在可能範圍之內不應該疏忽苟且。
「信」最難，原因甚多。頭一層是字義難徹底瞭解。字有種種不同方式的意義，一般人翻字典看書譯書，大半隻看到字的一種意義，可以叫作直指的或字典的意義（indicative or dictionary meaning）。比如指「火」的實物那一個名謂字，在中西各國文字雖各不相同，而所指的卻是同一實物，這就是古字典上所規定的。這種文字最基本的意義，最普遍也最粗淺。它最普遍，因為任何人對於它有大致相同的瞭解。它也最粗淺，因為它用得太久，好比舊銅錢，磨得光滑破爛，雖然還可用來在市場上打交易，事實上已沒有一點個性。在文學作品裡，每個字須有它的個性，它的特殊生命。所以文學家或是避免熟爛的字，或是雖用它而卻設法灌輸一種新生命給它。一個字所結的鄰家不同，意義也就不同。比如「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和「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兩詩中同有「江南」，而前詩的「江南」含有惜別的淒涼意味，後詩的「江南」卻含有風光清麗的意味。其次，一個字所占的位置不同，意義也就不同。比如杜甫的名句：「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有人疑這話不通，說應改爲「鸚鵡啄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其實這兩種說法意義本不相同。杜句著重點在「香稻」和「碧梧」（香稻是鸚鵡啄殘的那一粒，碧梧是鳳凰棲老的那一枝），改句著重點在「鸚鵡」和「鳳凰」（鸚鵡啄殘了香稻粒，鳳凰棲老了碧梧枝），杜甫也並非倒裝出奇，他當時所詠的主體原是香稻碧梧，而不是鸚鵡鳳凰。這種依鄰件不同和位置不同而得的意義在文學上最爲重要，可以叫作上下文決定的意義（contextual meaning）。這種意義在字典中不一定尋得出，我們必須玩索上下文才能明瞭。一個人如果沒有文學修養而又粗心，對於文字的這一種意義也難懂得透澈。
此外文字還有另一種意義，每個字在一國語文中都有很長久的歷史，在歷史過程中，它和許多事物情境發生聯想，和那一國的人民生活狀態打成一片，它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氛圍。各國各地的事物情境和人民生活狀態不同，同指一事物的字所引起的聯想和所打動的情趣也就不同。比如英文中fire, sea, Roland, castle, sport, shepherd, nightingale, rose之類字對於英國人所引起的心理反應和對於我們中國人所引起的心理反應大有分別。它們對於英國人意義較爲豐富。同理，中文中「風」、「月」、「江」、「湖」、「梅」、「菊」、「燕」、「碑」、「笛」、「僧」、「隱逸」、「禮」、「陰陽」之類字對於我們所引起的聯想和情趣也決不是西方人所能完全瞭解的。這可以叫作「聯想的意義」（associative meaning），它帶有特殊的情感的氛圍，甚深廣而微妙，在字典中無從找出，對文學卻極要緊。如果我們不熟悉一國的人情風俗和文化歷史背景，對於文字的這種意義也就茫然，尤其在翻譯時，這一種字義最不易應付。有時根本沒有相當的字，比如外國文中沒有一個字恰當於我們的「禮」，中文沒有一個字恰當於英文的「gentleman」。有時表面上雖有相當的字，而這字在兩國文字中情感氛圍，聯想不同。比如我們儘管以「海」譯「sea」或是以「willow」譯「柳」，所譯的只是字典的直指的意義，「sea」字在英文中，「柳」字在中文中的特殊情感氛圍則無從譯出。
外國文學最難瞭解和翻譯的第一是聯想的意義，其次就是聲音美。字有音有義，一般人把音義分作兩件事，以為它們各不相關。在近代西方，詩應重音抑應重義的問題爭論得很劇烈。「純詩」派以爲意義打動理想，聲音直接打動感官，詩應該逼近音樂，力求聲音和美，至於意義則無關宏旨。反對這一說的人則以為詩根本不是音樂，我們決不能為聲音而犧牲意義。其實這種爭執起於誤解語言的性質。語言都必有意義，而語言的聲音不同，效果不同，則意義就不免有分別。換句話說，聲音多少可以影響意義。舉一個簡單的例來說，「他又來了」和「他來了又去了」兩句話中都用「又」字，因爲腔調著重點不同，上句的「又」字和下句的「又」字在意義上就微有區別。作詩填詞的人都知道一個字的平仄不同，開齊合撮不同，發音的器官不同，在效果上往往懸殊很大。散文對於聲音雖沒有詩講究得那麼精微，卻也不能抹殺。中西文字在聲音上懸殊很大，最顯著的是中文有，而西文沒有四聲的分別，中文字盡單音，西文字多複音；中文多諧聲字，西文少諧聲字。因此，無論是以中文譯西文或是以西文譯中文，過著聲音上的微妙處，我們都不免束手無策。原文句子的聲音很幽美，譯文常不免佶屈聱牙；原文意味深長，譯文常不免索然無味。文字傳神，大半要靠聲音節奏。聲音節奏是情感風趣最直接的表現。對於文學作品無論是閱讀或是翻譯，如果沒有抓住它的聲音節奏，就不免把它的精華完全失去。但是抓住聲音節奏是一件極難的事。
以上是文字的四種最重要的意義，此外還有兩種次要的，第一種是「歷史沿革的意義」
（historic meanging）。字有歷史，即有生長變遷。中國文言和白話在用字上分別很大，閱讀古書需要特殊的訓練，西文因爲語文接近，文字變遷得更快。四百年前（略當於晚明）的文字已古奥不易讀，就是十八世紀的文字距今雖只一百餘年，如果完全用現行字義去解，也往往陷於誤謬。西文字典學比較發達，某字從某時代變更意義或新起一意義。常有例證可考。如果對文字沿革略有基礎而又肯勤翻詳載字源的字典，這一層困難就可以免除。許多譯者在這方面不注意，所以翻譯較古的書常發生錯誤。
其次，文字是有生命的東西，有時歡喜開一點玩笑，要一點花槍。離奇的比譬可以使一個字的引申義與原義貌不相關，某一行業的隱語可以變成各階級的普通話，文字遊戲可以使兩個本不相關而只有一點可笑的類似點的字湊合在一起，一種偶然的使用可以變成一個典故，如此等類的情境所造成的文字的特殊意義可以叫作「習慣語的意義」（idiomatic meaning）。普通所謂「土語」（slang）也可以納於這一類。這一類字義對於初學是一個大難關。瞭解既不易，翻譯更難。英文的習慣語和土語勉強用英文來解釋，還不免失去原有的意味：如果用中文來譯，除非是有恰巧相當的陳語，意味更索然了。
從事翻譯者必須明瞭文字意義有以上幾種分別，遇到一部作品，須揣摩那裡所用的文字是否有特殊的時代、區域或階級上的習慣，特殊的聯想和情感氛圍，上下文所烘托成的特殊「陰影」（nuance），要把它們所有的可能的意義都咀嚼出來，然後才算透懂那部作品，這不是易事，它需要很長久的文字訓練和文學修養。看書和譯書都必有勤翻字典的習慣，可是根底不夠的人完全信任字典，也難免誤事，他只能得一知半解，文字的精妙處實無從領會。一般英漢字典尤其不可靠，因爲編譯者大半並不精通外國文，有時轉抄日譯，以訛傳訛。普通這一類字典每頁上難免有幾個錯誤或不精確處。單舉一兩個極普通的字來說，在中國一般學生心裡，pride只是「驕傲」，envy只是「妒忌」，satisfactory只是「滿意」。其實「驕傲」和「妒忌」在中文裡含義都不很好，而pride「尊榮心」和envy「欣羨」在英文裡卻有很好的意思，至於satisfactory所「滿」的並不一定是「意」，通常只應譯爲「圓滿」。這種不正確的知解都是中了壞字典的毒。
上文只就文字的意義來說，困難已經夠多了，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語句的組織，又可發現其他更大的困難。拿中文和西文來比較，語句組織上的懸殊很大。先說文法。中文也並非沒有文法，只是中文的彈性比較大，許多虛字可用可不用，字與詞的位置有時可隨意頸倒，沒有西文法那麼謹嚴。因此，意思有時不免含糊，雖然它可以做得很簡練。其次，中文少用複句和插句，往往一義自成一句，特點在簡單明瞭，但是沒有西文那樣能隨情思曲折、變化而現出輕重疾徐，有時不免失之鬆散平滑。總之，中文以簡練直截見長，西文以繁複綿密見長，西文一長句所包含的意思用中文來表達，往往需要幾個單句才行。這對於閱讀比較費力。初學西文者看見一長句中包含許多短句或子句，一意未完又插入另一意，一個曲折之後又一個曲折，不免覺得置身五里霧中，一切都朦朧幻變，捉摸不住。其實西文語句組織儘管如何繁複曲折，文法必定有線索可尋，把文法一分析，一切都了如指掌。所以中國人學西文必須熟悉文法，常做分析句子的練習，使一字一句在文法上都有著落，意義就自然醒豁了。這並非難事，只要下過一兩年切實仔細的工夫就可以辦到。翻譯上的錯誤不外兩種：不是上文所說的字義的誤解，就是語句的文法組織沒有弄清楚。這兩種錯誤第一種比較難免，因為文字意義的徹底瞭解需要長久的深廣的修養，多讀書，多寫作，多思考，才可以達到：至於語句文法組織有一種規律可循，只要找一部較可靠的文法把它懂透記熟，一切就可迎刃而解。所以翻譯在文法組織上的錯誤是不可原恕的，但是最常見的錯誤也起於文法上的忽略。
……
……在這裡我們可以趁便略談直譯和意譯的爭執。所謂「直譯」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譯，有一字一句就譯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動。所謂「意譯」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達出來。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直譯」偏重對於原文的忠實，「意譯」偏重譯文語氣的順暢。哪一種是最妥當的譯法，人們爭執得很厲害。依我看，直譯和意譯的分別根本不應存在。忠實的翻譯必定能儘量表達原文的意思。思想感情與語言是一致的，相隨而變的，一個意思只有一個精確的說法，換一個說法，意味就完全不同。所以想儘量表達原文的意思，必須儘量保存原文的語句組織。因此，直譯不能不是意譯，而意譯也不能不是直譯。不過同時我們也要顧到中西文的習慣不同，在儘量保存原文的意蘊與風格之中，譯文仍應是讀得順
口的中文。以相當的中國語文習慣代替西文語句習慣，而能儘量表達原文的意蘊，這也並無害於「直」。總之，理想的翻譯是文從字順的直譯。
一般人所謂直譯有時含有一種不好的意思，就是中西文都不很精通的翻譯者，不能融會中西文的語句組織，又不肯細心推敲，西文某種說法恰當於中文某種說法，一面翻字典，一面看原文，用生吞活剝的辦法，勉強照西文字面順次譯下去，結果譯文既不通順，又不能達原文的意思。許多這一類的譯品讀起來佶屈聱牙，遠比讀原文困難，讀者費很大的氣力還抓不住一段文章的意思。嚴格地說，這並不能算是直譯。
一般人所謂意譯也有時含有一種不好的意思：就是不求精確，只粗枝大葉地摘取原文大意，有時原文不易瞭解或不易翻譯處，便索性把它刪去，有時原文須加解釋意思才醒豁處，便硬加一些話進去。林琴南是這派意譯的代表。他本不通西文，只聽旁人講解原文大意，便用唐人小說體的古文敷衍成一部譯品。他的努力不無可欽佩處，可是他是一個最不忠實的譯者。從他的譯文中見不出原文的風格。較早的佛典翻譯如《佛教遺經》和《四十二章經》之類，讀起來好像中國著
述，思想和文章風格都很像是從印度來的。英國人譯布瓦洛（Boileau）的《詩藝》，遇著原文所舉的法國文學例證，都改用英國文學例證代替。英美人譯中國詩常隨意增加原文所沒有的話，以求強合音律。這些都不足爲訓，只是「亂譯」。
提起「改譯」，人們都會聯想到英人Fitzgerald所譯的波斯詩人奧馬康顏的《勸酒行》。據說這詩的譯文比原文還好，假如這樣，那便不是翻譯而是創作。譯者只是從原詩得到一種靈感，根據它的大意，而自己創作一首詩。近來我國人譯西方戲劇，也有採用這種辦法的。我們對於這一類成功嘗試不必反對，不過從翻譯的立場說，我們還是要求對原文儘量的忠實。縱非「改譯」，好的翻譯仍是一種創作。因爲文學作品以語文表達情感思想，情感思想的佳妙處必從語文見出。作者須費一番苦心才能使思想情感凝定於語文，語文妥帖了，作品才算成就。譯者也必須經過同樣的過程。第一步須設身處在作者的地位，透入作者的心竅，和他同樣感，同樣想，同樣地努力使所感所想凝定於語文。所不同者作者是用他的本國語文去凝定他的情感思想，而譯者除瞭解欣賞這情感思想的語文的融貫體之外，還要把它移植於另一國語文。使所用的另一國語文和那情感思想融成一個新的作品。因爲這個緣故，翻譯比自著較難：也因爲這個緣故，只有文學家才能勝任翻譯文學作品。
朱光潛翻譯的作品甚多，包含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黑格爾的《美學》、克羅齊的《美學原理》、萊辛的《拉奧孔》、約翰．彼得．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等。
在本書中，他寫的這一篇〈談翻譯〉應該可以視為一位專業譯者的現身說法，極具參考價值，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談文學
作者：朱光潛
出版社：五南圖書
出版日期：2021/5
朱光潛說：
學文學第一件事是要多玩索名家作品，其次是自己多練習寫作，如此才能親自嚐出其中甘苦，逐漸養成一種純正的文學趣味，學得一副文學家體驗人情物態的眼光和同情。到了這一步，文學的修養就大體算成功了。如果不在這上面下功夫，即使讀完任何討論文學的書籍也無濟於事。
這本書說淺一點不能算是文學入門，說深一點不能算是文學理論。主要是我學習文學的甘苦談。
……
【Excerpt】
〈談翻譯〉
……
談到翻譯，這並不是一件易事，據我個人的經驗，譯一本書比自己寫一本書要難得多。要譯一本書，起碼要把那本書懂得透澈。這不僅要懂文學，還須看懂文學後面的情理韻味。一般人說，學外國文只要有閱讀的能力就夠了，仿佛以爲這並不很難。其實閱讀就是一個難關。許多大學外文系教授翻譯的書仍不免錯誤百出，足見他們對於外國文閱讀的能力還不夠。我們常易過於自信，取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從頭讀到尾，便滿以為自己完全瞭解。可是到動手譯它時，便發現許多自以為瞭解的地方還沒有瞭解或是誤解。迅速的閱讀使我們無形中自己欺騙自己。因此，翻譯是學習外國文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訓練我們細心，增加我們對於語文的敏感，使我們透澈地瞭解原文，文學作品的精妙大半在語文的運用，對語文不肯仔細推敲斟酌，只抱著「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就只能得到一個粗枝大葉，決不能瞭解文學作品的精妙。
閱讀已是一個難關，翻譯在這上面又加上一個更大的難關，就是找恰當的中文字句把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閱讀只要精通西文，翻譯於精通西文之外，又要精通中文。許多精通西文而不精通中文的人所譯的書籍往往比原文還更難懂，這就未免失去翻譯的意義。
嚴又陵以爲譯事三難：信，達，雅。其實歸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辦到。原文「達」而「雅」，譯文不「達」不「雅」，那還是不「信」；如果原文不「達」不「雅」，譯文「達」而「雅」，過猶不及，那也還是不「信」。所謂「信」是對原文忠實，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達出來。有文學價値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機體，情感思想和語文風格必融為一體，聲音與意義也必欣合無間。所以對原文忠實，不僅是對浮面的字義忠實，對情感、思想、風格、聲音節奏等必同時忠實。稍有翻譯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極難的事。有些文學作品根本不可翻譯，尤其是詩（說詩可翻譯的人大概不懂得詩）。大部分文學作品雖可翻譯，譯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絕對的「信」只是一個理想，事實上很不易做到。但是我們必求儘量符合這個理想，在可能範圍之內不應該疏忽苟且。
「信」最難，原因甚多。頭一層是字義難徹底瞭解。字有種種不同方式的意義，一般人翻字典看書譯書，大半隻看到字的一種意義，可以叫作直指的或字典的意義（indicative or dictionary meaning）。比如指「火」的實物那一個名謂字，在中西各國文字雖各不相同，而所指的卻是同一實物，這就是古字典上所規定的。這種文字最基本的意義，最普遍也最粗淺。它最普遍，因為任何人對於它有大致相同的瞭解。它也最粗淺，因為它用得太久，好比舊銅錢，磨得光滑破爛，雖然還可用來在市場上打交易，事實上已沒有一點個性。在文學作品裡，每個字須有它的個性，它的特殊生命。所以文學家或是避免熟爛的字，或是雖用它而卻設法灌輸一種新生命給它。一個字所結的鄰家不同，意義也就不同。比如「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和「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兩詩中同有「江南」，而前詩的「江南」含有惜別的淒涼意味，後詩的「江南」卻含有風光清麗的意味。其次，一個字所占的位置不同，意義也就不同。比如杜甫的名句：「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有人疑這話不通，說應改爲「鸚鵡啄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其實這兩種說法意義本不相同。杜句著重點在「香稻」和「碧梧」（香稻是鸚鵡啄殘的那一粒，碧梧是鳳凰棲老的那一枝），改句著重點在「鸚鵡」和「鳳凰」（鸚鵡啄殘了香稻粒，鳳凰棲老了碧梧枝），杜甫也並非倒裝出奇，他當時所詠的主體原是香稻碧梧，而不是鸚鵡鳳凰。這種依鄰件不同和位置不同而得的意義在文學上最爲重要，可以叫作上下文決定的意義（contextual meaning）。這種意義在字典中不一定尋得出，我們必須玩索上下文才能明瞭。一個人如果沒有文學修養而又粗心，對於文字的這一種意義也難懂得透澈。
此外文字還有另一種意義，每個字在一國語文中都有很長久的歷史，在歷史過程中，它和許多事物情境發生聯想，和那一國的人民生活狀態打成一片，它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氛圍。各國各地的事物情境和人民生活狀態不同，同指一事物的字所引起的聯想和所打動的情趣也就不同。比如英文中fire, sea, Roland, castle, sport, shepherd, nightingale, rose之類字對於英國人所引起的心理反應和對於我們中國人所引起的心理反應大有分別。它們對於英國人意義較爲豐富。同理，中文中「風」、「月」、「江」、「湖」、「梅」、「菊」、「燕」、「碑」、「笛」、「僧」、「隱逸」、「禮」、「陰陽」之類字對於我們所引起的聯想和情趣也決不是西方人所能完全瞭解的。這可以叫作「聯想的意義」（associative meaning），它帶有特殊的情感的氛圍，甚深廣而微妙，在字典中無從找出，對文學卻極要緊。如果我們不熟悉一國的人情風俗和文化歷史背景，對於文字的這種意義也就茫然，尤其在翻譯時，這一種字義最不易應付。有時根本沒有相當的字，比如外國文中沒有一個字恰當於我們的「禮」，中文沒有一個字恰當於英文的「gentleman」。有時表面上雖有相當的字，而這字在兩國文字中情感氛圍，聯想不同。比如我們儘管以「海」譯「sea」或是以「willow」譯「柳」，所譯的只是字典的直指的意義，「sea」字在英文中，「柳」字在中文中的特殊情感氛圍則無從譯出。
外國文學最難瞭解和翻譯的第一是聯想的意義，其次就是聲音美。字有音有義，一般人把音義分作兩件事，以為它們各不相關。在近代西方，詩應重音抑應重義的問題爭論得很劇烈。「純詩」派以爲意義打動理想，聲音直接打動感官，詩應該逼近音樂，力求聲音和美，至於意義則無關宏旨。反對這一說的人則以為詩根本不是音樂，我們決不能為聲音而犧牲意義。其實這種爭執起於誤解語言的性質。語言都必有意義，而語言的聲音不同，效果不同，則意義就不免有分別。換句話說，聲音多少可以影響意義。舉一個簡單的例來說，「他又來了」和「他來了又去了」兩句話中都用「又」字，因爲腔調著重點不同，上句的「又」字和下句的「又」字在意義上就微有區別。作詩填詞的人都知道一個字的平仄不同，開齊合撮不同，發音的器官不同，在效果上往往懸殊很大。散文對於聲音雖沒有詩講究得那麼精微，卻也不能抹殺。中西文字在聲音上懸殊很大，最顯著的是中文有，而西文沒有四聲的分別，中文字盡單音，西文字多複音；中文多諧聲字，西文少諧聲字。因此，無論是以中文譯西文或是以西文譯中文，過著聲音上的微妙處，我們都不免束手無策。原文句子的聲音很幽美，譯文常不免佶屈聱牙；原文意味深長，譯文常不免索然無味。文字傳神，大半要靠聲音節奏。聲音節奏是情感風趣最直接的表現。對於文學作品無論是閱讀或是翻譯，如果沒有抓住它的聲音節奏，就不免把它的精華完全失去。但是抓住聲音節奏是一件極難的事。
以上是文字的四種最重要的意義，此外還有兩種次要的，第一種是「歷史沿革的意義」
（historic meanging）。字有歷史，即有生長變遷。中國文言和白話在用字上分別很大，閱讀古書需要特殊的訓練，西文因爲語文接近，文字變遷得更快。四百年前（略當於晚明）的文字已古奥不易讀，就是十八世紀的文字距今雖只一百餘年，如果完全用現行字義去解，也往往陷於誤謬。西文字典學比較發達，某字從某時代變更意義或新起一意義。常有例證可考。如果對文字沿革略有基礎而又肯勤翻詳載字源的字典，這一層困難就可以免除。許多譯者在這方面不注意，所以翻譯較古的書常發生錯誤。
其次，文字是有生命的東西，有時歡喜開一點玩笑，要一點花槍。離奇的比譬可以使一個字的引申義與原義貌不相關，某一行業的隱語可以變成各階級的普通話，文字遊戲可以使兩個本不相關而只有一點可笑的類似點的字湊合在一起，一種偶然的使用可以變成一個典故，如此等類的情境所造成的文字的特殊意義可以叫作「習慣語的意義」（idiomatic meaning）。普通所謂「土語」（slang）也可以納於這一類。這一類字義對於初學是一個大難關。瞭解既不易，翻譯更難。英文的習慣語和土語勉強用英文來解釋，還不免失去原有的意味：如果用中文來譯，除非是有恰巧相當的陳語，意味更索然了。
從事翻譯者必須明瞭文字意義有以上幾種分別，遇到一部作品，須揣摩那裡所用的文字是否有特殊的時代、區域或階級上的習慣，特殊的聯想和情感氛圍，上下文所烘托成的特殊「陰影」（nuance），要把它們所有的可能的意義都咀嚼出來，然後才算透懂那部作品，這不是易事，它需要很長久的文字訓練和文學修養。看書和譯書都必有勤翻字典的習慣，可是根底不夠的人完全信任字典，也難免誤事，他只能得一知半解，文字的精妙處實無從領會。一般英漢字典尤其不可靠，因爲編譯者大半並不精通外國文，有時轉抄日譯，以訛傳訛。普通這一類字典每頁上難免有幾個錯誤或不精確處。單舉一兩個極普通的字來說，在中國一般學生心裡，pride只是「驕傲」，envy只是「妒忌」，satisfactory只是「滿意」。其實「驕傲」和「妒忌」在中文裡含義都不很好，而pride「尊榮心」和envy「欣羨」在英文裡卻有很好的意思，至於satisfactory所「滿」的並不一定是「意」，通常只應譯爲「圓滿」。這種不正確的知解都是中了壞字典的毒。
上文只就文字的意義來說，困難已經夠多了，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語句的組織，又可發現其他更大的困難。拿中文和西文來比較，語句組織上的懸殊很大。先說文法。中文也並非沒有文法，只是中文的彈性比較大，許多虛字可用可不用，字與詞的位置有時可隨意頸倒，沒有西文法那麼謹嚴。因此，意思有時不免含糊，雖然它可以做得很簡練。其次，中文少用複句和插句，往往一義自成一句，特點在簡單明瞭，但是沒有西文那樣能隨情思曲折、變化而現出輕重疾徐，有時不免失之鬆散平滑。總之，中文以簡練直截見長，西文以繁複綿密見長，西文一長句所包含的意思用中文來表達，往往需要幾個單句才行。這對於閱讀比較費力。初學西文者看見一長句中包含許多短句或子句，一意未完又插入另一意，一個曲折之後又一個曲折，不免覺得置身五里霧中，一切都朦朧幻變，捉摸不住。其實西文語句組織儘管如何繁複曲折，文法必定有線索可尋，把文法一分析，一切都了如指掌。所以中國人學西文必須熟悉文法，常做分析句子的練習，使一字一句在文法上都有著落，意義就自然醒豁了。這並非難事，只要下過一兩年切實仔細的工夫就可以辦到。翻譯上的錯誤不外兩種：不是上文所說的字義的誤解，就是語句的文法組織沒有弄清楚。這兩種錯誤第一種比較難免，因為文字意義的徹底瞭解需要長久的深廣的修養，多讀書，多寫作，多思考，才可以達到：至於語句文法組織有一種規律可循，只要找一部較可靠的文法把它懂透記熟，一切就可迎刃而解。所以翻譯在文法組織上的錯誤是不可原恕的，但是最常見的錯誤也起於文法上的忽略。
……
……在這裡我們可以趁便略談直譯和意譯的爭執。所謂「直譯」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譯，有一字一句就譯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動。所謂「意譯」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達出來。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直譯」偏重對於原文的忠實，「意譯」偏重譯文語氣的順暢。哪一種是最妥當的譯法，人們爭執得很厲害。依我看，直譯和意譯的分別根本不應存在。忠實的翻譯必定能儘量表達原文的意思。思想感情與語言是一致的，相隨而變的，一個意思只有一個精確的說法，換一個說法，意味就完全不同。所以想儘量表達原文的意思，必須儘量保存原文的語句組織。因此，直譯不能不是意譯，而意譯也不能不是直譯。不過同時我們也要顧到中西文的習慣不同，在儘量保存原文的意蘊與風格之中，譯文仍應是讀得順
口的中文。以相當的中國語文習慣代替西文語句習慣，而能儘量表達原文的意蘊，這也並無害於「直」。總之，理想的翻譯是文從字順的直譯。
一般人所謂直譯有時含有一種不好的意思，就是中西文都不很精通的翻譯者，不能融會中西文的語句組織，又不肯細心推敲，西文某種說法恰當於中文某種說法，一面翻字典，一面看原文，用生吞活剝的辦法，勉強照西文字面順次譯下去，結果譯文既不通順，又不能達原文的意思。許多這一類的譯品讀起來佶屈聱牙，遠比讀原文困難，讀者費很大的氣力還抓不住一段文章的意思。嚴格地說，這並不能算是直譯。
一般人所謂意譯也有時含有一種不好的意思：就是不求精確，只粗枝大葉地摘取原文大意，有時原文不易瞭解或不易翻譯處，便索性把它刪去，有時原文須加解釋意思才醒豁處，便硬加一些話進去。林琴南是這派意譯的代表。他本不通西文，只聽旁人講解原文大意，便用唐人小說體的古文敷衍成一部譯品。他的努力不無可欽佩處，可是他是一個最不忠實的譯者。從他的譯文中見不出原文的風格。較早的佛典翻譯如《佛教遺經》和《四十二章經》之類，讀起來好像中國著
述，思想和文章風格都很像是從印度來的。英國人譯布瓦洛（Boileau）的《詩藝》，遇著原文所舉的法國文學例證，都改用英國文學例證代替。英美人譯中國詩常隨意增加原文所沒有的話，以求強合音律。這些都不足爲訓，只是「亂譯」。
提起「改譯」，人們都會聯想到英人Fitzgerald所譯的波斯詩人奧馬康顏的《勸酒行》。據說這詩的譯文比原文還好，假如這樣，那便不是翻譯而是創作。譯者只是從原詩得到一種靈感，根據它的大意，而自己創作一首詩。近來我國人譯西方戲劇，也有採用這種辦法的。我們對於這一類成功嘗試不必反對，不過從翻譯的立場說，我們還是要求對原文儘量的忠實。縱非「改譯」，好的翻譯仍是一種創作。因爲文學作品以語文表達情感思想，情感思想的佳妙處必從語文見出。作者須費一番苦心才能使思想情感凝定於語文，語文妥帖了，作品才算成就。譯者也必須經過同樣的過程。第一步須設身處在作者的地位，透入作者的心竅，和他同樣感，同樣想，同樣地努力使所感所想凝定於語文。所不同者作者是用他的本國語文去凝定他的情感思想，而譯者除瞭解欣賞這情感思想的語文的融貫體之外，還要把它移植於另一國語文。使所用的另一國語文和那情感思想融成一個新的作品。因爲這個緣故，翻譯比自著較難：也因爲這個緣故，只有文學家才能勝任翻譯文學作品。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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